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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初，从新疆来南京不久，上海书店的陈先生专程来南京找我。他拿出一张发了黄的稍有破损的照片给我看，那是三十年代初上海开明书店同仁和家属的合影，要我指出哪一位是我的父亲胡伯恳(笔名月祺)，还有我的母亲。开明书店是章锡琛先生在胡愈之、郑振铎支持下，集合有民主倾向的文化人士于1926年创办，1951年迁往北京与青年出版社合并成立中国青年出版社。知道父亲在开明工作过，但没有想到那么早就加盟了。父亲在文革初期忧急交加而亡故，我拿了照片给当时还健在的母亲看，她很快认出坐在前面一排第四人是她，倚着她膝盖站着的小男孩就是我。我问父亲在哪里，她指着身后的一位戴眼镜的中年男子说，这不是你的父亲吗!我看了一下确实很像我父亲年轻时的照片。
过了一个多月，陈先生又来了，因他找到熟悉当年开明书店的巴金，说前排戴眼镜的是索非，胡伯恳在最后一排。我看最后一排的那一位也戴着眼镜，脸型也差不多，在照片上很难把两人区别开来。我真为陈先生的办事认真而感动，他落实这些人的目的无非是想通过对照片人员的描述，怀念当年开明同仁之间那种融洽、温暖的气氛，就是弄错了也不是什么原则问题，况且父亲去世多年无法对证，应以活着的人说话为准。
这种死无对证的事，在二十年后又遇到了。我是《同舟共进》的作者，也是读者。2003年在《同舟共进》第12期上读到章诒和女士写的《正在有情无思间》一文，她通过对五十年代生活的回忆和描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1957年前后影响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历史悲剧。凡是经历过那场政治运动的人读后不能不引起共鸣。只是读到一段涉及胡愈之的事时，心中不由起了疑问。民盟在反右中严重扩大化，胡愈之身为民盟主要领导成员之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1979年，在民盟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代表民盟中央做工作报告时，以个人名义承担了民盟中央所犯“左”的错误的责任，并且诚恳地向因此受到牵连和不公正待遇的盟内同志道歉。胡愈之在整风反右中肯定有错误，但是否像文中所描述的是一个搞政治阴谋的小人!?
胡愈老在文化界和新闻界是一位极受人尊重的战士。1986年去世之后，费孝通称他为“一代师表”，夏衍赞扬他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也有人称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巨人”。我认为最能说明愈老为人的还是赵朴初先生在愈老80寿辰赠诗中所写的：“功成而不居，江流自荡荡，与人照肝胆，见义轻风浪。”1927年“四·一二”事件发生后，他目击上海国民党驻军屠杀请愿工人群众感到十分愤慨，不顾生命危险，联合郑振铎、吴觉农等人在报上发表对国民党要员的抗议信，表示“目睹率兽食人之惨剧，则万难苟安缄默”。在半个世纪之后的“四人帮”横行时期，到处是政治陷阱，稍有不慎，就会家破人亡。他不顾政治风险，忧心仲忡地约杨东莼、周世钊上书毛主席要求面谈。他们同毛主席派来的人谈了两个半天，愈老主要说的是发扬民主、广开言路。愈老深感“一言堂”的危害，后来又积极倡议搞一个“群言堂”刊物，让各种不同意见有发表的场所。在许多同志的支持和努力下，《群言》杂志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终于公开出版了。这样一位“见义轻风浪”的人，怎么会搞政治阴谋!真感到不可思议。但是，愈老已去世，无法澄清。后来，在《同舟共进》上读到胡序威等给编辑部写的信，根据当事人的陈述，指出情节上有较大出入，心中有所宽慰。我认为写回忆录之类的文章，除非是自己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否则在点名道姓涉及已经去世的具体人的时候，无论是褒是贬都宜粗不宜细，如果对一些道听途说的事加以细腻的描绘，假的也会被人信以为真，而他们本人又无法站出来辩解。
