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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星期六》是伊恩·麦克尤恩的一部“后9·11”小说。小说以“9·11”恐怖袭击与伊拉克战争等历史事件为隐性背景，勾勒出人物的创伤展演与创伤言说，以巴克斯特和贝罗安的人际冲突为显性线索，铺陈人物的主体救赎之路。奥西的创伤应对能够对贝罗安的创伤愈合产生一定的建构与启示作用，小说中的人际关系得以修复并能抚慰心灵，折射出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与包容、交流与理解对抚平内心的伤痕具有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伊恩·麦克尤恩 “后9·11”小说 创伤言说 创伤展演 创伤应对 主体救赎
引言
创伤成为一个现代性的话题，伴随着战争、屠杀以及恐怖袭击等造成的身体、精神与文化创伤的出现，成为现代文学作品一个绕不开的主题，展现了创伤给人物心理造成的困扰。2005年出版的《星期六》获当年的布克奖提名，是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一部典型的后“9·11”小说。作家不仅十分关注人物的创伤体验，而且积极思考创痛之下人类如何愈合创伤。小说以“9·11”恐怖袭击和伊拉克战争等历史事件为隐性背景，勾勒出人物的创伤见证与创伤言说，以巴克斯特和贝罗安的人际冲突为显性线索，铺陈人物的主体救赎之路。
一 “9·11”恐怖袭击与创伤展演
麦克尤恩在《星期六》中运用了现代意识流，将主人公贝罗安过去的意识与现在的意识交织在一起，不露痕迹地揭示小说人物内心深处的创伤隐秘，呈现了小说人物的创伤展演。
创伤展演也叫创伤抑郁，“意味着创伤主体还停留在过去，还在以噩梦或者是强迫性行为在大脑中重复过去的场景”。“9·11”恐怖袭击成为小说人物挥之不去的创伤场景，可以看作是西方社会一个集体文化创伤的创伤事件。恐怖袭击发生后，无论是在规模及创伤影响方面，美国的每一个人都遭受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事件。“9·11”恐怖袭击也带给美国的战争盟友英国沉重的打击与心理阴影。成千上万的英国民众间接通过媒体目睹了这场灾难，灾难的巨大破坏性力量引发了一种普遍的恐惧心理反应，即集体创伤。“本·拉登预言伦敦将遭到‘殉教者的袭击’”，因此英国极可能成为恐怖分子的未来袭击目标。大多数灾难幸存者，包括灾难的见证者，都会经历某种形式的心理痛苦，出现显著的焦虑或者警醒症等“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以2005年2月15日的英国伦敦为故事背景，小说叙述了贝罗安一天迷茫的、焦虑的、不安的生活。当灾难成为世界的常态之后，贝罗安为医院制定了各种各样的急救方案，经历了某种类型的高度压力，而周六失却工作轴心后却让他陷入到对灾难性画面的沉思与幻想中，以至于梦境、失眠以及头脑发热地胡思乱想成为个人的生活常态。贝罗安与从事律师职业的妻子组建了一個幸福美满的中产资产阶级家庭，他们育有一儿一女，并且儿女们在艺术领域也颇有成绩。这种家庭和谐与贝罗安无法言说的创伤隐秘形成了鲜明对比。无论是飞机起火事故还是与巴克斯特的交恶，贝罗安都没有找到一种有效的方式与妻子进行沟通。创伤产生的巨大恐惧使贝罗安无法谈及自己的痛苦，语言似乎丢失了。
小说对“9·11”恐怖袭击后英国民众的集体创伤给予再现。贝罗安将难以言说的创伤转化为大脑中重复浮现的一幅幅具体的、生动的破坏性画面。事实上，无处不在的媒介充斥着现实世界的各种灾难性画面，为铭记创伤提供了便利的条件。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现实转化为影像，时间割裂为一连串永恒的当下”。英国民众以表象的方式来寻求和发现世界的依据，希望在第一时间把握灾难的现实，并以此建立与世界的联系。贝罗安希望通过各种媒介手段来了解更远的事情，确定他的世界是否蒙受新的灾难，这也培养了他时刻关注媒体镜头的习惯。创伤能够以画面形式直观展示给观众，引发了主体的恐惧与焦虑。贝罗安犹如受了一种魔力的驱使，不由自主为电视画面所深深吸引，成为一种难以抗拒的视觉习惯。小说人物借助各种媒介手段来了解更远的事情，揭示了他们内心的恐惧与悲痛，也反映出“9·11”恐怖袭击成为他们的记忆中挥之不去的噩梦。
