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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音乐，正如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一样，是一定要在斗争中和克服困难中胜利的成功的！
——麦新
1914年12月5日，上海一户普通小资产阶级家庭中，一个名叫孙培元的男婴呱呱坠地。他，就是后来成为著名音乐工作者的麦新，曾创作过著名的抗日歌曲《大刀进行曲》。与黄自、聂耳、冼星海等早熟的音乐家不同，麦新从小并未表现出特别的音乐天赋，除喜爱唱歌外，似乎也举不出他在音乐方面有什么特殊的潜质。倒是11岁那年父亲的病逝，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唤起对黑暗现实的切身感悟。家道的中落，使这位出身小康之家的小小少年，过早地体味到生活的艰辛和世态的炎凉。
1928年5月，日本制造济南惨案，上海市民自发组织游行示威活动。正在上海中学就读的麦新，也加入到学校组织的宣传队，声援济南人民的反日斗争。次年，为维持家庭生计，麦新考入美亚保险公司，当上一名练习生。在工作之余，他坚持学习国文和英语，阅读各类进步书刊。九一八事变后，麦新参加上海市民万人大会和示威游行，向政府请愿，要求抗击日本侵略。“一二八”的战火，更促使麦新的觉醒，他积极投身淞沪抗战的洪流，参加抢救、慰问十九路军伤员的工作。后来，他在履历中这样写道：
1925年的“五卅”，1928年的“五三”，1931年的“九一八”，1932年的“一二八”这几个大事变刺激自己，教育自己，使自己具有了民族思想，要求反帝，并参加了一部分斗争及一部分工作。书籍、杂志，特别在1929年至1935年这阶段的《生活周刊》及巴金的小说给我影响很大。《生活周刊》增强了我的反帝情绪，巴金使我具有模糊的阶级意识。
1935年5月，麦新加入刘良模领导的民众歌咏会，成为歌咏会干事会的主要负责人兼指挥，从此走上专业音乐道路。一二九运动前后，他又结识了著名左翼音乐家吕骥，参加其领导的左翼音乐团体业余合唱团，投入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的行列，成为群众救亡歌咏运动的中坚力量和无产阶级革命军中的马前卒。正如麦新所言：
麦新肖像
我是四万万分之一，光明的未来在向我招手，我决心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去，做洪流中的一滴水！
1936年，麦新加入吕骥组织的中国歌曲作者协会、歌曲研究会等进步团体，与人民音乐家冼星海有了交集，向其学习作曲与指挥，并肩战斗在救亡歌咏运动的最前线。8月下旬，战斗檄文《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鼓动起麦新的斗志，他连夜奋笔疾书，写出《九一八纪念歌》的歌词，发出了“今天纪念这惨痛的‘九一八’，明天我中华民族的一切都得到自由解放”的战音。在冼星海等音乐家的悉心指导下，麦新又独立创作了《向前冲》《马儿真正好》等歌曲，虽然就技法而言略显稚拙，但却迈出了麦新音乐道路中最为坚实的一步。他后来总结出“鲁迅不是先学好小说作法才写小说的，高尔基也不是先读了文学入门才创作的。创作的唯一源泉是生活，这在音乐也是没有例外的……一切有志于作曲的音乐工作同志，大胆地创作吧，在实践中是会进步的”。
10月19日，鲁迅先生不幸离世，麦新担任送葬挽歌队的歌咏总指挥，负责教唱《鲁迅先生挽歌》。在鲁迅精神的指引下，麦新的创作激情如黄浦江那滔滔江水奔涌而出，很快就完成《女工救国歌》《妇女进行曲》《只怕不抵抗》等诗作，交给冼星海谱曲。又壮怀激越地写下了不朽的战斗诗篇《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和《保卫马德里》，号召“中国的人民，一齐起来救中国;所有的党派，快快联合来奋斗。同胞们，向前走，别退后，拿我们的血和肉，去拼掉敌人的头”;“起来，起来，向卖国的走狗们，作决死的斗争！保卫马德里，保卫全世界的和平”。这两首歌曲分别由孟波和吕骥谱曲，成为中国新音乐史上脍炙人口的杰作。
