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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认为国家大事都归“肉食者谋之”，虽然陆放翁 “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诗句也耳熟能详，但以前只是在口中念诵。平时和朋友们闲聊，也会聊到国家大事，但毕竟只是闲聊，完全无法上升到“忧国忧民”的层次。直到有一天自己成了政协委员，才真正领会了陆放翁这句话的含义。
2008年年初，长沙冰冻。我接到让我到湖南省政协去拿全国政协委员登记表的电话的时候，恰逢冰冻十余天来天空中第一次透出太阳。这突如其来的巨大荣誉，既让我感到光荣，又忐忐不安：我该做些什么呢？我能做些什么呢？
就在我自己还没有弄清楚政协委员该干些什么的时候，我的邻居来找我：你一定要替我们反映一下情况，现在这个新的《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对我们企业的影响太大了……我弟弟打电话跟我说：农村的中学缺少师资，升学率低，有些学校连学生都招不到了……全国各地儿童文学界的朋友和前辈们也纷纷给我打电话、发信息表示祝贺，他们查阅了本届全国政协委员的资料，告诉我说我是全国两千多位政协委员中唯一的儿童文学作家。
突然之间，我发现我不只是我自己了，我还肩负着许多人的期望与嘱托。于是，原本以为与我离得遥远的国家大事、社会民生，活生生地摆在我的眼前，让我不得不去关心它，了解它。
2008年年初，新的《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引发了一些争议，当时的调查表明，有70%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希望尽快出台新的《劳动合同法实施细则》，对新的《劳动合同法》做进一步的补充说明。于是，那年我就从这个问题入手进行调研，提交了有关提案。当年反映这方面问题的两会提案特别多，这些提案和建议助推了后来《劳动合同法》的修订和实施细则的出台。
作为政协委员既要及时了解社情民意，反映民众的呼声，对别人反映的问题、委托代交的材料和提案也要谨慎对待。有一年，有人将一份申诉材料交给我，希望我能代交两会。材料的内容是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引发的经济纠纷。因为材料到我手中的时候，已经是动身去北京开会的时候。材料中提到的土地纠纷、经济纠纷、外商与政府部门的矛盾，我都没有时间去核实了解。因此，这份材料我虽然带到了北京，最终却并没有提交。后来我才知道，让我代交材料的人早已经找好境外的媒体，只等我递交材料，便准备利用两会期间关注度高的特点，在境外造声势。我庆幸自己没有替他们递交这份材料，因为在我看来，反映社情民意应该是查漏补缺、为国分忧，而不应该是以此为手段给政府施压。
2011年两会期间，我提交了湖南省卫生厅提供的《关于加强妇幼保健机构基础设施的建议》，产生了良好的效果。这个提案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采纳。国家卫生部答复称，中西部地区县级妇幼保健机构能力建设项目被纳入医改重大专项工作范围，中央财政拨付42.5亿元专项资金用于支持中西部地区2250个县级妇幼保健机构建设，重点支持基本医疗保健设备的配套。
我曾当过16年编辑，对于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小学教材的出版情况有所了解。2011年，风闻“思品、历史、语文”这三科教材要由有关部门组织专家统一编写，不再实行“一纲多本”，原来的教材修订审定工作也都停了下来。这些传言在教育界和社会上引起了种种猜测和议论。2012年两会期间，我提交了《关于反对思品、历史、语文由全国统一版本的提案》。在提交提案的同时，我也将这份提案发在了自己的博客上。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个提案很快就有一万七千多人阅读，有五百多条评论。有的赞成，有的反对，有些人谩骂不过瘾，还对我进行了人肉搜索，搜出我原来是某出版集团的编辑人员，“证明”我是为了部门利益而提案。所有的评论和谩骂我一条都没有删除。因为我虽然做过编辑，虽然我曾经服务过的出版集团确实也是中国南方的教材出版基地，但我的提案完全不是从个人与部门利益出发的。我是从教育规律、人才成长和维护教材改革成果出发来提案的。我的呼吁完全出于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而不是部门和个人的利益。2012年，教育部办理我的提案的时候，回复我说：“关于统一组织编写义务教育德育、语文、历史教材的工作方案是中央领导同志审定批准的。”显然不同意采纳我的意见。但我没有放弃。2013年两会期间我就这个问题再一次提交了《关于坚持一纲多本，维护中小学教材编辑出版公平竞争的提案》，终于得到了教育部的明确答复：“我们完全赞同您对中小学教材坚持多样化意义的评价和建议，并将继续促进和完善教材多样化政策。”据我所知，从2013年下半年起，教育部重新启动了对“语文、历史、思品”这三科教材的修订审定工作。虽然也许中小学教材编辑出版方针的变化是由很多因素促成的，但每当想起这件事情，我还是倍感欣慰。
我是一名儿童文学作家，对未成年人的成长自然是最关心的。每年都有许多孩子被伤害，许多留守儿童缺少关爱。不只是孩子受伤害，有时候孩子也会伤害别人。中国人爱孩子，表面看来，每个孩子都是全家人的心头肉，但事实上，由于对孩子缺乏正确的了解，并没有把他们当作一个人来尊重，也没有真正意识到孩子有自己的弱点与非理性，正因为这样，他们才需要成年人的保护与引导。为了保护儿童，我们也有《未成年人保护法》，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全社会并没有完全形成保护儿童的共识，当父母没有尽到监护人的义务时，也无法真正追究他们的责任。为了孩子们的健康成长，我在2013年两会期间提交了两个关于未成年人保护的提案，我希望我们能够建立“社会保护型”未成年人保护体系，尽快修订并真正实施《未成年人保护法》。因为孩子不只属于家庭，更是属于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属于未来。让保护孩子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孩子才能更健康地成长。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民进湖南省委会副主委）
