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能把白胖萝卜切得细如丝线，哥手里的大圆勺能调理出一桌子美味佳肴，我呢，笨人干苦活——没得说，烧火洗碗。洗来洗去，我发现母亲家里的碗，品种花色是越来越多了。
　　20世纪80年代，父亲在村里开了家代销店，还科学种田，培植杂交水稻种子，我们家最先成了村里的“万元户”。父亲去县城受表彰回来，从供销社批发了五桌饭碗、五桌菜碗和五桌筷子，虽然只是些白底蓝边的粗瓷碗，但在数量和齐整上真是大手笔，白亮亮蓝圈圈的碗和用一品红煮过的竹筷往桌上一摆，邻人羡慕不已，细声细气地对我母亲说，家里干喜事时要借去一用。母亲是最惜物的，邻人要借，母亲觉得有面子，但又担忧碗搞混了、摔破了。
　　父亲自然比母亲胸怀开阔，开导说，农家用物十八样，犁耙锄箕，谁家能样样置办齐整？还不是你办风车我办禾桶，邻里之间相互借用。碗怕搞混，这个好办，给它们做个记号不就行了？“碗又不是鸡鸭，怎么做记号？”母亲为难地说。父亲笑而不答。
　　晚上，父亲拿回来一个小凿子和锤子，要哥哥双手扶好碗沿，父亲轻轻地在碗底打点，一点一点组成横竖撇捺，当一个“开”字出现在碗底时，母亲高兴起来，全院子都是“罗”姓，第二字是班辈字，也有十来个同辈的，只有第三个“开”字是属于父亲的。刻上这个字，随便哪家来借都不会弄错了。每次有人来借碗，母亲总会说，我家的碗都刻了字的。既是提醒别搞错了，也多少带点骄傲。
　　村里的红白喜事，孩子们自然是最快乐的，一院落的人一起吃饭，是多大的排场啊。孩子们端着饭碗，到这桌瞧瞧，那桌看看，甚至在桌凳的空隙间玩起了游戏，打破碗成了常有的事。主家一般都不会怪罪孩子，更不可能要孩子父母赔偿，酒席完毕，主家自会主动赔偿，赔的时候有花色品种相同的当然好，但各家买的碗大都不一样，怎么办呢？乡人自有乡人的办法：打碎饭碗赔菜碗，打碎菜碗赔更大的菜碗，不能亏了好心帮你的人。那些年，院落里几乎家家借过我家的碗，母亲的菜碗，可以说聚集了整个院落的品种，有刻“华”字的、刻“楚”字的、刻“安”的，还有没刻字的大海碗。每次洗这些落满了岁月的碗，总会想起院落里的那些美好的人和事。
　　后来，村里的经济条件好起来，家家置办了十桌八桌碗筷，一般的紅白喜事都能自家应付，再不要借我家的碗了，但母亲家里的碗还是在变，因为母亲的孩子一个个长大了，成家了。
　　显眼的是十多只装驴胶补血颗粒的搪瓷碗，那是姐买给母亲的补品，补品吃完，搪瓷碗被母亲利用上，家庭聚餐时盛鸡盛鱼刚好;喜庆的是几只白底红花的小菜碗，这是哥哥家里的碗，是过年过节时嫂子给母亲送菜时留下的;小巧的是两只青瓷盖碗，母亲入冬总会咳嗽，我会用盖碗蒸了冰糖雪梨、冰糖银耳给母亲送来;方便的是几个塑料饭盒，那是侄女侄儿们给母亲带饺子、酥饼等留下的……清洗着这些杂色的碗，感觉岁月静好。
　　还有一只陶钵，看到它，我会生出时光倒流之感。那是我刚工作那年重阳节，学校教师会餐，每人一钵子米粉肉。蒸笼揭开，整个校园都香了。老师们都舍不得一个人独享这份美味，但又不好意思端回去。校长说：“我就不陪大家过节了，我得把米粉肉端回去给孩子们吃。”听校长这么一说，大家都轻松了，我也喜滋滋地端了米粉肉回来，和母亲一起吃。母亲现在还会说起，学校蒸笼里蒸的米粉肉最好吃。
　　母亲的碗，最不整齐，大大小小，新新旧旧，但每一只碗里，都珍重地盛满了我们院落、我们家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