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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十三届世界奥林匹克收藏博览会上，有“中国奥运收藏第一人”之誉的收藏家赵晓凯所收藏的“中国奥运第一人”——刘长春的手稿、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第11届奥运会时使用过的药箱和中国体育代表团为参加第14届奥运会举行篮球义赛时获赠的锦旗这三件“国宝”，受到萨马兰奇、国际奥委会官员、中国奥委会官员和中外参观者的注目，中国奥委会副主席冯建中称：“这是1949年以前中国三次参加奥林匹克大家庭的珍贵记载，是中国奥运史上的无价之宝”。
赵晓凯告诉记者，由于经历了战争和太多的政治运动，要找到1949年前的中国奥运文物太难了，这三件“传世国宝”的出现简直可以说是上天赐给北京奥运的礼物。因此，他“很想让台湾同胞在北京奥运到来前，与大陆同胞一起分享抢救出祖国奥运遗产的喜悦”。
1936年,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第11届奥运会时使用过的药箱
在世界奥林匹克收藏博览会私人展厅内，一个古老的药箱吸引了大量参观者。记者看到，药箱上斑驳的标签——三处遗留标志表明了它的尊贵身份：这个药箱上“1936”的字样清晰可见，奥运五环、11届柏林奥运标志依然栩栩如生，“中华，china”字样依然如故。柏林至意大利火车托运单和意大利至上海轮船托运单至今还依然清晰可辨。尽管历经71年风雨，药箱却几乎完整无缺，结实的皮箱依然能灵活开启搭扣，打开药箱时几个搭扣弹出的声音依然清脆响亮。药箱里面和现在的药箱设计一样，分为三层。记者看到，最上面一层是盛放药瓶的小格，共有21种药物摆在里面，有的药瓶上还贴着繁体的“德国制造”标签。中层放了一些药膏，下层是诊疗用具。因此，这只“奥运药箱”不但成为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实物见证，更为中国在奥运史上留下的真实记录。
据该药箱收藏者赵晓凯介绍，这是中国1936年参加柏林奥运会时运动员使用的药箱，这个“奥运药箱”的真正主人在中国的体育历史上赫赫有名，他就是曾参加1936年柏林奥运会中国代表团的田径和篮球教练舒鸿先生。舒鸿当时是随队医生，还担任本届奥运会篮球决赛裁判（美国对加拿大），这是奥运历史上第一次正式篮球比赛，故舒鸿被誉为“奥运篮球第一哨”。而且此次奥运会是中国政府第一次正式拨款组团参加的奥运会，派出了60多人的代表团，没有拿到任何奖牌，泱泱大国虽然无功而返，但却是中国加入奥林匹克大家庭最重要的一步。另外，这届奥运会也是第一次进行火炬接力的奥运会，希特勒担任本届奥运会主席。该药箱既是世界奥运史重要文物，又是德国及柏林的重要文物。据拍卖专家称，目前该药箱的估价是2000万元。
此前，该药箱先在首届温州全民健身健康文化节上展出，后运抵北京参加“中国奥运长征体育文物展”。2006年10月25日，国际奥委会两位专家到北京视察工作，顺便参观了赵晓凯的“1936年奥运药箱”，他们马上向赵晓凯提出收藏要求，并让赵晓凯开价，赵晓凯婉言拒绝。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中国奥委会主席刘鹏，国际奥委会委员何振梁先生等得知此事后，热情地为“1936年奥运药箱”运抵北京签名祝贺。
