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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5上午，汀苏省人民医院院长、南京医科大学副校长王虹敏授接受了本刊的采访。王虹院长坦承接受本刊记者的采访是她首次就此事而对记者，也是她第一次把自已掌握的情况向领导班子成员以外的人说
“如今在南京‘药代’成为一个贬义词。”6月2日下午，东北一家药厂的医药代表何青(化名)对《瞭望东方周刊》如是说。何青认为江苏省人民医院“艾滋门”风波给“药代”这个职业带来了负面影响。
早在4月底，江苏省人民医院四位主任医师感染艾滋病的传言开始在互联网上蔓延，网帖称“因为和一个女医药代表发生关系，一个医生得了艾滋，他向领导反映，接着全院大检查，居然发现了七个，而且都是这个女医药代表传染的。”
随后又有跟帖称江苏省人民医院自查后共发现8名医生及12名护士感染艾滋病，而且，这名“女药代”的业务不止江苏省人民医院一家。
这名“女药代”的姓名和从业经历也随之被点出。
面对来势汹涌的网络传言，被提及的“女药代”所从业过的三家医药企业先后声明辟谣。5月14日，江苏省人民医院也在院方网站上刊发声明，声明称：“迄今没有发现一例在我院感染艾滋病的患者和医务人员。”
各方的声明都声称将视事态的发展而追究谣言散布者的责任，但各方的声明却没能阻止传言的扩散。
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人民医院前任院长、南京医科大学原副校长黄峻教授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有关方面应该尽快拿出一个权威的调查结果，给社会和群众一个交待。”
担心越描越黑
在互联网上，各样的说法不一，“女药代”的身份犹如一个谜。
本刊记者了解到，“女药代”从业经历并非网帖所言，“女药代”并没有在中美施贵宝的从业经历，“女药代”现在所任职的公司也是一家医药企业，该公司大中国区的胡维明总监向《瞭望东方周刊》证实，“女药代”目前仍在正常工作，网上流传的纯属谣言。
胡维明称，“当事人不愿意接受媒体采访，希望媒体能够谅解。”
对于“艾滋门”风波产生的原由，各医药企业均表示，“江苏省人民医院应该更了解情况。”
5月25日上午，江苏省人民医院院长、南京医科大学副校长王虹教授接受了《嘹望东方周刊》的采访。王虹院长坦承接受本刊记者的采访是她首次就此事面对记者，也是她第一次把自己掌握的情况向领导班子成员以外的人说。
王虹介绍，来自警方的消息是，互联网上一个叫“锁金村村长”谣言散布者已经找到，并在网上写了《悔过书》，她的手机上还保存着别人转发给她的那份《悔过书》。
《悔过书》称，“本人4月26日就一篇关于医院有艾滋病医生的帖子做了跟帖，不料引来网友的关注，本人随即多次发帖就此事说明情况，此事是我道听途说的，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是不可信的，换句话说，也就是根本就没有艾滋病，那都是我捕风捉影，道听途说跟着楼主自己瞎分析出来的。”
“锁金村村长”在《悔过书》中表示，“由于本人的不当言论给李(“女药代”)乃至人民医院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我想在此就此事向你们作出深刻的道歉和认真的反省，并努力消除我的不当言论造成的不良影响，希望大家能念在我并无恶意，一时未多考虑的份上，原谅我。”
但本刊记者随后在西祠网站并没有查找到这样一份《悔过书》。
对于“医生染上艾滋病”一事，王虹院长澄清，医院确有一名年轻的外科医生在例行体检中被发现HIV某项检测指标呈弱阳性，后来送到省疾控中心检测，至今尚无省疾控中心信息反馈过来说是艾滋病。
“这名年轻医生在2008年就辞职了。”王虹对本刊记者说。
对于医院陷入这样一个传言漩涡，王虹感到很无奈，“以我的性格，我很想站出来说清楚，但一方面是涉及个人隐私，另一方面是工作很忙，我们不想纠缠到里面去，谣言关注度高是因为医患关系紧张所致，希望能尽快评息过去。”
“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王虹说，“在：网络处在无序管理的情况下，会越描越黑，有关情况要由有权发布的机关来发布。”
“造谣者”何在?
