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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形态的形成除了其先天的自然环境条件影响，人为活动和建设也起到很大作用。本文试以宋东京为例，阐述由上自下和由下至上的两种人为力量在城市建设中的作用。同时概括宋东京对其后开封城市建设、社会文化的影响。
关键词：两种力量；宋东京；城市建设；开封
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开封城市历史
开封的城市建设始于春秋，郑庄公命人在此筑城取开拓封疆之意，名曰开封，是屯粮储粟之地。战国时魏惠王把首都迁到开封附近，命名大梁并铸城墙，是当时的政治中心和商业都会。秦时设浚仪县，汉时属陈留郡，晋属陈留国，东魏在此设梁州，北周因城滨汴水名汴州。五代隋唐之时，随着大运河开通，开封因其漕运优势地位逐渐上升。唐德宗建中二年宣武军节度使李勉重建汴州城，并在此驻重兵。五代除后唐外都在此建都，北宋在此建都之前，这里已是经济军事重镇。
二、当时的矛盾
从晚唐到宋在东京建都这一时期，因社会动荡、经济发展，在城建方面出现了若干矛盾，而这些矛盾集中体现在开封。概括起来有两个：一是城市居住形态不适宜，二是人口增加商业发展带来的问题。研究普遍认为里坊制的城市形态到了唐代已发展到顶峰。自中唐以后，商品经济日渐繁荣，“坊内设市”、“凿墙开店”的现象愈发严重，可见里坊制已不适应城市发展。但因中央政府极力维持里坊制及晚唐国力衰弱，终无突破。开封从地方经济军事重镇到五代时的首都，再到全国性的大都市，人口猛增，加上庞大驻兵，居住拥挤问题严重。
三、两种力量
矛盾的发展孕育着变革，推动变革存在着由上自下和由下至上两种力量。自上而下即由统治者主导的政令发布和城市建设活动，短时间内改变城市的形态结构。自下而上即由个人主导的建设活动和经济行为，影响慢慢积累循序渐进，最后达到量变到质变。
1、自上而下
由上自下最有代表性也最成功的例子为后周世宗柴荣对开封的改造。显德二年四月，世宗颁布了改建大梁的诏书，这一诏书集中体现了他的城市建设思想，也开始了一个宏伟的改扩建计划。其后他又颁布了另一重要诏书，规定允许退后道路进行种树、掘井、修建凉棚等活动，有学者认为此诏书意义实际上肯定了百姓向街开门的合法性，根据道路等级退后一定距离，并允许进行低强度开发。该诏书第一次以法令形式废除里坊制。虽然宋初因循旧制曾企图实行里坊制但历史大潮不可逆转，宋仁宗庆历年间，里坊制终被废除。
他的改造奠定了开封城市的形态结构，为北宋时期东京的城市繁荣打下了良好基础。有此改造，东京三套方城，四水灌都的城市形态才终究形成。
2、自下而上
由下自上的作用主要表现在里坊制的瓦解，商业空间的发展，市民公共娱乐空间的形成。当时宋东京经济发展、政治地位提高、人口聚集带来了巨大的商机，同时专业行市也逐渐形成。这些新兴商业形式，渐渐打破了商业活动时间与地点的限制，人们破墙开店，街市逐渐形成，新的城市形态就此诞生。商业不再限制在“市”内，而是分布全城，与住宅区混杂，形成热闹的商业街。城内也有集中交易的市，如因城市繁华区交通的便利形成了大的交易市场——相国寺，为点状的交易空间。商业运营也不再受时间限制，城内通宵营业的地方形成夜市和晓市，如州桥夜市和朱雀门外御街一带的晓市。
商业的发展催生了市民阶层的产生，街市空间为世俗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场所。最为典型的市民娱乐场所就是瓦子以及与市场结合的瓦肆还有简易的勾栏。到北宋末年，汴梁共有6处瓦子，最大的是潘楼街的桑家瓦子，其中大小勾栏有50余座，瓦子中的演艺项目有数十种之多。这些场所不仅丰富了城市生活，还对文学、曲艺、绘画艺术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也正是这些市民文化的兴起给高雅文化提供了新鲜的土壤，使得宋代的文学艺术、科学技术达到了新的高度。
