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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对20世纪80年代的日美投资摩擦与近年来的中美投资摩擦进行了比较研究。尽管中日文化背景存在很大差异，中日和美国的投资摩擦本身也有更为复杂的状态和成因，但中日面对的投资摩擦国都是美国，其基本过程也大致相同，中日两国均受美元霸权结构性权力的影响。因此，通过对日美与中美投资摩擦的比较分析，将有助于中国借鉴日本处理投资摩擦的经验教训。
[关键词]投资摩擦 大国关系 国际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8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9)5－0021－07
外汇储备是决定一个国家实际对外投资能力的重要指标。近年来，中国国际收支中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的持续双顺差直接造成中国外汇储备高速增长。2006年2月，中国外汇储备就已超过日本跃居全球第一。2009年6月，中国外汇储备已增加至21316.06亿美元，超过了世界主要七大工业国的总和。在上述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参与海外并购活动。但2004年以来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特别是在美国的并购情况难以令人满意。目前，中国已进入与美欧等发达国家经贸摩擦的高发期，这不仅深度涉及中国经济利益，而且对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对外经济战略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均形成巨大冲击。美国前助理国务卿李侃如于2006年5月在复旦大学演讲期间曾提及，中美双方有必要仿效日美规制谈判进行体制磋商。因此，有必要认真研究日本在其崛起过程中处理对美并购的经验和教训。本文认为，一个大国在其发展过程中必然与现有国际体系和现有大国经贸领域产生摩擦，并且这种摩擦的本质已超出纯经济领域，而具有大国关系变动与大国战略制定的重大意义。本文拟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分析日本在美并购的历史，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妥善处理国际投资领域摩擦的政策建议。
中日在美并购活动的回顾
二战以后，欧美发达国家由于政府长期过分干预经济、低效率的国有福利体系和石油危机等多种原因而陷入经济停滞，与此同时，日本经济快速增长，一枝独秀。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开始向其他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投资，大规模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并将投资范围逐步扩大到全世界的多个领域。在泡沫经济破碎之前，日本海外金融机构遍布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海外金融资产总额一度占世界各国金融机构海外资产总额的38.2％，对外债权额占世界债权市场份额的36％，高居世界首位。
日本在美国的“购买行动”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0年以后，美国贸易赤字每年递增。日本被认为是美国制造业贸易赤字的“罪魁祸首”，日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升温，并转化为两国之间的政治问题。美国要求日本开放国内市场，扩大内需，实行金融体制改革。美国议会更于1985年提出对特定国出口商品征收25％的特别关税。在上述压力下，日美等国家于1985年9月共同签署“广场协议”，日本被迫承诺日元升值和改变经济结构。受汇率变化影响，日本出口锐减。为刺激国内经济以弥补出口减少带来的损失和扩大内需，日本银行被迫五次下调官方贴现率。
随着日元迅速升值，日本对外投资增长迅速，尤其是在美国的资产以成倍乃至数倍的速度增加。从投资形式看，有独资或合资新建企业以及收购或兼并美国企业，尤其侧重于后者。据日本经济研究所统计，1988年，由日本投资者拥有多数股权的美国企业达522个，例如日本普利斯通公司收购美国火石轮胎公司。除对美国进行大规模直接投资外，日本还加速对美国的间接投资。1987年底，日本在美间接投资达1610亿美元。1985年以后，日本对美证券投资也以成倍速度递增。1985－1988年的4年间，每年对美公司股票投资额分别为18.9亿、56.29亿、147.24亿和186.96亿美元，而对美债券(公司债)投资分别为86.13亿、197.11亿、23.86亿和300.72亿美元。日本人还买下大量美国国债，日本资本成为美国弥补财政赤字的一个重要来源。
至1989年，日本人购买美国资产达到顶峰。是年6月，索尼公司宣布以34亿美元成功购买美国娱乐业巨头也是美国文化象征之一的哥伦比亚影片公司，成为索尼公司由制造业转向娱乐业的战略行动之一。此前，三菱公司已以14亿美元购买了更重要的美国国家象征——洛克菲勒中心。在洛杉矶，日本人掌握了闹市区几乎一半的房地产。在夏威夷，96％以上的外国投资来自日本。到80年代末，全美国10％不动产已被日本人购买。很多日本人开始以为日本有望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头号强国。但进入90年代以后，日小人发现自己买的是“泡沫财富”，如三菱公司在花14亿美元购买洛克菲勒中心不久，就以半价再次卖给原主。松下公司更是将MCA转于卖给了两格拉姆。日本大举进军美国不动产和娱乐业等非制造业领域的结果更是以损失惨重而收场。日本投资的结果实际上是捐给了美国。日本当时购买的多是“夕阳企业”，而美国企业和政府却靠回笼的资金转而投资各种新兴产业。始终只考虑经济指标的美国人不但赢得了经济效益，还在末来发展中再次抢得先机。美国的成功实际上来自于霸权优势。正因为美国掌握了在国际金融与贸易领域的结构性权力，才使得美国人能够通过美元来购买日本货，再通过日本人购买美国资产，使美元重新回到自己手中。
当前中国内外经济金融背景与当时日本情况有颇多类似之处。中国现今外汇储备已超过2万亿美元，稳坐全球第一把交椅。人民币升值又使持有巨额外汇的风险越来越高，中国财政损失惨重。通过海外并购把外币花出去无疑成为降低外汇贬值风险的有效手段，也有助于缓解人民币流动性过剩的压力。在这一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参与海外并购活动。2005年，人民币汇率进入上升通道；2006年，股改基本完成；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在上述背景下，国外企业资产纷纷缩水，中国企业正掀起新一轮海外并购浪潮。2007年有84起跨国并购事件，2008年有66起。中国境外并购交易额达784亿美元，并购领域涉及石油、矿产、汽车、飞机、家电以及IT等行业。但从中海油失意尤尼科、华为收购3Com因“国家安全”问题在美国受阻和海尔集团竞购美国第三大家电巨头美泰克失败等一系列在美并购案例可以看出，中国企业对美并购成功率并不高，远低于目前33％的海外并购成功率。