“别人一直以为我的父亲是当时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随队医生，其实他真正的身份是田径和篮球教练。”舒鸿的儿子、现已近80高龄的舒昌荣老人操着浓重的杭州口音介绍说。原来，舒鸿在1919年就进入美国春田大学读书，而这所大学正是篮球的摇篮，篮球发明人奈史密斯就在这所学校任教，并亲自带领校篮球队。“父亲在上海读中学时就喜欢篮球。”舒昌荣回忆说，父亲进了春田大学后不久，就被奈史密斯吸收进校篮球队。虽然舒鸿在人高马大的美国大学生球队中个子不高，但灵活性好，弹跳力强，是队里的灵魂，奈史密斯很喜欢他。在美国，舒鸿大学毕业后用两年的时间获得了卫生学硕士学位，对运动医学也颇有研究。1925年毕业回国后，他任教于杭州的之江大学体育系，设计并主持修建了杭州第一个游泳池———之江大学游泳池。
当时，舒鸿除了担任中国篮球队的教练外，还同时担任了第11届柏林奥运会篮球决赛裁判（美国对加拿大）。就是在这场奥运历史上第一次正式篮球比赛上，舒鸿以自己准确的判罚被誉为“奥运篮球第一哨”。“送父亲去参加奥运会时我只有10岁。”至今舒昌荣仍然清楚地记得，当时作为教练员的父亲住在去柏林的船上一个三人间里，随身就带着这个从上海买的急救箱。
在柏林奥运会首次进行的篮球正式比赛中，经过数十场比赛后，美国队与加拿大队争夺冠亚军。篮球决赛本来安排的是德国裁判，但因篮球刚刚传入欧洲，都说德国的技术水平太差，最后在篮球发明者、美国的詹姆斯·奈史密斯推荐下，已经被淘汰的中国队教练舒鸿被双方同意来做这场比赛的裁判。最后，他不知疲倦的灵活跑位、果敢利落的判罚，使得比赛双方都对他的执法表示满意。
“其实父亲能当这场球赛的裁判并不是偶然的，这还要得益于他为中国人做裁判作出的努力。”舒昌荣介绍说，父亲1928年就拿到了国际裁判资格证书。在这之前还没有中国人当上篮球裁判。当时担任中华运动会会长的舒鸿提出，要有中国人做裁判，但没想到得到的答复是中国人体质差，不能做裁判。于是舒鸿将官司打到美国裁判会上，最后美国人决定采用考试的办法优胜劣汰。舒昌荣说，“当时中国派出4名选手参加，美国派出5名。最后，4名中国考生都在80分以上，而美国只有一人及格。于是，父亲就拿到了第一批国际裁判资格证书。”但在当时，中国的裁判大多是业余工作。1928年取得第一批国际裁判证的中国裁判共有4个人，分别是乐秀荣、蒋湘青、吴帮伟和舒鸿，都是兼职做裁判。
在1937年抗战爆发后，“奥运药箱”作为舒昌荣一家的行李一直跟随浙江大学西迁，一路经过江西、广西，抵达贵州遵义。药箱一直由家人保留着，后来在浙大体育系的陈列室展示。舒昌荣表示，现在将这个药箱拿到北京展示会更有意义。
去年10月份，民国体育藏品收藏家赵晓凯以5万元高价购得该药箱，成了这件奥运宝贝的新主人，他表示：“这个‘药箱’是属于中国的无价之宝。更希望有机会将它送到国际奥林匹克博物馆展出，向世界见证中国的奥运历程。”
“中国参加奥运会第一人”——刘长春的手稿
刘长春是中国现代体育史上的传奇人物，他出生于大连，毕业于东北大学体育专科。是民国早期的著名男子短跑运动员，也是第一个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1932年一人代表中国出席了洛杉矶奥运会，是中国参加奥运第一人。此后他又第二次代表中国参加了1936年奥运会，同样由于28天的海上颠簸，没能取得好成绩，但他创下的男子100米10秒7的全国纪录曾保持了25年之久。新中国成立后，刘长春在大连工学院（后在大连理工大学）任教，1983年病逝，享年74岁。