二 伊拉克恐怖政治与创伤言说
贝罗安的创伤展演主要通过目击媒体呈现的灾难性画面得以实现。作家将创伤叙事与伊拉克战争之创伤事件勾连起来，为小说人物的创伤言说埋下了伏笔。米瑞·特勒伯是一位伊拉克古代史教授，向贝罗安口述了自身的创伤经历。牢狱之灾留下的后遗症不仅仅包括身体的创伤。在展示身体创伤后，特勒伯通过“手铐”、“酷刑”、“刑讯”等创伤话语让贝罗安铭记恐怖机制下运转的国家机器所造成的精神创伤。特勒伯通过创伤言说，强化了发动战争终结创伤的话语权。通过特勒伯的创伤言说，贝罗安对创伤感同身受，以此展开了对女儿的创伤言说。
贝罗安在教授的创伤叙述中形成了只有通过战争才能终止创伤的看法。创伤疤痕和创伤经历的介入让贝罗安对这场即将爆发的入侵结束了模糊不定的看法。以反恐战争为例，发动战争成为应付创伤的一种方式，所以从创伤角度论争战争的必要性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创伤言说的一种形式。贝罗安与女儿黛西论争是否发动伊拉克战争也能够折射出他的创伤言说。出战伊拉克能够迅速结束萨达姆的恐怖政治，终结民众的创伤（贝罗安之见）；侵占伊拉克后，纵然结束前者之创痛，恐怖分子又会对英国民众实施报复性行动（黛西之见）。值得深思的是，恐怖主义报复之创伤是不是一种潜在的创伤呢？它与恐怖政治迫害之创伤形成了一种对话。究竟孰优孰劣？究竟孰是孰非？读者不得而知。战争带来死亡与毁灭，破坏无数圆满幸福的幸福生活。战争本身，于战争双方来说，是一种制造创伤的方式。战争通过以暴制暴伤害自己与他者，却又引向另一种创伤，即他者的仇恨与报复。不难发现，萨达姆的罪行与残暴更让贝罗安更难以释怀。他将反战言论等同于亲萨达姆理论，指责若无其事的年轻一代对这些罪行袖手旁观、视若无睹。可见贝罗安在创伤叙述中过于偏激并失去理智。不仅如此，年轻一代被他贴上“吸毒狂欢、玩转世界和观看真人秀”的标签，基地组织实施的 “巴厘岛的爆炸”被他误认为萨达姆的罪行。由此可见，贝罗安希望通过发动战争摆脱心中的恐惧从而找回自己的安全。显然，贝罗安迷失于创伤言说的迷雾中不能自拔。 贝罗安坚信只有通过暴力、战争才能彻底击垮恐怖势力的威胁与挑衅，才能真正摆脱恐怖袭击带来的恐惧感。“麦克尤恩还原了“9·11”事件所带给人们的精神和心理上的创伤以及给西方社会带来的巨大影响，抓住了“9·11”事件之后西方人普遍存在的一种心态，即对社会失去了信任，也再不想象无所不能的上帝。”至此，作品中作为隐性背景的“9·11”创伤与政治迫害创伤逐渐变得清晰可见。创伤已然成为主体面临的共同困境，并造成主体的深度焦虑与不安。创伤展演让小说人物停留在过去的创伤记忆中，而另类的创伤言说也无法让他们重回正常的生活轨道。
三 创伤应对与创伤愈合
处于创伤阴影下的小说人物又是以何种方式重回正常的生活轨道呢？从某种意义来说，麦克尤恩笔下的人物奥西完成了创伤应对，他对贝罗安的主体救赎能够产生积极的建构与启示作用。
“创伤应对，或哀悼（mourning），意味着创伤受害人正在克服遭遇事件之后受创伤的症状。在这个阶段，创伤人能够把创伤当作生命的过程，逐渐从抑郁走向哀悼，并慢慢接受它。”小说中的许多人物成为创伤记忆的承载者，西奥就曾是创伤事件的直接受害者。西奥的创伤记忆可以追溯到1996年发生的艾伯凡矿难。此次事故掩埋了一百一十六名和他同龄的学生，给他留下了痛苦的烙印，纽约的恐怖袭击带给他沉重的打击。贝罗安一直感悟时局对西奥的困扰要微弱得多，对西奥缺失青春期的乖张叛逆心存疑惑。殊不知，正是西奥非凡的性格特点帮助西奥克服创伤所带来的悲痛。西奥在人际交往上极其成熟、稳重、自信，他从不强迫家人接受自己的观点，在可能出现话语争执的分歧线路上总是小心翼翼，这也是父亲贝罗安愿意与之深入交流的原因之一。