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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言志,歌咏言。音乐与诗歌一样,都是人类表达情感的艺术手段。作为大众文化的流行音乐,不仅是艺术,也是娱乐,是精神寄托,更是反映百姓生活的写真,甚至是大众思想、意识形态的指标。
国家一级作曲家、青岛音乐家协会主席孙厚存认为,中国流行音乐自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诞生以来,一直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轨迹,受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制约。流行音乐与中国的人文环境、历史文化沿革、时代的脉搏息息相关。不同时代的流行歌曲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社会进步和发展,是人们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建国以来,中国的流行音乐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让我们乘着歌声的翅膀,去感受时代的脉动。
经典歌曲唱出美好新生活
建国初期,各项事业百废待兴,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高潮,祖国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群众歌曲领域形成了一支阵容强盛的创作队伍,歌曲创作空前繁荣。
这个时期的歌曲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大多表达人民翻身做主人、建设新家园的喜悦之情,表达对新中国的祝福、对中国共产党的拥戴,以及主人翁的自豪感,在创作手法和歌曲的旋律上采用了民族化的风格,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因此在极短的时间内就传遍大江南北,出现了全国传唱“同一首歌”的壮观景象,如《歌唱祖国》、《社会主义好》、《让我们荡起双桨》、《北京的金山上》等。这些歌曲因为结合了当时的时代背景,契合了大众的普遍心理而成为人人传唱的经典,人们在这样的歌声里,能够时刻回想起那些为中国解放事业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人,从而对他们充满了无限的尊敬与感激,同时也坚定了人们建设美好新生活的信念。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为响应党中央“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中国人民志愿军英勇奔赴抗美援朝前线,在弥漫着战争硝烟的异国他乡,可爱的祖国、远方的故乡是战士们心中最深的牵挂,“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一曲脍炙人口的《我的祖国》不仅成为乔羽的代表作,也让郭兰英一曲红遍全国,更成了每一名志愿军战士、每一个中国人心中最美的思乡曲,传唱至今。
建国初期,刚刚经历了数年战火的新中国,百废俱兴,人们渴望和平安宁的生活环境。“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水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让我们荡起双桨》用诗一般的歌词和优美的旋律,描绘了一幅安静祥和、幸福快乐的美好生活画卷,虽然是一首儿童歌曲,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无人不喜欢,红遍华夏大地,直至今天,这首歌还是在校园演唱中非常受欢迎的曲目之一。
唱起歌,就想起那个纯真的年代
上世纪60年代初期,建设中的新中国遭遇了特大自然灾害。在天灾面前,人们没有低头没有屈服,一心一意跟着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以《我们走在大路上》为代表的歌曲正是反映了这样的主题。
据青岛市音乐家协会主席孙厚存回忆,自然灾害时期他正在山东艺术学院读书,每人每天只供应3两粮食,就是一个地瓜面窝头,还不够一顿吃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所有的人都表现出了积极乐观的态度。可以说,这个时期流行的歌曲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人们共度难关的精神支柱。孙厚存认为,一首好的流行歌曲胜过无数堂政治课。类似的歌曲还有流行于上世纪60年代中期的《学习雷锋好榜样》。市民高女士至今还记得自己上小学一年级参加劳动的情形。全校的小学生排着整齐的队伍,背着当时流行的军用书包,在老师的带领下,高唱着“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步行至郊外帮农民采摘田里的麦穗。毛泽东主席发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后,提倡做好人好事的社会风尚把整个社会都调动起来了,大家都争着去做好人好事,唯恐落在别人后面。
时代狂热,歌曲也狂热