5月26日下午，江苏省疾控中心艾滋病防治科的一位工作人员对本刊记者表示，没有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的艾滋病病例报告，网上所传是谣言。
既然各方均称是谣言，那么谣言的始作俑者在哪里?主张名誉受损各方拿起法律武器讨说法的声音也不绝于网络。
或许都与江苏省人民医院一样担心“越描越黑”，受牵连的几家药品公司都表示没有向公安机关报案，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的说法是，“女药代”向公安机关报了案，“锁金村村长”已被警方控制，相关索赔事宜也在进行。
对此，“女药代”所在公司的胡维明总监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不便讲，怕影响到司法程序。”
5月25日下午，南京市公安局宣武区分局政工科给本刊记者的回复是，“‘锁金村村长’并没有抓，他是跟帖者，不是第一个发帖者，省人民医院的说法不准确。”
通过网络搜索，本刊记者发现，能搜到的最早帖子是在4月22日晚儿时许出现的一篇名叫《内部消息：省人民医院最近医生得艾滋病的还真不少啊》，网帖的内容已被删掉。
本刊记者设法与发帖者取得了联系，发帖者称，“如果是假消息也不会炒得这么热了，而且又不是我一个人发的，随便搜下网上都一大堆，是真是假当事人自己清楚。”
本刊记者问他是否有凭据，他表示，“只是把知道的发出来感慨一下，证据不证据并不重要，”，“随便到哪个医院，找个医生问问，三甲以上医院相信没人不知道。”
发帖者坚持任何事情都不会无中生有，“既然做了就要负责，我也会为我所做的负责的，因为这是做人的起码准则，就算为此而付出代价，不像有些人，敢做而不敢为。”
在发帖者认为“被感染的医生敢做不敢为”之后的数天，发帖者“消失”。
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政工科的杨维斌警官表示，“因江苏省人民医院在鼓楼辖区，在网上发帖跟帖的在鼓楼区的比较多，应该向鼓楼公安分局了解。”而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政工科的陈学敏警官则表示，“了解此事的调查情况，要通过市公安局。”
5月27日上午，对于本刊记者的采访要求，来自南京市公安局宣传处的回复是，“对此事的调查正在进行中，结果出来后会在第一时间内回复。”
此后直到6月3日本刊记者截稿前，仍未收到来自南京市公安局的回复。
南京市公安局的一位人士透露，要搞清楚网络上所传的是不是谣言，就要到医院把实际情况调查清楚，一些细节要调查清楚，还涉及法律问题，调查结束形成书面材料后送局领导看过才能公布。
背后“潜规则”
江苏省人民医院院方人士认为，此 次风波背后是医患关系的紧张，是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积累下来的情绪释放。而在医药代表何青(化名)看来，风波揭开了“医药”之间的“潜规则”。
何青有着十多年的“药代”生涯，对“医药”之间的微妙“互动”了解甚深。何青说，“药代”本来是一种推介药品的工作，当前却成了一种类似“公关”的工作。
“在‘医药’之间，处于买方市场的医方占有绝对的主动地位。”何青介绍，因国内医药厂家众多，同一类药往往有几十种，这让药品进医院犹如“千军万马挤独木桥’。
“进医院是一个关卡，从医院库房上架也是一个关卡，然后从货架上卖掉还是一个关卡，每一个关卡处理不好都可能影响药品销售。”何青说，医药代表必须全程跟踪服务才能让自己代理的药品卖出去，“为了业绩，医药代表受委屈是常有的。”
“有的药品都进了医院的库房，但电脑却不显示，你不去运作可能永远都是‘缺货’。”何青介绍，医院对药品的采购权一般在院长和药剂科主任手里，临床主任只有建议权，但即便是只有建议权，但对于挤破头的药代来说，为了能让自己代理的药品走进医院，千方百计“取悦”临床主任也成为药代们热衷的事情。更何况，开药的便利也在临床主任手里。
何青认为药品的利润都让医院和医生赚走了，他以抗生素为例向本刊记者解析药品在医院的利润分配，在一些医院，除了顺价15％的利润，还有20％的返利，再加上给医生20％的扣点，在医院环节就占有大部分利润空间，剩下的由代理商、医药批发企业和医药代表来分配，还包括招投标等各种市场运营费用。
何青透露，在南京医院要返利的不多，但并不等于不要“利”，只不过是换一种形式罢了，会议活动赞助就是比较常见的一种，“花的钱并不少。”