1932年，中国第一次正式派选手刘长春参加奥运会（第10届）比赛。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筹划派运动员代表伪“满洲国”参赛，企图通过体育比赛使伪政权合法化。当年，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傀儡政权企图让刘长春代表伪满洲国参加奥运会，刘长春当即发表特别声明：“余之良心尚在，热血尚流，岂可忘却祖国而为傀儡伪国作牛马耶？”消息传出，舆论哗然。迫于外界压力，当时的全国体协在爱国将领张学良的支持和帮助下，出面筹资，中国首次派出由三人组成的代表团参加奥运会，运动员仅刘长春一人。刘长春到达美国后第二天便仓促上阵，参加100米以及200米赛跑，但终因25天的长途跋涉，旅途劳累，体力尚未恢复，在预赛中便出局了。刘长春的落败固然反映出旧中国国际地位和体育水平的低下，但他的参赛在中国奥运史上依然具有划时代意义，史学家还认为，刘长春参赛对粉碎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分裂我国的阴谋也起到积极作用。
据赵晓凯称，他寻找刘长春手稿已多年，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几乎绝望时他得到了一丝线索，几经周折，他终于以10万元的高价，从天津一位体育文物收藏家那里得到了这件中国奥运宝贝。赵晓凯告诉记者，刘长春的手稿在津城发现，对于天津也有很重要的意义：首先，2008年北京奥运会天津是分赛区，这是一份珍贵的奥运史料；另外，“南开之父”张伯苓是最早在中国传播奥林匹克知识的人，1908年，他在杂志上提出了中国什么时候能够有一名运动员参加奥运会的问题，24年之后，刘长春圆了张伯苓的奥运梦。
赵晓凯得到“中国奥运第一人”刘长春手稿的消息传出后，图书出版商和奥运礼品开发商开始找他，有一家单位还提出了建“中国奥运第一人”刘长春手稿奥运墙的设想。原中国体育博物馆馆长谷炳夫看完手稿后说，虽然手稿不够完整，失散了25页，但瑕不掩瑜，非常珍贵，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开发价值。赵晓凯还透露，刘长春的儿子刘鸿亮得知消息后已与他联系，希望得到手稿的复印件。
赵晓凯收藏的这份手稿，翔实记录了“中国奥运第一人”刘长春1932年参加第10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前前后后，为中国奥运史提供了大量重要史料。这沓带着岁月沧桑的手稿字迹清晰，文字工整，手稿第一页是1979年12月4日刘长春写给时任中国奥委会主席钟师统的信，落款刘长春。手稿第二至第三页是“参加第十届奥运会照片说明”。从第四页开始是手稿正文，标题为“我国首次正式参加奥运会始末”。正文共44页，详细披露了刘长春参赛的坎坷经历。
该手稿首次披露了刘长春和教练宋君复乘威尔逊总统号赴美过程：“威尔逊总统号约莫三、四千吨位大小，宋先生和我同居头等舱131号。每天除三餐外，上午十时和下午四时为喝茶用点心时间。每晚有电影，星期六有伴舞或化妆舞会。我无吃点心和用西餐的习惯，因而三顿饭吃得很饱，其他乘客吃茶时，正是我跑步和做操的时间，同在甲板上，相互都感到不方便，加上我确乏外交常识，英语欠通顺，交谈不便，遇事只能察言观色，缩手缩脚，行动自然孤单。船上除了屈指可数的几位中国人外，全是‘洋人’，他们盛气凌人，经常投我以鄙视的目光，而我们则以冷眼相还。一天晚上举行化妆舞会，船上负责人征求我的意见，需要什么物品他可代为准备，我看不惯‘洋人’的习惯，心中早有不平之气，便不耐烦地说‘我是中国人，穿西装就是化妆了’，弄得主办人很尴尬，扫兴而去。当时我不会伴舞，每当开舞会时，就在甲板上眺望天边，看船头飞溅的浪花，以此为消遣。大洋中气候的变化较大，常常使训练中断。”