音响效果极差的高音喇叭里播放着混合了各种杂音的“语录歌”,红卫兵们斗志昂扬……这样的场景在《血色黄昏》等“文革”题材的电视剧里经常出现。语录歌是“文化大革命”中最具时代特色的产物之一。“文化大革命”在世界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语录歌在世界音乐史上也同样史无前例。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首创作于“文革”前的歌唱领袖的歌曲原本出自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是歌唱伟大领袖和人民英雄的一首革命歌曲。“文化大革命”的到来使领袖崇拜在中国大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当时歌颂毛泽东的歌曲铺天盖地,不可胜数。其中最重要的歌曲当首推这首《东方红》。《东方红》由一首民歌小调被推上“圣歌”地位。在“文化大革命”中,无论是在毛泽东检阅红卫兵的群众大会上,还是在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上和国庆节、五一劳动节庆祝集会上,毛泽东都是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出现在公众面前。
据退休的青岛市民李先生回忆,在“文革”时期出版的歌曲集中,第一首往往必是《东方红》,第二首才是《国际歌》。当时电视尚未普及,影响最大、最快的官方传媒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天早上的开始曲是《东方红》,每天夜间则以《国际歌》结束。地位仅次于《东方红》的一首歌是《大海航行靠舵手》。这首歌也是“文化大革命”前的作品,却成为在“文革”中达到狂热顶点的领袖崇拜的先声。
《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也是“文革”中几乎人人会唱的一首颂歌。这首歌在上世纪60年代末家喻户晓,风靡一时。在1968年至1969年大跳“忠字舞”的热潮中,它是各地用来编舞的主要歌曲之一。
当时尽管艺术管制很严,但一些旋律极为抒情的前苏联歌曲以及朝鲜电影歌曲还是在民间秘密流传,由此可见音乐强大的渗透力。流传最广的就是前苏联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山楂树》、《灯光》、《小路》、《纺织姑娘》、《喀秋莎》、《共青团员之歌》、《草原》、《三套车》、《朋友》、《我们举杯》等。上世纪70年代初国内放映的电影大多都是朝鲜电影,一些带有鲜明朝鲜旋律特征的电影歌曲也慢慢地广为流传,如《卖花姑娘》的插曲、《桔梗谣》、《阿里郎》、《春之歌》等,也都曾被秘密传唱。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樱花》、《红蜻蜓》等日本歌曲也曾流传。青岛一家公司的孙小姐至今还记得她小时候去妈妈单位,听见妈妈和几个阿姨在办公室里偷偷地唱《喀秋莎》,整天在学校听语录歌、跳忠字舞的小孙躲在门外听得入了迷,一直听到里面不再唱歌了才想起来敲门。
用歌曲催开人们沉睡的心灵
据青岛市音乐家协会主席孙厚存介绍,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和任务。中国遂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成为基本国策逐步在各个领域推行。“文革”的伤痕与改革开放的兴奋、喜悦之情的交织,构成了基本的社会心态。反映到歌曲创作领域,即是抒情歌曲的复兴。首先获得群众推许的作品为《祝酒歌》。
1979年,张丕基在《三峡传说》电视风光片中写作了一首《乡恋》。这是一首吸收了探戈舞曲节奏的歌曲,由李谷一用“气声”演唱,在大受欢迎的同时也招致尖锐的批评。嗣后,由苏小明演唱、马金星作词、刘诗召作曲的《军港之夜》也受到同样的非议。
1980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与《歌曲》编辑部联合举办“听众喜爱的广播歌曲”评选活动,有25万多人次参加评选,产生了著名的“十五首抒情歌曲”。“十五首抒情歌曲”代表了上世纪80年代初期群众歌曲的成就。它继承了开创于上世纪30年代的抒情群众歌曲,特别是上世纪50—60年代抒情民歌风群众歌曲的传统,抒发了大众的真实情感,讲究旋律的优美流畅,是对“文革”期间“高强硬响”音乐观念的逆反。
励志歌曲影响一代人
上世纪80年代初期,经历过“文革”十年浩劫的中国像是刚刚从冬眠中醒来,各项事业重新起步,“四个现代化”成为全社会共同的目标,人们开始重新认识自己的人生价值。“建设四化需要人才”,而十年动乱破坏了教育体系,耽误了整整一代人,上世纪70年代末期恢复高考,少数幸运儿成为“天之娇子”,更多的青年人则对人生充满迷茫,以至社会舆论认为当时的青年人是“垮掉的一代”、“失去的一代”,为了鼓舞青年人振作精神奋发向上,当年的媒体不断推出一些自学成材的有为青年和杰出人物的报道,给青年人树立榜样,纪录片《莫让年华付水流》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拍摄的。同名主题曲《莫让年华付水流》传唱一时,它由此还引发出一批号召年轻人珍惜时光、珍惜青春的励志歌曲的出现。当歌曲传唱大江南北时,“莫让年华付水流”也成为激励青年一代奋发向上的时代流行语。在媒体工作的张先生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那时候广播里每天都在播放这首歌,当时正值青春年华的我们恨不得把每一秒时间都利用起来,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感觉,似乎不去上夜校不去学知识就会被时代淘汰、被社会抛弃一样。”