1936年底，受各抗日救亡团体的委托，麦新与孟波等一起编辑出版救亡歌曲集《大众歌声》，收入最新创作和翻译的中外群众歌曲87首，封底还绘制了一幅国难地图。这是中国现代音乐史上首部革命歌曲集，集中发表了大量聂耳遗作，使这位无产阶级革命音乐先驱的战歌，迅速传遍祖国的大江南北，激发起人民的爱国热情，“把救亡歌声传到中国每一个角落”。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二十九路军奋起抗敌，捷报频传，大刀队的英雄事迹更是不胫而走，所向披靡，令人神往。在这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麦新更是思如泉涌，仅用一夜时间，就创作完成一首献给二十九路军、后来广为传唱并为他赢得崇高声誉的代表作——《大刀进行曲》。
从独立创作第一首歌曲《向前冲》到巅峰之作《大刀进行曲》，麦新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就形成了其自身独到的创作风格与艺术特色—走聂耳开创的中国新音乐道路，为大众呐喊，为时代呼号，为实现音乐中国梦而不懈奋斗。在创作实践中，麦新旗帜鲜明地提出，“音乐的本质是为战争或反战争”，认为“一切新音乐工作者在今天迫切的责任不是离开了人民空喊艺术性，而是更面向着人民，更深入到生活中去。离开了生活和斗争就没有音乐，请相信有着五千年艰苦奋斗传统的祖国人民”！他那火焰般的强烈爱憎和创作激情，在抗日救亡大背景的点染下，迸射出光彩夺目的艺术火花。他发表在上海《中华日报》上的《亿万枝枪瞄准一个敌人》一文中写道：
我们既是中国的国民之一，我们必须负起做国民的责任，让亿万枝枪合在一起，瞄准一个敌人，把它杀死，把它赶出去！
根据群众反馈的意见，麦新在定稿时，将原先献给“二十九军的弟兄们”的唱词改为“全国武装的弟兄们”，又把“咱们二十九军不是孤军”改为“咱们中国军队勇敢前进”，使之更适用于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浪潮。很快，《大刀进行曲》就传遍了城镇乡村，激励起亿万民众拿起刀枪投入到保家卫国的伟大战斗中，成为弘扬民族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的民族解放的号角。
麦新、孟波编辑的《大众歌声》书影（共三集）
聂耳是麦新走向新的人生道路、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音乐家的榜样。这除了麦新对聂耳的无比崇敬之外，年龄的相仿、共同的生活轨迹、为中华民族解放而放声歌唱的意志，无不成为麦新沿着聂耳所开辟的道路不断奋勇前行的不竭动力。在《大众歌声》的扉页上，麦新以饱含深情的笔触，题写下《献给中国新音乐奠基者——聂耳先生》的诗篇：
我们的先驱者啊！
踏着你给我们开辟了的大路，
向前进！向前进！
我们要坚决地学习你，
为大众呐喊！为大众战斗！
我们举起手宣誓：
我们永不退后！永不退后！
在聂耳逝世两周年之际，麦新又为上海《立报》的聂耳纪念特辑撰写《把我们的生活严肃起来》，指出，“聂耳的成功绝不是偶然的，这是天才与努力的结晶”，对于这样一位“没有进过专门学校，一切都是他自己从刻苦的自学中得来的”人民音乐家，“可以令我们仿效的就是他对生活的严肃”。因为“天才只有通过努力才能发展，不然等于庸才”，这也是我们今天学习和纪念这位中国新音乐奠基者的真谛所在。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麦新并非机械、教条地仿效聂耳，而是将这位中国新音乐旗手的创作方法与风格，有机地融入到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创作实践中，谱写出一曲曲激情燃烧的诗篇。
麦新与聂耳一脉相承的是对群众音乐和儿童歌曲的重视与创作，并在聂耳的基础上予以创造性的发展。对于抗战时期群众音乐工作的内容与特点，麦新提出“选择材料应当采取最严肃的态度”，必须切实注意到教歌的环境与对象，解决群众音乐工作实践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同时，麦新以其丰富的儿童歌曲创作实践，在鲁迅“救救孩子”的呼吁下，深刻认识到“我们必须在这抗战的大时代中从音乐上教育千百万儿童大众，使他们长成得更健壮、更顽强，更活泼一些”。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麦新较早注意到儿童歌曲创作的“中国化”问题，明确表示“首先必须向民间的童谣学习”，但学习的过程绝非简单的模仿，“我们的创作不是重复而是创造，所以对童谣应该采取扬弃的态度”。
