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三年前，我错过了一次发财的机会，至今都耿耿于怀。这可能是我这辈子唯一的一次机会，而反观这几年我的生活，也逐步在验证。因此懊悔并没有被时间所冲洗，反而被打磨得越发光亮。我时常设想，如果我把握住那次机会，生活将是另外一番景象。只是我对富人的生活过于陌生，所以只能略显浮夸流于表面地进行憧憬。首先我应该有诸多的女性玩伴，她们概因钱财聚集在我的身边，但会有一两个对我动了真心，摆出要与我相濡以沫的架势。这说明抛去金钱来讲，我是有男性魅力的。可惜我是个玩弄女性的混蛋，女人们的心被伤透，自杀未遂后远走他乡。醉酒的夜晚，在良心的谴责之下，我怀揣风尘女子倾诉衷肠，即便哭成一副痔疮流脓的模样，仍不忘趁机捏下对方的屁股。畅想至此，我无法再继续下去，怎么说呢，没想到在内心深处自己是如此阴暗。
回到现实，我对现今的处境倒是有些满足了，上无父母，下无儿女，只要不干犯法的事，谁也不能把我怎么样。但我明显感觉到周围投射过来的异样目光，尤其是那些处于晚年的老大妈们，她们在背后指指点点，我不在乎，无非是说我三十多了还找不到对象，她们在嫉妒一个自由的人，她们无法容忍不循规蹈矩生活的人出现在视线内。对此，我唯有沾沾自喜，在经过她们面前表现得更加快活，希望藉此能使她们心情郁结，让并不通顺的脑血管更加堵塞。去年，我将父母留给我的乡下房子卖掉，在这个老生活区租住。远离了生活十多年的街坊邻居，让我的生活更加惬意，我不必再碰到熟人时生硬地打招呼和挤出一丝的微笑，也不用在她们嘘寒问暖时强忍住心中的怒火。和过往划清界限，这多少和我双亲亡故脱不了干系，实际上我并没有表现出来的那么洒脱，多愁善感在一定程度上令我过得艰辛，对亲人的缅怀只能雪上加霜。我时常在想，为什么父母给了我一个幸福安稳的家庭，令我找不到一丝拒绝想念他们的理由。
游手好闲过了两年，父母生前留下的积蓄被我挥霍无几。姐姐隔三差五来我住的地方，带来生活用品并顺便打扫房间卫生，走时扔下几百块钱。她来的时候，我躲在卧室里不出来。这样持续了半年左右，秋后的一天，和往常不同，姐姐不打招呼登门。当时，我已经断粮两天，如果她再不来的话，我已萌生抢劫的念头。与半年前相比，姐姐胖了许多。这让我更加生气，把自己养得白胖，却让亲弟弟挨饿。没等她站稳，我便问，你就这么空着手吗？这句话让她顿时火大，质问我，你打算这样混下去吗？我说，不然呢，要不你帮我找个工作。她用手托着自己的肚子，缓慢坐在沙发上。我说，你胖得坐下都费劲了吗？她说，我怀孕了，以后不过来了。我感到羞愧，她怀孕半年我竟毫不知情。突然，她捂住脸嘤嘤哭了起来。我一时慌了手脚，坐立不安。我递给她手纸，她擦了下眼泪，哽咽着说，昨晚咱爸给我托梦了，问我你找到工作了没，是不是还在瞎混。没等她说完，我站起来，说这些干什么呢。姐姐抬起头，红着眼，你让我怎么和他们说呢。我说，你让他们来问我啊。说着，眼泪啪嗒啪嗒掉下来，我赶忙扭过头，屏住呼吸，试图让自己情绪稳定。同时脑海中不禁联想到姐弟两人抱头痛哭的场景。
我急忙跑到阳台抽烟，天空灰蒙蒙的，连个活物都看不到。回到客厅，坐在沙发上，两人无话。我确实不知道自己能干些什么，没有一技之长，又不能吃苦。我也不是没考虑自己的将来，可那是我能想的吗？感谢我唯一的亲人，她早已给我做好了职业规划，并决定伸出援手注入资金。一个星期后，我开着姐姐从二手市场买的汽车，干起了黑出租的生意。这有违她的本意，但要成为正规的出租车司机，需要花钱的地方多，她也不是阔绰之人。我个人倒是更倾向开黑出租，符合我的性格，自由散漫。我印了几百张名片，四处张贴在所难免，然后分发给相熟的朋友。不过我也没几个朋友，这两年离群索居，还保持联系的朋友只剩下一两个了。我决定修复友谊，不只是为了那刚起步的黑出租生意，但这似乎不妥，需要帮忙时再找朋友，太势利了点，可是不然呢。这些问题让我头疼，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的顾虑呢。这年头，小县城不同于大城市，路宽人少，私家车越来越多，活确实不好干。比如昨天，我在车上躺在一整天，腰酸背痛另说，泌尿系统似乎也出了问题。晚上睡觉之前，当我在盘算是否将车变卖另谋他路时，朋友刘忠打来电话，让我明天驱车去一百公里外的鲁中监狱，接一位他刑满释放的朋友。电话中，我本打算详细询问我要接的那位仁兄的情况，比如他因为什么事进去。但刘忠表现得十分不耐烦。他正在青岛和老婆游玩，若不然也不会轮到我。现在我只知道，要接的人叫曾立。
