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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
1956年生于湖北武汉；1973-1974 河南叶县田庄公社张申庄大队插队；1975.1-1978.3解放军空军航空兵14师41团机务一中队服役；1978.4-1978.9河南平顶山高压开关厂成品车间当车工；1978.10-1982.7 吉林大学历史系；1982.9-1985.7 吉林大学研究生院；1985至今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主要著作：《萨特》、《取静集》、《时空游走：历史与现实的对话》、《雷颐自选集》、《被延误的现代化》。翻译文集：《中国现代思潮中的唯科学主义》、《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与人合译)
雷颐的履历表里，1978年写得分外详细。
“这一年前3个月我还在当兵，中间退伍当了5个月工人，最后4个月成了大学生。个人命运与时代命运紧密相连，在这一年表现得太明显了。”
起于草莽，这一代学者似乎注定要把眼光投向书斋之外，“对于社会生活中的一些话题，总是忍不住想要发言”。
历史随笔是他从书斋投向现实的集束光柱，在他凌乱的书房里，他笑呵呵地说，专业学术研究靠勤奋，而写随笔才是恣意并且“需要灵感”的一件事情。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常常令他想起案头研究中的旧人旧事，想起那些深藏于历史缝隙的矛盾、困惑和思考，2007年春天，他将自己几年来发表的历史随笔结集出版，取名《历史的裂缝——近代中国与幽暗人性》。
高考英语连抄带蒙得了14分
1977年初秋，雷颐作为一名维修飞机的地勤兵在福州军区空军服役。这时传来要恢复高考的“小道消息”。大家虽都将信将疑，却也忍不住奔走相告。消息最终得到确认，然而他所在的部队却没有名额，“那时我当兵已满3年，就动了退伍考学的念头。”
1978年元月，他利用探亲假，在回家途中专门去到自己的出生地武汉，特地跑到武汉大学看了看。“学校美得像公园一样，许多大学生在专心读书、背书。”
当年3月他顺利退伍。当兵前他是从河南叶县作为“插队知青”走的，退伍后就回到了离叶县很近的平顶山高压开关厂，在成品车间当车工。
“我师傅是省级劳模，每天提前20分钟上班，我不得不比他去得更早。他每天推迟半个小时下班，我必须比他再晚走十几分钟。”
每天午饭后有几十分钟休息时间，他就躺在机床旁边的长条凳子上背书，有时实在太困，背着背着就睡着了。“车间里机器轰鸣，面对面说话都听不清，却一点没吵醒我，实在是太困了。师傅肯定知道我的辛苦，也不喊醒我，几次都是车间主任把我推醒，醒后怪不好意思的。”
一天，他忽然听一位也准备参加高考的工友说，有人得到消息，如果不参加英语考试就没有资格上重点大学，只要参加考试，哪怕是零分，也可以上重点大学。
虽然他那时连26个英文字母都认不全，还是赶紧跑到高招办，申明自己要考英语。
英语考试前一天的晚上，他找到一位英语老师，请他把“紧跟华主席，进行新长征”和“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两句最流行的“政话语”译成英语，背了又背。
拿到试卷，却怎么也找不到这两句话。
“试卷我一句都看不懂，好在还有不少选择题，我就乱选一气。跟我同桌的考生在卷子上写个不停，显得很懂的样子，周围的人就开始抄他的，我也抄了几句，但是抄的是什么，完全不知道。连抄带蒙，我的英语总共才得了14分。”
不参加英语考试就不能上重点大学，最后也被确认为谣传。雷颐最终如愿成为吉林大学78级历史系学生。
这一年千千万万人的命运同他一样发生了重要转变，知青返城、右派平反、许多冤假错案得以纠正。“我们那一代人都是‘单位人’、‘政治人’，老百姓的生活深受时局变动的影响，因而个个都‘政治过敏’，报纸上中央领导的排名顺序，大家都背得滚瓜烂熟，稍有变化，都很关注。”
如果我们认真去读近代史
学历史是为了“曲线救国”，他真正的目标是当作家，“我们这代人深受高尔基影响，认为搞文学创作更重要的是社会阅历，当时报了一个谁都没想到的考古专业，图的就是大多数时间在野外，可以积累创作素材、增加社会阅历。”
