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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7日,土耳其外交官沃尔坎·博兹克尔正式担任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主席,任期一年,这是土耳其公民迄今为止担任的联合国最高级别职务。博兹克尔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密友,他的当选也是土耳其国际政治影响力的体现。
沃尔坎·博兹克尔1950年出生于安卡拉,1972年进入土耳其外交部,先后担任土耳其驻德国斯图加特总领事馆副领事、驻纽约总领事馆领事、驻布加勒斯特大使。土耳其启动加入欧盟谈判后,博兹克尔担任土耳其欧盟事务部长兼土耳其加入欧盟的首席谈判代表等职务。2011年以来,博茲克尔逐渐成为正义与发展党的代表人物,在土耳其政坛日趋活跃。2019年9月,埃尔多安总统正式宣布博兹克尔参选联大主席,今年6月17日,博兹克尔获多数选票当选。
土耳其国际政治地位的提升,是博兹克尔当选的重要原因。正发党上台以来,土耳其经历一系列剧烈的社会政治变革。埃尔多安政府积极推进经济改革和国内政治秩序重塑进程,谋求建构基于埃尔多安主义的“土耳其新模式”,以期重现“奥斯曼帝国”辉煌。2002年以来,长达十余年快速增长的“经济奇迹”以及政教分离的“民主样板”,使“土耳其新模式”在中东地区名声大噪,甚至成为阿拉伯国家谋求政治转型的“典范”。
2011年中东变局后,土耳其因积极向周边国家推行“土耳其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外交困境,尽管如此,其在整个国际体系中的地位还是显著提高。
近年来,土耳其积极加入周边地区组织和国际组织。2005年,土耳其伊斯兰学者伊赫桑奥卢当选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长,上任后开始推动伊斯兰合作组织改革,贯彻正发党的“零问题外交”政策。2016年4月,埃尔多安呼吁伊斯兰国家一同推动联合国改革。早在2009~2010年土耳其担任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时,埃尔多安就曾多次呼吁联合国改革,提出取消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土耳其还积极参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欧洲安全合作组织(OSCE)、黑海经济合作组织(BSEC)等主要国际及地区组织的活动,并积极谋求加入上海合作组织(SCO)。
美国单边主义霸权体系的衰落、区域型大国崛起推动了博兹克尔当选。从小布什政府后期开始,美国有计划地从中东地区收缩力量。奥巴马执政期间,加快从中东地区战略收缩,造成权力真空,为区域大国伊朗、土耳其的崛起提供了契机。特朗普上台以来,坚持战略收缩的同时,以“美国优先”原则为指导执行零和交易政治策略,不仅造成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外交困境,而且与伊朗、土耳其的关系日益复杂。2011年以来,土耳其与美国关系因库尔德问题、“居伦运动”以及军备购买等问题频频产生龃龉,引发土耳其民间社会大规模的反美思潮。不难看出,埃尔多安强势的外交风格和老练的政治外交手腕使土耳其俨然成为对抗美国单边主义霸权的一员。此外,新冠疫情严重冲击了经济全球化进程和国际多边合作,以联合国为核心的战后国际体系遭遇重大挑战,经济衰退,民族主义复兴,各国不断强调边界分歧。
在埃尔多安总统的积极推动下,土耳其打破了外交被动局面。博兹克尔明确支持埃尔多安总统。2015年,博兹克尔拒绝教皇弗朗西斯关于1915年亚美尼亚人“种族灭绝”的提法,与正发党政府的立场保持高度统一。2016年,博兹克尔支持埃尔多安恢复反恐法并拒绝欧盟修改、调整反恐法的要求,用难民的涌入来威胁欧盟,以期满足土耳其的现实利益需求。2019年4月,博兹克尔表示美国对S-400防空导弹争端的反应不公平且超出限度。
可以说,博兹克尔的此次当选符合近年来埃尔多安通过外交、政治和军事手段谋求现实土耳其利益和国际地位的长期战略。
