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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考改革的大体方向应该是扩大三个“自主性”:地方教育的自主性、学校的自主性、学生的自主性。
最近,一本名为《蚁族》的书红遍中国。所谓蚁族,指的是那些大学本科甚至研究生毕业,没有工作或者工作低薪,怀有在大城市中打拼的理想、聚居在城市结合部的“高智商、低收入人群”。“蚁族们”棘手的就业问题,在倒逼着社会重新审视我们的大学教育和高考制度,这时,“校长推荐上北大”跃入了公众的视野。
“这种人为因素为主导的推荐制,撼动了白纸黑字的考试制度,打破了中国的教育公平性”,这是民众对于“校长推荐上北大”的普遍反应。但是,面对积重难返的中国教育现状,改显然是一种出路,教育专家如何看待“推荐制”呢?本刊访问了教育专家杨东平和中国民办教育第一人、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信力建。
高考应该多层次化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在广州开会时,在大学校园撞见了奥数班在兜售奥数试题,他就买下一份,发现初二才学的平面几何题竟然出现在小学四年级的奥数题中。
杨东平心情难静,就写了一篇名为《打倒万恶的奥数教育》的博客文章,结果此文赢得了近50万的网络点击率和7000余条评论,家长们对于奥数深恶痛绝的字眼,在每一条回复中显得很扎眼。
之所以奥数班比赛会如此火热,杨东平觉得源于现今大学招生的“掐尖”模式。他认为北大此次的改革只是一个无关宏旨的细节,但有着积极的意义。“高校扩大自主权的各种改革,例如五校联考、三校联考等,对于打破铁板一块的格局都是有益的,应当以宽容的态度允许其探索。”
杨东平主张高考的多层次化,考试与自主招生等方式相结合,不同等次、不同类型的学校也应该用同一张考卷。当那一张考卷不再是千军万马争抢通过的独木桥之时,很多问题自然就有了转机。
要扩大教育的“自主性”
杨东平认为,中国高考改革的大体方向应该是扩大三个“自主性”:地方教育的自主性、学校的自主性、学生的自主性。而此次“校长推荐上北大”的尝试,当属于扩大学校自主性的大胆推进。
“北大面向少数高中名校的校长实名推荐,只能够产生学业最优秀的‘尖子’,这正是人家的目标,这一举措的目的本来很明确,是直接针对清华大学的提前‘掐尖’的招数,并不是选拔特殊人才的措施。”北大此招,直指清华。杨东平觉得“北大还有更大的胸襟和追求,愿意向世界一流大学看齐,而不是只与清华大学较劲”。
其实并不仅仅是招生的自主性,也包括师资选择的自主性。人们每每会想起陈寅恪入主清华研究院的故事:梁启超向清华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说陈不是博士,也没有著作,但是自己著作等身也不如陈寅恪的区区百字有价值。于是,一无海归文凭、二无国内职称的陈寅恪终于成为了“清华四教授”。
推荐制曾毁了一批韩国校长
校长推荐制,这种以人为因素为主的招生形势,自然也有它的风险。
在一次教育会议上,杨东平曾向韩国教育界同行问起韩国几年前实施“校长推荐制”的情况,结果韩国教育家连连摇头,说“推荐制”毁了韩国一批名校校长,因为腐败。在东亚儒家文化圈的“人情社会”中,获得推荐资格的校长想电话不被打爆、门槛不被踏破、拒人千里之外,显然是很难做到的。
推荐制,到底是摆在中国校长们面前的一个机会还是一个陷阱?还有待检验。
大学毕业生合格与否,要接受市场的检验
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信力建认为,教育问题应该由教育供求双方来决定,可以尽量下放自主权给学校,政府所需要做的,就是为贫困学生等弱势群体提供奖学金等保障。而现有高考制度看似公平,其实未必。
