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命一抵:礼炮误伤引发的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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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4年11月24日,广州黄埔港。
  作为本年度在中国做生意的最后一艘英国散商商船,“休斯夫人”号的到来,引得岸边许多中国人的欢呼。毕竟,在大家眼中,它会把岸边堆满的生丝、茶叶买走,只留下白花花的银元。
  在隆隆的礼炮声中,“休斯夫人”号缓缓驶入码头。
  清朝朝廷设在广州的粤海关确有洋船入港时鸣放礼炮的惯例。不过,那要等岸上的大清军队鸣枪欢迎后,洋船再鸣炮还礼。可这次,或许是被岸上的热烈气氛感染了,船长威廉斯竟然没等岸上枪响,就抢先下令开炮了。
  炮声没停,威廉斯猛然发现,岸边驳船上一片混乱,怪叫声不绝于耳。过了一会儿,有三个人浑身是血被抬到岸上。威廉姆斯心中一紧:难道礼炮击中了驳船上的工人吗?
  不幸的是,他的担心就是事实。虽然肯定是误伤,但二死一伤的惨剧,令威廉斯头皮发麻。接下来,等待他和“休斯夫人”号的,将会是怎样的命运呢?
  紧急状态下的交涉
  据印光任、张汝霖所著的澳门方志《澳门纪略》记载,在四十多年前的1743年,两广总督策楞处理一起葡萄牙人殴毙华人的命案时,乾隆帝就有明确谕旨:
  “嗣后在澳民蕃,有交涉谋害斗殴等案,其罪在民者,照例遵行外,若夷人罪应斩绞者,该县于相验之时讯明确切,通报督抚详加覆核。如果案情允当,该督抚即行批饬地方官,同该夷目将该犯依法办理,免其交禁解勘。仍一面据实奏明,并将招供报部存案。”
  也就是说,刑事案件的涉案人员,不分国籍,一律执行“以命抵命”的处理原则。
  既如此,“休斯夫人”号事件,人命关天,非同小可,不管是误伤,还是故意,炮手难辞其咎,抓捕他是善后处理中的当务之急。然而,当代表官府前来交涉的行商潘振承等人抵达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馆,几个回合下来,只得到了这样的三条答复:
  第一,这个炮手虽然不是有意犯罪,但了解到中国政府对此不加区分,会同样处以极刑的,所以逃匿了。
  第二,“休斯夫人”号是一艘散商商船,没有纳入东印度公司的正式编制,商馆没法出面协调。建议行商们直接去找这艘船的大班乔治·史密斯。
  第三,商馆本打算另找一人当替罪羊交差,但担心官府重演几年前的一幕,以公开审讯为名,将人带走后直接处死,故而执意要求只能在商馆里审讯,不能带走。
  在跟官府幾经研判后,潘振承做出了回应:行商们只负责传话,无权审案;南海县知县将带跟班来商馆,承诺不带兵丁,就地审讯。审问的对象就是乔治·史密斯。
  一开始,史密斯得到的消息,是县衙要他三四天内不要离开广州。他照办了。过了一天,就有自称是潘振承信差的人,请他外出公干。结果,他一走出商馆,就被埋伏在外面的兵丁五花大绑,押赴县衙。


1784年11月24日,当时的广州黄埔港作为本年度在中国做生意的最后一艘英国散商商船,“休斯夫人”号的到来,引得岸边许多中国人的欢呼。图为1959年11月18日拍摄的黄埔港。

  这还不算完。英国人猛然发现,商馆通往码头的道路已经被官兵封锁,广州通往黄埔的交通也已切断,所有跟洋人熟识的行商和通事(类似于翻译)都销声匿迹。中国跟西方商人的贸易彻底陷入停顿。而各国商馆也没必要雇佣保安人员了,因为官府派来的大兵,已经把它们围得水泄不通。“休斯夫人号”事件本来是中英之间的冲突,到头来法国、荷兰、丹麦、美国的商馆也跟着倒霉,全都被围了起来。这下,各国的商人们都急了,群起抗议。霎时间,黄埔港变成了火药桶,国际争端一触即发。
  皇上:“深谋远虑”的幕后操盘手
  广东官府跟这些西方商人,在经济利益上形成了长期的共生关系。实施这种近乎戒严的措施,实属无奈。因为,皇上发话了。
  当“休斯夫人”号事件的消息传到紫禁城后,乾隆帝格外重视,严旨查办。也是巧了,就在一个月前,官府查获了一起内地教徒私通澳门教会进行传教的大案。乾隆帝担心中外串通,认为有必要利用“休斯夫人”号事件,震慑一下不安分的“夷人”。
  于是,乾隆帝叮嘱两广总督孙士毅:“寻常斗殴毙命案犯,尚应拟抵……现在正当查办西洋人传教之时,尤当法在必惩,示以严肃”。只要能“将该犯勒毙正法,稗共知惩儆”,则用来抵命的外国人“亦不必果系应抵正凶”。也就是说,皇帝要的是震慑效果,而不是验明正身。
  孙士毅对这份谕旨自然心领神会。他下令抓捕的史密斯,并非替罪羊,而是要史密斯写信游说威廉斯,交出肇事炮手。官府的底线是:两天以后,不见嫌犯,立即断水断粮,停止贸易,洋船禁止回国,兵丁登船搜查。留给英国人的时间不多了。