此外，西奥对人性的洞察往往比父亲更为深刻。广场某些人物的身份一直是个谜团，贝罗安却带有偏见地将他们认为是毒贩子，而西奥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是提供盗卖门票等服务的中介。这种偏见与贝罗安运用医疗凝视审视他者不无关系，也说明了贝罗安对世事洞悉的肤浅与幼稚。西奥对巴克斯特等混混的人性洞悉更为透彻，指明了父亲的行为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心，提醒可能招致的麻烦。小说结尾处巴克斯特的入室绑架正是印证了这一点。此外，西奥与父亲的交流比与其他家庭成员更为顺畅，能够为父亲创造一种更为惬意的氛围，甚至连贝罗安也意识到他们父子的身份有时似乎颠倒过来了。
另一方面，我们也能从西奥的生活哲学感知西奥克服创伤的智慧。西奥能够从创伤事件中获得一种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他所强调的“眼界越远，失望越多”并非一味逃避现实。西奥也关心国家大事，但他强调我们应该关心自己的境遇。家庭、朋友与音乐成了西奥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也成了生活意义构建的关键元素。西奥的音乐净化了贝罗安浮躁不安的心境，使他意识到“上帝的属性，劳动人民的乐土，理想的伊斯兰国度，这三者只有在音乐的领域里才能和平共处，让人片刻沉浸在这美好的幻想中，直到快乐的结束”。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舒适车内空间，在城市的街道上放尽情松自我，贝罗安也对“眼不见心不烦”的景象不惜赞美之词，这似乎与西奥的乐观处世态度殊途同归，同时也暗示了主题救赎的可能性。
贝罗安是如何实现自己的主体救赎呢？贝罗安与巴克斯特的交恶以及巴克斯特的入室绑架揭示了人与人之间冷漠、疏离的人际关系，中产阶级与下层社会民众的权力等级秩序，构成了小说中隐含的结构性创伤。尽管如此，家人之间的隔阂并没有消除，因为贝罗安与岳父的关系十分平淡，黛西和外公的重归于好也并不順利。
巴克斯特入室绑架危机结束后，小说人物通过各种努力与付出消除这种隔阂。家庭成员在对危机事件的回忆中体会生命的不可承受之轻，生命是弥足珍贵的，生命是伟大的。贝罗安之前一直对收音机中播放的“生命的伟大”认识存在误区，贝罗安将生命的伟大局限于达尔文进化与生命生死轮回、生活无常的悲观主义中。贝罗安，一名神经外科医生，时常目睹死亡与痛苦，经历了手术失败的无可奈何以及逝者亲属对他的痛苦宣泄；贝罗安，一名电视观众与倾听者，时常目睹各种灾难画面，也耳闻政治迫害的惨绝人寰。但他从来没体验过家人遭受生命威胁与死亡离别之际生命的珍弥足贵、亲情的无比重要。解除危机后，贝罗安一家人放下了彼此心中的隔阂与疏离，顿悟到家人、爱人以及朋友之间应该彼此包容关爱、互相交流与分享。此外，贝罗安放弃了对巴克斯特的起诉，并对他实施积极的治疗。这显示了贝罗安尝试着用关爱与包容诠释了责任与担当，也反映了主体在创伤重压之下积极寻求心灵愈合的努力与行动。
结语
奥西的创伤应对能够对贝罗安的主体救赎产生一定的启示与建构作用。暴力与敌视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人类的心灵创伤反而会愈来愈深。人类社会要避免彼此伤害和相互冲突。不管是政治层面的恐怖主义，还是社会层面人与人之间冷漠、疏离的关系，人们都应该利用内在理性进行交流，互相认可，相互理解，才可能实现自由和真正的和平与和谐。
参考文献：
[1] Freud，Sigmund. Mourning and Melancholia[A].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C]. Trans. and ed. James Strachey. London： Hogarth Press， 1957. 239-258.