中国企业在美并购遭遇障碍的状况使人们对中国加快对外投资步伐产生诸多质疑：第一，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企业尚处于低附加值生产阶段，规模不大，国际化程度较低，实际上并不具备并购美国企业的能力。对美并购将可能因为“消化不良”而得不偿失。第二，中国对美国能源和高科技企业的大规模投资和并购活动可能会在美国遭遇政治阻力并引发对华仇视行为。第三，中国的对美投资会加快资本外流，减少国内投资， 在总需求不振的情况下将不利于中国经济复苏。第四，随着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中国所面临的政治、经济风险也将增大，对美直接投资将会使传统的贸易摩擦转变为政治、经济摩擦，进而影响中美关系。在上述形势下，我们应该参考日本的相关经验和教训。
中日在美企业并购问题的比较
日本和中国面对的国际投资摩擦国都是美国；摩擦都发生在日本和中国国民经济与对外投资迅速增长的时期；摩擦过程也有相似之处：由美国挑起经济纠纷，然后日本或中国与美国在协商的基础上形成相关政策措施以应对经济摩擦。二战结束以来，美国是世界经济中经济实力最强、国内市场最大的国家。与此同时，美元成为各国经济发展所必需的世界货币，将产品出口到美国获得美元再投资到美国是中日两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随着日本和中国对美国投资额的增长，美国就会基于其本国利益的考虑采取各种政策措施，力图限制日本和中国对并购美国企业，从而导致国际投资摩擦。另一方面，从国际政治角度来看，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国是世界经济的霸主国家，常基于各种理由对其他国家进行指责。尽管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格局已发生变化，即从美国霸权向多极化转变，但美国由于惯性仍对其他国家进行干涉，这也是造成日美、中美在国际投资和国际金融等经济领域摩擦的深刻政治原因。
日本对美国的直接投资起步较晚。日本1964年开始在美国设厂。但60－70年代的日本对美国直接投资数额有限。到1979年底，日本在美国直接投资累计余额仅34.93亿美元，次于荷兰、英国、加拿大和联邦德国，居第5位，占外国在美国直接投资累计金额的6.4％。20世纪80年代是日本对美国直接投资以空前规模迅速发展的时期，收购与兼并美国企业日益成为重要组成部份，遍及许多经济领域，规模日趋扩大。
20世纪80年代日本直接投资的大量涌入引起部分美国公众的担心。在民意测验中，不少美国人主张对外国资本进行限制，个别人甚至主张完全禁止外国投资。美国众议院则要求对外国在美国的直接投资进行审查和登记。有的议员甚至要求强制性地规定外资企业必须公开财政预算并强化其课税，限制外国资本收购涉及国家安全的美国企业等等。由于不断收购和兼并美国著名企业，在外国与美国的投资摩擦中，日美投资摩擦首当其冲，最为敏感。美国认为日本的投资有可能对美国利益造成的损害主要表现在：第一，日本通过收购美国企业可能获得某些战略性技术或秘密情报，从而有损美国国家安全。这突出表现在美国政府已加强审查外国投资项目，禁止外国人购买建造核潜艇的造船厂和制造某些至关重要的高技术部件的工厂。第二，日本投资对美国就业机会的增加并不如美国人所期望的那么大。日本在美所建厂房自动化水平较高，在最终产品中使用美国当地劳力和物资的比例较低，这使美国人对政府采取的鼓励外国投资的计划是否恰当产生疑问。第三，美国公司处于不公平的竞争地位，没有获得外国公司在美国所得到的同等的权利。例如，日本禁止外国人持有任何“技术上创新的公司”如电子行业的25％以上的股份，但日本公司却可以在美国比较自由地进行投资。
面对美方指责，美日双方在1989年7月至1990年6月举行了经济结构协调谈判，就以上一些问题达成协议，以《最终报告》形式发表。日本在《最终报告》中承诺将进一步改善外国投资管理制度，并在同日发表的《关于直接投资政策开放性的声明》中表明对外汇法进行必要修改的宗旨。1991年4月，修订外汇法先后在日本国会众参两院获得通过并公布。年末，日本政府又先后公布了《关于外国直接投资的政令》和《关于指定部门的通告》等条例和实施细则，同修订外汇法一起于1992年1月1日起生效。通过对外汇法的修改，日本以法律形式明确了对外国投资的限制标准，增强了管理体制的透明度，排除了外国投资的潜在障碍，进一步限定和缩小了限制外国投资的范围，提高了日本投资市场的开放程度。
日本对美直接投资带来的竞争加剧导致美国企业的极大不满。例如，日本高科技产业对美国的投资直接威胁到美国整个高技术产业，使美国深切感到了真正的危机，使美国以更强硬的态度遏制日本对高技产业的投资。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美目之间有很高的依存度：日本1／3的出口输往美国，美国1／4的出口输往日本，日本还是美国最大的农产品市场。在国际政治上，美日之间也存在“特殊伙伴关系”。因此，尽管美日投资摩擦在特定时期有所加剧，但还不至于发展到闹翻的地步。
相比之下，当今中国企业面临的投资环境比当年日本更为严峻，遇到的风险也更多。海外智囊机构曾对全球企业并购做过专门研究，得出了并购失败率在70％以上的结论，并认为由于中国公司在应对政治风险方面少有经验而可能面临更高的失败率。近年来，中国的中海油和华为等国有企业在美跨国并购过程中面临诸多阻力，甚至以失败而告终，重要原因之一是来自美国国会的政治阻力。
以中海油收购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为例，自中海油有意向收购优尼科的消息被走漏起，美国会议员就不断掀起反对收购的声浪。2005年6月24日中海油报价后的第一天，美国国会能源商业委员会主席乔·巴顿(Joe Baaon)就致信布什，表示了对中海油收购优尼科的担忧，称其对美国能源和安全构成“明显威胁”，要求美国政府确保美国能源资产不出售给中国。当日，共有41名国会议员向布什递交公开信，要求政府对中海油的并购计划严格审查。在6月25日《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军事观察家迈克尔·奥哈龙甚至赤裸裸提出：“我们究竟要把多少东西卖给我们将来可能要在战场上相见的国家?”中海油竞争者的雪佛龙公司副董事长彼得·罗伯逊(Peter Robertson)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项并购包含地缘政治因素，并非纯粹的商业交易”。6月28日，在接受CNBC电视台采访时，美国财政部长斯诺明确表示美国对该交易的审查将仅限于国家安全方面，不会受到更宽泛的外交和经济问题的影响。6月30日，美国众议院更以398对15票通过一项议案，提到中海油如果成功收购优尼科“将可能采取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的行动”。2005年7月30日，美国国会通过能源法案新增条款，要求政府120天内对中国能源状况进行研究，该报告出台21天后才能批准中海油的收购，而这样做的结果，就基本上排除了中海油竞购成功的可能。无奈之下，8月2日，中海油宣布撤回对优尼科的收购要约。