1940年11月，麦新终于来到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入鲁艺音乐部，从事音乐理论及群众音乐运动的调研工作，任研究科副科长、音乐部党支部书记兼鲁艺总支委等职，创作了大量歌颂陕甘宁边区的作品，如《保卫边区》《毛泽东歌》等。
1942年，麦新参加延安整风运动，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他团结和领导鲁艺师生，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化形式进行音乐创作。麦新向每一位音乐工作者提出这样的殷切期望：
我们要求所有新音乐工作者，首先是面向着工农兵，一切为了工农兵而工作，一切为了工农兵的接受、了解和喜爱而工作……这将引导我们的新音乐运动走上一个更辉煌灿烂的道路！
7月，在延安音乐界举行的纪念聂耳逝世七周年纪念大会上，麦新做了《聂耳生平》的报告，之后发表了长文《略论聂耳的群众歌曲》。文章开宗明义地指出，“贯穿在聂耳全部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出两个重要的特点，这就是他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民族化、大众化的创作方向”。这主要体现在坚决果断的节奏、流利易唱的曲调、曲与词牢固的吻合、打破旧的一套ABC等方面。聂耳虽然没有受过专门的音乐训练，“在乐曲形式上，聂耳是不幸的”，“他在某些歌曲结构的组织上不够严密”，然而他“又是幸运的，能更自由地来使用形式而不受任何束缚”。由此而来的，是“使他创造了各种形式”，“乐曲形式必须被作曲者掌握和支配以表现一定的思想内容，而不是让乐曲形式的紧箍咒放在作曲者的头上把思想束缚住，聂耳在获取了仅有的乐曲形式的知识后的使用法就是这样”。这是麦新在学习《讲话》后，对作曲技法与作品内容之间内在逻辑关系的深刻见解，揭示出聂耳作为“形式创造者”的重要历史意义：
从民族的、大众的、丰富的斗争生活中去汲取创作源泉，创造了大众所喜爱的民族形式，又交还给大众，并给予他们以力量和鼓励，使他们为拯救自己的民族而斗争——这就是聂耳作品之民族化与大众化的全部意义。
作为党的干部和鲁艺音乐部的支部书记，麦新时刻以《讲话》精神来规范、指导自己的创作，改造自己的思想。
《大刀进行曲》定本简谱
麦新认为，“为了建立中国新音乐的理论系统，必须研究基础的新现实主义的艺术理论、中国古代及近代音乐史、西洋音乐史、中国及世界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历史、中国的文化运动、中国的旧遗产以及苏联和世界的革命音乐”，“必须迅速编著、翻译和出版以新的观点写成的音乐理论及技术书籍——音乐史、作曲法、和声学、对位法、曲体学、指挥法、发声法、唱歌法等，以及大量地介绍世界革命音乐作品，以供应目前无数音乐干部的迫切需要”。这样的标准和要求，即便是以今天专业音乐工作的标准来衡量，亦毫不逊色。麦新对革命音乐创作中的“一般化”和“差不多”等不良倾向也提出批评，认为“作家的实践生活不够，技巧贫乏，没有意识地去把握住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对音乐与政治之关系的了解还是机械的，同时更没有很好地去用批判方法接受和发展民族遗产和世界遗产的精华等。因此，表现在创作的领域中便是量多质差”。为此，麦新大声疾呼——“到现实生活中去找特点吧！在提高自己的理论和技术水平中去创造特点吧”！他还创作了《自由颂》（裴多菲诗）《护士之歌》《夜话》等在今天看来也颇具小资情调的作品，为寻求革命音乐的多样化而进行探索和尝试。