与这首歌同样影响深远的还有张同枚作词、谷建芬作曲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这首歌主题鲜明、曲调优美、旋律流畅,一下子就在群众中流传开来,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1983年,这首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为亚太地区音乐教材。
“半头砖”满街飞
伴随经济的改革开放,海外家电产品大量涌入中国内地,打先锋的盒式录音机和与之相配合的录音磁带,其势一时颇为迅猛,尤以邓丽君的流行歌曲盒带传播最广,其次有刘文正、凤飞飞、张帝等。
上世纪80年代初,收录机进入一些市民家庭,爱赶时髦的年轻人就拎着被称为“半头砖”的收录机到广场上,插上话筒和一帮爱好相投的朋友跟着音乐唱歌。穿喇叭裤、戴蛤蟆镜、拎“半头砖,这样的装扮在当时的青岛是最时髦的。
市民鲁先生对刘文正情有独钟。1982年,鲁先生是青岛29中的初三学生,每天中午放学后就跑到离学校不远的台东交电商场,听商场里的录音机播放的港台歌曲,当时放得最多的是刘文正的《飞翔》。一遍又一遍地听,边听边记歌词,经常听得错过了午饭时间,眼看要上课了,才匆匆地跑回学校。1983年,家里买了录音机,鲁先生更是着了迷,把自己多年积攒的零用钱都买了刘文正的盒带。直到现在,鲁先生经常哼出来的还是刘文正的歌。
内地流行音乐崛起
1980至1984年间,歌曲创作领域仍以传统的抒情歌曲为主。1981至1982年间,有《在希望的田野上》(晓光词,施光南曲)、《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邹大为、魏宝贵词,铁源曲);1983年有《鼓浪屿之波》(张黎、红曙词,钟立民曲)、《牧羊曲》(王立平)、1984年有《党啊,亲爱的妈妈》(龚爱书词,马殿银、周右曲)、《十五的月亮》(石祥词,铁源、徐锡宜曲)、《长江之歌》等作品流传。蒋大为、殷秀梅、张暴默等成为很受欢迎的抒情歌手。
另一方面,港台歌曲仍在不断输入。首先是一批台湾校园歌曲。其次是伴随香港电视剧而来的《万里长城永不倒》、《孩子,这是你的家》等。还有台湾流行乐作家侯德健带来的由苏芮演唱的《搭错车》插曲,尤以《酒干淌卖无》流传甚广。在1984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上,第一位在春晚演唱的香港歌星张明敏以一曲《我的中国心》唱红大陆。
1986年是中国流行音乐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年份。经过数年来港台音乐的冲击、输入,内地音像市场初步建成。
1985年10月,青年歌手常宽参加了东京第16届世界音乐节,以自己作曲的《奔向爱的怀抱》获得总指挥奖,开中国内地歌手赴海外参赛之先声。
1986年是世界和平年,受港台《明天会更好》大型演唱会的启发,内地的音乐工作者也开始计划筹办首届百名歌星演唱会。5月,这场题为《让世界充满爱》的大型流行音乐演唱会在北京体育馆出台,获得巨大成功。郭峰作曲,陈哲、小林、王健、郭峰填词的主题曲《让世界充满爱》不胫而走,盛行一时。《让世界充满爱》音乐会的推出,标志着内地流行音乐创作群的崛起和流行音乐成为社会音乐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时期的到来。
内地摇滚红极一时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噢,你何时跟我走/……告诉你我等了很久/告诉你我最后的要求/我要抓起你的双手/你这就跟我走/这时你的手在颤抖/这时你的泪在流/莫非你是正在告诉我/你爱我一无所有/噢,你这就跟我走……”
在《让世界充满爱》的音乐会上,当崔健登上舞台吼出《一无所有》开始,标志着摇滚乐在中国的正式出现,同时也宣告了一个以音乐为主导的文化大反叛时代由此开始。从那以后,无论是文艺界、文化界还是思想界甚至政界,人们不得不开始对崔健及其摇滚乐刮目相看。他们发现,以《一无所有》为象征的中国摇滚势力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新文化力量,它代表着对传统文化的反叛和追求人性自由的时代精神。
之后的一段时间里,“ADO”乐队、“黑豹”乐队、“呼吸”乐队、“1989”乐队、“女子摇滚”乐队、“唐朝”乐队、“状态”乐队、“新空气”组合等摇滚乐队,不断地推出摇滚新作,大街小巷的音像店里一片摇滚声。
歌坛劲吹“西北风”
1988年是流行音乐最为兴盛的一年。上半年刮起的“西北风”是10年来引人注目的一个高峰期。
“不管是东南风还是西北风/都是我的歌/我的歌……”《黄土高坡》中的这句歌词给当时风行全国的北方民歌风的流行歌曲热冠上了一个新的名词——“西北风”。其代表性作品有《一无所有》、《信天游》、《黄土高坡》、《我热恋的故乡》、《少年壮志不言愁》,以及电影《红高梁》插曲等。这些“西北风”作品采用了陕北民间音乐的音调,实际上也包括了一批以北方民间音乐素材为本的作品。
“西北风”在音乐观念上是对港台流行音乐、南方及中原音调为主的中国音乐创作现状和前几年流行音乐界“阴盛阳衰”现象的一种逆反。它明显地引入了欧美摇滚思维,挖掘和汲取了中国北方音乐的巨大能量;内容具有批判意识,风格慷慨激昂,带有强烈的宣汇色彩;是刚刚萌生的乡土摇滚与传统民歌的折中,在中国流行音乐发展进程中是个很大的突破。
然而,1988年下半年起,“西北风”就逐渐被俚俗歌曲及港台引进版所取代。
新发展造就新偶像