2007年，中国国有企业华为在美国的并构也是一个典型案例。虽然由作为美国最大私人股权投资基金之一的贝恩出面收购和控股3Com，由华尔街最负盛名的投资银行高盛来提供专业建议，参股也不到20％，华为的活动还是成为美国媒体和美国政府紧拽不放的大疑点。2007年10月8日，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资深共和党人 IIeanaRos-Lehtinen推出的一份决议案称，华为是中国最不透明的公司，美国管理机构如果批准此次收购将犯下严重的错误，因为华为由一位中国前军官所创立，可能与中国政府和军方有着某种联系，而美国国防部是3Com的重要客户，因此华为参与收购将“威胁美国国家安全”。
由上可见，中国在美国的企业并购与当年日本的情况有很大不同，主要表现在中国企业在美并购所面临的政治风险将更大。美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大国历史观和大国国际关系观认为，经济大国必然走向军事大国，最后必然形成政治大国。在这个假设下，大部分美国人得出这样的结论：中美冲突无法避免。美国人的逻辑是，中国是一个大国(尽管只是一个发展中的经济大国)，经济发展必然伴随军事发展，最后成为类似美国的集经济、军事和政治于一体的超级大国，成为美国强有力的竞争者。正是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大部分美国政界人士认为美国必须遏制中国的经济发展，避免未来的中国对美国形成挑战，这是由美国的根本国家利益决定的。一旦中国经济崛起，意味着原有经济格局下的利益分配将要发生变化。
中日在美并购活动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一直致力于将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结合起来，以增加我们对世界政治经济现象的理解。而对某国国内制度进行深入研究，无疑为沟通政治、经济过程以及联系国内、国际要素提供了重要途径。国内制度能够改变国内不同政治力量关系的均衡，改变行为体组织集体行动的成本与收益，从而能够促进政策的转变。制度也决定了公共政策的排他性。如果一项政策能够对特定集团产生排他性收益，那么该集团就有克服集体行动难题的动力，从而推动有利于自身的政策的通过。1935年，埃尔默·沙特施奈德(Elmer Eric Shatts Chneider)在《政治、压力和关税》一书中通过对《斯穆特一霍利关税法案》的分析指出，美国高关税是因为寻求进口保护的特殊利益集团控制了整个立法过程。在关税法案立法过程中，关税保护的收益集中于进口竞争部门，而自由贸易的收益分散于从其中获益的普通消费者。因此，支持自由贸易的消费者没有组织起来参与政治过程的动力，使得进口竞争行业能够游说成功。沙特施奈德最后悲观地认为，保护主义的压力在政治上是不可战胜的。曼库尔·奥尔森强化了这一观点，认为进口竞争产业组成了相对的小集团，它们能从保护主义政策中集中获益；而能够从自由贸易中提高福利水平的消费者却面临不可避免的集体行动问题，以致难以采取政治行动。
美国贸易政策制定的制度架构变革是通过授权改变国家对外经济政策偏好的典型案例。美国宪法规定，国会拥有监管贸易与投资的权力，总统并不拥有制定相关经济政策的权力。美国国会处于制定贸易与投资政策的中心，因此面临强大的国内利益集团游说的压力。从根本上说，国会议员代表的是其当选选区和特定支持集团的利益。因此，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与现在的中国在对美直接投资时，相关议员们迫于各种利益集团游说的压力，不得不采取措施对一些敏感的并购案进行干预。
其次，对中日两国来说，均面临美元霸权的结构性权力。国际政治经济学创立者之一的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认为国际社会主要存在两种权力：一是联系性权力，二是结构性权力。联系性权力指甲迫使乙去做其原本不愿意做的事情的权力，结构性权力则指“形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机构的权力”，世界各国及其政治机构、经济企业、科学家和专业人员都不得不在这个结构里活动。通俗地讲，结构性权力是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是构造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权力，是决定政府与人民、国家与市场之间相互关系框架的权力。
在美元霸权的结构下，作为国际主导货币的美元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不断得到强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美国经济金融实力的增强，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外汇交易及贸易结算中所占比重，分别由1997年的56％、54％和58％提高到2005年的65％、62％和65％，形成了实际上的美元本位制。在这种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国与美元需求国密切联系并相互对应的对外经济状况决定了国际经济格局的基本框架：作为国际货币供应国，美国通过国际收支逆差向国际社会供给美元，逆差扩大(缩小)，美元供给增加(减少)；相应地，其他国家就整体来看的国际收支顺差形成对美元的需求，顺差扩大(缩小)，美元需求增加(减少)。短期来看，美元汇率动态就取决于美元国际供求动态：供小于求，美元升值；供大于求，美元贬值；供求均衡，美元稳定。所以，美国处于一种微妙的特殊地位。一方面，由于美国可以其本国货币对外进行支付，故可以用对外输出美元的方式来保持其国际收支逆差，只要其他国家愿意持有美元，美国就不会像其他国家那样面临巨大的平衡国际收支的压力。这意味着美国独自享有的国际货币的“铸造税”(Seigniorage，指货币所代表的价值与其制造成本之间的差额)。这种结构使美旧处于结构性的优势地位，而美元需求国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