没想到考古专业录取分数非常高，他最终被历史系历史专业录取了。
“一开始我的兴趣在外国史，后来上中国近代史，听着听着，就觉得80年代初那个环境跟近代中国非常相像，很有意思。都是闭关锁国了很长时间，突然开放，一下子有很多争论和迷惑。很快我的专业兴趣就转到中国近代史了。”
在他看来，读中国近代史，对于理解中国现实极有帮助，“如果我们认认真真地读中国近代史，后来好多的不必要的争论曲折实际上是可以避免的。”《历史的裂缝》一书中有篇文章讲李鸿章修铁路，自1872年首倡，至1886年方才得到清廷正式批准，其间洋务派与保守派展开了铁路建设“姓共(和)还是姓君(主)”的大讨论。
这篇文章是他做洋务运动研究的副产品，他常常会在书桌前产生时空交错之感，“现实和历史研究是可以互动的，因为现实总是历史的延伸。什么东西都要问一个姓什么，呵呵，这个情况，像不像‘文革’的时候，‘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无论什么事情，首先要问一个‘姓社还是姓资’?现在这样的争论恐怕还在。”
他最近做的晚清电报局研究为这个争论做了一个风趣的补充，“保守派把电报和忠孝联系在一起了，用电报就是不忠不孝，因为用电报要在地下挖很深，这个东西是连通地脉的，惊扰地脉就会惊扰祖坟，这就是大不孝、大不忠。”
研究历史，局限于文本是非常危险的
与多数历史学家静守书斋不同，雷颐总是热切地把身子探出窗外。开博客、写随笔、在报刊上撰写评论文章，甚至开设大众历史讲座，就差上“百家讲坛”了。
徐友渔先生写文章称赞雷颐“会讲故事”，三言两语，便勾勒出那时情势，字里行间的弦外之音，由读者自己体味。
在雷颐看来，把历史说给大众听，也是历史研究者的一种使命。“白寿彝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老先生1961年写的，1980年又拿出来发表，因为情况始终没有得到改善，就是有感于史学界不会讲故事，他号召大家向司马迁学习，‘要使我们的作品能吸引人，能让人爱看，才能发生更大的效果。’其实从古希腊起，历史都是以叙事为主，你把事情叙述清楚了，根本不需要你去下结论，读者自然就能体会。”
在历史文本之外，他也提醒学界关注藏于民间的、日常生活中的历史记录。“研究历史一定要透过文本，局限于文本是非常危险的。”
“有些比较年轻的学者，研究当代史的，他看到1958年《人民日报》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那些报道，说人民公社怎么好怎么好，然后就通过这个文本得出一些很可怕的结论，这真是很糟糕的。我们都知道，那时报纸上的宣传都是最冠冕堂皇、最正面的，你用这个来做研究，怎么能够知道真相?历史研究一定要透过文本，看看文本背后究竟是什么样?要看看这套理论究竟用来做了什么，要达到什么目的。”
他写过一篇文章叫《DV改变历史行为》，为当下百姓对历史记录的参与喝彩。
“影像记录是最生动、最真实的，但是立场不同视角也不同。过去我们看到的都是一种类似于官方视角的东西，但是DV给了普通人记录历史的可能”。
“我在凤凰卫视看到一个民间人士拍的DV，讲一个女菜贩如何在社区里偷偷卖菜，跟城管打游击，如何用赚来的钱维持家人的生计，拍得非常真实，这个里面有一种同情。呵呵，这个跟我们在新闻里看的，治理城市面貌，把无照小贩曝光的那种视角是完全不同的。往大了说，其实就是对历史的两种不同记录。”
人物周刊：挺佩服你们这代人的。被生活耽误了好多，但是后来都补齐了，像我们这种按部就班上学的，反而越来越没有爆发力。
雷颐：有一句话叫“千顷地一棵苗”，实际上我们的成就是以大量同龄人的牺牲为衬托的。我们中间的大部分人下乡后没考上大学，回城很晚，岁数也大了，没什么文化，都是做着最差的工作，大多数早早地下岗了。我写过这方面的文章，特别强调绝对不能把少数的成功者作为这一代人的代表，不能忘记那些被牺牲掉的绝大多数。不能以少数人的历史来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历史，这是一种不公平，一定要警惕这一点。
人物周刊：您一直致力于历史真相的研究和传播，但是历史研究还有很多敏感地带。从您的角度来讲，怎么平衡这个尴尬呢?