由于时局变化与工作调整，麦新在南下途中奉命转往东北。1945年12月初，麦新抵达阜新，最初在阜新煤矿从事群众工作，创作了《追悼歌》《挽歌》《庆祝解放区工人大联合》等歌曲。1946年解放战争爆发后，麦新奉调至科尔沁草原哲里木盟开鲁县委工作，历任县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等职，组织开展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等群众运动，以巩固东北根据地，支援解放战争。在新的革命征途上，麦新决心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即使我母亲死了，我有了无数的母亲—人民的母亲”。在致吕骥的信中，他这样写道，“走出鲁艺的小天地，广阔的现实斗争生活，给了我很深很深的教育……在没有这次实际生活的锻炼和考验之前，是无论如何也认识不到的，也许这就是知识分子为什么一定要和工农相结合的道理吧。我决心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不管这中间遇到什么样的风浪和挫折，我也不再动摇”。
1946年7月，应地委书记吕明仁的要求，麦新根据东北秧歌调“满堂红”重新填词编配了《农会会歌》，指出“穷人穷为什么穷”的根源在于“打下粮食归地东，吃粮还要五分利，官工羊草几十个工，年年穷，辈辈穷”，号召广大群众“参加农会抱团体，清算退租又分地”，“文武大臣八路军，不怕胡子中央军，消灭他，消灭他”。这首歌很快在开鲁全县传唱，唱遍整个科尔沁草原，对激发广大农民的阶级觉悟和革命斗志，配合西满开展土改运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年，麦新还创作了《咱们的游击队》《反扫荡》等战歌，“前呼后应上战场，齐心合力打老蒋”，唱出了人民群众对反动势力的切齿痛恨与控诉，展现出广大群众踊跃参军、保家建国的壮阔景象，“让我在群众斗争及武装游击斗争的暴风雨中锻炼自己吧”！
1947年6月6日，麦新遭匪徒袭击，在战斗中壮烈牺牲。经历了一生酣战的麦新只看到一抹黎明前的曙光，就永远合上了双眼……
然而，《大刀进行曲》那激动人心的旋律，依然萦绕在人们耳畔。麦新高擎着聂耳精神的大旗，在革命斗争与创作实践中开辟出无产阶级革命音乐新的艺术道路，迄今仍引领着群众音乐创作的发展方向，成为我们学习和效法的楷模。
——麦新
博大胆识铁石坚
1914年12月5日，上海一户普通小资产阶级家庭中，一个名叫孙培元的男婴呱呱坠地。他，就是后来成为著名音乐工作者的麦新，曾创作过著名的抗日歌曲《大刀进行曲》。与黄自、聂耳、冼星海等早熟的音乐家不同，麦新从小并未表现出特别的音乐天赋，除喜爱唱歌外，似乎也举不出他在音乐方面有什么特殊的潜质。倒是11岁那年父亲的病逝，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唤起对黑暗现实的切身感悟。家道的中落，使这位出身小康之家的小小少年，过早地体味到生活的艰辛和世态的炎凉。
1928年5月，日本制造济南惨案，上海市民自发组织游行示威活动。正在上海中学就读的麦新，也加入到学校组织的宣传队，声援济南人民的反日斗争。次年，为维持家庭生计，麦新考入美亚保险公司，当上一名练习生。在工作之余，他坚持学习国文和英语，阅读各类进步书刊。九一八事变后，麦新参加上海市民万人大会和示威游行，向政府请愿，要求抗击日本侵略。“一二八”的战火，更促使麦新的觉醒，他积极投身淞沪抗战的洪流，参加抢救、慰问十九路军伤员的工作。后来，他在履历中这样写道：
1925年的“五卅”，1928年的“五三”，1931年的“九一八”，1932年的“一二八”这几个大事变刺激自己，教育自己，使自己具有了民族思想，要求反帝，并参加了一部分斗争及一部分工作。书籍、杂志，特别在1929年至1935年这阶段的《生活周刊》及巴金的小说给我影响很大。《生活周刊》增强了我的反帝情绪，巴金使我具有模糊的阶级意识。
1935年5月，麦新加入刘良模领导的民众歌咏会，成为歌咏会干事会的主要负责人兼指挥，从此走上专业音乐道路。一二九运动前后，他又结识了著名左翼音乐家吕骥，参加其领导的左翼音乐团体业余合唱团，投入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的行列，成为群众救亡歌咏运动的中坚力量和无产阶级革命军中的马前卒。正如麦新所言：