第二天早上我六点多出发，因为不知道是几点出狱，一路上我开得比较快，但车上没有导航，问路浪费了不少时间。当我来到鲁中监狱门口时，已是十点过五分。门口连个站岗的都没有，我在不远处的超市买了面包和水，借了一块硬纸壳，在上面写上：曾立。硬纸壳放在车窗上。吃完面包后，我放下座椅，不一会睡着了。后来我被敲车窗的声音吵醒，睁开眼，一个头发花白的男的贴在车窗上朝我看，我着实被吓了一跳，急忙擦拭嘴边留下的口水。我摇下车窗：你是曾立？男的摇头。我摇上车窗，男的伸手挡住车玻璃，等曾立吗？我点头。男的说，他今天出不来了。我问，你怎么知道？男的说，我是他狱友，他得再住半个月。我说，不是说好的今天吗？男的嘴角一咧企图微笑，但其他的面部肌肉并没响应。我下车，点上一根烟。男的问，你是曾立什么人？我有些不耐烦，这时一辆黑色汽车从监狱里开出来，朝西边走了。我收回目光，看着眼前这个男的，他比我矮一点，大概一米六左右，皮肤黝黑，眉宇间有道很深的悬针纹，不过他身形保持得不错，瘦但不单薄，力气不小。我说自己是帮朋友接曾立的。男的问我还有烟没有。我递给他一根。他放在嘴边抽了一口，手有些发抖。曾立不出来，这意味着我今天不仅没活干，还要倒贴一两百的油钱。男的说曾立延期出狱，是因为昨晚上偷狱友的钱被逮住了。说到这里，男的又咧了嘴。我扔掉烟，打开车门，准备回去。男的握住我的手，别着急走，我租你的车。他自称老陈，老陈手里拿着一个黑色帆布包，上车后，他两只手紧攥着包，有些拘谨。我说，包车一天五百，先付一半。老陈听后，打开黑帆布包，取出一个状似钱包的塑料手纸外包装，里面有一沓钱，他清点出二百五，递给我。我装进口袋里，问他现在去哪里。老陈说，先找个地方吃午饭吧。 往西几公里，靠近公路的一家包子铺，我和老陈要了两笼猪肉馅的蒸包。我吃了几口，一股猪油味，难以下咽。老陈倒是吃得很香，大概监狱里伙食缺乏油水的缘故。我又要了半笼韭菜素的，同样的难吃。不时有油罐车从路上驶过，激起漫天的尘土。临街的商铺，除了这家包子铺，都是刻墓碑的，路边摆满了各种大小不一的方形墓碑，有些刻着字，有些只是光滑的石板。我有些无聊，便走过去。两年过去了，也没给父母立碑，今年清明节上坟的时候，遍地荒草，已经泯然众坟包。明年清明节立个碑吧，以表孝心不至于，算是一个记号。本来当初要立碑的，但家族长辈说最好等我有了后代，将后代的名字刻上。可两年过去了，娶妻生子的事连个影都没有。
不知何时，老陈已经站在我的背后，他目光盯着一个斜靠在路基上的一块墓碑，指给我，你觉得这块怎么样？我嗯了一声，不明白他想干什么。老陈走过去蹲下，将墓碑搬正，抚摸着它。他抬头看着我，露出牙齿，相比之前，这次他是真在笑。他的眼神在征求我的意见。我过去，蹲在他的身边，这个小了点。老陈说，墓碑而已，够写上自己的名字就成，弄那么大有必要吗！我指着下边，这里都缺角了。老陈说，不碍事。我问，怎么，你要买？老陈点头，抬起来试了下重量，又放下。我问，给谁买啊？老陈说，给自己，也给别人。
后备箱多了块墓碑，这让我感到有些晦气。当然我并不封建，只是这个老陈的做法欠妥，他完全可以择日来买。反观老陈，他心情不错。我问，你犯什么事进去的？老陈说，捅了个人。我问，死了吗？老陈说，没有。他点上一根烟。我问，为什么事捅人啊？老陈脸突然僵住，不再言语。我笑起来，牢都坐了，说出来听听。必须要承认，我的提问带着情绪，如果你说我是在存心激怒老陈也无不可。见他不言语，我打开音乐，听歌。没唱两句，老陈将音量关掉，真想听？