“外企的‘药代’底薪高一些，国内药企的很低，有的甚至不到1000块钱，收入全靠业绩奖金，药品卖不掉，‘药代’就没饭吃。”何青说，“对医生，药代是像大爷一样供着的不敢得罪。”
何青披露，南京一家医院的医生不但拿“扣点”，而且虚报所开的药量，“药代”也只能忍气吞声自己掏腰包垫上去。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没有权威的调查结论出来，人们会相信网络上的传言是真的。”何青说。
“如今在南京‘药代’成为一个贬义词。”6月2日下午，东北一家药厂的医药代表何青(化名)对《瞭望东方周刊》如是说。何青认为江苏省人民医院“艾滋门”风波给“药代”这个职业带来了负面影响。
早在4月底，江苏省人民医院四位主任医师感染艾滋病的传言开始在互联网上蔓延，网帖称“因为和一个女医药代表发生关系，一个医生得了艾滋，他向领导反映，接着全院大检查，居然发现了七个，而且都是这个女医药代表传染的。”
随后又有跟帖称江苏省人民医院自查后共发现8名医生及12名护士感染艾滋病，而且，这名“女药代”的业务不止江苏省人民医院一家。
这名“女药代”的姓名和从业经历也随之被点出。
面对来势汹涌的网络传言，被提及的“女药代”所从业过的三家医药企业先后声明辟谣。5月14日，江苏省人民医院也在院方网站上刊发声明，声明称：“迄今没有发现一例在我院感染艾滋病的患者和医务人员。”
各方的声明都声称将视事态的发展而追究谣言散布者的责任，但各方的声明却没能阻止传言的扩散。
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人民医院前任院长、南京医科大学原副校长黄峻教授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有关方面应该尽快拿出一个权威的调查结果，给社会和群众一个交待。”
担心越描越黑
在互联网上，各样的说法不一，“女药代”的身份犹如一个谜。
本刊记者了解到，“女药代”从业经历并非网帖所言，“女药代”并没有在中美施贵宝的从业经历，“女药代”现在所任职的公司也是一家医药企业，该公司大中国区的胡维明总监向《瞭望东方周刊》证实，“女药代”目前仍在正常工作，网上流传的纯属谣言。
胡维明称，“当事人不愿意接受媒体采访，希望媒体能够谅解。”
对于“艾滋门”风波产生的原由，各医药企业均表示，“江苏省人民医院应该更了解情况。”
5月25日上午，江苏省人民医院院长、南京医科大学副校长王虹教授接受了《嘹望东方周刊》的采访。王虹院长坦承接受本刊记者的采访是她首次就此事面对记者，也是她第一次把自己掌握的情况向领导班子成员以外的人说。
王虹介绍，来自警方的消息是，互联网上一个叫“锁金村村长”谣言散布者已经找到，并在网上写了《悔过书》，她的手机上还保存着别人转发给她的那份《悔过书》。
《悔过书》称，“本人4月26日就一篇关于医院有艾滋病医生的帖子做了跟帖，不料引来网友的关注，本人随即多次发帖就此事说明情况，此事是我道听途说的，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是不可信的，换句话说，也就是根本就没有艾滋病，那都是我捕风捉影，道听途说跟着楼主自己瞎分析出来的。”
“锁金村村长”在《悔过书》中表示，“由于本人的不当言论给李(“女药代”)乃至人民医院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我想在此就此事向你们作出深刻的道歉和认真的反省，并努力消除我的不当言论造成的不良影响，希望大家能念在我并无恶意，一时未多考虑的份上，原谅我。”
但本刊记者随后在西祠网站并没有查找到这样一份《悔过书》。
对于“医生染上艾滋病”一事，王虹院长澄清，医院确有一名年轻的外科医生在例行体检中被发现HIV某项检测指标呈弱阳性，后来送到省疾控中心检测，至今尚无省疾控中心信息反馈过来说是艾滋病。
“这名年轻医生在2008年就辞职了。”王虹对本刊记者说。
对于医院陷入这样一个传言漩涡，王虹感到很无奈，“以我的性格，我很想站出来说清楚，但一方面是涉及个人隐私，另一方面是工作很忙，我们不想纠缠到里面去，谣言关注度高是因为医患关系紧张所致，希望能尽快评息过去。”
“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王虹说，“在：网络处在无序管理的情况下，会越描越黑，有关情况要由有权发布的机关来发布。”
“造谣者”何在?