在国际贸易方面，美国通过发行美元来购买中国和日本生产的廉价商品，从而形成高消费。在这种模式中，虽然美国要承受经常性的贸易逆差，但它并不需要付出什么，其国民可以购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进口商可以获得丰厚的利润。中国和日本虽然能持续保持贸易顺差，但抑制了国内消费，形成对出口市场的过度依赖。在国际投资方面。中国和日本将贸易盈余积累的外汇储备用于购买美国企业，由此产生了三种效应：第一，中日的投资使美国人比较容易把资金从旧企业抽出来投入新企业。例如1989年10月三菱不动产以8.46亿美元买下洛克菲勒中心，虽然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但洛克菲勒则动用这笔巨款充实了新的投资计划。第二，中日两国对美国企业的注资，为美网提供了价融资，拉动了美国经济的快速复苏，强化了其金融霸权地位，反过来对美元霸权形成有力支撑。第三，帮助了美国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例如，当年日本的五十铃汽车公司在印第安纳州的拉菲特创造了1700个就业机会；日产汽车公司在田纳西周的士麦那创造了3100个就业机会。这对于促进这些较为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都是有益的。
正因为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国的沉重债务迄今未对其经济造成负担。正如上面所指出的那样，美国成功总结了一个非凡的诀窍，即美国虽然是一个巨额净债务国，但不必向世界其余部分支付净利息和红利。相反，美国仍享有投资收入的净流入，因为其获得的其外国资产的平均回报高于它所支付的其外债的利息。
政策建议
从近期来看，支撑中国企业加快海外并购的因素有两个，一个是人民币升值，在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双顺差的推动下，人民币面临巨大 的升值压力，而企业也更有动力走出国门购买“相对便宜”的国外企业。另一个是美国次级债危机的蔓延，使得许多欧美金融机构，到了急需“找婆家”的地步，这为国内金融机构和企业“出海抄底”提供了条件。这和日本当年的情况有相似之处。因此，虽然中国与日本在经济发展程度上存在差异，政治体制不同，国际投资摩擦小身也由多方面因素所导致，但借鉴日本在处理投资摩擦方面的经验教训仍具有重要意义。其中最为重要的教训是日本有时过于顺从美国，主要表现在日本在与美国交涉时往往缺乏基本目标和相应战略，被美国牵着鼻子走，结果因遭到美国的“暗算”而失去应得的经济利益。
鉴于日本的教训中国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其一，进行制度改革与制度建设。从日小的发展经验来看，涉外经济摩擦往往首先出现在对外经济关系中，涉及一国与外国进行贸易的基本经济政策与经济制度，最先开始出现的涉外经济摩擦往往是对外贸易摩擦。其后随着经济发展和对外交流的扩大，涉外经济摩擦逐步进入到其他方面，形成国际投资摩擦、国际金融摩擦和汇率摩擦等，并深入到一国国内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方面，形成针对国内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的符种形式的经济摩擦。因而进行制度改革与制度建设，在经济制度方面形成一种与国际接轨的经济制度尤其重要。当然，中国应该在考虑自己的国情基础上，自主地、不受外来力量支配地进行制度改革与制度建设。但在涉外经济摩擦频发之际，适当考虑日本利用外来压力改善国内经济制度和国内经济体系的经验也是有益的。在借用外来压力的同时，中国应仔细研究这种外来压力与国内制度改革和制度建设的一致性，并明确这种外来压力所能带来的利益与成本，选择一种能够带来较高利益且较少成本的方式和方法，从而达到既回避涉外经济摩擦又改善经济制度的目的，为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顺利发展创造条件。
其二，确立新的经济发展战略。与日本一样，中国也是一个典型的“贸易国家”。由于内需不足，中国在较长时间里一直推行出口导向的贸易发展战略和鼓励出口的贸易政策，使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体系中贸易增长最快、贸易依存度最高以及贸易顺差最大的国家之一。特别是自2000年起，中国取代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中美双边贸易的失衡使中国积累了大量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但同时也迫使中国为了寻求高流动性和安全的投资渠道而将所积累的美元重新投到美国资本市场，即购买美国政府的长期债券。这一循环使中美经济关系的失衡进一步强化。由此可见，今天的中美经济关系与“昨天的”日美经济关系非常相似，中国应该汲取日本的历史教训。虽然中国与日本不同，所选择的是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吸引外资、以进口和出口同时急剧扩张形成“世界工厂”的发展模式，但这种模式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扭曲国内的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具体来说，保障劳动力优势的较低工资水平促使国内贫富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导致国内需求不足，其结果是在强化对美贸易顺差的同时，提高了对美贸易的依赖，使得人民币被迫不断升值。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内的任何政治和经济变化都有可能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构成冲击。因此，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基于日本的教训，中国应考虑对外投资的多元化，包括对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以规避与美国的经济摩擦。
其三，建立处理投资摩擦的常设机构。2003年至今，美国主要采取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美商贸联委会、经济联委会和科技联委会等措施。通过这些面对面的通道，美国同中国进行相关议题的谈判，给中国施加压力。其中最重要的是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该机制首次建立于2006年9月20日。规定以后每年对话两次，轮流在对方首都举行，主要涉及具有全局性、战略性、长期性和宏观性的经济议题。这些对话达成了多项协议。但中美之间尚缺乏针对投资摩擦的专门性常没机构。在日美投资摩擦多发的20世纪70－80年代，日本为了处理摩擦问题曾设置过这种机构，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在中国与美国常出现投资摩擦之际，中国有必要设立一个处理国际投资摩擦的具有常规性和权威性的经济机构以处理相关问题。