博兹克尔的当选对于土耳其和联合国来说都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对土耳其而言,博兹克尔带来的政治和经济红利,提升了土耳其的政治影响力和国际地位,也改善了土耳其外交的被动局面。对联合国而言,新兴中东大国在联合国影响力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安全秩序改革。博兹克尔当选后,随即表示将为国际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并将争取所有成员国的平等代表权。
然而不确定性也十分明显。博兹克尔当选联大主席可谓土耳其理想的实现,但到底能产生多大影响还有待观察。联大主席虽然负责领导大会,实际上仅担任礼仪职务,并未享有与安全理事会同等的权力。鉴于联合国内外全球决策的复杂性,博兹克尔面临着整合联合国成员国之间共识的困难,土耳其在人权和移民等重要国际问题上的不佳记录也会影响其扩大影响力。埃尔多安虽然多次宣称土耳其作为区域大国有实力、有责任来参与地区秩序重塑和全球安全治理,但联合国改革任重道远,并不是能够轻易推动的。
土耳其的内外政策将压缩其国际交往的空间,与未来博兹克尔的联合国工作形成掣肘。土耳其近年来积极介入周边地区争端,努力回归伊斯兰世界,甚至不惜动用军事手段、采取“激进式”的外交政策,与西方和周边国家的冲突不断加剧。2020年9月,土耳其介入纳卡冲突无疑成为博兹克尔正式出任联大主席后面临的第一项挑战。另外,博兹克尔主持联大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也要限制土耳其的扩张,使其采取更温和的外交政策。
博兹克尔本人的民族主义情结和政治意识形态倾向可能会加深土耳其与西方国家的矛盾。当前土耳其与美欧关系处于低潮,博兹克尔的当选更是刺激了西方世界,给双方关系的发展前景蒙上新的阴影。在投票前几周,亚美尼亚、塞浦路斯和希腊的常驻联合国代表明确提出反对意见。因为今年1月,土耳其介入利比亚内战,与欧盟争夺东地中海天然气,引发东地中海区域和中东及北非地区的不稳定。博兹克尔关于反对亚美尼亚种族灭绝言论的民族主义立场也成为亚美尼亚反对其的重要原因。
总之,博兹克尔当选联合国大会主席既是正发党努力重塑地区秩序,借助地区、国际组织提升土耳其国际政治影响力,重现“伟大土耳其”战略的结果;也是全球秩序危机大背景下,调整联合国权力结构和权威的现实需求。毕竟博兹克尔的任期仅有一年,他到底能发挥多大作用、产生多大影响,确实有待观察。
沃尔坎·博兹克尔1950年出生于安卡拉,1972年进入土耳其外交部,先后担任土耳其驻德国斯图加特总领事馆副领事、驻纽约总领事馆领事、驻布加勒斯特大使。土耳其启动加入欧盟谈判后,博兹克尔担任土耳其欧盟事务部长兼土耳其加入欧盟的首席谈判代表等职务。2011年以来,博茲克尔逐渐成为正义与发展党的代表人物,在土耳其政坛日趋活跃。2019年9月,埃尔多安总统正式宣布博兹克尔参选联大主席,今年6月17日,博兹克尔获多数选票当选。
多重因素助力沃尔坎·博兹克尔
土耳其国际政治地位的提升,是博兹克尔当选的重要原因。正发党上台以来,土耳其经历一系列剧烈的社会政治变革。埃尔多安政府积极推进经济改革和国内政治秩序重塑进程,谋求建构基于埃尔多安主义的“土耳其新模式”,以期重现“奥斯曼帝国”辉煌。2002年以来,长达十余年快速增长的“经济奇迹”以及政教分离的“民主样板”,使“土耳其新模式”在中东地区名声大噪,甚至成为阿拉伯国家谋求政治转型的“典范”。
2011年中东变局后,土耳其因积极向周边国家推行“土耳其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外交困境,尽管如此,其在整个国际体系中的地位还是显著提高。
近年来,土耳其积极加入周边地区组织和国际组织。2005年,土耳其伊斯兰学者伊赫桑奥卢当选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长,上任后开始推动伊斯兰合作组织改革,贯彻正发党的“零问题外交”政策。2016年4月,埃尔多安呼吁伊斯兰国家一同推动联合国改革。早在2009~2010年土耳其担任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时,埃尔多安就曾多次呼吁联合国改革,提出取消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土耳其还积极参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欧洲安全合作组织(OSCE)、黑海经济合作组织(BSEC)等主要国际及地区组织的活动,并积极谋求加入上海合作组织(SCO)。
