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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起“读书无用论”的发端，上世纪90年代末的教育改革是一个影响巨大的节点。在此之前，社会的鄙视链清晰明了：上过大学的看不上没上过大学的。彼时，只要迈入了大学的门槛，间接等于铁饭碗到手，很少人会去质疑大学生的含金量。
90年代末，高校扩招的大潮席卷而来，“读书无用论”“大学生烂大街”等言论甚嚣尘上。与此同时，大学生之间的鄙视链也悄然发生着变化：主流歧视转变为部属高校对地方高校的“歧视”。更可怕的是，无论是学生、家长，还是整体的社会风气，都默认了这种歧视。然而，反观个人，地方高校却免不了是绝大多数人的归宿。
数据显示，在我国庞大的高校群体中，95%的高校为地方高校，它们培养了超过94%的本科生和51%的研究生。相反，不论是在学校数量还是培养人数上都占少数的部属高校却吞下每年教育经费的大多数。
资本投入的背后是一种隐喻，它暗含着培养质量、师资实力，甚至是食宿条件等方方面面的差距。关于高校排名，某高校教授曾发表过言论：所有排名都是虚的，经费数量排第几，学校排名就是第几。确实，粗暴的排名方式背后，正是当前社会习惯于一褒一贬的根源。但转念一想，若没有这些地方高校，每年近千万的大学生，将只有5%的人有书可读啊。
“干活多，拿得少”的地方高校
上世纪90年代末，重庆扶摇直上，挂上了直辖市的牌子。然而，重庆的西南政法大学却迎来了校史上的转折。原隶属于司法部、被称作法学界“黄埔军校”的西南政法大学，在改革浪潮中被划归重庆市管辖。
《南方周末》曾描述过这么一个场景，一次法学研讨会上，中国政法大学江平教授指点一人问何校毕业？答曰：西南政法。又问一人，复曰：西南政法。此时有人开玩笑：江老不必再问，你已被西政包围。江老不信，指问：这位中央广播学院的女教授也是？女士一笑：是。
然而，尽管西南政法大学曾经走出过20位大法官、大检察官，多位最高政法机关的管理者，以及数十位影响中国法学的学者。可它从部属被下放到地方的那一刻开始，便迎来了自己的下坡路。伴随着高校以部属高校和地方高校的形式划分开，“谁管理谁出钱”的规则也就被确定下来。
作为部属高校，背后的中央部门财大气粗，资源丰富，得到的支持绝非地方高校能比。
目前，全国部属高校仅100多所，地方高校规模则达到2500所之多。尽管地方高校数量众多，也承担了绝大多数的招生任务，但仅在经费一项，就面临着严重的僧多粥少的状况。
数据显示，2009年到2013年五年之间，政府为全国高校划拨的科研经费一共达到2647亿元，其中有72%的经费被112所“211”高校瓜分。剩下超过2000所高校，只能分剩余的700多亿。无须讳言，得尝经费甜头的“211”高校之中，绝大部分都是部属高校。
2017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中，高校经费投入为1.1万亿元左右。看似庞大的经费投入背后，分配不均也十分明显。当年，且不论所有部属高校，仅教育部直属高校中，前五十名的高校经费之和就达到了3000亿元左右，占比近30%。
对于许多部属高校，它们在财力上往往有一校拼百校的实力。然而，占有更多资源的部属高校，却注定会将绝大部分学生挡在门外。以“985”高校为例，作为部属高校群体中吞金能力最强的群体，每年却仅有2%的本科生能被录取。于是，在单个学生的培养支出上，部属高校的投入往往是地方高校的两倍甚至三倍。
而与之相反的大多数地方高校，在资本缺失的背后，是师资流失、科研乏力……所有关于腾飞的梦想，在缺经费面前都成了一张若有若无的大饼。
地方真的会给地方高校更多资源吗？
人们往往会被“部属高校由中央财政划拨经费”混淆了视听。作为老牌“985”高校的兰州大学，也戴着部属高校的帽子，但在财力上却平平无奇。追根溯源，高校的大部分经费，必须要仰仗地方支持，而甘肃却又不太掏得出钱。
2017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为29919亿元，但中央财政教育经费仅为4663亿元，仅占15%。试想，这些钱摊派到众多部属高校头上，每所高校还能有多少呢？且不说首都高校群就要吞去极大一部分。这看似庞大的教育经费，有八成还是来自于地方。
部属高校的优势在于，倚仗超强的教育实力，能够得到来自中央和地方的优先支持。尽管地方出资雄厚，但地方高校在其中却并不占优势，在资源划拨上，它们依旧处于劣势。