愈老在反右期间为什么会犯扩大化的错误，是对那些错误的指示没有发现，或是发现了无法抵制?他自己没有说，也无资料可查。这是一个在我脑中困惑多年的问题。愈老是我国最早传播十月革命信息的人之一，与共产党人早有联系。“九·一八”之后，愈老提出“全民族团结抗日”的主张，为上海那些执行左倾路线的党员所不容，说他是“想到同民党外交部工作”、“喝了宋美龄的洗脚水”。(于右：《胡愈之传》，第120—121页)直到1933年才被吸收入党。入党后他以“特科”成员身份同党保持单线联系，许多与他一起工作的同志都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由于特科工作的特殊性，要求每个成员具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也许由于这个原因加上对毛泽东主席的无比崇敬，他不会轻易怀疑共产党领导在重大决策上会发生错误，就是看到了一些问题也是从正面思考的多。至于个人与组织相比，他总是相信组织，不会轻信个人，对此我深有体会。
1955年，愈老以人大常委的身份到东北视察，当时我在沈阳军区某部工作，愈老提出要我到北京做他的秘书，后因夫妻不能同行而拖了下来。1957年他催我一人先去，考虑老人身边缺人照顾，只得答应了。不久，部队首长告诉我北京已来调令，要我移交工作。当时有军官休假制度，我准备去大连等地游览一下再办手续。临走前一天，领导通知我参加鸣放会议，会上我对军委干部部肖华部长关于军事院校今后只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不再接受推荐的优秀战士的主张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他在执行党的干部政策上有偏差，第二天动身去大连。谁知休假回来，满院子张贴的都是批判我的大字报，什么“恶毒攻击军委领导同志”，“向军委施放毒箭”等，接着是白天黑夜的连续批判。最后处理时还算手下留情：不戴帽子，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定为“中右”，离开部队。并且告诉我，如果胡愈之不接受，就去北大荒“向地球开战”(郭沫若题词)。我抱着十分复杂的心情到了北京，愈老见到我就说：“部队把你的材料转来了，你在整风中做了一些什么事!”我认为自己没有什么错误，就是有错也是认识上的问题。他说：“部队组织上给你做的结论还能错吗?”我听他这样讲知道多说也没有什么用，也没有接受他要我到民盟中央工作的建议，认为工作变更是对我政治上的不信任，就离开他去北大荒劳动。当时因各种原因离开部队去黑龙江垦荒的军官号称十万，我还被当作不去大城市自愿去北大荒的典型进行宣传。
愈老既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又是思想活跃的知识分子，对现实中的许多问题不可能不思考，只是看法与党的决定发生矛盾时，也不会公开发表自己的见解。1959年我从黑龙江调到新疆，“文革”开始因为几篇文章和一些莫须有的罪名遭到残酷斗争，全家受到迫害。1973年，恢复了工作，我想到的第一件事是到北京看望多年没有见到的愈老。当时他已“靠边”闲居在家，还受到批斗。他见到我就问：“听说你在新疆被冲击得很厉害，是不是因为我是民主党派受到牵连?”我听了顿时泪水盈眶，没有想到身居逆境的老人还牵挂着我的处境，更没有想到他为“民主党派”怕我受到牵累，可见民主党派在政治上受到的不公 正对待已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如何看待民主党派，实质上是如何正确看待中国知识分子问题。愈老是一个历经沧桑的知识分子，又长期从事党的统战工作，知识分子问题是他始终关注和考虑的事。只是在极左路线统治时期，思想受到束缚考虑得不多。“文革”结束，在邓小平极力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指引下，愈老的思想又活跃起来。1982年他在对《工人日报》记者的谈话中系统地阐述了他对知识分子的看法：“重视知识分子就是重视知识。过去，由于‘左’的错误，这个问题没能处理好，知识分子吃了苦头，全国人民也吃了苦头。……没有知识便不会有现在的一切，也没有明天，甚至连昨天也没有。”