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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窑是唐代著名陶瓷窑口，其窑址位于今长沙市望城区铜官镇附近。长沙窑以烧造日用陶瓷为主，其产品不仅在国内有广泛的市场，而且通过“海上陶瓷之路”远销海外。虽然长沙窑不见于文献明确记载，但大量事实证明其在我国陶瓷史上的重要地位。长沙窑的产品以釉下彩和诗文题记装饰为世人所叹服，其中在瓷器上书写诗文题记更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首创之举。在这些诗文题记中，以体例而言，常见的多为五言诗文，也有七言诗，并伴有一定数量的题记；以内容而言，主要包括劝学、爱情、应酬、思念、酒饮等，其中还有部分诗文题记与佛教有关，这在长沙窑瓷中占有一定的比例。
根据已公布的长沙窑瓷来看，在瓷上书写含有与佛教有关诗文题记的器型主要有壶、碗及扑首等，其中壶多为瓜棱形状，而器物上书写的文字内容也不尽相同，其具体的形态及文字如下：
青釉褐彩“圣水出温泉”瓷壶（图1），残高18、底径9.6厘米。口沿残，长颈，圆肩，圆腹，平底假圈足。多棱柱短流下方用褐彩书写“圣水出温泉，新阳万里传。常居安乐国，多袌未来缘”五言诗一首。这是首借自然现象，点破尘缘世界，写佛家有缘人感悟人生的诗。首句中的“圣水”本是水名，即琉璃河，传说这一流域某处出现了温泉，这本是一种自然现象。此句说，由于温泉涌动，“新阳”名声远播。其实这两句中的“圣水”、“新阳”诗人并不在意，真正在意的是要借温泉涌动这一自然现象为由头，宣扬佛缘因果。据记载，唐时佛教徒往往将温泉出现视为佛菩萨造出的圣水，并认为是佛菩萨以此替人治疗疾病，有求必应。三句“安乐国”是佛教语，按照佛家说法，是阿弥陀佛所居之国，这自然是善男信女居住的极乐净土。此句已不单单是说温泉涌动，而是强调温泉涌动之地与居住此地之人的关系了，暗示佛缘本是前身定，“安乐国”里是故人。末句表明果之前必有因，因之后必有果，人有善愿，佛必佑之。窑址出土，现收藏于长沙市博物馆。
青釉褐彩“欲到求仙所”瓷壶（图2），残高18.6、底径10厘米。敞口，长颈，圆肩，圆腹，平底假圈足。多棱柱短流下方用褐彩书写“欲到求仙所，王母少时开。卜人舟上坐，合眼见如来”诗文一首。这是一首宗教色彩比较浓郁的诗，诗中的王母即西王母，简称王母，又称金母、金母元君，俗称王母娘娘。据《山海经》之《西山经》记载：“又西北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此外，《海内北经》、《大荒西经》也有关于西王母的记载。王母原为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女神，后经道教增饰奉为女仙领袖。“如来”是佛的一种称号，指从“如”实之道而“来”，开示真理。“如实”即真如，指佛所说的绝对真理。依照真理行事，便可达到佛的境界。“如来”是梵文“多陀阿伽陀”（TATHACTA），即“多陀竭”的意译。《成实论》卷一说：“如来者，乘如实道来成正觉，故曰‘如来’。”这是一首表现凡人想得道成仙就要去见道、佛二仙，即王母娘娘和如来佛。窑址出土，现收藏于长沙市博物馆。
青釉褐彩“念念催年促”瓷壶（图3），残高13、底径11.6厘米。口颈残，圆肩，圆腹，平底假圈足。多棱柱短流下方以褐彩书写“念念催年促，由如少水鱼。劝诸行过众，修学至无余”五言诗一首。据考证，此诗应为僧伽信士拜佛的偈语，或先为诗，后为偈语，或纯属模仿。偈语，简言之，佛教徒要礼拜菩萨，在法堂中环绕忏悔，从清晨念到黄昏的礼佛和忏戒的文句。偈为“偈佗”的简称，为梵文，义深为颂，颂即敬慎如铭。本篇有可能就是僧伽在法堂上所念的偈颂，也有可能原本是出家人抒发内心情感的诗，二者虽不等同，但也不相互排斥。唐代僧徒诗人拾得说：“我诗也是诗，有人唤作偈。诗偈总一般，读者须仔细”，可见诗偈同异难分。窑址出土，现收藏于长沙市博物馆。