作为各省、直辖市的牌面，部属高校在资源分配上占尽先机。2017年，广东省曾安排6亿元专项资金，支持省内五所高校的“双一流”建设。最终，作为省内头牌，中山大学分得4亿，华南理工大学分得1.7亿。其余三所高校瓜分剩余三千万。而在此前一年，广东省已投入两亿元支持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冲击“双一流”。此两所高校，均属于教育部直属高校，谁还能单纯认为，地方就会优先支持地方高校呢？
类似的分配不均在浙江省更为明显。浙江大学作为省内的“超级巨无霸”，2019年获得的财政支持，与浙江省内经费排名2到10的高校经费总和相当。
在对教育的支持上，各地不约而同地具备了“头牌”意识。作为各省、市软实力的代表，各地太需要—所响当当的大学来为自己正名，而整体水平反倒成了次要。这助长了高校圈内的“马太效应”。
近一两年来，上海、江苏、广东等一众地方高校逆势崛起，财力不仅在地方高校中傲视群雄，甚至令许多部属高校望尘莫及。有人将这视为地方高校的突围，但这显然不准确。仅仅依靠深圳大学、上海大学、苏州大学等几所地方高校的亮眼表现，就认为地方高校实现突围，未免太过草率。
对于许多高校而言，部属或地方的属性可遇不可求。而在此之外，好的区位优势成为更加令人羡慕的資本。那些东南沿海发达省份的地方高校，已经展现出了地缘背后的优势。在每年的经费划拨中，广东、江苏各省仍旧将大头给予“头牌”，但即便是“剩饭”，都能令许多地处相对落后省份的地方高校，甚至是部属高校垂涎不已。 地方高校的希望，只能在地方
2016年，在教育部召开的一次教育工作会议上，时任教育部长恳请东部高校“高抬贵手”。在明确表态不鼓励东部高校从西部高校引进人才之后，又放出“狠话”表示：
“挖走这些人才，就是在掘人家的命根。”能引得教育部长出面“求情”，东西部高等教育差距之大可见一斑。曾有网友调侃新中国成立后的西部高校，“一顿操作猛如虎，一看排名是倒数”。
以滇系、川系高校为例，伴随着国家发展重点的变化，如今除了四川还有几所高校能勉强摸到名校门槛外，其余高校几乎集体沦落。在知乎，面对一名即将从西安交大毕业前往上海交大读研的学生的提问，有网友刻薄且不失幽默地将其比喻为“乡下孩子即将去城里走亲戚”。当地区发展优势不再，经费捉襟见肘时，大家只好大谈特谈历史与传统，谈曾经西部对中国教育的贡献如何显著。就好比云南师范大学，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讲述和西南联大的渊源。这又有何意义呢？
回归本质，当地方发展跟不上，地方高校的发展自然也后劲不足。本就得不到多少来自首都恩泽的地方高校，唯一出路也只能是寄希望于地方的支持。2018年，广东省经费排名前十的10所地方高校，其经费总和达到了173亿。与之相比，地处西部的甘肃，其经费排名前十的地方高校经费总和仅有33亿。与此同时，深圳大学当年的经费接近50亿，苏州大学经费接近35亿。两地中，仅需一所地方高校，经费已远超甘肃10所高校总和。
2012年，早在1993年就提出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达到4%”的愿景，终于姗姗来迟。次年，总量惊人的教育经费，呈现出极其明显的地域分配不均现象，已经成为盖过上一年历史性进步的新热点。当时，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李文利表示，预算内教育事业费东部最高省份与中西部最低省份相差了7倍。如今，在沿海发达省份，除了辖区内的部属大学每年拥有动辄百亿的经費外，下面许多地方高校，如深圳大学、苏州大学等高校，也能过着放眼全国难寻的“好日子”。
但这绝非常态，在许多省份，集全省之力为“头牌”提供 勉强能达到平均线的体面，后面跟随着一众难以糊口的“小弟”，才是随处可见的景象。以吉林为例，2019年，作为全省“头牌”的吉林大学拿了中央的，再拿地方的，经费将近百亿，一举夺下全国大学经费排行榜前十的殊荣。反观吉林的地方院校，长春工业大学作为吉林2020年预算最高的地方高校，经费仅为7.69亿元，约为吉林大学经费的8%。
同为地方高校经费榜大哥，与粤系、苏系高校相比，许多省份的地方高校只能自叹弗如。有人说，许多部属高校作为国内教育界的领头羊，它们担负着冲击世界一流大学的重任，理应得到更多的经费支持，这当然无可厚非。只是，当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愈发深刻地影响各地方高校的发展时，便很容易跌入恶性循环中：地方发展后劲不足，于是办不起一流的教育，教育滞后直接导致地方发展后劲不足……