[2] 伊恩·麦克尤恩：《星期六》，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
[3] 弗雷德里克·詹明信，陈侨桥译：《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黄伟龙，内江师范学院讲师）
关键词：伊恩·麦克尤恩 “后9·11”小说 创伤言说 创伤展演 创伤应对 主体救赎
引言
创伤成为一个现代性的话题，伴随着战争、屠杀以及恐怖袭击等造成的身体、精神与文化创伤的出现，成为现代文学作品一个绕不开的主题，展现了创伤给人物心理造成的困扰。2005年出版的《星期六》获当年的布克奖提名，是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一部典型的后“9·11”小说。作家不仅十分关注人物的创伤体验，而且积极思考创痛之下人类如何愈合创伤。小说以“9·11”恐怖袭击和伊拉克战争等历史事件为隐性背景，勾勒出人物的创伤见证与创伤言说，以巴克斯特和贝罗安的人际冲突为显性线索，铺陈人物的主体救赎之路。
一 “9·11”恐怖袭击与创伤展演
麦克尤恩在《星期六》中运用了现代意识流，将主人公贝罗安过去的意识与现在的意识交织在一起，不露痕迹地揭示小说人物内心深处的创伤隐秘，呈现了小说人物的创伤展演。
创伤展演也叫创伤抑郁，“意味着创伤主体还停留在过去，还在以噩梦或者是强迫性行为在大脑中重复过去的场景”。“9·11”恐怖袭击成为小说人物挥之不去的创伤场景，可以看作是西方社会一个集体文化创伤的创伤事件。恐怖袭击发生后，无论是在规模及创伤影响方面，美国的每一个人都遭受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事件。“9·11”恐怖袭击也带给美国的战争盟友英国沉重的打击与心理阴影。成千上万的英国民众间接通过媒体目睹了这场灾难，灾难的巨大破坏性力量引发了一种普遍的恐惧心理反应，即集体创伤。“本·拉登预言伦敦将遭到‘殉教者的袭击’”，因此英国极可能成为恐怖分子的未来袭击目标。大多数灾难幸存者，包括灾难的见证者，都会经历某种形式的心理痛苦，出现显著的焦虑或者警醒症等“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以2005年2月15日的英国伦敦为故事背景，小说叙述了贝罗安一天迷茫的、焦虑的、不安的生活。当灾难成为世界的常态之后，贝罗安为医院制定了各种各样的急救方案，经历了某种类型的高度压力，而周六失却工作轴心后却让他陷入到对灾难性画面的沉思与幻想中，以至于梦境、失眠以及头脑发热地胡思乱想成为个人的生活常态。贝罗安与从事律师职业的妻子组建了一個幸福美满的中产资产阶级家庭，他们育有一儿一女，并且儿女们在艺术领域也颇有成绩。这种家庭和谐与贝罗安无法言说的创伤隐秘形成了鲜明对比。无论是飞机起火事故还是与巴克斯特的交恶，贝罗安都没有找到一种有效的方式与妻子进行沟通。创伤产生的巨大恐惧使贝罗安无法谈及自己的痛苦，语言似乎丢失了。
小说对“9·11”恐怖袭击后英国民众的集体创伤给予再现。贝罗安将难以言说的创伤转化为大脑中重复浮现的一幅幅具体的、生动的破坏性画面。事实上，无处不在的媒介充斥着现实世界的各种灾难性画面，为铭记创伤提供了便利的条件。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现实转化为影像，时间割裂为一连串永恒的当下”。英国民众以表象的方式来寻求和发现世界的依据，希望在第一时间把握灾难的现实，并以此建立与世界的联系。贝罗安希望通过各种媒介手段来了解更远的事情，确定他的世界是否蒙受新的灾难，这也培养了他时刻关注媒体镜头的习惯。创伤能够以画面形式直观展示给观众，引发了主体的恐惧与焦虑。贝罗安犹如受了一种魔力的驱使，不由自主为电视画面所深深吸引，成为一种难以抗拒的视觉习惯。小说人物借助各种媒介手段来了解更远的事情，揭示了他们内心的恐惧与悲痛，也反映出“9·11”恐怖袭击成为他们的记忆中挥之不去的噩梦。
二 伊拉克恐怖政治与创伤言说