(责任编辑：张晓薇)
[关键词]投资摩擦 大国关系 国际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8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9)5－0021－07
外汇储备是决定一个国家实际对外投资能力的重要指标。近年来，中国国际收支中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的持续双顺差直接造成中国外汇储备高速增长。2006年2月，中国外汇储备就已超过日本跃居全球第一。2009年6月，中国外汇储备已增加至21316.06亿美元，超过了世界主要七大工业国的总和。在上述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参与海外并购活动。但2004年以来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特别是在美国的并购情况难以令人满意。目前，中国已进入与美欧等发达国家经贸摩擦的高发期，这不仅深度涉及中国经济利益，而且对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对外经济战略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均形成巨大冲击。美国前助理国务卿李侃如于2006年5月在复旦大学演讲期间曾提及，中美双方有必要仿效日美规制谈判进行体制磋商。因此，有必要认真研究日本在其崛起过程中处理对美并购的经验和教训。本文认为，一个大国在其发展过程中必然与现有国际体系和现有大国经贸领域产生摩擦，并且这种摩擦的本质已超出纯经济领域，而具有大国关系变动与大国战略制定的重大意义。本文拟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分析日本在美并购的历史，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妥善处理国际投资领域摩擦的政策建议。
中日在美并购活动的回顾
二战以后，欧美发达国家由于政府长期过分干预经济、低效率的国有福利体系和石油危机等多种原因而陷入经济停滞，与此同时，日本经济快速增长，一枝独秀。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开始向其他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投资，大规模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并将投资范围逐步扩大到全世界的多个领域。在泡沫经济破碎之前，日本海外金融机构遍布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海外金融资产总额一度占世界各国金融机构海外资产总额的38.2％，对外债权额占世界债权市场份额的36％，高居世界首位。
日本在美国的“购买行动”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0年以后，美国贸易赤字每年递增。日本被认为是美国制造业贸易赤字的“罪魁祸首”，日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升温，并转化为两国之间的政治问题。美国要求日本开放国内市场，扩大内需，实行金融体制改革。美国议会更于1985年提出对特定国出口商品征收25％的特别关税。在上述压力下，日美等国家于1985年9月共同签署“广场协议”，日本被迫承诺日元升值和改变经济结构。受汇率变化影响，日本出口锐减。为刺激国内经济以弥补出口减少带来的损失和扩大内需，日本银行被迫五次下调官方贴现率。
随着日元迅速升值，日本对外投资增长迅速，尤其是在美国的资产以成倍乃至数倍的速度增加。从投资形式看，有独资或合资新建企业以及收购或兼并美国企业，尤其侧重于后者。据日本经济研究所统计，1988年，由日本投资者拥有多数股权的美国企业达522个，例如日本普利斯通公司收购美国火石轮胎公司。除对美国进行大规模直接投资外，日本还加速对美国的间接投资。1987年底，日本在美间接投资达1610亿美元。1985年以后，日本对美证券投资也以成倍速度递增。1985－1988年的4年间，每年对美公司股票投资额分别为18.9亿、56.29亿、147.24亿和186.96亿美元，而对美债券(公司债)投资分别为86.13亿、197.11亿、23.86亿和300.72亿美元。日本人还买下大量美国国债，日本资本成为美国弥补财政赤字的一个重要来源。
至1989年，日本人购买美国资产达到顶峰。是年6月，索尼公司宣布以34亿美元成功购买美国娱乐业巨头也是美国文化象征之一的哥伦比亚影片公司，成为索尼公司由制造业转向娱乐业的战略行动之一。此前，三菱公司已以14亿美元购买了更重要的美国国家象征——洛克菲勒中心。在洛杉矶，日本人掌握了闹市区几乎一半的房地产。在夏威夷，96％以上的外国投资来自日本。到80年代末，全美国10％不动产已被日本人购买。很多日本人开始以为日本有望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头号强国。但进入90年代以后，日小人发现自己买的是“泡沫财富”，如三菱公司在花14亿美元购买洛克菲勒中心不久，就以半价再次卖给原主。松下公司更是将MCA转于卖给了两格拉姆。日本大举进军美国不动产和娱乐业等非制造业领域的结果更是以损失惨重而收场。日本投资的结果实际上是捐给了美国。日本当时购买的多是“夕阳企业”，而美国企业和政府却靠回笼的资金转而投资各种新兴产业。始终只考虑经济指标的美国人不但赢得了经济效益，还在末来发展中再次抢得先机。美国的成功实际上来自于霸权优势。正因为美国掌握了在国际金融与贸易领域的结构性权力，才使得美国人能够通过美元来购买日本货，再通过日本人购买美国资产，使美元重新回到自己手中。
当前中国内外经济金融背景与当时日本情况有颇多类似之处。中国现今外汇储备已超过2万亿美元，稳坐全球第一把交椅。人民币升值又使持有巨额外汇的风险越来越高，中国财政损失惨重。通过海外并购把外币花出去无疑成为降低外汇贬值风险的有效手段，也有助于缓解人民币流动性过剩的压力。在这一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参与海外并购活动。2005年，人民币汇率进入上升通道；2006年，股改基本完成；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在上述背景下，国外企业资产纷纷缩水，中国企业正掀起新一轮海外并购浪潮。2007年有84起跨国并购事件，2008年有66起。中国境外并购交易额达784亿美元，并购领域涉及石油、矿产、汽车、飞机、家电以及IT等行业。但从中海油失意尤尼科、华为收购3Com因“国家安全”问题在美国受阻和海尔集团竞购美国第三大家电巨头美泰克失败等一系列在美并购案例可以看出，中国企业对美并购成功率并不高，远低于目前33％的海外并购成功率。
