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云门宗为禅宗“五家七宗”之一,北宋曾盛极一时,南宋以后开始衰落,至南宋末传承渐趋不明。但在金朝统治下的中国北方地区,云门宗得到了继续发展,并形成以中都大圣安寺为核心的丛林集团,大圣安寺住持圆通广善更被金朝皇帝尊崇为国师。入元后,元世祖忽必烈崇教抑禅的政策,使禅宗受到一定打击。但至迟到武、仁时代,禅宗又开始复兴,大圣安寺住持云山慧从被仁宗封为荣禄大夫、大司空,领云门宗事,与当时的临济宗、曹洞宗呈三足鼎立之势。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元末。
【机 构】
: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100732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云门宗为禅宗“五家七宗”之一,北宋曾盛极一时,南宋以后开始衰落,至南宋末传承渐趋不明。但在金朝统治下的中国北方地区,云门宗得到了继续发展,并形成以中都大圣安寺为核心的丛林集团,大圣安寺住持圆通广善更被金朝皇帝尊崇为国师。入元后,元世祖忽必烈崇教抑禅的政策,使禅宗受到一定打击。但至迟到武、仁时代,禅宗又开始复兴,大圣安寺住持云山慧从被仁宗封为荣禄大夫、大司空,领云门宗事,与当时的临济宗、曹洞宗呈三足鼎立之势。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元末。
其他文献
商周金文族徽“天黾”,近人多释为“天鼋”,即黄帝轩辕氏,其实此说乃出于对《国语·周语下》“我姬氏出自天鼋”一语的误解。是语主要讲周武王伐殷时的天象及相关传说,天鼋即十二次之玄枵,玄枵所对应的齐地有殷代逢(逢)伯陵的后人大姜嫁与周大王(古公宣父),因为周人从此勃兴,故有此说法。郭沫若误将“天黾”释成“天鼋”,又以轩辕氏释之。古文字黾与龟、窀三字,现已可以区分清楚,从而可知前人对“天黾”二字的释读无误。解读“天黾”,所对应的应是进入有史时代的夏商周史料。“天黾”的“天”应是地名,“黾”就是夏族的冥氏,“天黾”
《时务报》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译报,其“东文报译”栏目主持人古城贞吉是应黄遵宪之召受聘于《时务报》的。自此到《时务报》终刊,古城贞吉主持“东文报译”栏目56册(期),发表译文600多篇,共计34余万字,其译文数量在《时务报》及其“域外报译”中的比重较高,译稿内容具有更明显的广泛性与时代性特点。东文报译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和制”词汇引进平台,输入大量新词汇、新概念,传递近代理论与常识,丰富国人西学知识。古城贞吉及其主持的“东文报译”的积极作用不可抹杀。
黄嘉略的巴黎日记真实可信是各国学者的共识,美国汉学家史景迁所撰《黄嘉略的巴黎日记》所据即为此日记。日记中确切地记载了孟德斯鸠与黄嘉略的多次会见。西班牙塞维利亚大学的贝尼泰兹教授之所以质疑孟氏曾与黄氏会见,原因之一是他不清楚孟氏此时的名字是拉布莱德。黄嘉略的经历表明,其法语水平足以保证其与孟氏的会见和谈话不存在语言障碍。贝尼泰兹教授认为,从时间上看,《我与黄先生的谈话中关于中国的若干评述》不可能出自孟氏笔下,应是弗雷莱所作。贝氏得出这个错误结论的原因在于,他对中国文化缺乏深入的了解,特别是汉语知识有所欠缺,
历史上金沙江因滩险众多,江流湍急,自古少有直通远程之利。明代许多士人提议开通金沙江航道,直到嘉靖二十三年(1544)以后才从叙州府到蛮夷司沿江相继设立陆驿,始有人通过水陆相兼从永善黄草坪以下采买四川粮米,但总体上云南地区水路不畅,一直是云南通往内地的一个阻碍。清乾隆二年(1737),开始有人提议为转运四川粮米之故开通金沙江航道,到乾隆五年云南总督庆复等为转运滇铜入京建议开通金沙江航路,随后经云南总督张允随主持开通,
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进一步提升国家的综合实力,需要各个文化领域充分发挥自身的专长和优势。史学修养回然是史学工作者所必需的,同时也是全民族、尤其是知识群体所必要的,因为它是增强人们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极其重要的因素。
1917年二月革命后,群众性的民主运动由温和的社会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孟什维克领导。他们在苏维埃中占大多数,而5月他们在政府中又获得了几个席位。布尔什维克能够领导大多数积极从事社会活动的工人并掌握政权,这在1917年春天还令人觉得难以置信。但到了秋天这却变成了事实。弄清楚布尔什维克的胜利——这一社会主义者失败的反面很重要。不弄清这一失败的原因,也就不能理解这一胜利的原因。
20世纪20年代初.在俄罗斯知识分子中间出现了一股被称之为“路标转换派”的社会政治思潮。《路标转换》文集于1921年在布拉格出版。
爆发于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是20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之一。俄国工人阶级在自己的先锋队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顺应时代潮流,夺取并掌握了国家政权,使俄国(苏联)逐渐摆脱落后,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强国之路。苏联的解体,不能遮掩十月革命的伟大功绩。90年过去了,十月革命开辟的历史道路,仍显示出深刻的必然性;对十月革命时代背景、历史进程、社会影响、经验教训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深入考察和科学研究,仍是准确认识20世纪乃至今后一个时期人类历史发展方向的重要前提。在纪念十月革命90周年之际,本刊发表一组俄罗斯学者的笔谈,供学术
人类文明的发展既遵循共同的规律,又具有各自的特点。表现出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中国古代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既与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相适应,又具有自己鲜明的民族特色。对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源的研究。不能脱离与世界其他文明相比较的方法和视角。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源问题引起学界广泛关注,产生了一批重要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