陈多云，五十一岁，临淄人，已婚，有个二十岁的儿子。他是地道的农民，如前所述，两年前老陈因为故意伤人被判入狱，刑期是到两个月后，因表现良好减刑到今日。这么说来，我和老陈今日的相遇，颇有些因缘巧合。我顿时高兴起来，忙问老陈监狱生活，这对我来说有些陌生，在我狭隘的想象中，大概和寄宿的高中生活相仿。对于老陈这种习惯了劳作的农民，繁重学业和体力劳动哪个更让人难以忍受还真不太好说。兴之所至，我问里面是否真有鸡奸的现象。老陈说，我所要等的曾立凭借白皙的皮肤和柔软的身体正是小有名气的男宠。这让我有些意外。老陈笑起来，坦言曾立的这次出狱，让诸多狱友感到不舍，他这次偷盗被举报，十有八九是莫须有的，只是这些家伙挽留他的一种方式。我又问，你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呢？老陈笑言，里面就相当于一个工厂，我们这些干活的，只是工资少点而已。他拍了下自己的帆布包，两年了我就攒了这点钱。繁重的劳动和营养的缺乏，使得老陈头发全白了，活像六十岁的老头。他看着后视镜里隐约的脸孔，深舒了一口气。我说，现在你自由了，多好。老陈说，顺利的话，今晚上又会把我关进去。
兄弟三人，陈多云排行老二。回到两年前，他早该从大哥和三弟的身上看出厄运将至的端倪。先说大哥，他的大儿子在十六岁那年得了脑癌死掉。后来生了小儿子，他六十岁了，儿子年满二十，眼看生活有所指望，没想到他在农村每年的免费体检中查出了肺癌，幸好是早期，靠化疗维持。三弟呢，四十多岁的人，至今光棍一条，为人鲁莽，年轻时便结交一帮狐朋狗友混社会，打架斗殴，把人脚筋砍断，碰到严打，入狱十五年。大哥查出肺癌那年，三弟出狱。
兄弟三人中，陈多云脑袋灵光，日子过得也安稳富足，这符合他温和的性格，与人为善，勤劳致富。当同龄人大多选择进工厂上班时，陈多云四处借债在镇上开了一家卖卫生洁具的店铺。刚开始的两年生意不好，没少遭到妻子段良芬的讥讽嘲弄，她的原话，脸都洗不干净还顾得上洗腚。要不说女的见识短呢，短短几年的光景，热水器在农村风靡一时，似乎大家都开始注意起了个人卫生。一开始陈多云骑着摩托三轮去安装热水器，半年后换成面包车。陈多云很知足，所谓小富则安，儿子初中辍学在家玩电脑，他也觉得没什么，他有能力养活独子。夫妻两人经营着小店，相比在工厂车间卖力的同乡，倒也算安逸。
三弟出狱后，陈多云打算让弟弟跟着自己一起干，留妻子在家操持家务，一来帮衬弟弟尽下哥哥的责任，二来段良芬有高血压，碰到外出安装的活，她有些帮不上自己。但这个提议，被段良芬否决了。陈多云有些左右为难，他只好帮弟弟在附近的工厂找了份工作，作为一个有前科的人，而且年龄偏大，工作确实不太好找。陈多云的良苦用心，弟弟没领，自顾在劳务市场蹲点，说这样自由没人管。
段良芬出事的那天是星期五，当时她正在店门口择韭菜，准备中午包水饺，而陈多云去外面修理热水器还没回来。这时段良芬的手机响了，是她大哥打来的。电话中，大哥情绪激动，说自己的儿子在丰收大道上青田桥附近出了车祸。给段良芬打电话，是因为青田桥离店面只有一里地。挂掉电话，段良芬扔下手里的韭菜，锁上店门，骑着电动车就走了。到了事故现场，段良芬看到侄子正躺在桥下的阴凉位置悠闲地抽着烟，电动车被撞碎，散落一地，其中车头躺在下水沟里被污水浸泡。司机蹲在路边一脸愁苦地抽烟，段良芬质问他，你怎么开的车？司机低头不言语。肇事的白色小型货车在不远处，车门大开。出事的这个位置是车祸多发地段，每年都要死伤七八个人，前年的时候一天死过五个人。没办法，西边过来刚好是下坡，视线不佳，车速难以控制。侄子在地上已经躺了半个小时，初夏的天气，衣服都湿透了。刚才张店区的交警和救护车前后脚赶到，查看后发现并不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事发地在桥东边归临淄区。没办法，他们只好继续等。段良芬站在道路靠中央的位置维护现场，示意过来的车辆避让。电话响起，是陈多云打来的，他到店里发现门锁着问她在哪里。段良芬简略叙述，让他立刻过来。