“知识分子不是一个单独的阶级，一般来说，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大多数曾经依附在资产阶级这张皮上。所以解放后，在开始阶段有必要把他们当成‘团结对象’，帮助、教育、改造他们。解放这么多年了，这些人的政治立场和思想感情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同时，现在知识分子队伍的状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新中国培养的知识分子已占了绝大多数，他们当然应该和工农一样，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他希望知识分子越来越多，对知识分子“不要求全责备，而应热诚地对待他们，切实从政治、思想、生活上解决他们实际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看吧，当知识分子的巨大的潜力发挥出来时，我们都会吃惊哩!”(于右：《胡愈之传》，第374—376页)
胡愈老去世后，三联书店出版了《胡愈之文集》六卷本，收入文集中的第一篇文章《世界语在学术上之地位》写于1915年，时年19岁，在他71年的文字生涯中收入《文集》的文章是575篇。在这575篇中有485篇是建国前34年中写的，从新中国建立到1976年的27年中只发表了46篇，而且多数是工作报告之类。“左”的思想统治局面结束，愈老虽然到了八十几岁高龄，但似乎又回到年轻时才华横溢、指点江山的时代，他从1977年写《永远怀念周总理》到1986年1月去世前一个月写《坚持改革，认真学习》，九年间共写了44篇文章，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怀念逝者。除了周总理，还有范长江、郭沫若、潘汉年、金仲华、邹韬奋、宋庆龄、茅盾、陶行知、冯雪峰、戈公挣、郁达夫等十余人。我听愈老说过，郭沫若在北京逝世的噩耗传来时他正在福建考察途中，听到这个不幸消息十分震惊，只用一个晚上就把《悼念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郭沫若同志》这篇文章写了出来。通过这些回忆，抒发了对故人的深切怀念，介绍了他们所处时代的复杂背景，还为某些含冤负屈的同志昭雪。
思想发展的迂回曲折与时代背景紧密相连，这种状况不仅出现在愈老身上，和他同一时代的其他“巨人”“大师”何尝不是如此!如何评价这一代风云人物，我倒同意章诒和女士的看法，不能简单地以一种颜色去涂抹他们的底色。愈老的底色应该是什么，应该由他一生的历史去定，而我对他永远是尊敬和怀念!
(作者系江苏警官学院教授)
过了一个多月，陈先生又来了，因他找到熟悉当年开明书店的巴金，说前排戴眼镜的是索非，胡伯恳在最后一排。我看最后一排的那一位也戴着眼镜，脸型也差不多，在照片上很难把两人区别开来。我真为陈先生的办事认真而感动，他落实这些人的目的无非是想通过对照片人员的描述，怀念当年开明同仁之间那种融洽、温暖的气氛，就是弄错了也不是什么原则问题，况且父亲去世多年无法对证，应以活着的人说话为准。
这种死无对证的事，在二十年后又遇到了。我是《同舟共进》的作者，也是读者。2003年在《同舟共进》第12期上读到章诒和女士写的《正在有情无思间》一文，她通过对五十年代生活的回忆和描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1957年前后影响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历史悲剧。凡是经历过那场政治运动的人读后不能不引起共鸣。只是读到一段涉及胡愈之的事时，心中不由起了疑问。民盟在反右中严重扩大化，胡愈之身为民盟主要领导成员之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1979年，在民盟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代表民盟中央做工作报告时，以个人名义承担了民盟中央所犯“左”的错误的责任，并且诚恳地向因此受到牵连和不公正待遇的盟内同志道歉。胡愈之在整风反右中肯定有错误，但是否像文中所描述的是一个搞政治阴谋的小人!?