经过十余年的徘徊,进入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内地音像行业开始出现转机。一些有眼光的港台音像公司开始进入祖国内地,与内地歌手和创作者签约,出版内地流行音乐唱片,推出了一大批新偶像,如广州的杨钰莹、周艳泓、高林生、林依伦,北京的陈红、陈琳、潘劲东、谢东、孙悦,上海的王?、甄凌、石云岚等。尽管这些歌手的包装方式大多未能摆脱港台的模式,所演唱的歌曲在开掘的深入、描摹的精细上还未达到港台歌坛鼎盛时期同类作品的水准,但已经在国内青少年歌迷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打破了多年来由港台青春偶像独占青少年音带消费市场的局面。毛阿敏、李玲玉、那英、艾敬、朱桦、田震、屠洪纲等一批在上世纪80年代非常活跃的歌星经过海内外音像公司的重新包装后,又以新的面貌重登歌坛。歌坛的繁荣,也吸引了许多影视、体育明星、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时装模特等各界知名人士跻入其间。
这一时期流行音乐的表现题材虽仍以情歌为主,但也出现了许多在反映时代、反映社会、反映人生的深度和广度上进行了更大拓展的作品。艾敬的《我的1997》、李春波的《一封家书》和何勇的《钟鼓楼》等城市民谣真实贴切地表现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喜怒哀乐。张楚的《姐姐》、腾格尔的《父亲》把关注的视角投向了社会的底层。《弯弯的月亮》在赞颂家乡的美丽的同时,也表达了“今天的故乡还唱着昨天的歌谣”的惆怅。《同桌的你》、《露天电影》等冠以“校园民谣”的作品中所蕴含的怀旧情绪直接反映出作者对处于高速发展中的现代社会的思考,是近年来内地流行乐坛中出现的新潮流。《涛声依旧》吸取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意韵。黑豹的《别去糟?》表达了反对暴力、呼唤和平的人道主义思想。
题材内容上的开拓也推动了音乐体裁及表现手法的发展与创新。
流行音乐“走进新时代”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流行乐坛百花齐放。各种音乐形式共生共存,歌曲的创作和表演形式都有了很大的突破,RAP说唱风、网络歌曲……各种形式的比赛、选秀活动层出不穷,超女、快男、快女、星光大道、梦想大舞台、绝对唱响……社会给人们提供的娱乐空间越来越广阔,只要有勇气就有可能步入流行音乐圈。这一时期,已经很难找到一首全国同时传唱的流行歌曲,粉丝们追随着各自的偶像,制造着与流行音乐相关的各种流行。甚至有人戏谑地称“流行歌曲”为“流星歌曲”,暗喻其生命的短暂。
对这一现象,青岛市音乐家协会主席孙厚存认为,这是文化多元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流行音乐作为文化产品应该具备社会、娱乐、教化等不同的功能,不同的作品可以满足不同的需求。从青岛市的流行音乐创作情况看,也遵循了同样的规律,呈现相似的特点。由冷宣军作词、孙厚存作曲的《扭起胶州大秧歌》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1989年的国庆群众大联欢活动中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的演出,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时代特征;完成于2001年的《台湾雪》用抒情的小调,结合阿里山的音乐素材,反映了台湾同胞思故乡、盼团圆的情感,经谭晶演唱后风靡大陆和台湾两地,先后荣获了第九届“五个一工程”奖、第二届中国音乐金钟奖、2001中国广播文艺奖“广播新歌”一等奖等奖项。近来年,青岛市的音乐家们先后创作了关于奥帆赛和微尘等与青岛相关题材的作品,也都发挥了相应的功能,成为代表相应主题的佳作。
Since New China was founded in 1949, popular music has displayed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in different periods in China.
In the early period after New China was founded, the songs created by the ordinary people were unprecedentedly popular. The songs of quotations of Mao Zedong were the most characteristic product during 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period. As 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was unique in the world history, the songs of quotations were also unprecedented in the world music history.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ushered in the renaissance of lyric songs. In the 1990s, love songs account for the major part of popular music. However, some works that can reflect the times, the society and the life with deep and wide scope also emerged.