四、宋东京城对后世开封的影响
在两种人为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宋东京创造了盛世繁华景象，这些景象被《清明上河图》、《东京梦华录》这些绘画和文字作品记录下来，今天仍被人们所称道。旧时的亭台楼阁，车水马龙虽然会被历史的尘埃淹没，但一个地方繁盛时期的种种，会在曾承载它的地方留下永远的遗产和烙印。今天的开封在城市结构、社会文化方面还是能看到当初的影子，让人不得不惊叹记忆力量的强大。
1、城市结构
首先在城市结构方面，今天的开封古城墙是从明朝开始建造，其后屡有修缮，长度仅次于南京城墙，比西安城墙长。然而南京城墙并不完整，开封城墙的重要价值之一就是它连绵古城四周，保存完整。城墙对古城的城市形态非常重要，一是因为它限定出老城界限，二是因为城门和主要道路的对应关系。虽然宋时的外城和运河已经不在，但明城墙的位置和规模大概相当于宋城墙的里城，所以还是可以依稀可以看到当年的影子。
今天大相国寺附近仍是商业中心，铁塔、繁塔、古吹台这些城市至高点仍在，甚至人们会为了发展旅游重新以仿古风格建御街、金明池，试图恢复汴梁八景。开封城内的传统街区大部分为历史遗留下来, 纵横交织，以明、清时形成的居多, 间或有宋代街巷的踪迹。如今开封历史上留存的街道尚有“ 七角八巷七十二胡同” 之说。这些街巷保留着历史的印记，如有些是以行市命名的，例如马市街、柴火市街，有些是以重要建筑命名，例如寺后街、鼓楼街。
4.2社会文化
虽然宋东京之后开封一直是区域中心城市，却一直保留着一些宋东京的特点。概括起来就是闲适文化、皇城根文化、消费型城市、书画氛围浓厚、宗教遗存。闲适文化体现在开封的花鸟市场、宠物市场、洗浴场所和不计其数的大小餐馆、茶楼、小吃摊、夜市。
直到解放初期，开封一直是区域性商业中心，典型的消费城市，并且保留着夜市和早市。当时人们习惯于去相国寺附近的剧院看戏，在小吃摊过把瘾，然后心满意足地回家。只不过今天剧院变成了电影院，晚上小吃摊位依然灯火辉煌。
今天的开封人中有很多喜爱书法国画，在市中心黄金地段，自清朝民国时期就一直存在一条书店街，在当时是卖笔墨纸砚的高档商业街，也集中了当时有名的书局，如中华书局、世界书局、鲍乾元笔墨庄、邱文成笔庄、梁苑锦南纸庄、环文阁、惠昌山房等。各种文房四宝应有尽有。在书店街上，绝大多数商家店容店貌、待人接物方面均能做到安静、文雅，让人走在街上即感受到其与商业街各异的浓厚文化氛围。
开封对宗教有很强的包容性，在市中心很小的范围内，可以看到道观、佛寺、基督教堂、清真寺等各种不同的宗教建筑。
五、结语
有人认为城市结构的形成是一个快速的过程，在时间内城市结构就能确定且难以改变，有人认为城市形态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笔者认为在自上而下人为力驱使下固然可快速形成城市结构，相比之下自下而上的力量不易觉察，但却悄悄地改变城市，或许这种力量和管理者制定的意图一致，让已形成的城市结构不断完善和丰满，或二者互相抵触，形成矛盾，等待下一次变革。这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相辅相成，从这个角度来看上述两种论述均是正确的。在关注物质形态的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一点，那就是与物质形态相比、文化、习俗、非物质遗产更具有延续性和传承性，城非那座城，人非那时人，记忆却还是永存。
参考文献
[1]董鉴泓.中国城市建设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
[2]黄天其，文超祥.后周世宗城市建设思想探析[J]. 规划师，2002（11）
[3]田银生.宋东京汴梁城市新秩序的种子[J]. 城市规划学刊，2002（5）
[4]田银生.城市的文化发展力——以北宋东京汴梁的街市为例[J]. 城市规划，2007（10）