美国单边主义霸权体系的衰落、区域型大国崛起推动了博兹克尔当选。从小布什政府后期开始,美国有计划地从中东地区收缩力量。奥巴马执政期间,加快从中东地区战略收缩,造成权力真空,为区域大国伊朗、土耳其的崛起提供了契机。特朗普上台以来,坚持战略收缩的同时,以“美国优先”原则为指导执行零和交易政治策略,不仅造成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外交困境,而且与伊朗、土耳其的关系日益复杂。2011年以来,土耳其与美国关系因库尔德问题、“居伦运动”以及军备购买等问题频频产生龃龉,引发土耳其民间社会大规模的反美思潮。不难看出,埃尔多安强势的外交风格和老练的政治外交手腕使土耳其俨然成为对抗美国单边主义霸权的一员。此外,新冠疫情严重冲击了经济全球化进程和国际多边合作,以联合国为核心的战后国际体系遭遇重大挑战,经济衰退,民族主义复兴,各国不断强调边界分歧。
在埃尔多安总统的积极推动下,土耳其打破了外交被动局面。博兹克尔明确支持埃尔多安总统。2015年,博兹克尔拒绝教皇弗朗西斯关于1915年亚美尼亚人“种族灭绝”的提法,与正发党政府的立场保持高度统一。2016年,博兹克尔支持埃尔多安恢复反恐法并拒绝欧盟修改、调整反恐法的要求,用难民的涌入来威胁欧盟,以期满足土耳其的现实利益需求。2019年4月,博兹克尔表示美国对S-400防空导弹争端的反应不公平且超出限度。
可以说,博兹克尔的此次当选符合近年来埃尔多安通过外交、政治和军事手段谋求现实土耳其利益和国际地位的长期战略。
不确定的未来
博兹克尔的当选对于土耳其和联合国来说都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对土耳其而言,博兹克尔带来的政治和经济红利,提升了土耳其的政治影响力和国际地位,也改善了土耳其外交的被动局面。对联合国而言,新兴中东大国在联合国影响力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安全秩序改革。博兹克尔当选后,随即表示将为国际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并将争取所有成员国的平等代表权。
然而不确定性也十分明显。博兹克尔当选联大主席可谓土耳其理想的实现,但到底能产生多大影响还有待观察。联大主席虽然负责领导大会,实际上仅担任礼仪职务,并未享有与安全理事会同等的权力。鉴于联合国内外全球决策的复杂性,博兹克尔面临着整合联合国成员国之间共识的困难,土耳其在人权和移民等重要国际问题上的不佳记录也会影响其扩大影响力。埃尔多安虽然多次宣称土耳其作为区域大国有实力、有责任来参与地区秩序重塑和全球安全治理,但联合国改革任重道远,并不是能够轻易推动的。
土耳其的内外政策将压缩其国际交往的空间,与未来博兹克尔的联合国工作形成掣肘。土耳其近年来积极介入周边地区争端,努力回归伊斯兰世界,甚至不惜动用军事手段、采取“激进式”的外交政策,与西方和周边国家的冲突不断加剧。2020年9月,土耳其介入纳卡冲突无疑成为博兹克尔正式出任联大主席后面临的第一项挑战。另外,博兹克尔主持联大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也要限制土耳其的扩张,使其采取更温和的外交政策。
博兹克尔本人的民族主义情结和政治意识形态倾向可能会加深土耳其与西方国家的矛盾。当前土耳其与美欧关系处于低潮,博兹克尔的当选更是刺激了西方世界,给双方关系的发展前景蒙上新的阴影。在投票前几周,亚美尼亚、塞浦路斯和希腊的常驻联合国代表明确提出反对意见。因为今年1月,土耳其介入利比亚内战,与欧盟争夺东地中海天然气,引发东地中海区域和中东及北非地区的不稳定。博兹克尔关于反对亚美尼亚种族灭绝言论的民族主义立场也成为亚美尼亚反对其的重要原因。
总之,博兹克尔当选联合国大会主席既是正发党努力重塑地区秩序,借助地区、国际组织提升土耳其国际政治影响力,重现“伟大土耳其”战略的结果;也是全球秩序危机大背景下,调整联合国权力结构和权威的现实需求。毕竟博兹克尔的任期仅有一年,他到底能发挥多大作用、产生多大影响,确实有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