In the 21st century, various styles of popular music, such as rap and network songs, have mushroomed in China. Various singing competitions and shows, such as Super Girls, Super Boys, Happy Girls, Star Road, Dream Stage, and Absolute Singing, provide great scope for popular entertainment.
国家一级作曲家、青岛音乐家协会主席孙厚存认为,中国流行音乐自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诞生以来,一直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轨迹,受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制约。流行音乐与中国的人文环境、历史文化沿革、时代的脉搏息息相关。不同时代的流行歌曲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社会进步和发展,是人们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建国以来,中国的流行音乐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让我们乘着歌声的翅膀,去感受时代的脉动。
经典歌曲唱出美好新生活
建国初期,各项事业百废待兴,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高潮,祖国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群众歌曲领域形成了一支阵容强盛的创作队伍,歌曲创作空前繁荣。
这个时期的歌曲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大多表达人民翻身做主人、建设新家园的喜悦之情,表达对新中国的祝福、对中国共产党的拥戴,以及主人翁的自豪感,在创作手法和歌曲的旋律上采用了民族化的风格,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因此在极短的时间内就传遍大江南北,出现了全国传唱“同一首歌”的壮观景象,如《歌唱祖国》、《社会主义好》、《让我们荡起双桨》、《北京的金山上》等。这些歌曲因为结合了当时的时代背景,契合了大众的普遍心理而成为人人传唱的经典,人们在这样的歌声里,能够时刻回想起那些为中国解放事业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人,从而对他们充满了无限的尊敬与感激,同时也坚定了人们建设美好新生活的信念。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为响应党中央“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中国人民志愿军英勇奔赴抗美援朝前线,在弥漫着战争硝烟的异国他乡,可爱的祖国、远方的故乡是战士们心中最深的牵挂,“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一曲脍炙人口的《我的祖国》不仅成为乔羽的代表作,也让郭兰英一曲红遍全国,更成了每一名志愿军战士、每一个中国人心中最美的思乡曲,传唱至今。
建国初期,刚刚经历了数年战火的新中国,百废俱兴,人们渴望和平安宁的生活环境。“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水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让我们荡起双桨》用诗一般的歌词和优美的旋律,描绘了一幅安静祥和、幸福快乐的美好生活画卷,虽然是一首儿童歌曲,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无人不喜欢,红遍华夏大地,直至今天,这首歌还是在校园演唱中非常受欢迎的曲目之一。
唱起歌,就想起那个纯真的年代
上世纪60年代初期,建设中的新中国遭遇了特大自然灾害。在天灾面前,人们没有低头没有屈服,一心一意跟着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以《我们走在大路上》为代表的歌曲正是反映了这样的主题。
据青岛市音乐家协会主席孙厚存回忆,自然灾害时期他正在山东艺术学院读书,每人每天只供应3两粮食,就是一个地瓜面窝头,还不够一顿吃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所有的人都表现出了积极乐观的态度。可以说,这个时期流行的歌曲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人们共度难关的精神支柱。孙厚存认为,一首好的流行歌曲胜过无数堂政治课。类似的歌曲还有流行于上世纪60年代中期的《学习雷锋好榜样》。市民高女士至今还记得自己上小学一年级参加劳动的情形。全校的小学生排着整齐的队伍,背着当时流行的军用书包,在老师的带领下,高唱着“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步行至郊外帮农民采摘田里的麦穗。毛泽东主席发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后,提倡做好人好事的社会风尚把整个社会都调动起来了,大家都争着去做好人好事,唯恐落在别人后面。
时代狂热,歌曲也狂热