贝罗安的创伤展演主要通过目击媒体呈现的灾难性画面得以实现。作家将创伤叙事与伊拉克战争之创伤事件勾连起来，为小说人物的创伤言说埋下了伏笔。米瑞·特勒伯是一位伊拉克古代史教授，向贝罗安口述了自身的创伤经历。牢狱之灾留下的后遗症不仅仅包括身体的创伤。在展示身体创伤后，特勒伯通过“手铐”、“酷刑”、“刑讯”等创伤话语让贝罗安铭记恐怖机制下运转的国家机器所造成的精神创伤。特勒伯通过创伤言说，强化了发动战争终结创伤的话语权。通过特勒伯的创伤言说，贝罗安对创伤感同身受，以此展开了对女儿的创伤言说。
贝罗安在教授的创伤叙述中形成了只有通过战争才能终止创伤的看法。创伤疤痕和创伤经历的介入让贝罗安对这场即将爆发的入侵结束了模糊不定的看法。以反恐战争为例，发动战争成为应付创伤的一种方式，所以从创伤角度论争战争的必要性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创伤言说的一种形式。贝罗安与女儿黛西论争是否发动伊拉克战争也能够折射出他的创伤言说。出战伊拉克能够迅速结束萨达姆的恐怖政治，终结民众的创伤（贝罗安之见）；侵占伊拉克后，纵然结束前者之创痛，恐怖分子又会对英国民众实施报复性行动（黛西之见）。值得深思的是，恐怖主义报复之创伤是不是一种潜在的创伤呢？它与恐怖政治迫害之创伤形成了一种对话。究竟孰优孰劣？究竟孰是孰非？读者不得而知。战争带来死亡与毁灭，破坏无数圆满幸福的幸福生活。战争本身，于战争双方来说，是一种制造创伤的方式。战争通过以暴制暴伤害自己与他者，却又引向另一种创伤，即他者的仇恨与报复。不难发现，萨达姆的罪行与残暴更让贝罗安更难以释怀。他将反战言论等同于亲萨达姆理论，指责若无其事的年轻一代对这些罪行袖手旁观、视若无睹。可见贝罗安在创伤叙述中过于偏激并失去理智。不仅如此，年轻一代被他贴上“吸毒狂欢、玩转世界和观看真人秀”的标签，基地组织实施的 “巴厘岛的爆炸”被他误认为萨达姆的罪行。由此可见，贝罗安希望通过发动战争摆脱心中的恐惧从而找回自己的安全。显然，贝罗安迷失于创伤言说的迷雾中不能自拔。 贝罗安坚信只有通过暴力、战争才能彻底击垮恐怖势力的威胁与挑衅，才能真正摆脱恐怖袭击带来的恐惧感。“麦克尤恩还原了“9·11”事件所带给人们的精神和心理上的创伤以及给西方社会带来的巨大影响，抓住了“9·11”事件之后西方人普遍存在的一种心态，即对社会失去了信任，也再不想象无所不能的上帝。”至此，作品中作为隐性背景的“9·11”创伤与政治迫害创伤逐渐变得清晰可见。创伤已然成为主体面临的共同困境，并造成主体的深度焦虑与不安。创伤展演让小说人物停留在过去的创伤记忆中，而另类的创伤言说也无法让他们重回正常的生活轨道。
三 创伤应对与创伤愈合
处于创伤阴影下的小说人物又是以何种方式重回正常的生活轨道呢？从某种意义来说，麦克尤恩笔下的人物奥西完成了创伤应对，他对贝罗安的主体救赎能够产生积极的建构与启示作用。
“创伤应对，或哀悼（mourning），意味着创伤受害人正在克服遭遇事件之后受创伤的症状。在这个阶段，创伤人能够把创伤当作生命的过程，逐渐从抑郁走向哀悼，并慢慢接受它。”小说中的许多人物成为创伤记忆的承载者，西奥就曾是创伤事件的直接受害者。西奥的创伤记忆可以追溯到1996年发生的艾伯凡矿难。此次事故掩埋了一百一十六名和他同龄的学生，给他留下了痛苦的烙印，纽约的恐怖袭击带给他沉重的打击。贝罗安一直感悟时局对西奥的困扰要微弱得多，对西奥缺失青春期的乖张叛逆心存疑惑。殊不知，正是西奥非凡的性格特点帮助西奥克服创伤所带来的悲痛。西奥在人际交往上极其成熟、稳重、自信，他从不强迫家人接受自己的观点，在可能出现话语争执的分歧线路上总是小心翼翼，这也是父亲贝罗安愿意与之深入交流的原因之一。此外，西奥对人性的洞察往往比父亲更为深刻。广场某些人物的身份一直是个谜团，贝罗安却带有偏见地将他们认为是毒贩子，而西奥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是提供盗卖门票等服务的中介。这种偏见与贝罗安运用医疗凝视审视他者不无关系，也说明了贝罗安对世事洞悉的肤浅与幼稚。西奥对巴克斯特等混混的人性洞悉更为透彻，指明了父亲的行为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心，提醒可能招致的麻烦。小说结尾处巴克斯特的入室绑架正是印证了这一点。此外，西奥与父亲的交流比与其他家庭成员更为顺畅，能够为父亲创造一种更为惬意的氛围，甚至连贝罗安也意识到他们父子的身份有时似乎颠倒过来了。