信力建坦言:“我国的大一统高考考试制度如今实行已逾三十年,被高考固化的思维模式,将人们的线性思维发挥到极致,形成了单一的畸形社会形态。幼儿教育开始到高考教育的接近二十年升学之路,就是血淋淋的教育淘汰历程。”高考改革,必须要让残酷的淘汰制向选择制转换。
而“全国一张卷”的制度,更是应该列入首先改革的名单。就像不同职位的考核标准不同一样,统一试题并不能有效地测试不同层面学生的水平,只会造成“多数人陪考”的尴尬局面。而此次“校长推荐上北大”在制度创新的层面上有着导向性的意义,会有更多的学校“破茧而出”选择类似的自主招生模式。
对于“校长推荐制”会毁坏高考公平性的普遍质疑,信力建认为,即使是现有的高考制度,依然腐败丛生,冒名顶替的“罗彩霞事件”屡见不鲜,并不能因为产生腐败的可能性而放弃高考改革。
“医疗的问题只会影响这一代人,但是教育的问题却会影响几代人。现有高考制度肯定是需要改的,改总是比不改好。至于说惩治腐败,需要法制与监管,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信力建说。
在谈及高考问题的时候,信力建更多地提到了“市场”一词,“但现在的大学,有99%多还是在为培养官吏服务。”信力建觉得,在保证形式公平的情况下,对“善”的追求可以市场为导向来解决;毕竟,大学生毕业以后,是质优品还是劣质品,是要接受市场的检验的。无法被市场所接受的大学毕业生越多,就业问题就会越严重。
信力建还大胆地建言,恢复历史上曾经存在的教会学校与私人学校。“通过转制后,国内教育体系应该发展而成为两个积极性:一个是政府的积极性——保障穷人读书。另一个是社会的积极性——由慈善和宗教团帮助有需要的人,私立学校给予国民选择优质教育的权利。两个积极性,社会两个分工,相辅相成,并行不悖。”
但愿以“敢为天下先”而著名的北大,能以创新找回真正的北大精神,而不是仅仅为了与清华暗暗较劲。
最近,一本名为《蚁族》的书红遍中国。所谓蚁族,指的是那些大学本科甚至研究生毕业,没有工作或者工作低薪,怀有在大城市中打拼的理想、聚居在城市结合部的“高智商、低收入人群”。“蚁族们”棘手的就业问题,在倒逼着社会重新审视我们的大学教育和高考制度,这时,“校长推荐上北大”跃入了公众的视野。
“这种人为因素为主导的推荐制,撼动了白纸黑字的考试制度,打破了中国的教育公平性”,这是民众对于“校长推荐上北大”的普遍反应。但是,面对积重难返的中国教育现状,改显然是一种出路,教育专家如何看待“推荐制”呢?本刊访问了教育专家杨东平和中国民办教育第一人、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信力建。
高考应该多层次化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在广州开会时,在大学校园撞见了奥数班在兜售奥数试题,他就买下一份,发现初二才学的平面几何题竟然出现在小学四年级的奥数题中。
杨东平心情难静,就写了一篇名为《打倒万恶的奥数教育》的博客文章,结果此文赢得了近50万的网络点击率和7000余条评论,家长们对于奥数深恶痛绝的字眼,在每一条回复中显得很扎眼。
之所以奥数班比赛会如此火热,杨东平觉得源于现今大学招生的“掐尖”模式。他认为北大此次的改革只是一个无关宏旨的细节,但有着积极的意义。“高校扩大自主权的各种改革,例如五校联考、三校联考等,对于打破铁板一块的格局都是有益的,应当以宽容的态度允许其探索。”
杨东平主张高考的多层次化,考试与自主招生等方式相结合,不同等次、不同类型的学校也应该用同一张考卷。当那一张考卷不再是千军万马争抢通过的独木桥之时,很多问题自然就有了转机。
要扩大教育的“自主性”