据手稿记载，当刘长春途经日本时，有日本记者上船，询问他是代表中国还是代表“满洲国”参加奥运会，刘长春非常愤怒，当即郑重声明，他是代表中国，严词回击了日本人的挑衅。手稿这样描述了途经日本时的巧妙周旋:“昨天下午六点，船到日本神户，来港迎接的华侨一、二十人，因受日本人之故，并无过分热忱之感。即有日本记者上船，询问一切，并给我二人拍照，问刘君参加何种运动项目？过去成绩如何？最后又发怪问，我二人代表中国乎？抑代表‘满洲国’乎？我们当即严重声明，我二人乃代表大中华民国，彼说因报上刊登有此说，故问也，彼等不快而退。事后我即关照侍者，无论何人来问我等，可说已上岸游览去也。昨晚有时报特派员鲍振青先生前来探望，因侍者不知他是谁，故也被拒绝，今晨始得见面，畅谈约一小时。日本报今日已登我二人照片，并说明我二人是代表中华民国，此报弟已见过，乃另一友人所购，不幸此报已失。今日下午四时半钟，不料日本体育会来电给‘满洲国’参加世界运动会代表中说：Mancohkou Olympic Prisident Wilson ,BonVoyage and good luck wishing you great success,Japan Amateur Athlitict Association(英文照译：威尔逊总统号，满洲国奥林匹克选手队，敬祝一路顺风，佳运常临，愿诸君大获胜利，日本体育协会)，弟因看信封上是Olympic team(英文照译：奥林匹克选手队)所以签字而后拆读之，即知是给伪国代表，故弟即刻将原电退回，并收回签字之收据，且告船上电信员，船上无满洲国代表，请退回日本，他即许可。日本人处处用恶毒他手段，令人防不胜防，照预定方针，明日船到横滨，仍照神户办法不上岸，不见新闻记者。”
1948年，中国体育代表团为参加第14届奥运会，在新加坡举行篮球义赛获赠锦旗
中国参加奥运会的历史并不算短，却一直未发现早期参加奥运会的实物资料。于是，赵晓凯从收藏市场、藏家、市场生意人、淘宝网等渠道广泛收集信息，以弥补收藏的空缺。
去年上半年，北京收藏家彭武偶然听说在收藏市场处理的垃圾里有这么一面破锦旗，可能跟那个时代有关。他赶到现场一看，这面已经破损不堪的锦旗上赫然写着“世运”二字，这在当年就是中国对奥运会的提法。经过询问，卖家只提出10元至20元的卖价。欣喜之余，彭武赶紧掏出50元将锦旗买回。对体育历史有一定研究的赵晓凯得知后，便以5000元的高价从彭武手中购得这件珍贵的奥运文物——第14届奥运会（1948年）中国体育代表团篮球队在新加坡义赛获赠的锦旗。
1948年第14届奥运会在英国伦敦举行，由52人组成的中国体育代表团经费严重不足，每个运动员只发给上衣一件，领带一条。不要说生活费，就连飞机票也不能全部解决。为筹集路费，足球队和篮球队提前两月，双双采取先赴南洋表演比赛的办法，靠门票收入解决路费。一路上队员们含辛茹苦，劳累不堪。
1949年6月18日，福州遭逢百年来最大的水灾，灾黎遍野。在新加坡的福州会馆特别设立了“六·一八水灾委员会”，筹募赈济。马来西亚与印尼同乡侨团均群起响应。福州会馆同时也与爱华社联合举行筹赈游艺会，敦请中艺剧团义演。此时，中国世运篮球队（即中国体育代表团篮球队，当时称“世运会”）经过新加坡，也被邀请与新加坡联队进行一场义赛，计全部赈款6万余元，送回福州灾区直接发放，同时运回上万件寒衣发给难民。这些钱物请福建省参议会丁议长及萨镇冰上将等人协商分配给水灾难民。这面锦旗就是福州会馆为感谢中国体育代表团篮球队参加义赛，而制作并赠送给中国体育代表团篮球队的。这面奥运锦旗所承载的故事，至今在新加坡福建会馆的网站上记载着。