我们需要清晰认识到，数量上占大头的地方高校毕业生，是社会建设的中坚力量。基于此，要解决的问题，已不再是仅局限于教育的问题，更不再是简单的高校分钱多少的矛盾了。
摘自微信公众号“有间大学”
90年代末，高校扩招的大潮席卷而来，“读书无用论”“大学生烂大街”等言论甚嚣尘上。与此同时，大学生之间的鄙视链也悄然发生着变化：主流歧视转变为部属高校对地方高校的“歧视”。更可怕的是，无论是学生、家长，还是整体的社会风气，都默认了这种歧视。然而，反观个人，地方高校却免不了是绝大多数人的归宿。
数据显示，在我国庞大的高校群体中，95%的高校为地方高校，它们培养了超过94%的本科生和51%的研究生。相反，不论是在学校数量还是培养人数上都占少数的部属高校却吞下每年教育经费的大多数。
资本投入的背后是一种隐喻，它暗含着培养质量、师资实力，甚至是食宿条件等方方面面的差距。关于高校排名，某高校教授曾发表过言论：所有排名都是虚的，经费数量排第几，学校排名就是第几。确实，粗暴的排名方式背后，正是当前社会习惯于一褒一贬的根源。但转念一想，若没有这些地方高校，每年近千万的大学生，将只有5%的人有书可读啊。
“干活多，拿得少”的地方高校
上世纪90年代末，重庆扶摇直上，挂上了直辖市的牌子。然而，重庆的西南政法大学却迎来了校史上的转折。原隶属于司法部、被称作法学界“黄埔军校”的西南政法大学，在改革浪潮中被划归重庆市管辖。
《南方周末》曾描述过这么一个场景，一次法学研讨会上，中国政法大学江平教授指点一人问何校毕业？答曰：西南政法。又问一人，复曰：西南政法。此时有人开玩笑：江老不必再问，你已被西政包围。江老不信，指问：这位中央广播学院的女教授也是？女士一笑：是。
然而，尽管西南政法大学曾经走出过20位大法官、大检察官，多位最高政法机关的管理者，以及数十位影响中国法学的学者。可它从部属被下放到地方的那一刻开始，便迎来了自己的下坡路。伴随着高校以部属高校和地方高校的形式划分开，“谁管理谁出钱”的规则也就被确定下来。
作为部属高校，背后的中央部门财大气粗，资源丰富，得到的支持绝非地方高校能比。
目前，全国部属高校仅100多所，地方高校规模则达到2500所之多。尽管地方高校数量众多，也承担了绝大多数的招生任务，但仅在经费一项，就面临着严重的僧多粥少的状况。
数据显示，2009年到2013年五年之间，政府为全国高校划拨的科研经费一共达到2647亿元，其中有72%的经费被112所“211”高校瓜分。剩下超过2000所高校，只能分剩余的700多亿。无须讳言，得尝经费甜头的“211”高校之中，绝大部分都是部属高校。
2017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中，高校经费投入为1.1万亿元左右。看似庞大的经费投入背后，分配不均也十分明显。当年，且不论所有部属高校，仅教育部直属高校中，前五十名的高校经费之和就达到了3000亿元左右，占比近30%。
对于许多部属高校，它们在财力上往往有一校拼百校的实力。然而，占有更多资源的部属高校，却注定会将绝大部分学生挡在门外。以“985”高校为例，作为部属高校群体中吞金能力最强的群体，每年却仅有2%的本科生能被录取。于是，在单个学生的培养支出上，部属高校的投入往往是地方高校的两倍甚至三倍。
而与之相反的大多数地方高校，在资本缺失的背后，是师资流失、科研乏力……所有关于腾飞的梦想，在缺经费面前都成了一张若有若无的大饼。
地方真的会给地方高校更多资源吗？
人们往往会被“部属高校由中央财政划拨经费”混淆了视听。作为老牌“985”高校的兰州大学，也戴着部属高校的帽子，但在财力上却平平无奇。追根溯源，高校的大部分经费，必须要仰仗地方支持，而甘肃却又不太掏得出钱。
2017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为29919亿元，但中央财政教育经费仅为4663亿元，仅占15%。试想，这些钱摊派到众多部属高校头上，每所高校还能有多少呢？且不说首都高校群就要吞去极大一部分。这看似庞大的教育经费，有八成还是来自于地方。
部属高校的优势在于，倚仗超强的教育实力，能够得到来自中央和地方的优先支持。尽管地方出资雄厚，但地方高校在其中却并不占优势，在资源划拨上，它们依旧处于劣势。
作为各省、直辖市的牌面，部属高校在资源分配上占尽先机。2017年，广东省曾安排6亿元专项资金，支持省内五所高校的“双一流”建设。最终，作为省内头牌，中山大学分得4亿，华南理工大学分得1.7亿。其余三所高校瓜分剩余三千万。而在此前一年，广东省已投入两亿元支持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冲击“双一流”。此两所高校，均属于教育部直属高校，谁还能单纯认为，地方就会优先支持地方高校呢？
