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题目，我只是提出问题，并不打算在下面的文字中回答它。
　　写作这期导读时，著名德国汉学家顾彬教授前年冬天一次国际会议上的发言时不时萦绕在我的脑际。顾彬教授发言的题目是：“走出去”为什么会失败？顾彬教授是国际汉学界的名人，常常语惊四座，这次也不例外，从题目就不难看出。在发言中，顾彬教授说，中国人翻译的德语书籍，“走出去”到了德国后，往往堆在一边，落满尘土，根本没有人看。要么被视为垃圾，要么被拒绝收取。在德国如此，在英国、法国、意大利、美国和其他“外国”恐怕也都一样。与此相应，如果是德国人自己看上的东西，德国人翻译过去的作品，情况就会大不一样。总之一句话，德国人相信“自己人”。无独有偶，叶海亚，这位把徐则臣和刘震云、曹文轩等众多中国著名作家的作品翻译到阿拉伯世界的埃及学者，也曾跟我讲过类似的情况。他认为，阿拉伯人更了解阿拉伯人自己的文化和精神需求，所以，“自己人”选择和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和文化产品就更受到阿拉伯世界的认可和欢迎。除了欧洲、北美和阿拉伯世界，如果稍加留意我们也不难发现，这样的情况在韩国、日本也很普遍。
　　中国，若不惮望文生义之嫌，其意乃中心之国。纵观悠久历史，我洋洋中华大国得其名，虽稍有“自高自大”和“自我中心”之傲，但更是自信！这种自信使我强大富庶之时亦不穷兵黩武，亦不好勇斗狠，亦不拓疆扩土，而是以和为贵，和平至上。明朝初年的中国，无论从农业工业的生产技术、商业人口的兴旺、城市生活水平、文化的精致程度，或是军事力量，都毫无疑问是居全世界第一的。郑和下西洋，主要任务和目的第一是树立明朝政府的威信，第二是与海外各国交往。这个交往的态度和诚意远非后来西班牙、大英帝国的殖民扩张所能比。第三则是寻找建文帝的踪迹，联络帖木儿汗国，并抑制鞑靼和瓦剌的势力。明太祖曾经告谕官员，“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可以想见，这是怎样的一种自信！
　　在随后的19世纪，欧洲发生了一系列变革，使得20世纪成为欧洲的世纪。歐洲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的大门，其铁蹄踏进了中国的土地。与此相伴，其观念、思想和精神体系，也在一步步侵入。口是心非的列强，一方面进行着黑心的鸦片贸易，一方面还嘲讽中国人“一盘散沙”“东亚病夫”，细细品味，这是多么歹毒的“交往”，是什么样的“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东西”的“贸易”？！另一方面，彼时的中国土壤和语境中，也确实滋生出一批崇洋媚外、挟洋自重的“洋奴”，而且这样的“洋奴”还不仅仅是行为上的，更为可怕的还是精神上、思想上的。今天，西方人又不怀好意地使用各种伎俩，要么挥舞“中国威胁论”的大棒，要么演起“唱衰中国”的大戏。历史告诉我们，仍然要警惕。与此同时，历史上衍生下来的“洋奴”心态也还远未消失殆尽，“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和崇洋媚外、挟洋自重的情形和现象也还不时发生，某些时候甚至还有可能甚嚣尘上地占据主导地位。
　　无需重温拿破仑、泰戈尔这些历史名人的断言，当代人其实可以明晰地看到，21世纪必然是或者说已经是中国的世纪。上世纪末，75位诺贝尔奖得主曾在巴黎呼吁：“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之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自己，没有理由不对中国的今天和未来充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文化“走出去”，从自信和“信自己”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