正如上文所说，段良芬有高血压，她臃肿的身体便是明证。除此之外，最近耳朵也时常耳鸣。天气炎热，段良芬站在道路中间，感到胸闷和头晕。躺在地上的侄子能切身感受到，车祸是发生在一瞬间的事，不会给你任何反应的机会。陈多云亲眼看到摩托三轮车疾驰而下，撞到段良芬的肚子后，晃悠了一阵后，加速逃逸，从他眼皮底下跑远。段良芬仰躺在路上，如同睡了过去，只有她嘴角渗出的一丝血迹，证明刚才车祸的发生。救护车还没到，段良芬已经不行了。她的侄子站在一旁试图安慰痛哭的姑父，却像犯了错误的儿童，伸出的手臂又怯懦地缩了回来。 回忆至此，陈多云拿出一张有些褶皱的照片。我在路边停下车，递给他一根烟。照片上的妇女短发，体态臃肿，面对镜头眼神有些含羞，两只手不自然地下垂紧贴着身体。除了皮肤有些白净之外，和普通的农村妇女别无二致。把照片递给老陈，他轻手放好，问道，杀妻之仇，能不报吗？上次没捅死他，让他多活了两年。我说，车祸又不是谋杀，这是意外。陈多云说，有什么不一样吗，人都是没了。
凭借现场遗留下的电话本，两天后，青州市的六旬老头潘庆祥被逮捕。谈到赔偿问题时，潘庆祥已经把名下的财产转移出去，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而当天，潘庆祥开着摩托三轮车先撞了一个人，在逃逸的路上又撞了段良芬。撞的头一个人只是受了些皮外伤，眼看讨要赔偿没戏后，也就自认倒霉了。可对于陈多云来说不同，发妻就这么死掉了。而潘庆祥的态度很明确，让法院判决即可，不论是死刑还是坐牢，他毫无怨言。潘庆祥靠养猪为生，那天开着摩托三轮是去拉饲料。陈多云来到猪圈，七十多头猪尚在，但都已经在其儿子名下。儿子很孝顺，对陈多云说，我听我爹的，他想坐牢我也没办法。法院的人也很无奈，让陈多云多做点思想工作，不然只能宣判，但是赔偿就没什么希望了。潘庆祥的想法是，自己已经六十多岁，就算不坐牢，也没几年活头了，自己一条命抵几十万块，还是很划算的。段良芬葬礼结束后，三弟对陈多云说，要去弄死潘庆祥的儿子以命偿命。陈多云不允许。但三弟这个复仇的念头，让原本温和的陈多云有了想法。这天，陈多云去派出所与正在拘留的潘庆祥会面，商谈赔偿事宜。在审问室，在两个警察的注视下，陈多云将匕首刺进了潘庆祥的肚子里。
来到青州潘庆祥的家，已是下午两点左右。陈多云已不记得具体的位置，只好询问村民。在树下乘凉的老头误以为我们是镇养老院的人，在得到否定的答案后，他瞬间拉下脸，咕哝骂了句。推开门，尚未进屋，我就闻到一股强烈的酸臭味。陈多云表情严肃，不为臭味所动，径直走进屋内。在垃圾堆般的陈设中，窗户边的一张床上，潘庆祥躺在上面，被周遭的衣物和食品包装袋包围着。床边的塑料桶里，漂浮着黄褐色的大便。先前问路的老头跟在我们的后面，捂着鼻子问，你们干啥的？陈多云来到床边，潘庆祥身上盖着一个床单，床单下面如同空的一样。他的头既细又长，只剩下一层皮。对于陈多云的到来，潘庆祥毫不知情。我问老头，他怎么了？老头掐着鼻子，摆手示意我去屋外。我跟出去，大舒一口气，递给老头一根烟。从老头的口中得知，老潘命不久矣。他的儿子联系不上，每日靠附近村民送些饭餐。但老潘也吃不了多少，食道癌晚期，食道已经全部被肿瘤占据，喝口水需要一两个小时。老头联系养老院希望将老潘接过去，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但养老院也不搞慈善，不给钱怎么行。过了好一会，不见陈多云出来。我怕出意外，往屋里去。老头追问，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陈多云坐在床边，正用一个勺子给老潘喂水。老潘梗着脖子，用力吞咽。水大多顺着他的嘴角流下来。陈多云再喂，老潘紧闭嘴巴。