胡愈老在文化界和新闻界是一位极受人尊重的战士。1986年去世之后，费孝通称他为“一代师表”，夏衍赞扬他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也有人称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巨人”。我认为最能说明愈老为人的还是赵朴初先生在愈老80寿辰赠诗中所写的：“功成而不居，江流自荡荡，与人照肝胆，见义轻风浪。”1927年“四·一二”事件发生后，他目击上海国民党驻军屠杀请愿工人群众感到十分愤慨，不顾生命危险，联合郑振铎、吴觉农等人在报上发表对国民党要员的抗议信，表示“目睹率兽食人之惨剧，则万难苟安缄默”。在半个世纪之后的“四人帮”横行时期，到处是政治陷阱，稍有不慎，就会家破人亡。他不顾政治风险，忧心仲忡地约杨东莼、周世钊上书毛主席要求面谈。他们同毛主席派来的人谈了两个半天，愈老主要说的是发扬民主、广开言路。愈老深感“一言堂”的危害，后来又积极倡议搞一个“群言堂”刊物，让各种不同意见有发表的场所。在许多同志的支持和努力下，《群言》杂志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终于公开出版了。这样一位“见义轻风浪”的人，怎么会搞政治阴谋!真感到不可思议。但是，愈老已去世，无法澄清。后来，在《同舟共进》上读到胡序威等给编辑部写的信，根据当事人的陈述，指出情节上有较大出入，心中有所宽慰。我认为写回忆录之类的文章，除非是自己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否则在点名道姓涉及已经去世的具体人的时候，无论是褒是贬都宜粗不宜细，如果对一些道听途说的事加以细腻的描绘，假的也会被人信以为真，而他们本人又无法站出来辩解。
愈老在反右期间为什么会犯扩大化的错误，是对那些错误的指示没有发现，或是发现了无法抵制?他自己没有说，也无资料可查。这是一个在我脑中困惑多年的问题。愈老是我国最早传播十月革命信息的人之一，与共产党人早有联系。“九·一八”之后，愈老提出“全民族团结抗日”的主张，为上海那些执行左倾路线的党员所不容，说他是“想到同民党外交部工作”、“喝了宋美龄的洗脚水”。(于右：《胡愈之传》，第120—121页)直到1933年才被吸收入党。入党后他以“特科”成员身份同党保持单线联系，许多与他一起工作的同志都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由于特科工作的特殊性，要求每个成员具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也许由于这个原因加上对毛泽东主席的无比崇敬，他不会轻易怀疑共产党领导在重大决策上会发生错误，就是看到了一些问题也是从正面思考的多。至于个人与组织相比，他总是相信组织，不会轻信个人，对此我深有体会。
1955年，愈老以人大常委的身份到东北视察，当时我在沈阳军区某部工作，愈老提出要我到北京做他的秘书，后因夫妻不能同行而拖了下来。1957年他催我一人先去，考虑老人身边缺人照顾，只得答应了。不久，部队首长告诉我北京已来调令，要我移交工作。当时有军官休假制度，我准备去大连等地游览一下再办手续。临走前一天，领导通知我参加鸣放会议，会上我对军委干部部肖华部长关于军事院校今后只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不再接受推荐的优秀战士的主张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他在执行党的干部政策上有偏差，第二天动身去大连。谁知休假回来，满院子张贴的都是批判我的大字报，什么“恶毒攻击军委领导同志”，“向军委施放毒箭”等，接着是白天黑夜的连续批判。最后处理时还算手下留情：不戴帽子，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定为“中右”，离开部队。并且告诉我，如果胡愈之不接受，就去北大荒“向地球开战”(郭沫若题词)。我抱着十分复杂的心情到了北京，愈老见到我就说：“部队把你的材料转来了，你在整风中做了一些什么事!”我认为自己没有什么错误，就是有错也是认识上的问题。他说：“部队组织上给你做的结论还能错吗?”我听他这样讲知道多说也没有什么用，也没有接受他要我到民盟中央工作的建议，认为工作变更是对我政治上的不信任，就离开他去北大荒劳动。当时因各种原因离开部队去黑龙江垦荒的军官号称十万，我还被当作不去大城市自愿去北大荒的典型进行宣传。
