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釜沉舟”

　　1943年2月20日，六個跌跌撞撞的背影和一支驼队在鸣沙脚下出现，从兰州到敦煌1200公里的距离，常书鸿一行六人整整走了一个月零四天。
　　初到敦煌时，石窟的惨象令常书鸿倍感辛酸。在回忆录中，他这样写道：“宝藏被劫已经三四十年了，而这样一个伟大的艺术宝库，却仍然得不到最低限度的保护，就在我们初到这里时，窟前还放牧着牛羊，洞窟被当做淘金人夜宿的地方。脱落的壁画夹杂在残垣断壁中，随处皆是。我不胜感慨，负在我们肩上的工作，将是多么艰巨沉重。”面对这种情况，他暂时放弃了画画，义无反顾地干起了既非艺术又非研究的石窟管理员工作。
　　原本拿画笔的手开始挥动铁锹，常书鸿开始带领大家清理积沙、修筑防沙墙。为了禁止人们随便进入，破坏林木和进出洞窟，首先要做的事是修建一道围墙。没有经费来源，常书鸿不断地给国民政府打报告，可是半年过去了，仍毫无音信。常书鸿只好给梁思成发去电报，请他代为交涉。第三天就接到回电，告知“接电后，即去教育部查询，他们把责任推给财政部，经财政部查明，并无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预算，只有一个国立东方艺术研究所，因不知所在，无从汇款。”显然，是财政部的官员不知道“敦煌”为何物，把它误为“东方”了。经过梁思成的奔走，经费终于汇出。
　　为方便研究人员进入洞窟，开始洞窟的编号和普查，逐渐开展重点壁画的临摹。但多数洞窟当时上不去，他们就使用一种相当危险的名为“蜈蚣梯”的独木梯。临摹时，常书鸿喊着号子，一帮年轻人一齐用力，将蜈蚣梯竖起来，临摹的人爬到梯子的顶端，将画板、画架、颜料箱、水瓶、水罐——用绳子吊上去，然后手里掌一支蜡烛，摩顶放踵，一站便是半天……
　　敦煌的生活是非常艰辛的。常书鸿特别喜欢喝咖啡，甚至把从法国带回的咖啡壶也带到了敦煌，可是他只能喝又苦又成的咖啡，因为没有糖，而水却是成的。那时敦煌的老百姓首先要解决主粮的生产，很少种蔬菜，常年都是成韭菜。肉要从城里买来，来回五十几公里，牛车要走十几个小时，牛又要休息，就是一天一夜，加上戈壁滩上的太阳一晒，肉很快就臭了。
　　
　　常书鸿刚到敦煌的时候，张大千和谢稚柳还在。后来谢稚柳先走了，张大千临走时送给常书鸿一幅《蘑菇图》——一幅手绘地图，标示出在窟前哪儿长着蘑菇。蘑菇，就是美食了。并对常书鸿说，“我们先走了，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待下去，这是一个长期的无期徒刑啊！”

痛苦的背叛

　　忍受着生活上所有的不便，常书鸿就这样和最早有志于敦煌艺术事业的人员一起，开始了艰苦的拓荒。常书鸿到了敦煌后，写了很多信给妻子陈芝秀，希望她带着孩子们早点过来。虽然妻子带着孩子如约而至，但已经在法国适应上层社会生活的妻子，无法接受这样粗糙和简陋的生活。
　　1945年，妻子以去兰州治病为名出走，丢下两个儿女。妻子走前，常书鸿还写了好多信，托朋友沿路照顾她，直到出发后他才得知，原来妻子不堪忍受敦煌这种修道士般的生活，打算不再回来了。他策马狂追，跑了二百多公里，昏倒在戈壁滩上，被在玉门找矿的地质工程师救起。常书鸿在小旅馆里躺了两天两夜，浙江的老乡闻讯来看他，告诉他别去找了，他们拿出一张报纸，上面登着一张离婚申明，申明人正是他的妻子陈芝秀。
　　
　　
　　
　　如此突然的消息，对常书鸿来说，像是一个血淋淋的玩笑，曾和自己一起漂洋远渡法国求学，经历了种种磨难的结发妻子，最终成了陌路。