音响效果极差的高音喇叭里播放着混合了各种杂音的“语录歌”,红卫兵们斗志昂扬……这样的场景在《血色黄昏》等“文革”题材的电视剧里经常出现。语录歌是“文化大革命”中最具时代特色的产物之一。“文化大革命”在世界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语录歌在世界音乐史上也同样史无前例。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首创作于“文革”前的歌唱领袖的歌曲原本出自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是歌唱伟大领袖和人民英雄的一首革命歌曲。“文化大革命”的到来使领袖崇拜在中国大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当时歌颂毛泽东的歌曲铺天盖地,不可胜数。其中最重要的歌曲当首推这首《东方红》。《东方红》由一首民歌小调被推上“圣歌”地位。在“文化大革命”中,无论是在毛泽东检阅红卫兵的群众大会上,还是在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上和国庆节、五一劳动节庆祝集会上,毛泽东都是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出现在公众面前。
据退休的青岛市民李先生回忆,在“文革”时期出版的歌曲集中,第一首往往必是《东方红》,第二首才是《国际歌》。当时电视尚未普及,影响最大、最快的官方传媒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天早上的开始曲是《东方红》,每天夜间则以《国际歌》结束。地位仅次于《东方红》的一首歌是《大海航行靠舵手》。这首歌也是“文化大革命”前的作品,却成为在“文革”中达到狂热顶点的领袖崇拜的先声。
《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也是“文革”中几乎人人会唱的一首颂歌。这首歌在上世纪60年代末家喻户晓,风靡一时。在1968年至1969年大跳“忠字舞”的热潮中,它是各地用来编舞的主要歌曲之一。
当时尽管艺术管制很严,但一些旋律极为抒情的前苏联歌曲以及朝鲜电影歌曲还是在民间秘密流传,由此可见音乐强大的渗透力。流传最广的就是前苏联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山楂树》、《灯光》、《小路》、《纺织姑娘》、《喀秋莎》、《共青团员之歌》、《草原》、《三套车》、《朋友》、《我们举杯》等。上世纪70年代初国内放映的电影大多都是朝鲜电影,一些带有鲜明朝鲜旋律特征的电影歌曲也慢慢地广为流传,如《卖花姑娘》的插曲、《桔梗谣》、《阿里郎》、《春之歌》等,也都曾被秘密传唱。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樱花》、《红蜻蜓》等日本歌曲也曾流传。青岛一家公司的孙小姐至今还记得她小时候去妈妈单位,听见妈妈和几个阿姨在办公室里偷偷地唱《喀秋莎》,整天在学校听语录歌、跳忠字舞的小孙躲在门外听得入了迷,一直听到里面不再唱歌了才想起来敲门。
用歌曲催开人们沉睡的心灵
据青岛市音乐家协会主席孙厚存介绍,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和任务。中国遂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成为基本国策逐步在各个领域推行。“文革”的伤痕与改革开放的兴奋、喜悦之情的交织,构成了基本的社会心态。反映到歌曲创作领域,即是抒情歌曲的复兴。首先获得群众推许的作品为《祝酒歌》。
1979年,张丕基在《三峡传说》电视风光片中写作了一首《乡恋》。这是一首吸收了探戈舞曲节奏的歌曲,由李谷一用“气声”演唱,在大受欢迎的同时也招致尖锐的批评。嗣后,由苏小明演唱、马金星作词、刘诗召作曲的《军港之夜》也受到同样的非议。
1980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与《歌曲》编辑部联合举办“听众喜爱的广播歌曲”评选活动,有25万多人次参加评选,产生了著名的“十五首抒情歌曲”。“十五首抒情歌曲”代表了上世纪80年代初期群众歌曲的成就。它继承了开创于上世纪30年代的抒情群众歌曲,特别是上世纪50—60年代抒情民歌风群众歌曲的传统,抒发了大众的真实情感,讲究旋律的优美流畅,是对“文革”期间“高强硬响”音乐观念的逆反。
励志歌曲影响一代人
上世纪80年代初期,经历过“文革”十年浩劫的中国像是刚刚从冬眠中醒来,各项事业重新起步,“四个现代化”成为全社会共同的目标,人们开始重新认识自己的人生价值。“建设四化需要人才”,而十年动乱破坏了教育体系,耽误了整整一代人,上世纪70年代末期恢复高考,少数幸运儿成为“天之娇子”,更多的青年人则对人生充满迷茫,以至社会舆论认为当时的青年人是“垮掉的一代”、“失去的一代”,为了鼓舞青年人振作精神奋发向上,当年的媒体不断推出一些自学成材的有为青年和杰出人物的报道,给青年人树立榜样,纪录片《莫让年华付水流》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拍摄的。同名主题曲《莫让年华付水流》传唱一时,它由此还引发出一批号召年轻人珍惜时光、珍惜青春的励志歌曲的出现。当歌曲传唱大江南北时,“莫让年华付水流”也成为激励青年一代奋发向上的时代流行语。在媒体工作的张先生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那时候广播里每天都在播放这首歌,当时正值青春年华的我们恨不得把每一秒时间都利用起来,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感觉,似乎不去上夜校不去学知识就会被时代淘汰、被社会抛弃一样。”