青釉褐彩“忍辱成端政”瓷壶（图4），高19.5、口径10.2、底径10.5厘米。敞口，长颈，圆肩，圆腹，平底假圈足。多棱柱短流下方用褐彩书写“忍辱成端政”五字。此句乃“忍辱成端政，多嗔作毒蛇。若人不马呈恶，必得上三车”五言诗的首句，末尾原字为正，现题为“政”，诗文作者是初唐诗僧王梵志。诗的开头“忍辱”是佛家语，原指忍辱铠，能防一切外来灾害，喻入佛门，修得佛法，来生可获得端正福报。次句“多嗔”，疾恶如仇。“作”制服意。“毒蛇”似是借用“毒龙”之意，古代龙、蛇通用。《洛阳伽蓝记》云：“山中有池，毒龙居之。昔有三百商人，止宿池侧，值龙岔怒，泛杀商人。”后来磐陀王闻之有：“学婆罗门咒，四年之中，尽得其术……就池咒龙，龙变为人”之语，这是一则称颂佛法的典故。诗中“毒蛇”即“毒龙”，意为要如此这般的信奉佛法，制服邪恶，令恶从善。三句“马呈”读逞，意为放纵，本句的意思是假如人人都不放纵邪恶。末句“必得”作定能之意，“三车”佛教指牛车、羊车、鹿车为三车，喻三乘，即佛法谓引众生达到解脱的三种方法、途径或教义。通观全诗，其意境便是弃恶扬善、立地成佛。窑址出土，现收藏于长沙市博物馆。
青釉褐彩“嶽麓寺茶埦”瓷碗，高4.8、口径13.5厘米。侈口，唇尖圆，腹斜收，玉璧底，碗心折平。碗心以褐彩书写“嶽麓寺茶埦”五字，碗底书“张惜永充供养”六字，这可能是一位施主供献给麓山寺的僧人们饮茶的，也许是成批烧制的产品。窑址出土，现收藏于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青釉褐彩题“佛”瓷碗，高4、口径13厘米。圆口，腹斜收，玉璧底，碗心折平。碗心以褐彩书写“佛”字，据此推断，应该是佛寺或僧人用品。华菱石渚博物馆藏。
青釉褐彩铭文扑满（图5），高20、底径12厘米。器顶有一乳突状提手，束颈，溜肩，假圈足平底，肩部设一字形投币口。扑满自肩部至腹部以褐彩书写有57字铭文，内容为：“潭州准造道林寺，幕（募）主施二千五百人，各舍钱一千文，写大藏经五千卷，经藏一和舍利塔，藏满即略施同福。（唐宣宗）大中三年（849）七月日僧疏言白。福德藏。”铭文大致意思是：潭州政府批准重建道林寺，募集到2500名施主，每人捐赠一千文，以抄写五千卷大藏经，藏在一和舍利塔内。此事由名叫疏言的和尚所述，该扑满为福德所藏。简而言之，此段铭文说的是大中年间施主们捐款为重建的长沙道林寺献经的事情，它是会昌法难的物证，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私人收藏。 除了以上七件题写与佛教有关诗词题记的瓷器外，长沙窑还发现有数件器物残件上标有与佛教有关的铭记，如“龙庭”、“北禅院”、“弟子李伟”等铭文碗，这些铭记均表明其为佛教所拥有的器物。实际上，不论是在长沙窑瓷上书写与佛教有关的诗词题记，还是标有与佛教有关的铭记，这些都只是长沙窑瓷运用佛教文化因素的冰山一角。根据对已发表长沙窑陶瓷的统计分析，可知在长沙窑瓷上装饰佛教文化因素的技法有多种，如釉下彩绘、模印贴花以及雕塑等，而这些基本上都是长沙窑能够立足于中国陶瓷史的重要法宝，尤其釉下彩绘，更是其突破唐代“南青北白”陶瓷格局的重要手段。长沙窑瓷工匠能够将佛教文化因素运用到装饰上，一方面是外销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唐代佛教发展的见证，而这也是其最为关键的一点。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在唐代佛教呈现出历史上的鼎盛期，并成为事实上的国教。唐朝初年，李唐皇帝曾把道教、儒学共立为根本，但是佛教以其鲜活的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理论深入影响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这就使得刚刚历经“五胡十六国”之战乱，对于两汉时期以儒学为尊治理国家的概念已经淡薄与模糊，而且礼制也尚未完全恢复至健全的唐王朝统治者，找到了思想理论寄托，进而使得佛教很快席卷整个社会，这在各个层面都得到了体现。