杨东平认为,中国高考改革的大体方向应该是扩大三个“自主性”:地方教育的自主性、学校的自主性、学生的自主性。而此次“校长推荐上北大”的尝试,当属于扩大学校自主性的大胆推进。
“北大面向少数高中名校的校长实名推荐,只能够产生学业最优秀的‘尖子’,这正是人家的目标,这一举措的目的本来很明确,是直接针对清华大学的提前‘掐尖’的招数,并不是选拔特殊人才的措施。”北大此招,直指清华。杨东平觉得“北大还有更大的胸襟和追求,愿意向世界一流大学看齐,而不是只与清华大学较劲”。
其实并不仅仅是招生的自主性,也包括师资选择的自主性。人们每每会想起陈寅恪入主清华研究院的故事:梁启超向清华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说陈不是博士,也没有著作,但是自己著作等身也不如陈寅恪的区区百字有价值。于是,一无海归文凭、二无国内职称的陈寅恪终于成为了“清华四教授”。
推荐制曾毁了一批韩国校长
校长推荐制,这种以人为因素为主的招生形势,自然也有它的风险。
在一次教育会议上,杨东平曾向韩国教育界同行问起韩国几年前实施“校长推荐制”的情况,结果韩国教育家连连摇头,说“推荐制”毁了韩国一批名校校长,因为腐败。在东亚儒家文化圈的“人情社会”中,获得推荐资格的校长想电话不被打爆、门槛不被踏破、拒人千里之外,显然是很难做到的。
推荐制,到底是摆在中国校长们面前的一个机会还是一个陷阱?还有待检验。
大学毕业生合格与否,要接受市场的检验
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信力建认为,教育问题应该由教育供求双方来决定,可以尽量下放自主权给学校,政府所需要做的,就是为贫困学生等弱势群体提供奖学金等保障。而现有高考制度看似公平,其实未必。
信力建坦言:“我国的大一统高考考试制度如今实行已逾三十年,被高考固化的思维模式,将人们的线性思维发挥到极致,形成了单一的畸形社会形态。幼儿教育开始到高考教育的接近二十年升学之路,就是血淋淋的教育淘汰历程。”高考改革,必须要让残酷的淘汰制向选择制转换。
而“全国一张卷”的制度,更是应该列入首先改革的名单。就像不同职位的考核标准不同一样,统一试题并不能有效地测试不同层面学生的水平,只会造成“多数人陪考”的尴尬局面。而此次“校长推荐上北大”在制度创新的层面上有着导向性的意义,会有更多的学校“破茧而出”选择类似的自主招生模式。
对于“校长推荐制”会毁坏高考公平性的普遍质疑,信力建认为,即使是现有的高考制度,依然腐败丛生,冒名顶替的“罗彩霞事件”屡见不鲜,并不能因为产生腐败的可能性而放弃高考改革。
“医疗的问题只会影响这一代人,但是教育的问题却会影响几代人。现有高考制度肯定是需要改的,改总是比不改好。至于说惩治腐败,需要法制与监管,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信力建说。
在谈及高考问题的时候,信力建更多地提到了“市场”一词,“但现在的大学,有99%多还是在为培养官吏服务。”信力建觉得,在保证形式公平的情况下,对“善”的追求可以市场为导向来解决;毕竟,大学生毕业以后,是质优品还是劣质品,是要接受市场的检验的。无法被市场所接受的大学毕业生越多,就业问题就会越严重。
信力建还大胆地建言,恢复历史上曾经存在的教会学校与私人学校。“通过转制后,国内教育体系应该发展而成为两个积极性:一个是政府的积极性——保障穷人读书。另一个是社会的积极性——由慈善和宗教团帮助有需要的人,私立学校给予国民选择优质教育的权利。两个积极性,社会两个分工,相辅相成,并行不悖。”
但愿以“敢为天下先”而著名的北大,能以创新找回真正的北大精神,而不是仅仅为了与清华暗暗较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