我是四万万分之一，光明的未来在向我招手，我决心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去，做洪流中的一滴水！
刀光剑影任翔旋
1936年，麦新加入吕骥组织的中国歌曲作者协会、歌曲研究会等进步团体，与人民音乐家冼星海有了交集，向其学习作曲与指挥，并肩战斗在救亡歌咏运动的最前线。8月下旬，战斗檄文《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鼓动起麦新的斗志，他连夜奋笔疾书，写出《九一八纪念歌》的歌词，发出了“今天纪念这惨痛的‘九一八’，明天我中华民族的一切都得到自由解放”的战音。在冼星海等音乐家的悉心指导下，麦新又独立创作了《向前冲》《马儿真正好》等歌曲，虽然就技法而言略显稚拙，但却迈出了麦新音乐道路中最为坚实的一步。他后来总结出“鲁迅不是先学好小说作法才写小说的，高尔基也不是先读了文学入门才创作的。创作的唯一源泉是生活，这在音乐也是没有例外的……一切有志于作曲的音乐工作同志，大胆地创作吧，在实践中是会进步的”。
10月19日，鲁迅先生不幸离世，麦新担任送葬挽歌队的歌咏总指挥，负责教唱《鲁迅先生挽歌》。在鲁迅精神的指引下，麦新的创作激情如黄浦江那滔滔江水奔涌而出，很快就完成《女工救国歌》《妇女进行曲》《只怕不抵抗》等诗作，交给冼星海谱曲。又壮怀激越地写下了不朽的战斗诗篇《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和《保卫马德里》，号召“中国的人民，一齐起来救中国;所有的党派，快快联合来奋斗。同胞们，向前走，别退后，拿我们的血和肉，去拼掉敌人的头”;“起来，起来，向卖国的走狗们，作决死的斗争！保卫马德里，保卫全世界的和平”。这两首歌曲分别由孟波和吕骥谱曲，成为中国新音乐史上脍炙人口的杰作。
1936年底，受各抗日救亡团体的委托，麦新与孟波等一起编辑出版救亡歌曲集《大众歌声》，收入最新创作和翻译的中外群众歌曲87首，封底还绘制了一幅国难地图。这是中国现代音乐史上首部革命歌曲集，集中发表了大量聂耳遗作，使这位无产阶级革命音乐先驱的战歌，迅速传遍祖国的大江南北，激发起人民的爱国热情，“把救亡歌声传到中国每一个角落”。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二十九路军奋起抗敌，捷报频传，大刀队的英雄事迹更是不胫而走，所向披靡，令人神往。在这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麦新更是思如泉涌，仅用一夜时间，就创作完成一首献给二十九路军、后来广为传唱并为他赢得崇高声誉的代表作——《大刀进行曲》。
从独立创作第一首歌曲《向前冲》到巅峰之作《大刀进行曲》，麦新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就形成了其自身独到的创作风格与艺术特色—走聂耳开创的中国新音乐道路，为大众呐喊，为时代呼号，为实现音乐中国梦而不懈奋斗。在创作实践中，麦新旗帜鲜明地提出，“音乐的本质是为战争或反战争”，认为“一切新音乐工作者在今天迫切的责任不是离开了人民空喊艺术性，而是更面向着人民，更深入到生活中去。离开了生活和斗争就没有音乐，请相信有着五千年艰苦奋斗传统的祖国人民”！他那火焰般的强烈爱憎和创作激情，在抗日救亡大背景的点染下，迸射出光彩夺目的艺术火花。他发表在上海《中华日报》上的《亿万枝枪瞄准一个敌人》一文中写道：
我们既是中国的国民之一，我们必须负起做国民的责任，让亿万枝枪合在一起，瞄准一个敌人，把它杀死，把它赶出去！
根据群众反馈的意见，麦新在定稿时，将原先献给“二十九军的弟兄们”的唱词改为“全国武装的弟兄们”，又把“咱们二十九军不是孤军”改为“咱们中国军队勇敢前进”，使之更适用于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浪潮。很快，《大刀进行曲》就传遍了城镇乡村，激励起亿万民众拿起刀枪投入到保家卫国的伟大战斗中，成为弘扬民族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的民族解放的号角。
聂耳虽逝魂犹在