首先，政治上，唐代除了武宗发动了灭佛行动外，其余皇帝大多对佛教持欢迎态度，有的甚至对佛教痴迷，尤以武则天时期为甚。太宗时期，虽然没有太尊崇佛教，但是也没有打击和排斥佛学。唐太宗曾在当年各个战场处建立寺庙，以超度亡灵，为死难的将士祈求来生。至后期，其很快认识到佛教对其政权的积极作用和实用价值，于是尊崇佛教并奉迎佛骨，为佛教在唐代的快速发展提供了绝佳契机和难得的条件。高宗武则天时期，佛教在中国走上鼎盛时期，成为事实上大唐王朝的国教。高宗奉迎佛骨、开凿石窟，武则天亦步高宗之法，并从官方角度明确了佛教的尊崇地位，这些极大地提高了佛教的地位。玄宗及以后皇帝，虽然出台了部分限制措施，但其目的是为了规范佛教中存在的不良现象，客观上对佛教的良性发展起到了较好的作用，即使武宗发动“会昌法难”，但是宣宗时对佛教又加以引导和支持。这些都说明唐代诸帝对佛教基本上还是持尊崇和支持的态度。
其次，唐代寺院经济进一步发展。唐朝对寺院施以特殊政策，国家可以分给寺院以田地，分给僧人和尼姑的数量分别为三十、二十亩，并且还不交赋税、不服徭役等，因此这为寺院经济的壮大提供很好的外部条件。对此我们可以通过文献对寺院经济的描述，来窥一斑。唐朝寺院的产业相当殷实，其中有殿堂、竹林、水田、旱地，粮食充盈，就连长安富有之家也无法与之比拟。同时，寺院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与寺院主动聚敛钱财有关。这一时期，一些寺院经营工商业，有的还通过经营当铺、放高利贷等，通过种种渠道来聚敛巨额钱财。
最后，在唐代，中国佛教的八大宗派渐次确立、发展并定型，而八大宗派的形成又推动了全社会、各阶层的佛教信仰风气，这个可从文人士大夫及军人阶层两方面论述。文人士大夫方面，唐代佛教达到极盛，许多文人士大夫对佛教非常信仰，如萧璃、宋之问、王维、王缀、白居易、庞蕴、柳宗元、颜真卿、杜鸿渐等。以白居易为例，其可谓是唐代文人士大夫阶层之中奉行“禅净双修”的一个典型。白居易于早年研究过南禅宗思想，还修习过坐禅，直到被谪为江州司马之后，长期往来于庐山东林寺，再开始走向净土信仰的。尽管白居易的净土信仰在江州时期才开始，但是修习西方净土自此成为白居易一生最重要的宗教追求，作为净土宗发源地的东林寺也因此和白居易结下了不解之缘。晚年白居易出资重修的洛阳龙门香山寺即是修习西方净土的道场，他在《重修香山寺》诗中说“南祖心应学，西方社可投”，念佛往生净土成为白居易佛教信仰的总结。军人阶层方面，唐朝时期，佛教对人们的影响越来越大，其信仰者的领域也越来越广泛，军人即为其中一个特殊的阶层。按理说军人是与战争联系在一起的，有战争就意味着杀戮，就意味着要有人员、牲畜等生灵的涂炭，这与佛教的教义正好矛盾，佛教在军人当中应该不会有太大市场。但事实上却相反，佛教在唐代军人阶层中十分流行。无论是驰骋疆场的现役领兵将领，还是曾经征战沙场、后退居山林的退役将领，亦或者是普通的士兵，都有着对佛教的笃信。在这一时期，佛教的经典、教义也慢慢为广大军人所接受，且广泛传播，如《金刚经》。
唐代佛教的发展超越了其传入中国后的任何一个时期，这是佛教在中国世俗化、中国化的关键时期，也是定型时期。正是由于佛教的快速发展，其推动了整个社会的佛学热向前发展，佛教文化题材便不可避免地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作为以市场为导向的长沙窑，工匠们采用佛教文化题材也是顺理成章的，当然这也是有着内在和外在的原因。首先，为了开拓陶瓷销售市场，工匠们必然会采用佛教文化这一题材，因为只有符合消费者的需求，其所生产的陶瓷器才能在市场上与其他窑场相互竞争，而佛教文化题材则是深受大家的欢迎；其次，长沙窑所处的潭州在这一时期也是名寺辈出，如麓山寺和密印寺，虽然这两座寺院始建时间有先后，但是其发展非常迅猛，提高了佛教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并且对长沙地区的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身处潭州的工匠们自然也会受到两寺的影响。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影响下，长沙窑工匠们大胆采用了佛教文化因素作为装饰题材，并采取了多种装饰手法，这是其市场化的直接表现。