不懈的坚持

　　几个月后，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传到了敦煌，常书鸿则接到了教育部的一纸电文：“抗战结束，百废待兴，国家重建，资金有限，从即日起，撤销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握着电文，常书鸿泪流满面。学生们一个接一个地向他告别。常书鸿无从挽留，他深知经费已经断绝，每个人都思乡心切，熬了这两年，已属不易。
　　女儿常沙娜说，她至今还记得那个人去楼空的夜晚，空荡荡的莫高窟只剩下她和父亲、弟弟，还有两个工人。万籁无声的夜，常书鸿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他披衣下床，手持一支蜡烛，走进熟悉的254号洞窟。烛光中，墙壁上的“萨堙那太子舍身饲虎图”他曾经看过无数遍。佛的前身萨埵那是古印度的王子，他看到山崖下即将饿死的老虎母子，就纵身跳下悬崖。此时大地震动，风云变色，他用自己生命的结束换来了老虎生命的延续。此时，张大千的话又在耳畔响起。常书鸿想，如果守在这里真是一场无期徒刑，那他的刑期才刚刚开了个头，绝不能就这么走了。
　　常书鸿决心放手一搏，去重庆求援，临行前，常书鸿把家里能卖的东西全都卖了，作为路上的资费。“两头毛驴上分装着我们一家的简单行李，我骑了一头，沙娜搂着嘉陵骑着另一头。时序已是初冬了，这是1945年的冬天。千佛洞前的白杨树全都赤裸着兀立在风沙中，落叶连同沙山的泡泡刺，在已结冰的大泉宕河上飞旋飘舞。敦煌这时分外清冷和孤独，在朦胧的晨雾中显得灰暗而沉闷。”这一段文字，引自常书鸿的自传《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写的是他从敦煌迢迢万里返回内地求援的境况。 　　
　　到重庆后，常书鸿奔走相托，陈寅恪、梁思成、徐悲鸿等一批“敦煌卫士”全力相助，纷纷在报纸上写文章，呼吁挽救敦煌研究所。常书鸿辗转找到了当时的中央研究院院长傅斯年。傅斯年当即决定把敦煌艺术研究所作为中央研究院的一个分所，解决经费、编制、材料、设备，还拨给他一辆十轮大卡车。
　　当常书鸿带着一双儿女的身影再次出现在戈壁时，留守的两个工人哭了。
　　回到敦煌，常书鸿招兵买马，几年间，郭世清、刘缦云、霍熙亮、段文杰等几位后来名垂敦煌史册的工作者，纷纷加入了莫高窟保护的队伍。临摹、维修、加固……研究所的工作逐渐恢复并走上了正轨。1947年秋，常书鸿和李承仙组成了新家庭。

守护敦煌

　　1948年夏秋，常书鸿带着敦煌研究的各专题五百多幅临本在南京和上海举办了一次展览，蒋介石、于右任、孙科等许多国民党要人都前来参观。这时研究所又重归教育部，教育部部长朱家骅下令将这批临品全部送到台湾“展出”。常书鸿察觉到其用意，没有执行，而是将所有临本妥善秘藏于上海和杭州，自己帶着子女，悄然回到敦煌，这个让他魂牵梦绕的地方。
　　1949年9月28日，常书鸿在古老的千佛洞前升起了一面红旗。1950年9月郑振铎发来急电，请常书鸿立即携全部摹本和重要文物赴京，筹办敦煌文物展览。经过5个月的筹备，1951年4月，敦煌文物展览在午门隆重开幕。
　　常书鸿回忆说，周总理也亲自去看，问到了大家的情况。常书鸿说，敦煌主要是没照明，上洞子都得每人拿着个蜡烛，或者拿着煤油灯，一个手端着灯，一个手就在那画。后来，展览结束，就运来了一部发电机，终于结束了八年多暗无天日的日子。常书鸿第二任妻子李承仙回忆说：“他那天高兴极了，今天电灯来了，到洞子里画画去，一个洞子一个洞子地跑去看。看了以后他就告诉我，他说我到了藏经洞去看了，那个仕女给我讲话了，给我笑了。我说怎么回事啊，他说我看她跟我笑呢！”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常书鸿患老年失忆症。尽管那时他住在北京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24号的高干楼里，享受着部级待遇，还挂着许多头衔，但在人们拜访他时，常书鸿永远不会忘记的一个话题总是：“为什么要我住在这个屋子里？为什么把我弄到北京？为什么不让我回敦煌？我要回敦煌，我还要住我那个土房子！”在北京的寓所墙上，挂着一幅他临摹的敦煌壁画，是一幅十六国时期的飞天图，画风苍劲有力，飞天周围的空白处有上百位朋友和晚辈的签名，乍一看去，宛若飞天撒出的花朵…一
　　1994年，常书鸿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根据遗嘱，他被葬在莫高窟前的一块沙地上，守护着对面的敦煌莫高窟。
　　日本著名学者池田大作曾数次来中国，并与常书鸿进行了多次深入交谈。
　　池田大作与常书鸿有过一段对话，池田问：“如果您能转世，您将选择什么样的生活？”常书鸿回答：“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转世。假如真能转世，我还做常书鸿，还去敦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