聂耳是麦新走向新的人生道路、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音乐家的榜样。这除了麦新对聂耳的无比崇敬之外，年龄的相仿、共同的生活轨迹、为中华民族解放而放声歌唱的意志，无不成为麦新沿着聂耳所开辟的道路不断奋勇前行的不竭动力。在《大众歌声》的扉页上，麦新以饱含深情的笔触，题写下《献给中国新音乐奠基者——聂耳先生》的诗篇：
我们的先驱者啊！
踏着你给我们开辟了的大路，
向前进！向前进！
我们要坚决地学习你，
为大众呐喊！为大众战斗！
我们举起手宣誓：
我们永不退后！永不退后！
在聂耳逝世两周年之际，麦新又为上海《立报》的聂耳纪念特辑撰写《把我们的生活严肃起来》，指出，“聂耳的成功绝不是偶然的，这是天才与努力的结晶”，对于这样一位“没有进过专门学校，一切都是他自己从刻苦的自学中得来的”人民音乐家，“可以令我们仿效的就是他对生活的严肃”。因为“天才只有通过努力才能发展，不然等于庸才”，这也是我们今天学习和纪念这位中国新音乐奠基者的真谛所在。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麦新并非机械、教条地仿效聂耳，而是将这位中国新音乐旗手的创作方法与风格，有机地融入到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创作实践中，谱写出一曲曲激情燃烧的诗篇。
麦新与聂耳一脉相承的是对群众音乐和儿童歌曲的重视与创作，并在聂耳的基础上予以创造性的发展。对于抗战时期群众音乐工作的内容与特点，麦新提出“选择材料应当采取最严肃的态度”，必须切实注意到教歌的环境与对象，解决群众音乐工作实践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同时，麦新以其丰富的儿童歌曲创作实践，在鲁迅“救救孩子”的呼吁下，深刻认识到“我们必须在这抗战的大时代中从音乐上教育千百万儿童大众，使他们长成得更健壮、更顽强，更活泼一些”。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麦新较早注意到儿童歌曲创作的“中国化”问题，明确表示“首先必须向民间的童谣学习”，但学习的过程绝非简单的模仿，“我们的创作不是重复而是创造，所以对童谣应该采取扬弃的态度”。
1940年11月，麦新终于来到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入鲁艺音乐部，从事音乐理论及群众音乐运动的调研工作，任研究科副科长、音乐部党支部书记兼鲁艺总支委等职，创作了大量歌颂陕甘宁边区的作品，如《保卫边区》《毛泽东歌》等。
1942年，麦新参加延安整风运动，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他团结和领导鲁艺师生，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化形式进行音乐创作。麦新向每一位音乐工作者提出这样的殷切期望：
我们要求所有新音乐工作者，首先是面向着工农兵，一切为了工农兵而工作，一切为了工农兵的接受、了解和喜爱而工作……这将引导我们的新音乐运动走上一个更辉煌灿烂的道路！
7月，在延安音乐界举行的纪念聂耳逝世七周年纪念大会上，麦新做了《聂耳生平》的报告，之后发表了长文《略论聂耳的群众歌曲》。文章开宗明义地指出，“贯穿在聂耳全部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出两个重要的特点，这就是他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民族化、大众化的创作方向”。这主要体现在坚决果断的节奏、流利易唱的曲调、曲与词牢固的吻合、打破旧的一套ABC等方面。聂耳虽然没有受过专门的音乐训练，“在乐曲形式上，聂耳是不幸的”，“他在某些歌曲结构的组织上不够严密”，然而他“又是幸运的，能更自由地来使用形式而不受任何束缚”。由此而来的，是“使他创造了各种形式”，“乐曲形式必须被作曲者掌握和支配以表现一定的思想内容，而不是让乐曲形式的紧箍咒放在作曲者的头上把思想束缚住，聂耳在获取了仅有的乐曲形式的知识后的使用法就是这样”。这是麦新在学习《讲话》后，对作曲技法与作品内容之间内在逻辑关系的深刻见解，揭示出聂耳作为“形式创造者”的重要历史意义：