5月26日下午，江苏省疾控中心艾滋病防治科的一位工作人员对本刊记者表示，没有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的艾滋病病例报告，网上所传是谣言。
既然各方均称是谣言，那么谣言的始作俑者在哪里?主张名誉受损各方拿起法律武器讨说法的声音也不绝于网络。
或许都与江苏省人民医院一样担心“越描越黑”，受牵连的几家药品公司都表示没有向公安机关报案，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的说法是，“女药代”向公安机关报了案，“锁金村村长”已被警方控制，相关索赔事宜也在进行。
对此，“女药代”所在公司的胡维明总监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不便讲，怕影响到司法程序。”
5月25日下午，南京市公安局宣武区分局政工科给本刊记者的回复是，“‘锁金村村长’并没有抓，他是跟帖者，不是第一个发帖者，省人民医院的说法不准确。”
通过网络搜索，本刊记者发现，能搜到的最早帖子是在4月22日晚儿时许出现的一篇名叫《内部消息：省人民医院最近医生得艾滋病的还真不少啊》，网帖的内容已被删掉。
本刊记者设法与发帖者取得了联系，发帖者称，“如果是假消息也不会炒得这么热了，而且又不是我一个人发的，随便搜下网上都一大堆，是真是假当事人自己清楚。”
本刊记者问他是否有凭据，他表示，“只是把知道的发出来感慨一下，证据不证据并不重要，”，“随便到哪个医院，找个医生问问，三甲以上医院相信没人不知道。”
发帖者坚持任何事情都不会无中生有，“既然做了就要负责，我也会为我所做的负责的，因为这是做人的起码准则，就算为此而付出代价，不像有些人，敢做而不敢为。”
在发帖者认为“被感染的医生敢做不敢为”之后的数天，发帖者“消失”。
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政工科的杨维斌警官表示，“因江苏省人民医院在鼓楼辖区，在网上发帖跟帖的在鼓楼区的比较多，应该向鼓楼公安分局了解。”而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政工科的陈学敏警官则表示，“了解此事的调查情况，要通过市公安局。”
5月27日上午，对于本刊记者的采访要求，来自南京市公安局宣传处的回复是，“对此事的调查正在进行中，结果出来后会在第一时间内回复。”
此后直到6月3日本刊记者截稿前，仍未收到来自南京市公安局的回复。
南京市公安局的一位人士透露，要搞清楚网络上所传的是不是谣言，就要到医院把实际情况调查清楚，一些细节要调查清楚，还涉及法律问题，调查结束形成书面材料后送局领导看过才能公布。
背后“潜规则”
江苏省人民医院院方人士认为，此 次风波背后是医患关系的紧张，是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积累下来的情绪释放。而在医药代表何青(化名)看来，风波揭开了“医药”之间的“潜规则”。
何青有着十多年的“药代”生涯，对“医药”之间的微妙“互动”了解甚深。何青说，“药代”本来是一种推介药品的工作，当前却成了一种类似“公关”的工作。
“在‘医药’之间，处于买方市场的医方占有绝对的主动地位。”何青介绍，因国内医药厂家众多，同一类药往往有几十种，这让药品进医院犹如“千军万马挤独木桥’。
“进医院是一个关卡，从医院库房上架也是一个关卡，然后从货架上卖掉还是一个关卡，每一个关卡处理不好都可能影响药品销售。”何青说，医药代表必须全程跟踪服务才能让自己代理的药品卖出去，“为了业绩，医药代表受委屈是常有的。”
“有的药品都进了医院的库房，但电脑却不显示，你不去运作可能永远都是‘缺货’。”何青介绍，医院对药品的采购权一般在院长和药剂科主任手里，临床主任只有建议权，但即便是只有建议权，但对于挤破头的药代来说，为了能让自己代理的药品走进医院，千方百计“取悦”临床主任也成为药代们热衷的事情。更何况，开药的便利也在临床主任手里。
何青认为药品的利润都让医院和医生赚走了，他以抗生素为例向本刊记者解析药品在医院的利润分配，在一些医院，除了顺价15％的利润，还有20％的返利，再加上给医生20％的扣点，在医院环节就占有大部分利润空间，剩下的由代理商、医药批发企业和医药代表来分配，还包括招投标等各种市场运营费用。
何青透露，在南京医院要返利的不多，但并不等于不要“利”，只不过是换一种形式罢了，会议活动赞助就是比较常见的一种，“花的钱并不少。”
“外企的‘药代’底薪高一些，国内药企的很低，有的甚至不到1000块钱，收入全靠业绩奖金，药品卖不掉，‘药代’就没饭吃。”何青说，“对医生，药代是像大爷一样供着的不敢得罪。”
何青披露，南京一家医院的医生不但拿“扣点”，而且虚报所开的药量，“药代”也只能忍气吞声自己掏腰包垫上去。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没有权威的调查结论出来，人们会相信网络上的传言是真的。”何青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