雷颐：从个人来说，我觉得只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做而已。但是从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考虑，我非常希望有关部门能够放宽尺度。我写文章反复谈到遗忘历史、回避历史、篡改历史的可怕之处，“当过去不再昭示未来，心灵便在黑暗中行走”，这是19世纪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的一句名言，值得我们深思。
1956年生于湖北武汉；1973-1974 河南叶县田庄公社张申庄大队插队；1975.1-1978.3解放军空军航空兵14师41团机务一中队服役；1978.4-1978.9河南平顶山高压开关厂成品车间当车工；1978.10-1982.7 吉林大学历史系；1982.9-1985.7 吉林大学研究生院；1985至今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主要著作：《萨特》、《取静集》、《时空游走：历史与现实的对话》、《雷颐自选集》、《被延误的现代化》。翻译文集：《中国现代思潮中的唯科学主义》、《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与人合译)
雷颐的履历表里，1978年写得分外详细。
“这一年前3个月我还在当兵，中间退伍当了5个月工人，最后4个月成了大学生。个人命运与时代命运紧密相连，在这一年表现得太明显了。”
起于草莽，这一代学者似乎注定要把眼光投向书斋之外，“对于社会生活中的一些话题，总是忍不住想要发言”。
历史随笔是他从书斋投向现实的集束光柱，在他凌乱的书房里，他笑呵呵地说，专业学术研究靠勤奋，而写随笔才是恣意并且“需要灵感”的一件事情。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常常令他想起案头研究中的旧人旧事，想起那些深藏于历史缝隙的矛盾、困惑和思考，2007年春天，他将自己几年来发表的历史随笔结集出版，取名《历史的裂缝——近代中国与幽暗人性》。
高考英语连抄带蒙得了14分
1977年初秋，雷颐作为一名维修飞机的地勤兵在福州军区空军服役。这时传来要恢复高考的“小道消息”。大家虽都将信将疑，却也忍不住奔走相告。消息最终得到确认，然而他所在的部队却没有名额，“那时我当兵已满3年，就动了退伍考学的念头。”
1978年元月，他利用探亲假，在回家途中专门去到自己的出生地武汉，特地跑到武汉大学看了看。“学校美得像公园一样，许多大学生在专心读书、背书。”
当年3月他顺利退伍。当兵前他是从河南叶县作为“插队知青”走的，退伍后就回到了离叶县很近的平顶山高压开关厂，在成品车间当车工。
“我师傅是省级劳模，每天提前20分钟上班，我不得不比他去得更早。他每天推迟半个小时下班，我必须比他再晚走十几分钟。”
每天午饭后有几十分钟休息时间，他就躺在机床旁边的长条凳子上背书，有时实在太困，背着背着就睡着了。“车间里机器轰鸣，面对面说话都听不清，却一点没吵醒我，实在是太困了。师傅肯定知道我的辛苦，也不喊醒我，几次都是车间主任把我推醒，醒后怪不好意思的。”
一天，他忽然听一位也准备参加高考的工友说，有人得到消息，如果不参加英语考试就没有资格上重点大学，只要参加考试，哪怕是零分，也可以上重点大学。
虽然他那时连26个英文字母都认不全，还是赶紧跑到高招办，申明自己要考英语。
英语考试前一天的晚上，他找到一位英语老师，请他把“紧跟华主席，进行新长征”和“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两句最流行的“政话语”译成英语，背了又背。
拿到试卷，却怎么也找不到这两句话。
“试卷我一句都看不懂，好在还有不少选择题，我就乱选一气。跟我同桌的考生在卷子上写个不停，显得很懂的样子，周围的人就开始抄他的，我也抄了几句，但是抄的是什么，完全不知道。连抄带蒙，我的英语总共才得了14分。”
不参加英语考试就不能上重点大学，最后也被确认为谣传。雷颐最终如愿成为吉林大学78级历史系学生。
这一年千千万万人的命运同他一样发生了重要转变，知青返城、右派平反、许多冤假错案得以纠正。“我们那一代人都是‘单位人’、‘政治人’，老百姓的生活深受时局变动的影响，因而个个都‘政治过敏’，报纸上中央领导的排名顺序，大家都背得滚瓜烂熟，稍有变化，都很关注。”
如果我们认真去读近代史
学历史是为了“曲线救国”，他真正的目标是当作家，“我们这代人深受高尔基影响，认为搞文学创作更重要的是社会阅历，当时报了一个谁都没想到的考古专业，图的就是大多数时间在野外，可以积累创作素材、增加社会阅历。”
没想到考古专业录取分数非常高，他最终被历史系历史专业录取了。