上车后，我问陈多云，临走老潘哭什么了。陈多云说，他想让我杀了他，我没答应。我笑起来，你来这里不就是为了杀他吗？他说，他还不到死的时候，能再撑下去。我说，不可能，他那样子看起来随时都会死。陈多云说，我不希望他死，这叫生不如死。他并不是想让潘庆祥继续忍受病痛的折磨，只是单纯的怯懦，故去的妻子没能让他丧失理智。陈多云用刀捅潘庆祥，一如他给潘庆祥留下墓碑，都是作为农民的后代看到地里有杂草不能熟视无睹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回家的路上，陈多云心情不错，终于有了刚出狱的样子。他给我买了瓶饮料，请我抽了根二十块钱一盒的烟。我们坐在车上，像是发了一笔横财。
责任编辑 吴佳燕
回到现实，我对现今的处境倒是有些满足了，上无父母，下无儿女，只要不干犯法的事，谁也不能把我怎么样。但我明显感觉到周围投射过来的异样目光，尤其是那些处于晚年的老大妈们，她们在背后指指点点，我不在乎，无非是说我三十多了还找不到对象，她们在嫉妒一个自由的人，她们无法容忍不循规蹈矩生活的人出现在视线内。对此，我唯有沾沾自喜，在经过她们面前表现得更加快活，希望藉此能使她们心情郁结，让并不通顺的脑血管更加堵塞。去年，我将父母留给我的乡下房子卖掉，在这个老生活区租住。远离了生活十多年的街坊邻居，让我的生活更加惬意，我不必再碰到熟人时生硬地打招呼和挤出一丝的微笑，也不用在她们嘘寒问暖时强忍住心中的怒火。和过往划清界限，这多少和我双亲亡故脱不了干系，实际上我并没有表现出来的那么洒脱，多愁善感在一定程度上令我过得艰辛，对亲人的缅怀只能雪上加霜。我时常在想，为什么父母给了我一个幸福安稳的家庭，令我找不到一丝拒绝想念他们的理由。
游手好闲过了两年，父母生前留下的积蓄被我挥霍无几。姐姐隔三差五来我住的地方，带来生活用品并顺便打扫房间卫生，走时扔下几百块钱。她来的时候，我躲在卧室里不出来。这样持续了半年左右，秋后的一天，和往常不同，姐姐不打招呼登门。当时，我已经断粮两天，如果她再不来的话，我已萌生抢劫的念头。与半年前相比，姐姐胖了许多。这让我更加生气，把自己养得白胖，却让亲弟弟挨饿。没等她站稳，我便问，你就这么空着手吗？这句话让她顿时火大，质问我，你打算这样混下去吗？我说，不然呢，要不你帮我找个工作。她用手托着自己的肚子，缓慢坐在沙发上。我说，你胖得坐下都费劲了吗？她说，我怀孕了，以后不过来了。我感到羞愧，她怀孕半年我竟毫不知情。突然，她捂住脸嘤嘤哭了起来。我一时慌了手脚，坐立不安。我递给她手纸，她擦了下眼泪，哽咽着说，昨晚咱爸给我托梦了，问我你找到工作了没，是不是还在瞎混。没等她说完，我站起来，说这些干什么呢。姐姐抬起头，红着眼，你让我怎么和他们说呢。我说，你让他们来问我啊。说着，眼泪啪嗒啪嗒掉下来，我赶忙扭过头，屏住呼吸，试图让自己情绪稳定。同时脑海中不禁联想到姐弟两人抱头痛哭的场景。
我急忙跑到阳台抽烟，天空灰蒙蒙的，连个活物都看不到。回到客厅，坐在沙发上，两人无话。我确实不知道自己能干些什么，没有一技之长，又不能吃苦。我也不是没考虑自己的将来，可那是我能想的吗？感谢我唯一的亲人，她早已给我做好了职业规划，并决定伸出援手注入资金。一个星期后，我开着姐姐从二手市场买的汽车，干起了黑出租的生意。这有违她的本意，但要成为正规的出租车司机，需要花钱的地方多，她也不是阔绰之人。我个人倒是更倾向开黑出租，符合我的性格，自由散漫。我印了几百张名片，四处张贴在所难免，然后分发给相熟的朋友。不过我也没几个朋友，这两年离群索居，还保持联系的朋友只剩下一两个了。我决定修复友谊，不只是为了那刚起步的黑出租生意，但这似乎不妥，需要帮忙时再找朋友，太势利了点，可是不然呢。这些问题让我头疼，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的顾虑呢。这年头，小县城不同于大城市，路宽人少，私家车越来越多，活确实不好干。比如昨天，我在车上躺在一整天，腰酸背痛另说，泌尿系统似乎也出了问题。晚上睡觉之前，当我在盘算是否将车变卖另谋他路时，朋友刘忠打来电话，让我明天驱车去一百公里外的鲁中监狱，接一位他刑满释放的朋友。电话中，我本打算详细询问我要接的那位仁兄的情况，比如他因为什么事进去。但刘忠表现得十分不耐烦。他正在青岛和老婆游玩，若不然也不会轮到我。现在我只知道，要接的人叫曾立。