2008年年初，长沙冰冻。我接到让我到湖南省政协去拿全国政协委员登记表的电话的时候，恰逢冰冻十余天来天空中第一次透出太阳。这突如其来的巨大荣誉，既让我感到光荣，又忐忐不安：我该做些什么呢？我能做些什么呢？
就在我自己还没有弄清楚政协委员该干些什么的时候，我的邻居来找我：你一定要替我们反映一下情况，现在这个新的《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对我们企业的影响太大了……我弟弟打电话跟我说：农村的中学缺少师资，升学率低，有些学校连学生都招不到了……全国各地儿童文学界的朋友和前辈们也纷纷给我打电话、发信息表示祝贺，他们查阅了本届全国政协委员的资料，告诉我说我是全国两千多位政协委员中唯一的儿童文学作家。
突然之间，我发现我不只是我自己了，我还肩负着许多人的期望与嘱托。于是，原本以为与我离得遥远的国家大事、社会民生，活生生地摆在我的眼前，让我不得不去关心它，了解它。
2008年年初，新的《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引发了一些争议，当时的调查表明，有70%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希望尽快出台新的《劳动合同法实施细则》，对新的《劳动合同法》做进一步的补充说明。于是，那年我就从这个问题入手进行调研，提交了有关提案。当年反映这方面问题的两会提案特别多，这些提案和建议助推了后来《劳动合同法》的修订和实施细则的出台。
作为政协委员既要及时了解社情民意，反映民众的呼声，对别人反映的问题、委托代交的材料和提案也要谨慎对待。有一年，有人将一份申诉材料交给我，希望我能代交两会。材料的内容是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引发的经济纠纷。因为材料到我手中的时候，已经是动身去北京开会的时候。材料中提到的土地纠纷、经济纠纷、外商与政府部门的矛盾，我都没有时间去核实了解。因此，这份材料我虽然带到了北京，最终却并没有提交。后来我才知道，让我代交材料的人早已经找好境外的媒体，只等我递交材料，便准备利用两会期间关注度高的特点，在境外造声势。我庆幸自己没有替他们递交这份材料，因为在我看来，反映社情民意应该是查漏补缺、为国分忧，而不应该是以此为手段给政府施压。
2011年两会期间，我提交了湖南省卫生厅提供的《关于加强妇幼保健机构基础设施的建议》，产生了良好的效果。这个提案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采纳。国家卫生部答复称，中西部地区县级妇幼保健机构能力建设项目被纳入医改重大专项工作范围，中央财政拨付42.5亿元专项资金用于支持中西部地区2250个县级妇幼保健机构建设，重点支持基本医疗保健设备的配套。
我曾当过16年编辑，对于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小学教材的出版情况有所了解。2011年，风闻“思品、历史、语文”这三科教材要由有关部门组织专家统一编写，不再实行“一纲多本”，原来的教材修订审定工作也都停了下来。这些传言在教育界和社会上引起了种种猜测和议论。2012年两会期间，我提交了《关于反对思品、历史、语文由全国统一版本的提案》。在提交提案的同时，我也将这份提案发在了自己的博客上。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个提案很快就有一万七千多人阅读，有五百多条评论。有的赞成，有的反对，有些人谩骂不过瘾，还对我进行了人肉搜索，搜出我原来是某出版集团的编辑人员，“证明”我是为了部门利益而提案。所有的评论和谩骂我一条都没有删除。因为我虽然做过编辑，虽然我曾经服务过的出版集团确实也是中国南方的教材出版基地，但我的提案完全不是从个人与部门利益出发的。我是从教育规律、人才成长和维护教材改革成果出发来提案的。我的呼吁完全出于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而不是部门和个人的利益。2012年，教育部办理我的提案的时候，回复我说：“关于统一组织编写义务教育德育、语文、历史教材的工作方案是中央领导同志审定批准的。”显然不同意采纳我的意见。但我没有放弃。2013年两会期间我就这个问题再一次提交了《关于坚持一纲多本，维护中小学教材编辑出版公平竞争的提案》，终于得到了教育部的明确答复：“我们完全赞同您对中小学教材坚持多样化意义的评价和建议，并将继续促进和完善教材多样化政策。”据我所知，从2013年下半年起，教育部重新启动了对“语文、历史、思品”这三科教材的修订审定工作。虽然也许中小学教材编辑出版方针的变化是由很多因素促成的，但每当想起这件事情，我还是倍感欣慰。
我是一名儿童文学作家，对未成年人的成长自然是最关心的。每年都有许多孩子被伤害，许多留守儿童缺少关爱。不只是孩子受伤害，有时候孩子也会伤害别人。中国人爱孩子，表面看来，每个孩子都是全家人的心头肉，但事实上，由于对孩子缺乏正确的了解，并没有把他们当作一个人来尊重，也没有真正意识到孩子有自己的弱点与非理性，正因为这样，他们才需要成年人的保护与引导。为了保护儿童，我们也有《未成年人保护法》，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全社会并没有完全形成保护儿童的共识，当父母没有尽到监护人的义务时，也无法真正追究他们的责任。为了孩子们的健康成长，我在2013年两会期间提交了两个关于未成年人保护的提案，我希望我们能够建立“社会保护型”未成年人保护体系，尽快修订并真正实施《未成年人保护法》。因为孩子不只属于家庭，更是属于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属于未来。让保护孩子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孩子才能更健康地成长。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民进湖南省委会副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