与这首歌同样影响深远的还有张同枚作词、谷建芬作曲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这首歌主题鲜明、曲调优美、旋律流畅,一下子就在群众中流传开来,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1983年,这首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为亚太地区音乐教材。
“半头砖”满街飞
伴随经济的改革开放,海外家电产品大量涌入中国内地,打先锋的盒式录音机和与之相配合的录音磁带,其势一时颇为迅猛,尤以邓丽君的流行歌曲盒带传播最广,其次有刘文正、凤飞飞、张帝等。
上世纪80年代初,收录机进入一些市民家庭,爱赶时髦的年轻人就拎着被称为“半头砖”的收录机到广场上,插上话筒和一帮爱好相投的朋友跟着音乐唱歌。穿喇叭裤、戴蛤蟆镜、拎“半头砖,这样的装扮在当时的青岛是最时髦的。
市民鲁先生对刘文正情有独钟。1982年,鲁先生是青岛29中的初三学生,每天中午放学后就跑到离学校不远的台东交电商场,听商场里的录音机播放的港台歌曲,当时放得最多的是刘文正的《飞翔》。一遍又一遍地听,边听边记歌词,经常听得错过了午饭时间,眼看要上课了,才匆匆地跑回学校。1983年,家里买了录音机,鲁先生更是着了迷,把自己多年积攒的零用钱都买了刘文正的盒带。直到现在,鲁先生经常哼出来的还是刘文正的歌。
内地流行音乐崛起
1980至1984年间,歌曲创作领域仍以传统的抒情歌曲为主。1981至1982年间,有《在希望的田野上》(晓光词,施光南曲)、《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邹大为、魏宝贵词,铁源曲);1983年有《鼓浪屿之波》(张黎、红曙词,钟立民曲)、《牧羊曲》(王立平)、1984年有《党啊,亲爱的妈妈》(龚爱书词,马殿银、周右曲)、《十五的月亮》(石祥词,铁源、徐锡宜曲)、《长江之歌》等作品流传。蒋大为、殷秀梅、张暴默等成为很受欢迎的抒情歌手。
另一方面,港台歌曲仍在不断输入。首先是一批台湾校园歌曲。其次是伴随香港电视剧而来的《万里长城永不倒》、《孩子,这是你的家》等。还有台湾流行乐作家侯德健带来的由苏芮演唱的《搭错车》插曲,尤以《酒干淌卖无》流传甚广。在1984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上,第一位在春晚演唱的香港歌星张明敏以一曲《我的中国心》唱红大陆。
1986年是中国流行音乐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年份。经过数年来港台音乐的冲击、输入,内地音像市场初步建成。
1985年10月,青年歌手常宽参加了东京第16届世界音乐节,以自己作曲的《奔向爱的怀抱》获得总指挥奖,开中国内地歌手赴海外参赛之先声。
1986年是世界和平年,受港台《明天会更好》大型演唱会的启发,内地的音乐工作者也开始计划筹办首届百名歌星演唱会。5月,这场题为《让世界充满爱》的大型流行音乐演唱会在北京体育馆出台,获得巨大成功。郭峰作曲,陈哲、小林、王健、郭峰填词的主题曲《让世界充满爱》不胫而走,盛行一时。《让世界充满爱》音乐会的推出,标志着内地流行音乐创作群的崛起和流行音乐成为社会音乐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时期的到来。
内地摇滚红极一时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噢,你何时跟我走/……告诉你我等了很久/告诉你我最后的要求/我要抓起你的双手/你这就跟我走/这时你的手在颤抖/这时你的泪在流/莫非你是正在告诉我/你爱我一无所有/噢,你这就跟我走……”
在《让世界充满爱》的音乐会上,当崔健登上舞台吼出《一无所有》开始,标志着摇滚乐在中国的正式出现,同时也宣告了一个以音乐为主导的文化大反叛时代由此开始。从那以后,无论是文艺界、文化界还是思想界甚至政界,人们不得不开始对崔健及其摇滚乐刮目相看。他们发现,以《一无所有》为象征的中国摇滚势力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新文化力量,它代表着对传统文化的反叛和追求人性自由的时代精神。
之后的一段时间里,“ADO”乐队、“黑豹”乐队、“呼吸”乐队、“1989”乐队、“女子摇滚”乐队、“唐朝”乐队、“状态”乐队、“新空气”组合等摇滚乐队,不断地推出摇滚新作,大街小巷的音像店里一片摇滚声。
歌坛劲吹“西北风”
1988年是流行音乐最为兴盛的一年。上半年刮起的“西北风”是10年来引人注目的一个高峰期。
“不管是东南风还是西北风/都是我的歌/我的歌……”《黄土高坡》中的这句歌词给当时风行全国的北方民歌风的流行歌曲热冠上了一个新的名词——“西北风”。其代表性作品有《一无所有》、《信天游》、《黄土高坡》、《我热恋的故乡》、《少年壮志不言愁》,以及电影《红高梁》插曲等。这些“西北风”作品采用了陕北民间音乐的音调,实际上也包括了一批以北方民间音乐素材为本的作品。
“西北风”在音乐观念上是对港台流行音乐、南方及中原音调为主的中国音乐创作现状和前几年流行音乐界“阴盛阳衰”现象的一种逆反。它明显地引入了欧美摇滚思维,挖掘和汲取了中国北方音乐的巨大能量;内容具有批判意识,风格慷慨激昂,带有强烈的宣汇色彩;是刚刚萌生的乡土摇滚与传统民歌的折中,在中国流行音乐发展进程中是个很大的突破。
然而,1988年下半年起,“西北风”就逐渐被俚俗歌曲及港台引进版所取代。
新发展造就新偶像
经过十余年的徘徊,进入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内地音像行业开始出现转机。一些有眼光的港台音像公司开始进入祖国内地,与内地歌手和创作者签约,出版内地流行音乐唱片,推出了一大批新偶像,如广州的杨钰莹、周艳泓、高林生、林依伦,北京的陈红、陈琳、潘劲东、谢东、孙悦,上海的王?、甄凌、石云岚等。尽管这些歌手的包装方式大多未能摆脱港台的模式,所演唱的歌曲在开掘的深入、描摹的精细上还未达到港台歌坛鼎盛时期同类作品的水准,但已经在国内青少年歌迷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打破了多年来由港台青春偶像独占青少年音带消费市场的局面。毛阿敏、李玲玉、那英、艾敬、朱桦、田震、屠洪纲等一批在上世纪80年代非常活跃的歌星经过海内外音像公司的重新包装后,又以新的面貌重登歌坛。歌坛的繁荣,也吸引了许多影视、体育明星、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时装模特等各界知名人士跻入其间。