根据已公布的长沙窑瓷来看，在瓷上书写含有与佛教有关诗文题记的器型主要有壶、碗及扑首等，其中壶多为瓜棱形状，而器物上书写的文字内容也不尽相同，其具体的形态及文字如下：
青釉褐彩“圣水出温泉”瓷壶（图1），残高18、底径9.6厘米。口沿残，长颈，圆肩，圆腹，平底假圈足。多棱柱短流下方用褐彩书写“圣水出温泉，新阳万里传。常居安乐国，多袌未来缘”五言诗一首。这是首借自然现象，点破尘缘世界，写佛家有缘人感悟人生的诗。首句中的“圣水”本是水名，即琉璃河，传说这一流域某处出现了温泉，这本是一种自然现象。此句说，由于温泉涌动，“新阳”名声远播。其实这两句中的“圣水”、“新阳”诗人并不在意，真正在意的是要借温泉涌动这一自然现象为由头，宣扬佛缘因果。据记载，唐时佛教徒往往将温泉出现视为佛菩萨造出的圣水，并认为是佛菩萨以此替人治疗疾病，有求必应。三句“安乐国”是佛教语，按照佛家说法，是阿弥陀佛所居之国，这自然是善男信女居住的极乐净土。此句已不单单是说温泉涌动，而是强调温泉涌动之地与居住此地之人的关系了，暗示佛缘本是前身定，“安乐国”里是故人。末句表明果之前必有因，因之后必有果，人有善愿，佛必佑之。窑址出土，现收藏于长沙市博物馆。
青釉褐彩“欲到求仙所”瓷壶（图2），残高18.6、底径10厘米。敞口，长颈，圆肩，圆腹，平底假圈足。多棱柱短流下方用褐彩书写“欲到求仙所，王母少时开。卜人舟上坐，合眼见如来”诗文一首。这是一首宗教色彩比较浓郁的诗，诗中的王母即西王母，简称王母，又称金母、金母元君，俗称王母娘娘。据《山海经》之《西山经》记载：“又西北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此外，《海内北经》、《大荒西经》也有关于西王母的记载。王母原为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女神，后经道教增饰奉为女仙领袖。“如来”是佛的一种称号，指从“如”实之道而“来”，开示真理。“如实”即真如，指佛所说的绝对真理。依照真理行事，便可达到佛的境界。“如来”是梵文“多陀阿伽陀”（TATHACTA），即“多陀竭”的意译。《成实论》卷一说：“如来者，乘如实道来成正觉，故曰‘如来’。”这是一首表现凡人想得道成仙就要去见道、佛二仙，即王母娘娘和如来佛。窑址出土，现收藏于长沙市博物馆。
青釉褐彩“念念催年促”瓷壶（图3），残高13、底径11.6厘米。口颈残，圆肩，圆腹，平底假圈足。多棱柱短流下方以褐彩书写“念念催年促，由如少水鱼。劝诸行过众，修学至无余”五言诗一首。据考证，此诗应为僧伽信士拜佛的偈语，或先为诗，后为偈语，或纯属模仿。偈语，简言之，佛教徒要礼拜菩萨，在法堂中环绕忏悔，从清晨念到黄昏的礼佛和忏戒的文句。偈为“偈佗”的简称，为梵文，义深为颂，颂即敬慎如铭。本篇有可能就是僧伽在法堂上所念的偈颂，也有可能原本是出家人抒发内心情感的诗，二者虽不等同，但也不相互排斥。唐代僧徒诗人拾得说：“我诗也是诗，有人唤作偈。诗偈总一般，读者须仔细”，可见诗偈同异难分。窑址出土，现收藏于长沙市博物馆。