类似的分配不均在浙江省更为明显。浙江大学作为省内的“超级巨无霸”，2019年获得的财政支持，与浙江省内经费排名2到10的高校经费总和相当。
在对教育的支持上，各地不约而同地具备了“头牌”意识。作为各省、市软实力的代表，各地太需要—所响当当的大学来为自己正名，而整体水平反倒成了次要。这助长了高校圈内的“马太效应”。
近一两年来，上海、江苏、广东等一众地方高校逆势崛起，财力不仅在地方高校中傲视群雄，甚至令许多部属高校望尘莫及。有人将这视为地方高校的突围，但这显然不准确。仅仅依靠深圳大学、上海大学、苏州大学等几所地方高校的亮眼表现，就认为地方高校实现突围，未免太过草率。
对于许多高校而言，部属或地方的属性可遇不可求。而在此之外，好的区位优势成为更加令人羡慕的資本。那些东南沿海发达省份的地方高校，已经展现出了地缘背后的优势。在每年的经费划拨中，广东、江苏各省仍旧将大头给予“头牌”，但即便是“剩饭”，都能令许多地处相对落后省份的地方高校，甚至是部属高校垂涎不已。 地方高校的希望，只能在地方
2016年，在教育部召开的一次教育工作会议上，时任教育部长恳请东部高校“高抬贵手”。在明确表态不鼓励东部高校从西部高校引进人才之后，又放出“狠话”表示：
“挖走这些人才，就是在掘人家的命根。”能引得教育部长出面“求情”，东西部高等教育差距之大可见一斑。曾有网友调侃新中国成立后的西部高校，“一顿操作猛如虎，一看排名是倒数”。
以滇系、川系高校为例，伴随着国家发展重点的变化，如今除了四川还有几所高校能勉强摸到名校门槛外，其余高校几乎集体沦落。在知乎，面对一名即将从西安交大毕业前往上海交大读研的学生的提问，有网友刻薄且不失幽默地将其比喻为“乡下孩子即将去城里走亲戚”。当地区发展优势不再，经费捉襟见肘时，大家只好大谈特谈历史与传统，谈曾经西部对中国教育的贡献如何显著。就好比云南师范大学，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讲述和西南联大的渊源。这又有何意义呢？
回归本质，当地方发展跟不上，地方高校的发展自然也后劲不足。本就得不到多少来自首都恩泽的地方高校，唯一出路也只能是寄希望于地方的支持。2018年，广东省经费排名前十的10所地方高校，其经费总和达到了173亿。与之相比，地处西部的甘肃，其经费排名前十的地方高校经费总和仅有33亿。与此同时，深圳大学当年的经费接近50亿，苏州大学经费接近35亿。两地中，仅需一所地方高校，经费已远超甘肃10所高校总和。
2012年，早在1993年就提出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达到4%”的愿景，终于姗姗来迟。次年，总量惊人的教育经费，呈现出极其明显的地域分配不均现象，已经成为盖过上一年历史性进步的新热点。当时，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李文利表示，预算内教育事业费东部最高省份与中西部最低省份相差了7倍。如今，在沿海发达省份，除了辖区内的部属大学每年拥有动辄百亿的经費外，下面许多地方高校，如深圳大学、苏州大学等高校，也能过着放眼全国难寻的“好日子”。
但这绝非常态，在许多省份，集全省之力为“头牌”提供 勉强能达到平均线的体面，后面跟随着一众难以糊口的“小弟”，才是随处可见的景象。以吉林为例，2019年，作为全省“头牌”的吉林大学拿了中央的，再拿地方的，经费将近百亿，一举夺下全国大学经费排行榜前十的殊荣。反观吉林的地方院校，长春工业大学作为吉林2020年预算最高的地方高校，经费仅为7.69亿元，约为吉林大学经费的8%。
同为地方高校经费榜大哥，与粤系、苏系高校相比，许多省份的地方高校只能自叹弗如。有人说，许多部属高校作为国内教育界的领头羊，它们担负着冲击世界一流大学的重任，理应得到更多的经费支持，这当然无可厚非。只是，当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愈发深刻地影响各地方高校的发展时，便很容易跌入恶性循环中：地方发展后劲不足，于是办不起一流的教育，教育滞后直接导致地方发展后劲不足……
我们需要清晰认识到，数量上占大头的地方高校毕业生，是社会建设的中坚力量。基于此，要解决的问题，已不再是仅局限于教育的问题，更不再是简单的高校分钱多少的矛盾了。
摘自微信公众号“有间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