从民族的、大众的、丰富的斗争生活中去汲取创作源泉，创造了大众所喜爱的民族形式，又交还给大众，并给予他们以力量和鼓励，使他们为拯救自己的民族而斗争——这就是聂耳作品之民族化与大众化的全部意义。
作为党的干部和鲁艺音乐部的支部书记，麦新时刻以《讲话》精神来规范、指导自己的创作，改造自己的思想。
麦新认为，“为了建立中国新音乐的理论系统，必须研究基础的新现实主义的艺术理论、中国古代及近代音乐史、西洋音乐史、中国及世界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历史、中国的文化运动、中国的旧遗产以及苏联和世界的革命音乐”，“必须迅速编著、翻译和出版以新的观点写成的音乐理论及技术书籍——音乐史、作曲法、和声学、对位法、曲体学、指挥法、发声法、唱歌法等，以及大量地介绍世界革命音乐作品，以供应目前无数音乐干部的迫切需要”。这样的标准和要求，即便是以今天专业音乐工作的标准来衡量，亦毫不逊色。麦新对革命音乐创作中的“一般化”和“差不多”等不良倾向也提出批评，认为“作家的实践生活不够，技巧贫乏，没有意识地去把握住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对音乐与政治之关系的了解还是机械的，同时更没有很好地去用批判方法接受和发展民族遗产和世界遗产的精华等。因此，表现在创作的领域中便是量多质差”。为此，麦新大声疾呼——“到现实生活中去找特点吧！在提高自己的理论和技术水平中去创造特点吧”！他还创作了《自由颂》（裴多菲诗）《护士之歌》《夜话》等在今天看来也颇具小资情调的作品，为寻求革命音乐的多样化而进行探索和尝试。
捷报飞来当纸钱
由于时局变化与工作调整，麦新在南下途中奉命转往东北。1945年12月初，麦新抵达阜新，最初在阜新煤矿从事群众工作，创作了《追悼歌》《挽歌》《庆祝解放区工人大联合》等歌曲。1946年解放战争爆发后，麦新奉调至科尔沁草原哲里木盟开鲁县委工作，历任县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等职，组织开展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等群众运动，以巩固东北根据地，支援解放战争。在新的革命征途上，麦新决心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即使我母亲死了，我有了无数的母亲—人民的母亲”。在致吕骥的信中，他这样写道，“走出鲁艺的小天地，广阔的现实斗争生活，给了我很深很深的教育……在没有这次实际生活的锻炼和考验之前，是无论如何也认识不到的，也许这就是知识分子为什么一定要和工农相结合的道理吧。我决心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不管这中间遇到什么样的风浪和挫折，我也不再动摇”。
1946年7月，应地委书记吕明仁的要求，麦新根据东北秧歌调“满堂红”重新填词编配了《农会会歌》，指出“穷人穷为什么穷”的根源在于“打下粮食归地东，吃粮还要五分利，官工羊草几十个工，年年穷，辈辈穷”，号召广大群众“参加农会抱团体，清算退租又分地”，“文武大臣八路军，不怕胡子中央军，消灭他，消灭他”。这首歌很快在开鲁全县传唱，唱遍整个科尔沁草原，对激发广大农民的阶级觉悟和革命斗志，配合西满开展土改运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年，麦新还创作了《咱们的游击队》《反扫荡》等战歌，“前呼后应上战场，齐心合力打老蒋”，唱出了人民群众对反动势力的切齿痛恨与控诉，展现出广大群众踊跃参军、保家建国的壮阔景象，“让我在群众斗争及武装游击斗争的暴风雨中锻炼自己吧”！
1947年6月6日，麦新遭匪徒袭击，在战斗中壮烈牺牲。经历了一生酣战的麦新只看到一抹黎明前的曙光，就永远合上了双眼……
然而，《大刀进行曲》那激动人心的旋律，依然萦绕在人们耳畔。麦新高擎着聂耳精神的大旗，在革命斗争与创作实践中开辟出无产阶级革命音乐新的艺术道路，迄今仍引领着群众音乐创作的发展方向，成为我们学习和效法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