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老人们说北京城是风水宝地，北枕燕山，西接太行，东连大海，南控中原。堪舆学上所谓“居处西北高耸挡恶风，东南平缓屯万马”，更有永定河、潮白河左右环抱，正是山环水抱的好气场。因此上，北京城具备趋吉避凶的好地形。万历年间修撰的《顺天府志》有云：“燕环沧海以为池，拥太行以为险，枕居庸而居中以制外，襟河济而举重以驭轻，东西贡道来万国之朝宗，西北诸关壮九边之雉堞，万年强御，百世治安。”
　　话虽然是这么说，但北京城地处要冲，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也曾历经兵燹战火。然而，这座满面风尘的老城却像凤凰涅一样，一次次浴火重生。北京是一座文化悠久、安逸和平的城市，也是一座不畏强暴、誓死抗争的城市。
　　《残冬京华图》所表现的正是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 “卢沟桥事变”前北京城的情形。画家饱含着对北京的热爱和对日寇的仇恨，把北京军民抗战的热情展现在了画卷中。
　　画卷一开头在京东八里桥附近就出现了日军的狼影，骑在大洋马上举着望远镜向北京城里观察。有人要问了，怎么“卢沟桥事变”前就有日本兵在北京了？我可以告诉你，有！不但在城外有，连城里也有！您沿着《残冬京华图》往下看，到了崇文门古观象台附近也有日军打着膏药旗在活动。此事说来话长，根据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列强获得在京、津及东交民巷使馆区驻兵的权利。日本据此在1901年正式成立清国驻屯军（1912年改称中国驻屯军），司令部设于天津海光寺，兵力为陆军一个旅团，下辖2个联队。一个联队在天津，联队部在海光寺。另一个联队驻北京，联队部设立在东交民巷日军兵营，城外最大的驻军地点在丰台。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该支日军在京津地区已经驻扎36年，比关东军（1906年侵入我国）资格还老。如此，您在《残冬京华图》中看到日军的狼影，也就不足为奇了。
　　要说此时的北京情势，那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大清国完了，北洋政府垮了，当时的国民政府在南京，所以此时的北京叫“北平特别市”。1935年当时的国民政府代表何应钦与日军华北驻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签订了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将中央军部队调离华北，撤销北平军分会党务政训机构，解散抗日团体，禁止全国反日活动。整个华北实际上成了半独立状态。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夕，北平的北、东、南三面已经被日军控制：北面，是部署于热河和察哈尔的关东军一部；西北面，有关东军控制的伪蒙军8个师约4万人；东面，是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及其所统辖约17000人的伪保安队；南面，日军已强占丰台，逼迫中国军队撤走。这样，卢沟桥就成为北平对外的唯一通道，其战略地位更加重要。为了占领这一战略要地，截断北平与南方各地的来往，进而控制冀察当局，使华北完全脱离中国中央政府，日军不断在卢沟桥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演习，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这个时候北京的人民并没有屈服，从《残冬京华图》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日寇狼影后面的民房墙壁上，在“仁丹”广告的旁边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还我河山”的大标语。在北京的街头青年学生和各界人士打着横幅挥舞旗帜正在举行抗日游行和集会。在古观象台附近的城墙上，二十九军大刀队的兵士们正在操练，一名士兵高举大刀向象征日本鬼子的木桩砍去，手拿抗日宣传旗帜的民众在一旁为官兵鼓劲。
　　说来惭愧，面对拥有大量精良武器的日寇，我们的军队却连钢盔这样基本的防护装备都没有。听我三舅说，卢沟桥事变爆发的那些日子，有人站在朝阳门南小街附近的智化寺门口喊着：“一块大洋，救一条人命！”募捐赶制钢盔，送给卢沟桥前线的二十九军抗日将士。路过的人们纷纷解囊，智化寺内支起了烘炉，用钢板打造钢盔。那时做小买卖的把西瓜、酸梅汤送到前线，一个子儿不要。拉洋车的冒着生命危险，直接到前线拉伤员。我舅舅在大街上亲眼看见从前线下来的伤员，浑身是血，饶是受了伤，强横杀气不减，半躺在洋车里，手里高举着沾满敌寇血污的大刀。