第二天早上我六点多出发，因为不知道是几点出狱，一路上我开得比较快，但车上没有导航，问路浪费了不少时间。当我来到鲁中监狱门口时，已是十点过五分。门口连个站岗的都没有，我在不远处的超市买了面包和水，借了一块硬纸壳，在上面写上：曾立。硬纸壳放在车窗上。吃完面包后，我放下座椅，不一会睡着了。后来我被敲车窗的声音吵醒，睁开眼，一个头发花白的男的贴在车窗上朝我看，我着实被吓了一跳，急忙擦拭嘴边留下的口水。我摇下车窗：你是曾立？男的摇头。我摇上车窗，男的伸手挡住车玻璃，等曾立吗？我点头。男的说，他今天出不来了。我问，你怎么知道？男的说，我是他狱友，他得再住半个月。我说，不是说好的今天吗？男的嘴角一咧企图微笑，但其他的面部肌肉并没响应。我下车，点上一根烟。男的问，你是曾立什么人？我有些不耐烦，这时一辆黑色汽车从监狱里开出来，朝西边走了。我收回目光，看着眼前这个男的，他比我矮一点，大概一米六左右，皮肤黝黑，眉宇间有道很深的悬针纹，不过他身形保持得不错，瘦但不单薄，力气不小。我说自己是帮朋友接曾立的。男的问我还有烟没有。我递给他一根。他放在嘴边抽了一口，手有些发抖。曾立不出来，这意味着我今天不仅没活干，还要倒贴一两百的油钱。男的说曾立延期出狱，是因为昨晚上偷狱友的钱被逮住了。说到这里，男的又咧了嘴。我扔掉烟，打开车门，准备回去。男的握住我的手，别着急走，我租你的车。他自称老陈，老陈手里拿着一个黑色帆布包，上车后，他两只手紧攥着包，有些拘谨。我说，包车一天五百，先付一半。老陈听后，打开黑帆布包，取出一个状似钱包的塑料手纸外包装，里面有一沓钱，他清点出二百五，递给我。我装进口袋里，问他现在去哪里。老陈说，先找个地方吃午饭吧。 往西几公里，靠近公路的一家包子铺，我和老陈要了两笼猪肉馅的蒸包。我吃了几口，一股猪油味，难以下咽。老陈倒是吃得很香，大概监狱里伙食缺乏油水的缘故。我又要了半笼韭菜素的，同样的难吃。不时有油罐车从路上驶过，激起漫天的尘土。临街的商铺，除了这家包子铺，都是刻墓碑的，路边摆满了各种大小不一的方形墓碑，有些刻着字，有些只是光滑的石板。我有些无聊，便走过去。两年过去了，也没给父母立碑，今年清明节上坟的时候，遍地荒草，已经泯然众坟包。明年清明节立个碑吧，以表孝心不至于，算是一个记号。本来当初要立碑的，但家族长辈说最好等我有了后代，将后代的名字刻上。可两年过去了，娶妻生子的事连个影都没有。
不知何时，老陈已经站在我的背后，他目光盯着一个斜靠在路基上的一块墓碑，指给我，你觉得这块怎么样？我嗯了一声，不明白他想干什么。老陈走过去蹲下，将墓碑搬正，抚摸着它。他抬头看着我，露出牙齿，相比之前，这次他是真在笑。他的眼神在征求我的意见。我过去，蹲在他的身边，这个小了点。老陈说，墓碑而已，够写上自己的名字就成，弄那么大有必要吗！我指着下边，这里都缺角了。老陈说，不碍事。我问，怎么，你要买？老陈点头，抬起来试了下重量，又放下。我问，给谁买啊？老陈说，给自己，也给别人。
后备箱多了块墓碑，这让我感到有些晦气。当然我并不封建，只是这个老陈的做法欠妥，他完全可以择日来买。反观老陈，他心情不错。我问，你犯什么事进去的？老陈说，捅了个人。我问，死了吗？老陈说，没有。他点上一根烟。我问，为什么事捅人啊？老陈脸突然僵住，不再言语。我笑起来，牢都坐了，说出来听听。必须要承认，我的提问带着情绪，如果你说我是在存心激怒老陈也无不可。见他不言语，我打开音乐，听歌。没唱两句，老陈将音量关掉，真想听？
陈多云，五十一岁，临淄人，已婚，有个二十岁的儿子。他是地道的农民，如前所述，两年前老陈因为故意伤人被判入狱，刑期是到两个月后，因表现良好减刑到今日。这么说来，我和老陈今日的相遇，颇有些因缘巧合。我顿时高兴起来，忙问老陈监狱生活，这对我来说有些陌生，在我狭隘的想象中，大概和寄宿的高中生活相仿。对于老陈这种习惯了劳作的农民，繁重学业和体力劳动哪个更让人难以忍受还真不太好说。兴之所至，我问里面是否真有鸡奸的现象。老陈说，我所要等的曾立凭借白皙的皮肤和柔软的身体正是小有名气的男宠。这让我有些意外。老陈笑起来，坦言曾立的这次出狱，让诸多狱友感到不舍，他这次偷盗被举报，十有八九是莫须有的，只是这些家伙挽留他的一种方式。我又问，你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呢？老陈笑言，里面就相当于一个工厂，我们这些干活的，只是工资少点而已。他拍了下自己的帆布包，两年了我就攒了这点钱。繁重的劳动和营养的缺乏，使得老陈头发全白了，活像六十岁的老头。他看着后视镜里隐约的脸孔，深舒了一口气。我说，现在你自由了，多好。老陈说，顺利的话，今晚上又会把我关进去。