这一时期流行音乐的表现题材虽仍以情歌为主,但也出现了许多在反映时代、反映社会、反映人生的深度和广度上进行了更大拓展的作品。艾敬的《我的1997》、李春波的《一封家书》和何勇的《钟鼓楼》等城市民谣真实贴切地表现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喜怒哀乐。张楚的《姐姐》、腾格尔的《父亲》把关注的视角投向了社会的底层。《弯弯的月亮》在赞颂家乡的美丽的同时,也表达了“今天的故乡还唱着昨天的歌谣”的惆怅。《同桌的你》、《露天电影》等冠以“校园民谣”的作品中所蕴含的怀旧情绪直接反映出作者对处于高速发展中的现代社会的思考,是近年来内地流行乐坛中出现的新潮流。《涛声依旧》吸取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意韵。黑豹的《别去糟?》表达了反对暴力、呼唤和平的人道主义思想。
题材内容上的开拓也推动了音乐体裁及表现手法的发展与创新。
流行音乐“走进新时代”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流行乐坛百花齐放。各种音乐形式共生共存,歌曲的创作和表演形式都有了很大的突破,RAP说唱风、网络歌曲……各种形式的比赛、选秀活动层出不穷,超女、快男、快女、星光大道、梦想大舞台、绝对唱响……社会给人们提供的娱乐空间越来越广阔,只要有勇气就有可能步入流行音乐圈。这一时期,已经很难找到一首全国同时传唱的流行歌曲,粉丝们追随着各自的偶像,制造着与流行音乐相关的各种流行。甚至有人戏谑地称“流行歌曲”为“流星歌曲”,暗喻其生命的短暂。
对这一现象,青岛市音乐家协会主席孙厚存认为,这是文化多元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流行音乐作为文化产品应该具备社会、娱乐、教化等不同的功能,不同的作品可以满足不同的需求。从青岛市的流行音乐创作情况看,也遵循了同样的规律,呈现相似的特点。由冷宣军作词、孙厚存作曲的《扭起胶州大秧歌》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1989年的国庆群众大联欢活动中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的演出,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时代特征;完成于2001年的《台湾雪》用抒情的小调,结合阿里山的音乐素材,反映了台湾同胞思故乡、盼团圆的情感,经谭晶演唱后风靡大陆和台湾两地,先后荣获了第九届“五个一工程”奖、第二届中国音乐金钟奖、2001中国广播文艺奖“广播新歌”一等奖等奖项。近来年,青岛市的音乐家们先后创作了关于奥帆赛和微尘等与青岛相关题材的作品,也都发挥了相应的功能,成为代表相应主题的佳作。
Since New China was founded in 1949, popular music has displayed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in different periods in China.
In the early period after New China was founded, the songs created by the ordinary people were unprecedentedly popular. The songs of quotations of Mao Zedong were the most characteristic product during 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period. As 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was unique in the world history, the songs of quotations were also unprecedented in the world music history.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ushered in the renaissance of lyric songs. In the 1990s, love songs account for the major part of popular music. However, some works that can reflect the times, the society and the life with deep and wide scope also emerged.
In the 21st century, various styles of popular music, such as rap and network songs, have mushroomed in China. Various singing competitions and shows, such as Super Girls, Super Boys, Happy Girls, Star Road, Dream Stage, and Absolute Singing, provide great scope for popular entertain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