中国企业在美并购遭遇障碍的状况使人们对中国加快对外投资步伐产生诸多质疑：第一，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企业尚处于低附加值生产阶段，规模不大，国际化程度较低，实际上并不具备并购美国企业的能力。对美并购将可能因为“消化不良”而得不偿失。第二，中国对美国能源和高科技企业的大规模投资和并购活动可能会在美国遭遇政治阻力并引发对华仇视行为。第三，中国的对美投资会加快资本外流，减少国内投资， 在总需求不振的情况下将不利于中国经济复苏。第四，随着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中国所面临的政治、经济风险也将增大，对美直接投资将会使传统的贸易摩擦转变为政治、经济摩擦，进而影响中美关系。在上述形势下，我们应该参考日本的相关经验和教训。
中日在美企业并购问题的比较
日本和中国面对的国际投资摩擦国都是美国；摩擦都发生在日本和中国国民经济与对外投资迅速增长的时期；摩擦过程也有相似之处：由美国挑起经济纠纷，然后日本或中国与美国在协商的基础上形成相关政策措施以应对经济摩擦。二战结束以来，美国是世界经济中经济实力最强、国内市场最大的国家。与此同时，美元成为各国经济发展所必需的世界货币，将产品出口到美国获得美元再投资到美国是中日两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随着日本和中国对美国投资额的增长，美国就会基于其本国利益的考虑采取各种政策措施，力图限制日本和中国对并购美国企业，从而导致国际投资摩擦。另一方面，从国际政治角度来看，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国是世界经济的霸主国家，常基于各种理由对其他国家进行指责。尽管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格局已发生变化，即从美国霸权向多极化转变，但美国由于惯性仍对其他国家进行干涉，这也是造成日美、中美在国际投资和国际金融等经济领域摩擦的深刻政治原因。
日本对美国的直接投资起步较晚。日本1964年开始在美国设厂。但60－70年代的日本对美国直接投资数额有限。到1979年底，日本在美国直接投资累计余额仅34.93亿美元，次于荷兰、英国、加拿大和联邦德国，居第5位，占外国在美国直接投资累计金额的6.4％。20世纪80年代是日本对美国直接投资以空前规模迅速发展的时期，收购与兼并美国企业日益成为重要组成部份，遍及许多经济领域，规模日趋扩大。
20世纪80年代日本直接投资的大量涌入引起部分美国公众的担心。在民意测验中，不少美国人主张对外国资本进行限制，个别人甚至主张完全禁止外国投资。美国众议院则要求对外国在美国的直接投资进行审查和登记。有的议员甚至要求强制性地规定外资企业必须公开财政预算并强化其课税，限制外国资本收购涉及国家安全的美国企业等等。由于不断收购和兼并美国著名企业，在外国与美国的投资摩擦中，日美投资摩擦首当其冲，最为敏感。美国认为日本的投资有可能对美国利益造成的损害主要表现在：第一，日本通过收购美国企业可能获得某些战略性技术或秘密情报，从而有损美国国家安全。这突出表现在美国政府已加强审查外国投资项目，禁止外国人购买建造核潜艇的造船厂和制造某些至关重要的高技术部件的工厂。第二，日本投资对美国就业机会的增加并不如美国人所期望的那么大。日本在美所建厂房自动化水平较高，在最终产品中使用美国当地劳力和物资的比例较低，这使美国人对政府采取的鼓励外国投资的计划是否恰当产生疑问。第三，美国公司处于不公平的竞争地位，没有获得外国公司在美国所得到的同等的权利。例如，日本禁止外国人持有任何“技术上创新的公司”如电子行业的25％以上的股份，但日本公司却可以在美国比较自由地进行投资。
面对美方指责，美日双方在1989年7月至1990年6月举行了经济结构协调谈判，就以上一些问题达成协议，以《最终报告》形式发表。日本在《最终报告》中承诺将进一步改善外国投资管理制度，并在同日发表的《关于直接投资政策开放性的声明》中表明对外汇法进行必要修改的宗旨。1991年4月，修订外汇法先后在日本国会众参两院获得通过并公布。年末，日本政府又先后公布了《关于外国直接投资的政令》和《关于指定部门的通告》等条例和实施细则，同修订外汇法一起于1992年1月1日起生效。通过对外汇法的修改，日本以法律形式明确了对外国投资的限制标准，增强了管理体制的透明度，排除了外国投资的潜在障碍，进一步限定和缩小了限制外国投资的范围，提高了日本投资市场的开放程度。
日本对美直接投资带来的竞争加剧导致美国企业的极大不满。例如，日本高科技产业对美国的投资直接威胁到美国整个高技术产业，使美国深切感到了真正的危机，使美国以更强硬的态度遏制日本对高技产业的投资。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美目之间有很高的依存度：日本1／3的出口输往美国，美国1／4的出口输往日本，日本还是美国最大的农产品市场。在国际政治上，美日之间也存在“特殊伙伴关系”。因此，尽管美日投资摩擦在特定时期有所加剧，但还不至于发展到闹翻的地步。
相比之下，当今中国企业面临的投资环境比当年日本更为严峻，遇到的风险也更多。海外智囊机构曾对全球企业并购做过专门研究，得出了并购失败率在70％以上的结论，并认为由于中国公司在应对政治风险方面少有经验而可能面临更高的失败率。近年来，中国的中海油和华为等国有企业在美跨国并购过程中面临诸多阻力，甚至以失败而告终，重要原因之一是来自美国国会的政治阻力。
以中海油收购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为例，自中海油有意向收购优尼科的消息被走漏起，美国会议员就不断掀起反对收购的声浪。2005年6月24日中海油报价后的第一天，美国国会能源商业委员会主席乔·巴顿(Joe Baaon)就致信布什，表示了对中海油收购优尼科的担忧，称其对美国能源和安全构成“明显威胁”，要求美国政府确保美国能源资产不出售给中国。当日，共有41名国会议员向布什递交公开信，要求政府对中海油的并购计划严格审查。在6月25日《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军事观察家迈克尔·奥哈龙甚至赤裸裸提出：“我们究竟要把多少东西卖给我们将来可能要在战场上相见的国家?”中海油竞争者的雪佛龙公司副董事长彼得·罗伯逊(Peter Robertson)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项并购包含地缘政治因素，并非纯粹的商业交易”。6月28日，在接受CNBC电视台采访时，美国财政部长斯诺明确表示美国对该交易的审查将仅限于国家安全方面，不会受到更宽泛的外交和经济问题的影响。6月30日，美国众议院更以398对15票通过一项议案，提到中海油如果成功收购优尼科“将可能采取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的行动”。2005年7月30日，美国国会通过能源法案新增条款，要求政府120天内对中国能源状况进行研究，该报告出台21天后才能批准中海油的收购，而这样做的结果，就基本上排除了中海油竞购成功的可能。无奈之下，8月2日，中海油宣布撤回对优尼科的收购要约。