因年久腐烂，锦旗上的字句已残缺一块，经过专家考证，锦旗上的整句话应是“为祖国争光，为灾黎请命”。灾黎即为灾区的百姓。这面锦旗充分表达了海外华侨心系祖国灾民及对中国体育代表团篮球队的感激之情。赵晓凯激动地说：“这面锦旗不仅是中国人‘曲折奥运路’的见证，而且还证明了中华民族面对灾难所表现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同时这件奥运瑰宝也会激励我们一定要把2008年第29届北京奥运会办成最好的一届奥运会。”
赵晓凯告诉记者，由于经历了战争和太多的政治运动，要找到1949年前的中国奥运文物太难了，这三件“传世国宝”的出现简直可以说是上天赐给北京奥运的礼物。因此，他“很想让台湾同胞在北京奥运到来前，与大陆同胞一起分享抢救出祖国奥运遗产的喜悦”。
1936年,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第11届奥运会时使用过的药箱
在世界奥林匹克收藏博览会私人展厅内，一个古老的药箱吸引了大量参观者。记者看到，药箱上斑驳的标签——三处遗留标志表明了它的尊贵身份：这个药箱上“1936”的字样清晰可见，奥运五环、11届柏林奥运标志依然栩栩如生，“中华，china”字样依然如故。柏林至意大利火车托运单和意大利至上海轮船托运单至今还依然清晰可辨。尽管历经71年风雨，药箱却几乎完整无缺，结实的皮箱依然能灵活开启搭扣，打开药箱时几个搭扣弹出的声音依然清脆响亮。药箱里面和现在的药箱设计一样，分为三层。记者看到，最上面一层是盛放药瓶的小格，共有21种药物摆在里面，有的药瓶上还贴着繁体的“德国制造”标签。中层放了一些药膏，下层是诊疗用具。因此，这只“奥运药箱”不但成为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实物见证，更为中国在奥运史上留下的真实记录。
据该药箱收藏者赵晓凯介绍，这是中国1936年参加柏林奥运会时运动员使用的药箱，这个“奥运药箱”的真正主人在中国的体育历史上赫赫有名，他就是曾参加1936年柏林奥运会中国代表团的田径和篮球教练舒鸿先生。舒鸿当时是随队医生，还担任本届奥运会篮球决赛裁判（美国对加拿大），这是奥运历史上第一次正式篮球比赛，故舒鸿被誉为“奥运篮球第一哨”。而且此次奥运会是中国政府第一次正式拨款组团参加的奥运会，派出了60多人的代表团，没有拿到任何奖牌，泱泱大国虽然无功而返，但却是中国加入奥林匹克大家庭最重要的一步。另外，这届奥运会也是第一次进行火炬接力的奥运会，希特勒担任本届奥运会主席。该药箱既是世界奥运史重要文物，又是德国及柏林的重要文物。据拍卖专家称，目前该药箱的估价是2000万元。
此前，该药箱先在首届温州全民健身健康文化节上展出，后运抵北京参加“中国奥运长征体育文物展”。2006年10月25日，国际奥委会两位专家到北京视察工作，顺便参观了赵晓凯的“1936年奥运药箱”，他们马上向赵晓凯提出收藏要求，并让赵晓凯开价，赵晓凯婉言拒绝。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中国奥委会主席刘鹏，国际奥委会委员何振梁先生等得知此事后，热情地为“1936年奥运药箱”运抵北京签名祝贺。
“别人一直以为我的父亲是当时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随队医生，其实他真正的身份是田径和篮球教练。”舒鸿的儿子、现已近80高龄的舒昌荣老人操着浓重的杭州口音介绍说。原来，舒鸿在1919年就进入美国春田大学读书，而这所大学正是篮球的摇篮，篮球发明人奈史密斯就在这所学校任教，并亲自带领校篮球队。“父亲在上海读中学时就喜欢篮球。”舒昌荣回忆说，父亲进了春田大学后不久，就被奈史密斯吸收进校篮球队。虽然舒鸿在人高马大的美国大学生球队中个子不高，但灵活性好，弹跳力强，是队里的灵魂，奈史密斯很喜欢他。在美国，舒鸿大学毕业后用两年的时间获得了卫生学硕士学位，对运动医学也颇有研究。1925年毕业回国后，他任教于杭州的之江大学体育系，设计并主持修建了杭州第一个游泳池———之江大学游泳池。