另一方面，我们也能从西奥的生活哲学感知西奥克服创伤的智慧。西奥能够从创伤事件中获得一种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他所强调的“眼界越远，失望越多”并非一味逃避现实。西奥也关心国家大事，但他强调我们应该关心自己的境遇。家庭、朋友与音乐成了西奥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也成了生活意义构建的关键元素。西奥的音乐净化了贝罗安浮躁不安的心境，使他意识到“上帝的属性，劳动人民的乐土，理想的伊斯兰国度，这三者只有在音乐的领域里才能和平共处，让人片刻沉浸在这美好的幻想中，直到快乐的结束”。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舒适车内空间，在城市的街道上放尽情松自我，贝罗安也对“眼不见心不烦”的景象不惜赞美之词，这似乎与西奥的乐观处世态度殊途同归，同时也暗示了主题救赎的可能性。
贝罗安是如何实现自己的主体救赎呢？贝罗安与巴克斯特的交恶以及巴克斯特的入室绑架揭示了人与人之间冷漠、疏离的人际关系，中产阶级与下层社会民众的权力等级秩序，构成了小说中隐含的结构性创伤。尽管如此，家人之间的隔阂并没有消除，因为贝罗安与岳父的关系十分平淡，黛西和外公的重归于好也并不順利。
巴克斯特入室绑架危机结束后，小说人物通过各种努力与付出消除这种隔阂。家庭成员在对危机事件的回忆中体会生命的不可承受之轻，生命是弥足珍贵的，生命是伟大的。贝罗安之前一直对收音机中播放的“生命的伟大”认识存在误区，贝罗安将生命的伟大局限于达尔文进化与生命生死轮回、生活无常的悲观主义中。贝罗安，一名神经外科医生，时常目睹死亡与痛苦，经历了手术失败的无可奈何以及逝者亲属对他的痛苦宣泄；贝罗安，一名电视观众与倾听者，时常目睹各种灾难画面，也耳闻政治迫害的惨绝人寰。但他从来没体验过家人遭受生命威胁与死亡离别之际生命的珍弥足贵、亲情的无比重要。解除危机后，贝罗安一家人放下了彼此心中的隔阂与疏离，顿悟到家人、爱人以及朋友之间应该彼此包容关爱、互相交流与分享。此外，贝罗安放弃了对巴克斯特的起诉，并对他实施积极的治疗。这显示了贝罗安尝试着用关爱与包容诠释了责任与担当，也反映了主体在创伤重压之下积极寻求心灵愈合的努力与行动。
结语
奥西的创伤应对能够对贝罗安的主体救赎产生一定的启示与建构作用。暴力与敌视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人类的心灵创伤反而会愈来愈深。人类社会要避免彼此伤害和相互冲突。不管是政治层面的恐怖主义，还是社会层面人与人之间冷漠、疏离的关系，人们都应该利用内在理性进行交流，互相认可，相互理解，才可能实现自由和真正的和平与和谐。
参考文献：
[1] Freud，Sigmund. Mourning and Melancholia[A].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C]. Trans. and ed. James Strachey. London： Hogarth Press， 1957. 239-258.
[2] 伊恩·麦克尤恩：《星期六》，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
[3] 弗雷德里克·詹明信，陈侨桥译：《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黄伟龙，内江师范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