[5]王育亮，朱亚红.从唐长安到宋东京——试论北宋东京城建筑时空布局[J] . 建筑与文化，2012（1）
[6]李合群.论中国古代里坊制的崩溃——以唐长安与宋东京为例[J] . 社會科学，2007（12）
关键词：两种力量；宋东京；城市建设；开封
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开封城市历史
开封的城市建设始于春秋，郑庄公命人在此筑城取开拓封疆之意，名曰开封，是屯粮储粟之地。战国时魏惠王把首都迁到开封附近，命名大梁并铸城墙，是当时的政治中心和商业都会。秦时设浚仪县，汉时属陈留郡，晋属陈留国，东魏在此设梁州，北周因城滨汴水名汴州。五代隋唐之时，随着大运河开通，开封因其漕运优势地位逐渐上升。唐德宗建中二年宣武军节度使李勉重建汴州城，并在此驻重兵。五代除后唐外都在此建都，北宋在此建都之前，这里已是经济军事重镇。
二、当时的矛盾
从晚唐到宋在东京建都这一时期，因社会动荡、经济发展，在城建方面出现了若干矛盾，而这些矛盾集中体现在开封。概括起来有两个：一是城市居住形态不适宜，二是人口增加商业发展带来的问题。研究普遍认为里坊制的城市形态到了唐代已发展到顶峰。自中唐以后，商品经济日渐繁荣，“坊内设市”、“凿墙开店”的现象愈发严重，可见里坊制已不适应城市发展。但因中央政府极力维持里坊制及晚唐国力衰弱，终无突破。开封从地方经济军事重镇到五代时的首都，再到全国性的大都市，人口猛增，加上庞大驻兵，居住拥挤问题严重。
三、两种力量
矛盾的发展孕育着变革，推动变革存在着由上自下和由下至上两种力量。自上而下即由统治者主导的政令发布和城市建设活动，短时间内改变城市的形态结构。自下而上即由个人主导的建设活动和经济行为，影响慢慢积累循序渐进，最后达到量变到质变。
1、自上而下
由上自下最有代表性也最成功的例子为后周世宗柴荣对开封的改造。显德二年四月，世宗颁布了改建大梁的诏书，这一诏书集中体现了他的城市建设思想，也开始了一个宏伟的改扩建计划。其后他又颁布了另一重要诏书，规定允许退后道路进行种树、掘井、修建凉棚等活动，有学者认为此诏书意义实际上肯定了百姓向街开门的合法性，根据道路等级退后一定距离，并允许进行低强度开发。该诏书第一次以法令形式废除里坊制。虽然宋初因循旧制曾企图实行里坊制但历史大潮不可逆转，宋仁宗庆历年间，里坊制终被废除。
他的改造奠定了开封城市的形态结构，为北宋时期东京的城市繁荣打下了良好基础。有此改造，东京三套方城，四水灌都的城市形态才终究形成。
2、自下而上
由下自上的作用主要表现在里坊制的瓦解，商业空间的发展，市民公共娱乐空间的形成。当时宋东京经济发展、政治地位提高、人口聚集带来了巨大的商机，同时专业行市也逐渐形成。这些新兴商业形式，渐渐打破了商业活动时间与地点的限制，人们破墙开店，街市逐渐形成，新的城市形态就此诞生。商业不再限制在“市”内，而是分布全城，与住宅区混杂，形成热闹的商业街。城内也有集中交易的市，如因城市繁华区交通的便利形成了大的交易市场——相国寺，为点状的交易空间。商业运营也不再受时间限制，城内通宵营业的地方形成夜市和晓市，如州桥夜市和朱雀门外御街一带的晓市。
商业的发展催生了市民阶层的产生，街市空间为世俗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场所。最为典型的市民娱乐场所就是瓦子以及与市场结合的瓦肆还有简易的勾栏。到北宋末年，汴梁共有6处瓦子，最大的是潘楼街的桑家瓦子，其中大小勾栏有50余座，瓦子中的演艺项目有数十种之多。这些场所不仅丰富了城市生活，还对文学、曲艺、绘画艺术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也正是这些市民文化的兴起给高雅文化提供了新鲜的土壤，使得宋代的文学艺术、科学技术达到了新的高度。
四、宋东京城对后世开封的影响
在两种人为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宋东京创造了盛世繁华景象，这些景象被《清明上河图》、《东京梦华录》这些绘画和文字作品记录下来，今天仍被人们所称道。旧时的亭台楼阁，车水马龙虽然会被历史的尘埃淹没，但一个地方繁盛时期的种种，会在曾承载它的地方留下永远的遗产和烙印。今天的开封在城市结构、社会文化方面还是能看到当初的影子，让人不得不惊叹记忆力量的强大。
