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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我们见到了自己花费10年业余时间饱受身心煎熬编写的《罪恶——东北沦陷时期日军酷刑犯罪实证》一书。日本、日军34类500多种酷刑的战争犯罪终于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饱受日本酷刑折磨的东北同胞和各国人士的在天之灵和他们的后人，终于得到精神上的慰藉。
日本、日军酷刑的残忍、花样繁多和非人道程度，亘古未有、空前绝后。胆儿小的人不敢看，善良的人不忍看，看后说不出口，夜晚会做噩梦。写作这样一本书让我们的内心备受折磨，完全理解美籍华人、女作家张纯如在写完南京大屠杀的著作后，为什么会选择自杀。我们写这样一本书的动机和目的有四。
第一是为了揭露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罪行，填补东北沦陷史、日本侵华史、中国抗日战争史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研究的空白。
揭露日本关东军七三一部队以活人做实验，研制细菌武器的划时代著作《魔鬼的乐园》一书的作者森村诚一说：“要写出一部日本人加害其他民族的实录，着实是一件難度很大的工作。”日本在中国东北、内蒙古东部四盟、冀东部分县区及热河（今河北省承德地区）实行殖民统治，炮制伪满洲国和镇压、奴役、掠夺、同化东北人民的过程中，犯下了多种反人类、反人道罪行。这些罪行都有各种专门的书籍、画册、音像制品加以论述、揭露、控诉和曝光，广为人知，甚至达到家喻户晓的程度。但是，恰恰把日本、日军的酷刑犯罪给忽略了，只是夹杂在各种暴行之中加以附带论述和揭露。日本、日军的一项重大的反人道、反人类的罪行就这样被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2006年，我们在进行《吉林省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课题研究时，发现大量的酷刑犯罪史实，在查阅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中有关日本、日军酷刑犯罪判决之后，我们决心把日本、日军的酷刑犯罪写出来，公诸于世，彻底揭露日本的战争罪行，反击日本右翼势力否定侵略、美化战争的无耻言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判决书中指出：“自中日战争起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止，已证明日本陆海军曾任意实行拷问、杀害、强奸及其他最无人道的野蛮性的残酷行为。”
2006年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已60余年，东京审判已过去58年，而我们还没有关于日本酷刑犯罪的专门著作。
第二是为了完成东北抗联将士的遗愿。
抗战胜利后，东北抗日联军的高级将领周保中、冯仲云、李兆麟等人，分别撰写各类文章、著作，介绍东北抗日联军在14年极端艰苦的环境中同日本侵略者英勇战斗的历史，揭露日本关东军的残暴与日伪当局的野蛮。冯仲云在《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苦斗简史》一书的“卷头语”中，特别指出：“希望苦斗尚存的抗联同志，尤其是一、二路军同志，抗救同志，抗联抗救的遗族，曾知道抗联抗救活动的人们，都要来回忆，多写作，多搜集，写苦战记，苦囚记，苦刑记，写烈士传……搜集抗联抗救的各种旧文件遗物，日寇的各种记载，文件等。我们要对得起死者，我们无论如何要完成这一巨伟的工作。”
作为史学工作者，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把东北沦陷时期日本酷刑犯罪写出来，完成抗联将领和先辈们的遗愿，对得起死于和伤于日军酷刑的同胞。
第三是为了让中华民族和后代子孙永远汲取“不抵抗”的历史教训。
日本之所以胆敢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除了中日双方力量对比悬殊之外，主要是因为执政的国民党政府和东北军政当局实行“不抵抗”政策，对侵略者步步退让，东北迅速沦陷，致使日本侵略者气焰更加嚣张。东北人民从此饱受包括酷刑在内的日本、日军各种战争罪行的折磨。中国共产党在没有军队、没有武器的情况下，高举武装抗日的旗帜，勇敢地担负起抵抗侵略、光复祖国的重任。由于敌我力量相差悬殊，必然付出重大牺牲、饱受酷刑的代价。如果国民党当局调动一切力量，坚持抵抗，侵略者的阴谋就不会得逞；至少，东北不会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沦陷。
虽然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但是，那种刻在中华民族肉体和心灵的伤痛，永世千秋都不该忘却；虽然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但是，忘记历史则注定会重蹈覆辙，忘记伤痛，悲剧就会重演。但愿中华民族这些刻骨铭心的伤痛和那段不堪回首的屈辱岁月，永远成为历史。
第四是为了唤醒日本右翼势力的人类良知。
日本在中国东北实行殖民统治的40年，就是对东北各族人民和其他各国人士施行酷刑拷打的40年。日伪军警宪特、汉奸把头和监狱看守是日军在中国东北酷刑犯罪的主体和具体施刑者，日本的“开拓民”、教师也以各种名目拷打中国人民和中国学生，日本、日军在中国东北实施酷刑犯罪具有普遍性和广泛性的特征。
“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任何人、使用任何卑劣手段也是抹杀不了的。耍阴谋、搞诡计，终将枉费心机、贻笑世界。