“一开始我的兴趣在外国史，后来上中国近代史，听着听着，就觉得80年代初那个环境跟近代中国非常相像，很有意思。都是闭关锁国了很长时间，突然开放，一下子有很多争论和迷惑。很快我的专业兴趣就转到中国近代史了。”
在他看来，读中国近代史，对于理解中国现实极有帮助，“如果我们认认真真地读中国近代史，后来好多的不必要的争论曲折实际上是可以避免的。”《历史的裂缝》一书中有篇文章讲李鸿章修铁路，自1872年首倡，至1886年方才得到清廷正式批准，其间洋务派与保守派展开了铁路建设“姓共(和)还是姓君(主)”的大讨论。
这篇文章是他做洋务运动研究的副产品，他常常会在书桌前产生时空交错之感，“现实和历史研究是可以互动的，因为现实总是历史的延伸。什么东西都要问一个姓什么，呵呵，这个情况，像不像‘文革’的时候，‘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无论什么事情，首先要问一个‘姓社还是姓资’?现在这样的争论恐怕还在。”
他最近做的晚清电报局研究为这个争论做了一个风趣的补充，“保守派把电报和忠孝联系在一起了，用电报就是不忠不孝，因为用电报要在地下挖很深，这个东西是连通地脉的，惊扰地脉就会惊扰祖坟，这就是大不孝、大不忠。”
研究历史，局限于文本是非常危险的
与多数历史学家静守书斋不同，雷颐总是热切地把身子探出窗外。开博客、写随笔、在报刊上撰写评论文章，甚至开设大众历史讲座，就差上“百家讲坛”了。
徐友渔先生写文章称赞雷颐“会讲故事”，三言两语，便勾勒出那时情势，字里行间的弦外之音，由读者自己体味。
在雷颐看来，把历史说给大众听，也是历史研究者的一种使命。“白寿彝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老先生1961年写的，1980年又拿出来发表，因为情况始终没有得到改善，就是有感于史学界不会讲故事，他号召大家向司马迁学习，‘要使我们的作品能吸引人，能让人爱看，才能发生更大的效果。’其实从古希腊起，历史都是以叙事为主，你把事情叙述清楚了，根本不需要你去下结论，读者自然就能体会。”
在历史文本之外，他也提醒学界关注藏于民间的、日常生活中的历史记录。“研究历史一定要透过文本，局限于文本是非常危险的。”
“有些比较年轻的学者，研究当代史的，他看到1958年《人民日报》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那些报道，说人民公社怎么好怎么好，然后就通过这个文本得出一些很可怕的结论，这真是很糟糕的。我们都知道，那时报纸上的宣传都是最冠冕堂皇、最正面的，你用这个来做研究，怎么能够知道真相?历史研究一定要透过文本，看看文本背后究竟是什么样?要看看这套理论究竟用来做了什么，要达到什么目的。”
他写过一篇文章叫《DV改变历史行为》，为当下百姓对历史记录的参与喝彩。
“影像记录是最生动、最真实的，但是立场不同视角也不同。过去我们看到的都是一种类似于官方视角的东西，但是DV给了普通人记录历史的可能”。
“我在凤凰卫视看到一个民间人士拍的DV，讲一个女菜贩如何在社区里偷偷卖菜，跟城管打游击，如何用赚来的钱维持家人的生计，拍得非常真实，这个里面有一种同情。呵呵，这个跟我们在新闻里看的，治理城市面貌，把无照小贩曝光的那种视角是完全不同的。往大了说，其实就是对历史的两种不同记录。”
人物周刊：挺佩服你们这代人的。被生活耽误了好多，但是后来都补齐了，像我们这种按部就班上学的，反而越来越没有爆发力。
雷颐：有一句话叫“千顷地一棵苗”，实际上我们的成就是以大量同龄人的牺牲为衬托的。我们中间的大部分人下乡后没考上大学，回城很晚，岁数也大了，没什么文化，都是做着最差的工作，大多数早早地下岗了。我写过这方面的文章，特别强调绝对不能把少数的成功者作为这一代人的代表，不能忘记那些被牺牲掉的绝大多数。不能以少数人的历史来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历史，这是一种不公平，一定要警惕这一点。
人物周刊：您一直致力于历史真相的研究和传播，但是历史研究还有很多敏感地带。从您的角度来讲，怎么平衡这个尴尬呢?
雷颐：从个人来说，我觉得只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做而已。但是从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考虑，我非常希望有关部门能够放宽尺度。我写文章反复谈到遗忘历史、回避历史、篡改历史的可怕之处，“当过去不再昭示未来，心灵便在黑暗中行走”，这是19世纪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的一句名言，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