青釉褐彩“忍辱成端政”瓷壶（图4），高19.5、口径10.2、底径10.5厘米。敞口，长颈，圆肩，圆腹，平底假圈足。多棱柱短流下方用褐彩书写“忍辱成端政”五字。此句乃“忍辱成端政，多嗔作毒蛇。若人不马呈恶，必得上三车”五言诗的首句，末尾原字为正，现题为“政”，诗文作者是初唐诗僧王梵志。诗的开头“忍辱”是佛家语，原指忍辱铠，能防一切外来灾害，喻入佛门，修得佛法，来生可获得端正福报。次句“多嗔”，疾恶如仇。“作”制服意。“毒蛇”似是借用“毒龙”之意，古代龙、蛇通用。《洛阳伽蓝记》云：“山中有池，毒龙居之。昔有三百商人，止宿池侧，值龙岔怒，泛杀商人。”后来磐陀王闻之有：“学婆罗门咒，四年之中，尽得其术……就池咒龙，龙变为人”之语，这是一则称颂佛法的典故。诗中“毒蛇”即“毒龙”，意为要如此这般的信奉佛法，制服邪恶，令恶从善。三句“马呈”读逞，意为放纵，本句的意思是假如人人都不放纵邪恶。末句“必得”作定能之意，“三车”佛教指牛车、羊车、鹿车为三车，喻三乘，即佛法谓引众生达到解脱的三种方法、途径或教义。通观全诗，其意境便是弃恶扬善、立地成佛。窑址出土，现收藏于长沙市博物馆。
青釉褐彩“嶽麓寺茶埦”瓷碗，高4.8、口径13.5厘米。侈口，唇尖圆，腹斜收，玉璧底，碗心折平。碗心以褐彩书写“嶽麓寺茶埦”五字，碗底书“张惜永充供养”六字，这可能是一位施主供献给麓山寺的僧人们饮茶的，也许是成批烧制的产品。窑址出土，现收藏于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青釉褐彩题“佛”瓷碗，高4、口径13厘米。圆口，腹斜收，玉璧底，碗心折平。碗心以褐彩书写“佛”字，据此推断，应该是佛寺或僧人用品。华菱石渚博物馆藏。
青釉褐彩铭文扑满（图5），高20、底径12厘米。器顶有一乳突状提手，束颈，溜肩，假圈足平底，肩部设一字形投币口。扑满自肩部至腹部以褐彩书写有57字铭文，内容为：“潭州准造道林寺，幕（募）主施二千五百人，各舍钱一千文，写大藏经五千卷，经藏一和舍利塔，藏满即略施同福。（唐宣宗）大中三年（849）七月日僧疏言白。福德藏。”铭文大致意思是：潭州政府批准重建道林寺，募集到2500名施主，每人捐赠一千文，以抄写五千卷大藏经，藏在一和舍利塔内。此事由名叫疏言的和尚所述，该扑满为福德所藏。简而言之，此段铭文说的是大中年间施主们捐款为重建的长沙道林寺献经的事情，它是会昌法难的物证，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私人收藏。 除了以上七件题写与佛教有关诗词题记的瓷器外，长沙窑还发现有数件器物残件上标有与佛教有关的铭记，如“龙庭”、“北禅院”、“弟子李伟”等铭文碗，这些铭记均表明其为佛教所拥有的器物。实际上，不论是在长沙窑瓷上书写与佛教有关的诗词题记，还是标有与佛教有关的铭记，这些都只是长沙窑瓷运用佛教文化因素的冰山一角。根据对已发表长沙窑陶瓷的统计分析，可知在长沙窑瓷上装饰佛教文化因素的技法有多种，如釉下彩绘、模印贴花以及雕塑等，而这些基本上都是长沙窑能够立足于中国陶瓷史的重要法宝，尤其釉下彩绘，更是其突破唐代“南青北白”陶瓷格局的重要手段。长沙窑瓷工匠能够将佛教文化因素运用到装饰上，一方面是外销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唐代佛教发展的见证，而这也是其最为关键的一点。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在唐代佛教呈现出历史上的鼎盛期，并成为事实上的国教。唐朝初年，李唐皇帝曾把道教、儒学共立为根本，但是佛教以其鲜活的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理论深入影响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这就使得刚刚历经“五胡十六国”之战乱，对于两汉时期以儒学为尊治理国家的概念已经淡薄与模糊，而且礼制也尚未完全恢复至健全的唐王朝统治者，找到了思想理论寄托，进而使得佛教很快席卷整个社会，这在各个层面都得到了体现。