当时，舒鸿除了担任中国篮球队的教练外，还同时担任了第11届柏林奥运会篮球决赛裁判（美国对加拿大）。就是在这场奥运历史上第一次正式篮球比赛上，舒鸿以自己准确的判罚被誉为“奥运篮球第一哨”。“送父亲去参加奥运会时我只有10岁。”至今舒昌荣仍然清楚地记得，当时作为教练员的父亲住在去柏林的船上一个三人间里，随身就带着这个从上海买的急救箱。
在柏林奥运会首次进行的篮球正式比赛中，经过数十场比赛后，美国队与加拿大队争夺冠亚军。篮球决赛本来安排的是德国裁判，但因篮球刚刚传入欧洲，都说德国的技术水平太差，最后在篮球发明者、美国的詹姆斯·奈史密斯推荐下，已经被淘汰的中国队教练舒鸿被双方同意来做这场比赛的裁判。最后，他不知疲倦的灵活跑位、果敢利落的判罚，使得比赛双方都对他的执法表示满意。
“其实父亲能当这场球赛的裁判并不是偶然的，这还要得益于他为中国人做裁判作出的努力。”舒昌荣介绍说，父亲1928年就拿到了国际裁判资格证书。在这之前还没有中国人当上篮球裁判。当时担任中华运动会会长的舒鸿提出，要有中国人做裁判，但没想到得到的答复是中国人体质差，不能做裁判。于是舒鸿将官司打到美国裁判会上，最后美国人决定采用考试的办法优胜劣汰。舒昌荣说，“当时中国派出4名选手参加，美国派出5名。最后，4名中国考生都在80分以上，而美国只有一人及格。于是，父亲就拿到了第一批国际裁判资格证书。”但在当时，中国的裁判大多是业余工作。1928年取得第一批国际裁判证的中国裁判共有4个人，分别是乐秀荣、蒋湘青、吴帮伟和舒鸿，都是兼职做裁判。
在1937年抗战爆发后，“奥运药箱”作为舒昌荣一家的行李一直跟随浙江大学西迁，一路经过江西、广西，抵达贵州遵义。药箱一直由家人保留着，后来在浙大体育系的陈列室展示。舒昌荣表示，现在将这个药箱拿到北京展示会更有意义。
去年10月份，民国体育藏品收藏家赵晓凯以5万元高价购得该药箱，成了这件奥运宝贝的新主人，他表示：“这个‘药箱’是属于中国的无价之宝。更希望有机会将它送到国际奥林匹克博物馆展出，向世界见证中国的奥运历程。”
“中国参加奥运会第一人”——刘长春的手稿
刘长春是中国现代体育史上的传奇人物，他出生于大连，毕业于东北大学体育专科。是民国早期的著名男子短跑运动员，也是第一个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1932年一人代表中国出席了洛杉矶奥运会，是中国参加奥运第一人。此后他又第二次代表中国参加了1936年奥运会，同样由于28天的海上颠簸，没能取得好成绩，但他创下的男子100米10秒7的全国纪录曾保持了25年之久。新中国成立后，刘长春在大连工学院（后在大连理工大学）任教，1983年病逝，享年74岁。
1932年，中国第一次正式派选手刘长春参加奥运会（第10届）比赛。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筹划派运动员代表伪“满洲国”参赛，企图通过体育比赛使伪政权合法化。当年，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傀儡政权企图让刘长春代表伪满洲国参加奥运会，刘长春当即发表特别声明：“余之良心尚在，热血尚流，岂可忘却祖国而为傀儡伪国作牛马耶？”消息传出，舆论哗然。迫于外界压力，当时的全国体协在爱国将领张学良的支持和帮助下，出面筹资，中国首次派出由三人组成的代表团参加奥运会，运动员仅刘长春一人。刘长春到达美国后第二天便仓促上阵，参加100米以及200米赛跑，但终因25天的长途跋涉，旅途劳累，体力尚未恢复，在预赛中便出局了。刘长春的落败固然反映出旧中国国际地位和体育水平的低下，但他的参赛在中国奥运史上依然具有划时代意义，史学家还认为，刘长春参赛对粉碎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分裂我国的阴谋也起到积极作用。