　　二十九军最擅长大刀肉搏和夜战，老兵都专门练就破日军刺刀的刀法，包括学兵队都人手一口厚背鬼头刀，近身格斗极有威力，在长城抗战和南苑战斗中杀出了威风。听说日本鬼子为了怕大刀砍掉了脑袋，还专门做了铁脖圈。
　　平津抗战中，最为惨烈的一战就是南苑，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将军、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将军殉国，南苑守军7000多名，伤亡5000余人。特别是学兵团，都是北平各大学、中学投笔从戎的学生，日军突入中国军队的阵地，学兵们宁死不屈，与日军展开白刃战。他们并没有来得及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却以十条命换一条命的代价和日军拼了刺刀。
　　尽管如此，战至7月28日，北平城外的枪炮声还是渐渐停了，整个城市变得一片死静，人人心头都蒙上了一层不祥的预感。果不其然，28日夜，二十九军悄悄撤出了北京城。老百姓一早起来，街上一个军人的影子都没有了。
　　8月8日，日本鬼子进了北京城。从此北京便沦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中华民族开始了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
　　二十九军的战败，不仅是日寇的凶残，更有汉奸的无耻出卖。当时任宋哲元冀察政务委员会政务处处长的潘毓桂，在七七卢沟桥事变中屡次向日军出卖二十九军作战计划，导致南苑失守，上千学生军惨死日军刺刀之下，赵登禹将军在撤出战斗的路上遭日寇伏击殉国。日军占领华北后潘被委任为伪北平公安局局长，后来又任伪天津特别市市长。这个卖友求荣，背叛祖国的大汉奸，抗战胜利后被捕，又被国民党政府以已有悔过之心为由，从轻判处并保外就医。直到解放后被人民政府以汉奸罪再次逮捕，1961年死于监狱。英雄千古，汉奸遗臭。八年抗战最令人切齿的就是汉奸！我们最应警惕的也是汉奸！
　　说起大刀队，我还真见过。如此读者要问了，“您老高寿啊？”说来惭愧，咱是正经八百的“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皆因为我小的时候，我们的房东吴爷爷是一位民国时期的老军人。吴爷爷就住在我们家隔壁，听吴奶奶讲，他当过大刀队，打过日本。这位老爷子是河北沧州人，行伍出身，花白头发从来留不长，最多半寸，上唇留一字胡，戴一副黑边圆框老式眼镜，上身总是穿制服，下身马裤，足蹬圆口千层底的布鞋。虽然已经七十多岁了，却依然是肩宽背直，站在家门口总是立正姿势，见人打招呼仍然手举到眉边行军礼，透出一种军人的气质。你想想河北沧州，那是什么地方？天下武术半出沧州，连老年间有保镖的达官，路过沧州地面都要偃旗息鼓，不敢喝号。这老爷子抡起大刀来，杀小日本鬼子还不像砍瓜切菜一样。
　　不过也听吴奶奶讲，吴爷爷当年当过军需官，手里是趁点“嘛儿的”。我们街上这几所院子是他们家的房产，在某一条胡同，有大半条胡同的房子都是他们家的产业。不仅如此，吴爷爷还有两位太太。我当时年幼，也不知军需官是多大的官职，只听说是负责军队物资采买的。按说，一个中下级军官即便薪饷很高，也很难置得起这么多房产，养得起两位太太。这些房产和姨太太，是不是当年大刀队士兵没戴上的钢盔，没吃到肚子里的军粮变的，就不得而知了……
　　吴家的房产到解放后，都交给国家托管了，但是他们还是能拿到不菲的定息，过着富裕的生活。用吴奶奶的话说，“船破了还有底呢，底破了还有帮呢，帮破了还有十八层网呢。”话里话外透着家大业大的豪横，可是当年他们率领的兵士却倒下成了白骨，他们负责守卫的国土沦陷，人民成了亡国奴！
　　历史证明了一个国家落后、腐败就要挨打，尽管人民奋争、将士舍命，也难外御其侮。看看《残冬京华图》就知道，日本鬼子大兵压境，那些军官、政客们还在送往迎来，大摆筵席。在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下，军警和特务还在极力抓捕共产党人和抗日分子。
　　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死伤3500万人， 家破人亡离乡背井者不计其数。但是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屈服过。
　　听我表姐讲，我的亲姑姑就死于日本鬼子的枪口之下。我爷爷亲自送我父亲参加了共产党八路军，在冀中警备旅吕正操将军麾下杀鬼子。“五一大扫荡”我父亲身负重伤，藏在家中夹壁墙里养伤，为他疗伤的老大夫被鬼子和汉奸抓去严刑拷打，誓死也没有说出我父亲藏身的地方，被日本鬼子用刺刀杀害了。我父亲伤势未愈，连夜返回部队，从此用人民群众给的这条命转战沙场杀敌报仇，身负四次重伤、三次轻伤，直至四十四岁因肝脏火药中毒英年早逝时，身体里还遗存有日寇的子弹。如此国恨家仇，后生岂敢忘却。
　　（编辑·宋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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