愈老既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又是思想活跃的知识分子，对现实中的许多问题不可能不思考，只是看法与党的决定发生矛盾时，也不会公开发表自己的见解。1959年我从黑龙江调到新疆，“文革”开始因为几篇文章和一些莫须有的罪名遭到残酷斗争，全家受到迫害。1973年，恢复了工作，我想到的第一件事是到北京看望多年没有见到的愈老。当时他已“靠边”闲居在家，还受到批斗。他见到我就问：“听说你在新疆被冲击得很厉害，是不是因为我是民主党派受到牵连?”我听了顿时泪水盈眶，没有想到身居逆境的老人还牵挂着我的处境，更没有想到他为“民主党派”怕我受到牵累，可见民主党派在政治上受到的不公 正对待已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如何看待民主党派，实质上是如何正确看待中国知识分子问题。愈老是一个历经沧桑的知识分子，又长期从事党的统战工作，知识分子问题是他始终关注和考虑的事。只是在极左路线统治时期，思想受到束缚考虑得不多。“文革”结束，在邓小平极力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指引下，愈老的思想又活跃起来。1982年他在对《工人日报》记者的谈话中系统地阐述了他对知识分子的看法：“重视知识分子就是重视知识。过去，由于‘左’的错误，这个问题没能处理好，知识分子吃了苦头，全国人民也吃了苦头。……没有知识便不会有现在的一切，也没有明天，甚至连昨天也没有。”“知识分子不是一个单独的阶级，一般来说，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大多数曾经依附在资产阶级这张皮上。所以解放后，在开始阶段有必要把他们当成‘团结对象’，帮助、教育、改造他们。解放这么多年了，这些人的政治立场和思想感情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同时，现在知识分子队伍的状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新中国培养的知识分子已占了绝大多数，他们当然应该和工农一样，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他希望知识分子越来越多，对知识分子“不要求全责备，而应热诚地对待他们，切实从政治、思想、生活上解决他们实际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看吧，当知识分子的巨大的潜力发挥出来时，我们都会吃惊哩!”(于右：《胡愈之传》，第374—376页)
胡愈老去世后，三联书店出版了《胡愈之文集》六卷本，收入文集中的第一篇文章《世界语在学术上之地位》写于1915年，时年19岁，在他71年的文字生涯中收入《文集》的文章是575篇。在这575篇中有485篇是建国前34年中写的，从新中国建立到1976年的27年中只发表了46篇，而且多数是工作报告之类。“左”的思想统治局面结束，愈老虽然到了八十几岁高龄，但似乎又回到年轻时才华横溢、指点江山的时代，他从1977年写《永远怀念周总理》到1986年1月去世前一个月写《坚持改革，认真学习》，九年间共写了44篇文章，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怀念逝者。除了周总理，还有范长江、郭沫若、潘汉年、金仲华、邹韬奋、宋庆龄、茅盾、陶行知、冯雪峰、戈公挣、郁达夫等十余人。我听愈老说过，郭沫若在北京逝世的噩耗传来时他正在福建考察途中，听到这个不幸消息十分震惊，只用一个晚上就把《悼念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郭沫若同志》这篇文章写了出来。通过这些回忆，抒发了对故人的深切怀念，介绍了他们所处时代的复杂背景，还为某些含冤负屈的同志昭雪。
思想发展的迂回曲折与时代背景紧密相连，这种状况不仅出现在愈老身上，和他同一时代的其他“巨人”“大师”何尝不是如此!如何评价这一代风云人物，我倒同意章诒和女士的看法，不能简单地以一种颜色去涂抹他们的底色。愈老的底色应该是什么，应该由他一生的历史去定，而我对他永远是尊敬和怀念!
(作者系江苏警官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