兄弟三人，陈多云排行老二。回到两年前，他早该从大哥和三弟的身上看出厄运将至的端倪。先说大哥，他的大儿子在十六岁那年得了脑癌死掉。后来生了小儿子，他六十岁了，儿子年满二十，眼看生活有所指望，没想到他在农村每年的免费体检中查出了肺癌，幸好是早期，靠化疗维持。三弟呢，四十多岁的人，至今光棍一条，为人鲁莽，年轻时便结交一帮狐朋狗友混社会，打架斗殴，把人脚筋砍断，碰到严打，入狱十五年。大哥查出肺癌那年，三弟出狱。
兄弟三人中，陈多云脑袋灵光，日子过得也安稳富足，这符合他温和的性格，与人为善，勤劳致富。当同龄人大多选择进工厂上班时，陈多云四处借债在镇上开了一家卖卫生洁具的店铺。刚开始的两年生意不好，没少遭到妻子段良芬的讥讽嘲弄，她的原话，脸都洗不干净还顾得上洗腚。要不说女的见识短呢，短短几年的光景，热水器在农村风靡一时，似乎大家都开始注意起了个人卫生。一开始陈多云骑着摩托三轮去安装热水器，半年后换成面包车。陈多云很知足，所谓小富则安，儿子初中辍学在家玩电脑，他也觉得没什么，他有能力养活独子。夫妻两人经营着小店，相比在工厂车间卖力的同乡，倒也算安逸。
三弟出狱后，陈多云打算让弟弟跟着自己一起干，留妻子在家操持家务，一来帮衬弟弟尽下哥哥的责任，二来段良芬有高血压，碰到外出安装的活，她有些帮不上自己。但这个提议，被段良芬否决了。陈多云有些左右为难，他只好帮弟弟在附近的工厂找了份工作，作为一个有前科的人，而且年龄偏大，工作确实不太好找。陈多云的良苦用心，弟弟没领，自顾在劳务市场蹲点，说这样自由没人管。
段良芬出事的那天是星期五，当时她正在店门口择韭菜，准备中午包水饺，而陈多云去外面修理热水器还没回来。这时段良芬的手机响了，是她大哥打来的。电话中，大哥情绪激动，说自己的儿子在丰收大道上青田桥附近出了车祸。给段良芬打电话，是因为青田桥离店面只有一里地。挂掉电话，段良芬扔下手里的韭菜，锁上店门，骑着电动车就走了。到了事故现场，段良芬看到侄子正躺在桥下的阴凉位置悠闲地抽着烟，电动车被撞碎，散落一地，其中车头躺在下水沟里被污水浸泡。司机蹲在路边一脸愁苦地抽烟，段良芬质问他，你怎么开的车？司机低头不言语。肇事的白色小型货车在不远处，车门大开。出事的这个位置是车祸多发地段，每年都要死伤七八个人，前年的时候一天死过五个人。没办法，西边过来刚好是下坡，视线不佳，车速难以控制。侄子在地上已经躺了半个小时，初夏的天气，衣服都湿透了。刚才张店区的交警和救护车前后脚赶到，查看后发现并不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事发地在桥东边归临淄区。没办法，他们只好继续等。段良芬站在道路靠中央的位置维护现场，示意过来的车辆避让。电话响起，是陈多云打来的，他到店里发现门锁着问她在哪里。段良芬简略叙述，让他立刻过来。
正如上文所说，段良芬有高血压，她臃肿的身体便是明证。除此之外，最近耳朵也时常耳鸣。天气炎热，段良芬站在道路中间，感到胸闷和头晕。躺在地上的侄子能切身感受到，车祸是发生在一瞬间的事，不会给你任何反应的机会。陈多云亲眼看到摩托三轮车疾驰而下，撞到段良芬的肚子后，晃悠了一阵后，加速逃逸，从他眼皮底下跑远。段良芬仰躺在路上，如同睡了过去，只有她嘴角渗出的一丝血迹，证明刚才车祸的发生。救护车还没到，段良芬已经不行了。她的侄子站在一旁试图安慰痛哭的姑父，却像犯了错误的儿童，伸出的手臂又怯懦地缩了回来。 回忆至此，陈多云拿出一张有些褶皱的照片。我在路边停下车，递给他一根烟。照片上的妇女短发，体态臃肿，面对镜头眼神有些含羞，两只手不自然地下垂紧贴着身体。除了皮肤有些白净之外，和普通的农村妇女别无二致。把照片递给老陈，他轻手放好，问道，杀妻之仇，能不报吗？上次没捅死他，让他多活了两年。我说，车祸又不是谋杀，这是意外。陈多云说，有什么不一样吗，人都是没了。