  在官府的强势表现面前,貌似激愤的各国商人们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几经争执后,英国方面交出了一名船员,说他就是肇事炮手。无论是官府,还是英方,都心知肚明:这是个冒牌货。
  12月6日,历时9天的戒严终于结束,商馆开放,洋船起航,贸易恢复,史密斯和“休斯夫人”也都重获自由。即便是那位顶包的船员,也得到了清朝官府的承诺:关押60天后就会释放。
  一切似乎回归正常,似乎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
  第二年的1月8日,广东按察使召集全体行商和各国商人代表开会,向他们传达了乾隆帝的最新谕旨:朝廷对英方拖了五天才交出肇事凶手的做法表示不满,接下来无论朝廷如何决断,所有人都要“敬谨服从”。“政府已非常温和,对在此次事件中丧失的两位臣民的性命,只要一人负责”。各国商人面面相觑,无言以对。
  顶包的船员,没过多久还是被处决了。当他被套上绞索时,监刑官员还“关照”受邀观刑的西方人:“不要担心,他的下场不会落在各位头上。”这些西方人的后背,感到了一丝凉意。   不管怎样,乾隆帝在谕旨里已经把“一命一命”的执法要求说得很清楚了。从“杀人偿命”、“血债血还”的传统观念看,“一命一抵”看似有理,但从法律文本和实践角度考察,确是一种倒退。
  根据《大清律例》的规定,除了“十恶”之外,类似“鸣炮误伤”这样的案件,即便判了死罪,也不会立即执行,而是关在牢房,“监候缓刑”,没准能保条性命,有时还能花钱赎罪,更何况《大清律例》在处理华洋命案的问题上,有“化外来降人犯罪者并依律拟断”的规定,一些洋人嫌犯援引此例,可免一死。即便是难逃死罪,朝廷对死刑的终审,有繁复的审批程序,一拖几个月,甚至累年。
  “休斯夫人”号事件的特殊性,就在于“一命一抵”的操作,已经超出了司法本身,而是变成了政治恐吓手段。乾隆帝信奉严刑峻法,认为只有下手狠一点,才能让那些“身处化外”、不服管教的“蛮夷”“畏威慑服”。对于地方官而言,只有下手快一些,从速结案,才能既向皇帝“完美交差”,又免得节外生枝,夜长梦多。
  殊不知,世界变了,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水平在变,行为方式也在变。
  治外法权的雏形
  “休斯夫人”号事件结束后,中英之间的贸易摩擦和民事纠纷从未大幅减少过。在西方人看来,清廷对洋人“一命一抵”,对華人则经常从轻发落。据西方传教士创办的英文期刊《中国丛刊》在1835年5月的一期中评论道,这种法律面前并不平等的状态,“势必会导致中国与外国之间的关系长期陷入困境”。
  除此之外,“一命一抵”的软肋还在于18世纪末中国和西方截然不同的政治观和全球观。在乾隆帝看来,所有来华的国家,无论是做生意,还是朝贡,都归为藩属国。如此说来,华夷之辨才是“一命一抵”的理论基础。“天朝”和藩属国怎么可能平起平坐,“天朝”百姓怎能跟藩属国民众享受相同的法律待遇呢?
  对于这一司法歧视,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部多次指示其设在广州的特选委员会,要求他们在证据确凿时交出凶手,但在证据不足时,则应向中方表明立场,拒绝交出任何人。不过,当真地发生中英民众冲突,引发命案时,特选委员会基本采取了设法抗拒交凶的态度,抵制清朝的司法管辖权。
  这么做当然会招致清廷的剧烈反弹,甚至演化为政治冲突。毕竟,清朝官府也有撒手锏——动辄断绝贸易。不过,这一招带来的副作用也很大。一旦断绝贸易,每年一二百万两银子的税收就无法流入粤海关的银库,那些靠山吃山的地方官也会失去丰厚的贪腐来源。因此,既然英国人抵制,中国官员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更多的时候,是妥协代替强硬。
  于是,在“休斯夫人”号事件之后,再没有任何英国人因命案而被处决,即便是其他西方国家的嫌犯,也大多以各种方式逃脱了大清刑律的制裁。到鸦片战争前夕,清朝对西方人的司法管辖已有名无实。
  “休斯夫人”号事件,凸显了中英两国法律观念的差异,推动了英国人对清朝法律制度的持续攻讦。英国政商界不断强调《大清律例》是“恶法”,漠视国际法中的主权原则,给处理华洋冲突留下的执法空间,只剩下让英国法律来管辖和保护在华英国人一途。如此一来,就为英国政府谋求在中国实施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做了舆论造势。这种赤裸裸的殖民主义心态,一直延续到1840年代,直至这一在华特权在鸦片战争之后正式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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