首先，政治上，唐代除了武宗发动了灭佛行动外，其余皇帝大多对佛教持欢迎态度，有的甚至对佛教痴迷，尤以武则天时期为甚。太宗时期，虽然没有太尊崇佛教，但是也没有打击和排斥佛学。唐太宗曾在当年各个战场处建立寺庙，以超度亡灵，为死难的将士祈求来生。至后期，其很快认识到佛教对其政权的积极作用和实用价值，于是尊崇佛教并奉迎佛骨，为佛教在唐代的快速发展提供了绝佳契机和难得的条件。高宗武则天时期，佛教在中国走上鼎盛时期，成为事实上大唐王朝的国教。高宗奉迎佛骨、开凿石窟，武则天亦步高宗之法，并从官方角度明确了佛教的尊崇地位，这些极大地提高了佛教的地位。玄宗及以后皇帝，虽然出台了部分限制措施，但其目的是为了规范佛教中存在的不良现象，客观上对佛教的良性发展起到了较好的作用，即使武宗发动“会昌法难”，但是宣宗时对佛教又加以引导和支持。这些都说明唐代诸帝对佛教基本上还是持尊崇和支持的态度。
其次，唐代寺院经济进一步发展。唐朝对寺院施以特殊政策，国家可以分给寺院以田地，分给僧人和尼姑的数量分别为三十、二十亩，并且还不交赋税、不服徭役等，因此这为寺院经济的壮大提供很好的外部条件。对此我们可以通过文献对寺院经济的描述，来窥一斑。唐朝寺院的产业相当殷实，其中有殿堂、竹林、水田、旱地，粮食充盈，就连长安富有之家也无法与之比拟。同时，寺院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与寺院主动聚敛钱财有关。这一时期，一些寺院经营工商业，有的还通过经营当铺、放高利贷等，通过种种渠道来聚敛巨额钱财。
最后，在唐代，中国佛教的八大宗派渐次确立、发展并定型，而八大宗派的形成又推动了全社会、各阶层的佛教信仰风气，这个可从文人士大夫及军人阶层两方面论述。文人士大夫方面，唐代佛教达到极盛，许多文人士大夫对佛教非常信仰，如萧璃、宋之问、王维、王缀、白居易、庞蕴、柳宗元、颜真卿、杜鸿渐等。以白居易为例，其可谓是唐代文人士大夫阶层之中奉行“禅净双修”的一个典型。白居易于早年研究过南禅宗思想，还修习过坐禅，直到被谪为江州司马之后，长期往来于庐山东林寺，再开始走向净土信仰的。尽管白居易的净土信仰在江州时期才开始，但是修习西方净土自此成为白居易一生最重要的宗教追求，作为净土宗发源地的东林寺也因此和白居易结下了不解之缘。晚年白居易出资重修的洛阳龙门香山寺即是修习西方净土的道场，他在《重修香山寺》诗中说“南祖心应学，西方社可投”，念佛往生净土成为白居易佛教信仰的总结。军人阶层方面，唐朝时期，佛教对人们的影响越来越大，其信仰者的领域也越来越广泛，军人即为其中一个特殊的阶层。按理说军人是与战争联系在一起的，有战争就意味着杀戮，就意味着要有人员、牲畜等生灵的涂炭，这与佛教的教义正好矛盾，佛教在军人当中应该不会有太大市场。但事实上却相反，佛教在唐代军人阶层中十分流行。无论是驰骋疆场的现役领兵将领，还是曾经征战沙场、后退居山林的退役将领，亦或者是普通的士兵，都有着对佛教的笃信。在这一时期，佛教的经典、教义也慢慢为广大军人所接受，且广泛传播，如《金刚经》。
唐代佛教的发展超越了其传入中国后的任何一个时期，这是佛教在中国世俗化、中国化的关键时期，也是定型时期。正是由于佛教的快速发展，其推动了整个社会的佛学热向前发展，佛教文化题材便不可避免地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作为以市场为导向的长沙窑，工匠们采用佛教文化题材也是顺理成章的，当然这也是有着内在和外在的原因。首先，为了开拓陶瓷销售市场，工匠们必然会采用佛教文化这一题材，因为只有符合消费者的需求，其所生产的陶瓷器才能在市场上与其他窑场相互竞争，而佛教文化题材则是深受大家的欢迎；其次，长沙窑所处的潭州在这一时期也是名寺辈出，如麓山寺和密印寺，虽然这两座寺院始建时间有先后，但是其发展非常迅猛，提高了佛教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并且对长沙地区的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身处潭州的工匠们自然也会受到两寺的影响。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影响下，长沙窑工匠们大胆采用了佛教文化因素作为装饰题材，并采取了多种装饰手法，这是其市场化的直接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