新中国成立后，因为我们善待日本战犯，对他们进行人道主义思想改造，在一些日本具体酷刑犯罪的施行者中，如土屋芳雄、岛村三郎等人，真诚悔罪，我们赞扬他们悔罪的勇气和良知；对不知悔罪的日本侵略者、军国主义分子，包括现在的日本右翼势力，我们要加以批判、揭露。
（作者单位为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日本、日军酷刑的残忍、花样繁多和非人道程度，亘古未有、空前绝后。胆儿小的人不敢看，善良的人不忍看，看后说不出口，夜晚会做噩梦。写作这样一本书让我们的内心备受折磨，完全理解美籍华人、女作家张纯如在写完南京大屠杀的著作后，为什么会选择自杀。我们写这样一本书的动机和目的有四。
第一是为了揭露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罪行，填补东北沦陷史、日本侵华史、中国抗日战争史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研究的空白。
揭露日本关东军七三一部队以活人做实验，研制细菌武器的划时代著作《魔鬼的乐园》一书的作者森村诚一说：“要写出一部日本人加害其他民族的实录，着实是一件難度很大的工作。”日本在中国东北、内蒙古东部四盟、冀东部分县区及热河（今河北省承德地区）实行殖民统治，炮制伪满洲国和镇压、奴役、掠夺、同化东北人民的过程中，犯下了多种反人类、反人道罪行。这些罪行都有各种专门的书籍、画册、音像制品加以论述、揭露、控诉和曝光，广为人知，甚至达到家喻户晓的程度。但是，恰恰把日本、日军的酷刑犯罪给忽略了，只是夹杂在各种暴行之中加以附带论述和揭露。日本、日军的一项重大的反人道、反人类的罪行就这样被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2006年，我们在进行《吉林省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课题研究时，发现大量的酷刑犯罪史实，在查阅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中有关日本、日军酷刑犯罪判决之后，我们决心把日本、日军的酷刑犯罪写出来，公诸于世，彻底揭露日本的战争罪行，反击日本右翼势力否定侵略、美化战争的无耻言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判决书中指出：“自中日战争起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止，已证明日本陆海军曾任意实行拷问、杀害、强奸及其他最无人道的野蛮性的残酷行为。”
2006年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已60余年，东京审判已过去58年，而我们还没有关于日本酷刑犯罪的专门著作。
第二是为了完成东北抗联将士的遗愿。
抗战胜利后，东北抗日联军的高级将领周保中、冯仲云、李兆麟等人，分别撰写各类文章、著作，介绍东北抗日联军在14年极端艰苦的环境中同日本侵略者英勇战斗的历史，揭露日本关东军的残暴与日伪当局的野蛮。冯仲云在《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苦斗简史》一书的“卷头语”中，特别指出：“希望苦斗尚存的抗联同志，尤其是一、二路军同志，抗救同志，抗联抗救的遗族，曾知道抗联抗救活动的人们，都要来回忆，多写作，多搜集，写苦战记，苦囚记，苦刑记，写烈士传……搜集抗联抗救的各种旧文件遗物，日寇的各种记载，文件等。我们要对得起死者，我们无论如何要完成这一巨伟的工作。”
作为史学工作者，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把东北沦陷时期日本酷刑犯罪写出来，完成抗联将领和先辈们的遗愿，对得起死于和伤于日军酷刑的同胞。
第三是为了让中华民族和后代子孙永远汲取“不抵抗”的历史教训。
日本之所以胆敢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除了中日双方力量对比悬殊之外，主要是因为执政的国民党政府和东北军政当局实行“不抵抗”政策，对侵略者步步退让，东北迅速沦陷，致使日本侵略者气焰更加嚣张。东北人民从此饱受包括酷刑在内的日本、日军各种战争罪行的折磨。中国共产党在没有军队、没有武器的情况下，高举武装抗日的旗帜，勇敢地担负起抵抗侵略、光复祖国的重任。由于敌我力量相差悬殊，必然付出重大牺牲、饱受酷刑的代价。如果国民党当局调动一切力量，坚持抵抗，侵略者的阴谋就不会得逞；至少，东北不会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沦陷。
虽然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但是，那种刻在中华民族肉体和心灵的伤痛，永世千秋都不该忘却；虽然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但是，忘记历史则注定会重蹈覆辙，忘记伤痛，悲剧就会重演。但愿中华民族这些刻骨铭心的伤痛和那段不堪回首的屈辱岁月，永远成为历史。
第四是为了唤醒日本右翼势力的人类良知。
日本在中国东北实行殖民统治的40年，就是对东北各族人民和其他各国人士施行酷刑拷打的40年。日伪军警宪特、汉奸把头和监狱看守是日军在中国东北酷刑犯罪的主体和具体施刑者，日本的“开拓民”、教师也以各种名目拷打中国人民和中国学生，日本、日军在中国东北实施酷刑犯罪具有普遍性和广泛性的特征。
“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任何人、使用任何卑劣手段也是抹杀不了的。耍阴谋、搞诡计，终将枉费心机、贻笑世界。
新中国成立后，因为我们善待日本战犯，对他们进行人道主义思想改造，在一些日本具体酷刑犯罪的施行者中，如土屋芳雄、岛村三郎等人，真诚悔罪，我们赞扬他们悔罪的勇气和良知；对不知悔罪的日本侵略者、军国主义分子，包括现在的日本右翼势力，我们要加以批判、揭露。
（作者单位为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