据赵晓凯称，他寻找刘长春手稿已多年，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几乎绝望时他得到了一丝线索，几经周折，他终于以10万元的高价，从天津一位体育文物收藏家那里得到了这件中国奥运宝贝。赵晓凯告诉记者，刘长春的手稿在津城发现，对于天津也有很重要的意义：首先，2008年北京奥运会天津是分赛区，这是一份珍贵的奥运史料；另外，“南开之父”张伯苓是最早在中国传播奥林匹克知识的人，1908年，他在杂志上提出了中国什么时候能够有一名运动员参加奥运会的问题，24年之后，刘长春圆了张伯苓的奥运梦。
赵晓凯得到“中国奥运第一人”刘长春手稿的消息传出后，图书出版商和奥运礼品开发商开始找他，有一家单位还提出了建“中国奥运第一人”刘长春手稿奥运墙的设想。原中国体育博物馆馆长谷炳夫看完手稿后说，虽然手稿不够完整，失散了25页，但瑕不掩瑜，非常珍贵，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开发价值。赵晓凯还透露，刘长春的儿子刘鸿亮得知消息后已与他联系，希望得到手稿的复印件。
赵晓凯收藏的这份手稿，翔实记录了“中国奥运第一人”刘长春1932年参加第10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前前后后，为中国奥运史提供了大量重要史料。这沓带着岁月沧桑的手稿字迹清晰，文字工整，手稿第一页是1979年12月4日刘长春写给时任中国奥委会主席钟师统的信，落款刘长春。手稿第二至第三页是“参加第十届奥运会照片说明”。从第四页开始是手稿正文，标题为“我国首次正式参加奥运会始末”。正文共44页，详细披露了刘长春参赛的坎坷经历。
该手稿首次披露了刘长春和教练宋君复乘威尔逊总统号赴美过程：“威尔逊总统号约莫三、四千吨位大小，宋先生和我同居头等舱131号。每天除三餐外，上午十时和下午四时为喝茶用点心时间。每晚有电影，星期六有伴舞或化妆舞会。我无吃点心和用西餐的习惯，因而三顿饭吃得很饱，其他乘客吃茶时，正是我跑步和做操的时间，同在甲板上，相互都感到不方便，加上我确乏外交常识，英语欠通顺，交谈不便，遇事只能察言观色，缩手缩脚，行动自然孤单。船上除了屈指可数的几位中国人外，全是‘洋人’，他们盛气凌人，经常投我以鄙视的目光，而我们则以冷眼相还。一天晚上举行化妆舞会，船上负责人征求我的意见，需要什么物品他可代为准备，我看不惯‘洋人’的习惯，心中早有不平之气，便不耐烦地说‘我是中国人，穿西装就是化妆了’，弄得主办人很尴尬，扫兴而去。当时我不会伴舞，每当开舞会时，就在甲板上眺望天边，看船头飞溅的浪花，以此为消遣。大洋中气候的变化较大，常常使训练中断。”