1、城市结构
首先在城市结构方面，今天的开封古城墙是从明朝开始建造，其后屡有修缮，长度仅次于南京城墙，比西安城墙长。然而南京城墙并不完整，开封城墙的重要价值之一就是它连绵古城四周，保存完整。城墙对古城的城市形态非常重要，一是因为它限定出老城界限，二是因为城门和主要道路的对应关系。虽然宋时的外城和运河已经不在，但明城墙的位置和规模大概相当于宋城墙的里城，所以还是可以依稀可以看到当年的影子。
今天大相国寺附近仍是商业中心，铁塔、繁塔、古吹台这些城市至高点仍在，甚至人们会为了发展旅游重新以仿古风格建御街、金明池，试图恢复汴梁八景。开封城内的传统街区大部分为历史遗留下来, 纵横交织，以明、清时形成的居多, 间或有宋代街巷的踪迹。如今开封历史上留存的街道尚有“ 七角八巷七十二胡同” 之说。这些街巷保留着历史的印记，如有些是以行市命名的，例如马市街、柴火市街，有些是以重要建筑命名，例如寺后街、鼓楼街。
4.2社会文化
虽然宋东京之后开封一直是区域中心城市，却一直保留着一些宋东京的特点。概括起来就是闲适文化、皇城根文化、消费型城市、书画氛围浓厚、宗教遗存。闲适文化体现在开封的花鸟市场、宠物市场、洗浴场所和不计其数的大小餐馆、茶楼、小吃摊、夜市。
直到解放初期，开封一直是区域性商业中心，典型的消费城市，并且保留着夜市和早市。当时人们习惯于去相国寺附近的剧院看戏，在小吃摊过把瘾，然后心满意足地回家。只不过今天剧院变成了电影院，晚上小吃摊位依然灯火辉煌。
今天的开封人中有很多喜爱书法国画，在市中心黄金地段，自清朝民国时期就一直存在一条书店街，在当时是卖笔墨纸砚的高档商业街，也集中了当时有名的书局，如中华书局、世界书局、鲍乾元笔墨庄、邱文成笔庄、梁苑锦南纸庄、环文阁、惠昌山房等。各种文房四宝应有尽有。在书店街上，绝大多数商家店容店貌、待人接物方面均能做到安静、文雅，让人走在街上即感受到其与商业街各异的浓厚文化氛围。
开封对宗教有很强的包容性，在市中心很小的范围内，可以看到道观、佛寺、基督教堂、清真寺等各种不同的宗教建筑。
五、结语
有人认为城市结构的形成是一个快速的过程，在时间内城市结构就能确定且难以改变，有人认为城市形态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笔者认为在自上而下人为力驱使下固然可快速形成城市结构，相比之下自下而上的力量不易觉察，但却悄悄地改变城市，或许这种力量和管理者制定的意图一致，让已形成的城市结构不断完善和丰满，或二者互相抵触，形成矛盾，等待下一次变革。这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相辅相成，从这个角度来看上述两种论述均是正确的。在关注物质形态的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一点，那就是与物质形态相比、文化、习俗、非物质遗产更具有延续性和传承性，城非那座城，人非那时人，记忆却还是永存。
参考文献
[1]董鉴泓.中国城市建设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
[2]黄天其，文超祥.后周世宗城市建设思想探析[J]. 规划师，2002（11）
[3]田银生.宋东京汴梁城市新秩序的种子[J]. 城市规划学刊，2002（5）
[4]田银生.城市的文化发展力——以北宋东京汴梁的街市为例[J]. 城市规划，2007（10）
[5]王育亮，朱亚红.从唐长安到宋东京——试论北宋东京城建筑时空布局[J] . 建筑与文化，2012（1）
[6]李合群.论中国古代里坊制的崩溃——以唐长安与宋东京为例[J] . 社會科学，200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