2007年，中国国有企业华为在美国的并构也是一个典型案例。虽然由作为美国最大私人股权投资基金之一的贝恩出面收购和控股3Com，由华尔街最负盛名的投资银行高盛来提供专业建议，参股也不到20％，华为的活动还是成为美国媒体和美国政府紧拽不放的大疑点。2007年10月8日，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资深共和党人 IIeanaRos-Lehtinen推出的一份决议案称，华为是中国最不透明的公司，美国管理机构如果批准此次收购将犯下严重的错误，因为华为由一位中国前军官所创立，可能与中国政府和军方有着某种联系，而美国国防部是3Com的重要客户，因此华为参与收购将“威胁美国国家安全”。
由上可见，中国在美国的企业并购与当年日本的情况有很大不同，主要表现在中国企业在美并购所面临的政治风险将更大。美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大国历史观和大国国际关系观认为，经济大国必然走向军事大国，最后必然形成政治大国。在这个假设下，大部分美国人得出这样的结论：中美冲突无法避免。美国人的逻辑是，中国是一个大国(尽管只是一个发展中的经济大国)，经济发展必然伴随军事发展，最后成为类似美国的集经济、军事和政治于一体的超级大国，成为美国强有力的竞争者。正是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大部分美国政界人士认为美国必须遏制中国的经济发展，避免未来的中国对美国形成挑战，这是由美国的根本国家利益决定的。一旦中国经济崛起，意味着原有经济格局下的利益分配将要发生变化。
中日在美并购活动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一直致力于将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结合起来，以增加我们对世界政治经济现象的理解。而对某国国内制度进行深入研究，无疑为沟通政治、经济过程以及联系国内、国际要素提供了重要途径。国内制度能够改变国内不同政治力量关系的均衡，改变行为体组织集体行动的成本与收益，从而能够促进政策的转变。制度也决定了公共政策的排他性。如果一项政策能够对特定集团产生排他性收益，那么该集团就有克服集体行动难题的动力，从而推动有利于自身的政策的通过。1935年，埃尔默·沙特施奈德(Elmer Eric Shatts Chneider)在《政治、压力和关税》一书中通过对《斯穆特一霍利关税法案》的分析指出，美国高关税是因为寻求进口保护的特殊利益集团控制了整个立法过程。在关税法案立法过程中，关税保护的收益集中于进口竞争部门，而自由贸易的收益分散于从其中获益的普通消费者。因此，支持自由贸易的消费者没有组织起来参与政治过程的动力，使得进口竞争行业能够游说成功。沙特施奈德最后悲观地认为，保护主义的压力在政治上是不可战胜的。曼库尔·奥尔森强化了这一观点，认为进口竞争产业组成了相对的小集团，它们能从保护主义政策中集中获益；而能够从自由贸易中提高福利水平的消费者却面临不可避免的集体行动问题，以致难以采取政治行动。
美国贸易政策制定的制度架构变革是通过授权改变国家对外经济政策偏好的典型案例。美国宪法规定，国会拥有监管贸易与投资的权力，总统并不拥有制定相关经济政策的权力。美国国会处于制定贸易与投资政策的中心，因此面临强大的国内利益集团游说的压力。从根本上说，国会议员代表的是其当选选区和特定支持集团的利益。因此，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与现在的中国在对美直接投资时，相关议员们迫于各种利益集团游说的压力，不得不采取措施对一些敏感的并购案进行干预。
其次，对中日两国来说，均面临美元霸权的结构性权力。国际政治经济学创立者之一的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认为国际社会主要存在两种权力：一是联系性权力，二是结构性权力。联系性权力指甲迫使乙去做其原本不愿意做的事情的权力，结构性权力则指“形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机构的权力”，世界各国及其政治机构、经济企业、科学家和专业人员都不得不在这个结构里活动。通俗地讲，结构性权力是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是构造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权力，是决定政府与人民、国家与市场之间相互关系框架的权力。
在美元霸权的结构下，作为国际主导货币的美元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不断得到强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美国经济金融实力的增强，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外汇交易及贸易结算中所占比重，分别由1997年的56％、54％和58％提高到2005年的65％、62％和65％，形成了实际上的美元本位制。在这种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国与美元需求国密切联系并相互对应的对外经济状况决定了国际经济格局的基本框架：作为国际货币供应国，美国通过国际收支逆差向国际社会供给美元，逆差扩大(缩小)，美元供给增加(减少)；相应地，其他国家就整体来看的国际收支顺差形成对美元的需求，顺差扩大(缩小)，美元需求增加(减少)。短期来看，美元汇率动态就取决于美元国际供求动态：供小于求，美元升值；供大于求，美元贬值；供求均衡，美元稳定。所以，美国处于一种微妙的特殊地位。一方面，由于美国可以其本国货币对外进行支付，故可以用对外输出美元的方式来保持其国际收支逆差，只要其他国家愿意持有美元，美国就不会像其他国家那样面临巨大的平衡国际收支的压力。这意味着美国独自享有的国际货币的“铸造税”(Seigniorage，指货币所代表的价值与其制造成本之间的差额)。这种结构使美旧处于结构性的优势地位，而美元需求国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