凭借现场遗留下的电话本，两天后，青州市的六旬老头潘庆祥被逮捕。谈到赔偿问题时，潘庆祥已经把名下的财产转移出去，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而当天，潘庆祥开着摩托三轮车先撞了一个人，在逃逸的路上又撞了段良芬。撞的头一个人只是受了些皮外伤，眼看讨要赔偿没戏后，也就自认倒霉了。可对于陈多云来说不同，发妻就这么死掉了。而潘庆祥的态度很明确，让法院判决即可，不论是死刑还是坐牢，他毫无怨言。潘庆祥靠养猪为生，那天开着摩托三轮是去拉饲料。陈多云来到猪圈，七十多头猪尚在，但都已经在其儿子名下。儿子很孝顺，对陈多云说，我听我爹的，他想坐牢我也没办法。法院的人也很无奈，让陈多云多做点思想工作，不然只能宣判，但是赔偿就没什么希望了。潘庆祥的想法是，自己已经六十多岁，就算不坐牢，也没几年活头了，自己一条命抵几十万块，还是很划算的。段良芬葬礼结束后，三弟对陈多云说，要去弄死潘庆祥的儿子以命偿命。陈多云不允许。但三弟这个复仇的念头，让原本温和的陈多云有了想法。这天，陈多云去派出所与正在拘留的潘庆祥会面，商谈赔偿事宜。在审问室，在两个警察的注视下，陈多云将匕首刺进了潘庆祥的肚子里。
来到青州潘庆祥的家，已是下午两点左右。陈多云已不记得具体的位置，只好询问村民。在树下乘凉的老头误以为我们是镇养老院的人，在得到否定的答案后，他瞬间拉下脸，咕哝骂了句。推开门，尚未进屋，我就闻到一股强烈的酸臭味。陈多云表情严肃，不为臭味所动，径直走进屋内。在垃圾堆般的陈设中，窗户边的一张床上，潘庆祥躺在上面，被周遭的衣物和食品包装袋包围着。床边的塑料桶里，漂浮着黄褐色的大便。先前问路的老头跟在我们的后面，捂着鼻子问，你们干啥的？陈多云来到床边，潘庆祥身上盖着一个床单，床单下面如同空的一样。他的头既细又长，只剩下一层皮。对于陈多云的到来，潘庆祥毫不知情。我问老头，他怎么了？老头掐着鼻子，摆手示意我去屋外。我跟出去，大舒一口气，递给老头一根烟。从老头的口中得知，老潘命不久矣。他的儿子联系不上，每日靠附近村民送些饭餐。但老潘也吃不了多少，食道癌晚期，食道已经全部被肿瘤占据，喝口水需要一两个小时。老头联系养老院希望将老潘接过去，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但养老院也不搞慈善，不给钱怎么行。过了好一会，不见陈多云出来。我怕出意外，往屋里去。老头追问，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陈多云坐在床边，正用一个勺子给老潘喂水。老潘梗着脖子，用力吞咽。水大多顺着他的嘴角流下来。陈多云再喂，老潘紧闭嘴巴。
上车后，我问陈多云，临走老潘哭什么了。陈多云说，他想让我杀了他，我没答应。我笑起来，你来这里不就是为了杀他吗？他说，他还不到死的时候，能再撑下去。我说，不可能，他那样子看起来随时都会死。陈多云说，我不希望他死，这叫生不如死。他并不是想让潘庆祥继续忍受病痛的折磨，只是单纯的怯懦，故去的妻子没能让他丧失理智。陈多云用刀捅潘庆祥，一如他给潘庆祥留下墓碑，都是作为农民的后代看到地里有杂草不能熟视无睹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回家的路上，陈多云心情不错，终于有了刚出狱的样子。他给我买了瓶饮料，请我抽了根二十块钱一盒的烟。我们坐在车上，像是发了一笔横财。
责任编辑 吴佳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