据手稿记载，当刘长春途经日本时，有日本记者上船，询问他是代表中国还是代表“满洲国”参加奥运会，刘长春非常愤怒，当即郑重声明，他是代表中国，严词回击了日本人的挑衅。手稿这样描述了途经日本时的巧妙周旋:“昨天下午六点，船到日本神户，来港迎接的华侨一、二十人，因受日本人之故，并无过分热忱之感。即有日本记者上船，询问一切，并给我二人拍照，问刘君参加何种运动项目？过去成绩如何？最后又发怪问，我二人代表中国乎？抑代表‘满洲国’乎？我们当即严重声明，我二人乃代表大中华民国，彼说因报上刊登有此说，故问也，彼等不快而退。事后我即关照侍者，无论何人来问我等，可说已上岸游览去也。昨晚有时报特派员鲍振青先生前来探望，因侍者不知他是谁，故也被拒绝，今晨始得见面，畅谈约一小时。日本报今日已登我二人照片，并说明我二人是代表中华民国，此报弟已见过，乃另一友人所购，不幸此报已失。今日下午四时半钟，不料日本体育会来电给‘满洲国’参加世界运动会代表中说：Mancohkou Olympic Prisident Wilson ,BonVoyage and good luck wishing you great success,Japan Amateur Athlitict Association(英文照译：威尔逊总统号，满洲国奥林匹克选手队，敬祝一路顺风，佳运常临，愿诸君大获胜利，日本体育协会)，弟因看信封上是Olympic team(英文照译：奥林匹克选手队)所以签字而后拆读之，即知是给伪国代表，故弟即刻将原电退回，并收回签字之收据，且告船上电信员，船上无满洲国代表，请退回日本，他即许可。日本人处处用恶毒他手段，令人防不胜防，照预定方针，明日船到横滨，仍照神户办法不上岸，不见新闻记者。”
1948年，中国体育代表团为参加第14届奥运会，在新加坡举行篮球义赛获赠锦旗
中国参加奥运会的历史并不算短，却一直未发现早期参加奥运会的实物资料。于是，赵晓凯从收藏市场、藏家、市场生意人、淘宝网等渠道广泛收集信息，以弥补收藏的空缺。
去年上半年，北京收藏家彭武偶然听说在收藏市场处理的垃圾里有这么一面破锦旗，可能跟那个时代有关。他赶到现场一看，这面已经破损不堪的锦旗上赫然写着“世运”二字，这在当年就是中国对奥运会的提法。经过询问，卖家只提出10元至20元的卖价。欣喜之余，彭武赶紧掏出50元将锦旗买回。对体育历史有一定研究的赵晓凯得知后，便以5000元的高价从彭武手中购得这件珍贵的奥运文物——第14届奥运会（1948年）中国体育代表团篮球队在新加坡义赛获赠的锦旗。
1948年第14届奥运会在英国伦敦举行，由52人组成的中国体育代表团经费严重不足，每个运动员只发给上衣一件，领带一条。不要说生活费，就连飞机票也不能全部解决。为筹集路费，足球队和篮球队提前两月，双双采取先赴南洋表演比赛的办法，靠门票收入解决路费。一路上队员们含辛茹苦，劳累不堪。
1949年6月18日，福州遭逢百年来最大的水灾，灾黎遍野。在新加坡的福州会馆特别设立了“六·一八水灾委员会”，筹募赈济。马来西亚与印尼同乡侨团均群起响应。福州会馆同时也与爱华社联合举行筹赈游艺会，敦请中艺剧团义演。此时，中国世运篮球队（即中国体育代表团篮球队，当时称“世运会”）经过新加坡，也被邀请与新加坡联队进行一场义赛，计全部赈款6万余元，送回福州灾区直接发放，同时运回上万件寒衣发给难民。这些钱物请福建省参议会丁议长及萨镇冰上将等人协商分配给水灾难民。这面锦旗就是福州会馆为感谢中国体育代表团篮球队参加义赛，而制作并赠送给中国体育代表团篮球队的。这面奥运锦旗所承载的故事，至今在新加坡福建会馆的网站上记载着。
因年久腐烂，锦旗上的字句已残缺一块，经过专家考证，锦旗上的整句话应是“为祖国争光，为灾黎请命”。灾黎即为灾区的百姓。这面锦旗充分表达了海外华侨心系祖国灾民及对中国体育代表团篮球队的感激之情。赵晓凯激动地说：“这面锦旗不仅是中国人‘曲折奥运路’的见证，而且还证明了中华民族面对灾难所表现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同时这件奥运瑰宝也会激励我们一定要把2008年第29届北京奥运会办成最好的一届奥运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