在国际贸易方面，美国通过发行美元来购买中国和日本生产的廉价商品，从而形成高消费。在这种模式中，虽然美国要承受经常性的贸易逆差，但它并不需要付出什么，其国民可以购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进口商可以获得丰厚的利润。中国和日本虽然能持续保持贸易顺差，但抑制了国内消费，形成对出口市场的过度依赖。在国际投资方面。中国和日本将贸易盈余积累的外汇储备用于购买美国企业，由此产生了三种效应：第一，中日的投资使美国人比较容易把资金从旧企业抽出来投入新企业。例如1989年10月三菱不动产以8.46亿美元买下洛克菲勒中心，虽然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但洛克菲勒则动用这笔巨款充实了新的投资计划。第二，中日两国对美国企业的注资，为美网提供了价融资，拉动了美国经济的快速复苏，强化了其金融霸权地位，反过来对美元霸权形成有力支撑。第三，帮助了美国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例如，当年日本的五十铃汽车公司在印第安纳州的拉菲特创造了1700个就业机会；日产汽车公司在田纳西周的士麦那创造了3100个就业机会。这对于促进这些较为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都是有益的。
正因为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国的沉重债务迄今未对其经济造成负担。正如上面所指出的那样，美国成功总结了一个非凡的诀窍，即美国虽然是一个巨额净债务国，但不必向世界其余部分支付净利息和红利。相反，美国仍享有投资收入的净流入，因为其获得的其外国资产的平均回报高于它所支付的其外债的利息。
政策建议
从近期来看，支撑中国企业加快海外并购的因素有两个，一个是人民币升值，在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双顺差的推动下，人民币面临巨大 的升值压力，而企业也更有动力走出国门购买“相对便宜”的国外企业。另一个是美国次级债危机的蔓延，使得许多欧美金融机构，到了急需“找婆家”的地步，这为国内金融机构和企业“出海抄底”提供了条件。这和日本当年的情况有相似之处。因此，虽然中国与日本在经济发展程度上存在差异，政治体制不同，国际投资摩擦小身也由多方面因素所导致，但借鉴日本在处理投资摩擦方面的经验教训仍具有重要意义。其中最为重要的教训是日本有时过于顺从美国，主要表现在日本在与美国交涉时往往缺乏基本目标和相应战略，被美国牵着鼻子走，结果因遭到美国的“暗算”而失去应得的经济利益。
鉴于日本的教训中国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其一，进行制度改革与制度建设。从日小的发展经验来看，涉外经济摩擦往往首先出现在对外经济关系中，涉及一国与外国进行贸易的基本经济政策与经济制度，最先开始出现的涉外经济摩擦往往是对外贸易摩擦。其后随着经济发展和对外交流的扩大，涉外经济摩擦逐步进入到其他方面，形成国际投资摩擦、国际金融摩擦和汇率摩擦等，并深入到一国国内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方面，形成针对国内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的符种形式的经济摩擦。因而进行制度改革与制度建设，在经济制度方面形成一种与国际接轨的经济制度尤其重要。当然，中国应该在考虑自己的国情基础上，自主地、不受外来力量支配地进行制度改革与制度建设。但在涉外经济摩擦频发之际，适当考虑日本利用外来压力改善国内经济制度和国内经济体系的经验也是有益的。在借用外来压力的同时，中国应仔细研究这种外来压力与国内制度改革和制度建设的一致性，并明确这种外来压力所能带来的利益与成本，选择一种能够带来较高利益且较少成本的方式和方法，从而达到既回避涉外经济摩擦又改善经济制度的目的，为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顺利发展创造条件。
其二，确立新的经济发展战略。与日本一样，中国也是一个典型的“贸易国家”。由于内需不足，中国在较长时间里一直推行出口导向的贸易发展战略和鼓励出口的贸易政策，使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体系中贸易增长最快、贸易依存度最高以及贸易顺差最大的国家之一。特别是自2000年起，中国取代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中美双边贸易的失衡使中国积累了大量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但同时也迫使中国为了寻求高流动性和安全的投资渠道而将所积累的美元重新投到美国资本市场，即购买美国政府的长期债券。这一循环使中美经济关系的失衡进一步强化。由此可见，今天的中美经济关系与“昨天的”日美经济关系非常相似，中国应该汲取日本的历史教训。虽然中国与日本不同，所选择的是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吸引外资、以进口和出口同时急剧扩张形成“世界工厂”的发展模式，但这种模式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扭曲国内的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具体来说，保障劳动力优势的较低工资水平促使国内贫富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导致国内需求不足，其结果是在强化对美贸易顺差的同时，提高了对美贸易的依赖，使得人民币被迫不断升值。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内的任何政治和经济变化都有可能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构成冲击。因此，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基于日本的教训，中国应考虑对外投资的多元化，包括对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以规避与美国的经济摩擦。
其三，建立处理投资摩擦的常设机构。2003年至今，美国主要采取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美商贸联委会、经济联委会和科技联委会等措施。通过这些面对面的通道，美国同中国进行相关议题的谈判，给中国施加压力。其中最重要的是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该机制首次建立于2006年9月20日。规定以后每年对话两次，轮流在对方首都举行，主要涉及具有全局性、战略性、长期性和宏观性的经济议题。这些对话达成了多项协议。但中美之间尚缺乏针对投资摩擦的专门性常没机构。在日美投资摩擦多发的20世纪70－80年代，日本为了处理摩擦问题曾设置过这种机构，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在中国与美国常出现投资摩擦之际，中国有必要设立一个处理国际投资摩擦的具有常规性和权威性的经济机构以处理相关问题。
(责任编辑：张晓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