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4年11月24日，广州黄埔港。
　　作为本年度在中国做生意的最后一艘英国散商商船，“休斯夫人”号的到来，引得岸边许多中国人的欢呼。毕竟，在大家眼中，它会把岸边堆满的生丝、茶叶买走，只留下白花花的银元。
　　在隆隆的礼炮声中，“休斯夫人”号缓缓驶入码头。
　　清朝朝廷设在广州的粤海关确有洋船入港时鸣放礼炮的惯例。不过，那要等岸上的大清军队鸣枪欢迎后，洋船再鸣炮还礼。可这次，或许是被岸上的热烈气氛感染了，船长威廉斯竟然没等岸上枪响，就抢先下令开炮了。
　　炮声没停，威廉斯猛然发现，岸边驳船上一片混乱，怪叫声不绝于耳。过了一会儿，有三个人浑身是血被抬到岸上。威廉姆斯心中一紧：难道礼炮击中了驳船上的工人吗？
　　不幸的是，他的担心就是事实。虽然肯定是误伤，但二死一伤的惨剧，令威廉斯头皮发麻。接下来，等待他和“休斯夫人”号的，将会是怎样的命运呢？
　　紧急状态下的交涉
　　据印光任、张汝霖所著的澳门方志《澳门纪略》记载，在四十多年前的1743年，两广总督策楞处理一起葡萄牙人殴毙华人的命案时，乾隆帝就有明确谕旨：
　　“嗣后在澳民蕃，有交涉谋害斗殴等案，其罪在民者，照例遵行外，若夷人罪应斩绞者，该县于相验之时讯明确切，通报督抚详加覆核。如果案情允当，该督抚即行批饬地方官，同该夷目将该犯依法办理，免其交禁解勘。仍一面据实奏明，并将招供报部存案。”
　　也就是说，刑事案件的涉案人员，不分国籍，一律执行“以命抵命”的处理原则。
　　既如此，“休斯夫人”号事件，人命关天，非同小可，不管是误伤，还是故意，炮手难辞其咎，抓捕他是善后处理中的当务之急。然而，当代表官府前来交涉的行商潘振承等人抵达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馆，几个回合下来，只得到了这样的三条答复：
　　第一，这个炮手虽然不是有意犯罪，但了解到中国政府对此不加区分，会同样处以极刑的，所以逃匿了。
　　第二，“休斯夫人”号是一艘散商商船，没有纳入东印度公司的正式编制，商馆没法出面协调。建议行商们直接去找这艘船的大班乔治·史密斯。
　　第三，商馆本打算另找一人当替罪羊交差，但担心官府重演几年前的一幕，以公开审讯为名，将人带走后直接处死，故而执意要求只能在商馆里审讯，不能带走。
　　在跟官府幾经研判后，潘振承做出了回应：行商们只负责传话，无权审案;南海县知县将带跟班来商馆，承诺不带兵丁，就地审讯。审问的对象就是乔治·史密斯。
　　一开始，史密斯得到的消息，是县衙要他三四天内不要离开广州。他照办了。过了一天，就有自称是潘振承信差的人，请他外出公干。结果，他一走出商馆，就被埋伏在外面的兵丁五花大绑，押赴县衙。

　　这还不算完。英国人猛然发现，商馆通往码头的道路已经被官兵封锁，广州通往黄埔的交通也已切断，所有跟洋人熟识的行商和通事（类似于翻译）都销声匿迹。中国跟西方商人的贸易彻底陷入停顿。而各国商馆也没必要雇佣保安人员了，因为官府派来的大兵，已经把它们围得水泄不通。“休斯夫人号”事件本来是中英之间的冲突，到头来法国、荷兰、丹麦、美国的商馆也跟着倒霉，全都被围了起来。这下，各国的商人们都急了，群起抗议。霎时间，黄埔港变成了火药桶，国际争端一触即发。
　　皇上：“深谋远虑”的幕后操盘手
　　广东官府跟这些西方商人，在经济利益上形成了长期的共生关系。实施这种近乎戒严的措施，实属无奈。因为，皇上发话了。
　　当“休斯夫人”号事件的消息传到紫禁城后，乾隆帝格外重视，严旨查办。也是巧了，就在一个月前，官府查获了一起内地教徒私通澳门教会进行传教的大案。乾隆帝担心中外串通，认为有必要利用“休斯夫人”号事件，震慑一下不安分的“夷人”。
　　于是，乾隆帝叮嘱两广总督孙士毅：“寻常斗殴毙命案犯，尚应拟抵……现在正当查办西洋人传教之时，尤当法在必惩，示以严肃”。只要能“将该犯勒毙正法，稗共知惩儆”，则用来抵命的外国人“亦不必果系应抵正凶”。也就是说，皇帝要的是震慑效果，而不是验明正身。
　　孙士毅对这份谕旨自然心领神会。他下令抓捕的史密斯，并非替罪羊，而是要史密斯写信游说威廉斯，交出肇事炮手。官府的底线是：两天以后，不见嫌犯，立即断水断粮，停止贸易，洋船禁止回国，兵丁登船搜查。留给英国人的时间不多了。
　　在官府的强势表现面前，貌似激愤的各国商人们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几经争执后，英国方面交出了一名船员，说他就是肇事炮手。无论是官府，还是英方，都心知肚明：这是个冒牌货。
　　12月6日，历时9天的戒严终于结束，商馆开放，洋船起航，贸易恢复，史密斯和“休斯夫人”也都重获自由。即便是那位顶包的船员，也得到了清朝官府的承诺：关押60天后就会释放。
　　一切似乎回归正常，似乎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
　　第二年的1月8日，广东按察使召集全体行商和各国商人代表开会，向他们传达了乾隆帝的最新谕旨：朝廷对英方拖了五天才交出肇事凶手的做法表示不满，接下来无论朝廷如何决断，所有人都要“敬谨服从”。“政府已非常温和，对在此次事件中丧失的两位臣民的性命，只要一人负责”。各国商人面面相觑，无言以对。
　　顶包的船员，没过多久还是被处决了。当他被套上绞索时，监刑官员还“关照”受邀观刑的西方人：“不要担心，他的下场不会落在各位头上。”这些西方人的后背，感到了一丝凉意。 　　不管怎样，乾隆帝在谕旨里已经把“一命一命”的执法要求说得很清楚了。从“杀人偿命”、“血债血还”的传统观念看，“一命一抵”看似有理，但从法律文本和实践角度考察，确是一种倒退。
　　根据《大清律例》的规定，除了“十恶”之外，类似“鸣炮误伤”这样的案件，即便判了死罪，也不会立即执行，而是关在牢房，“监候缓刑”，没准能保条性命，有时还能花钱赎罪，更何况《大清律例》在处理华洋命案的问题上，有“化外来降人犯罪者并依律拟断”的规定，一些洋人嫌犯援引此例，可免一死。即便是难逃死罪，朝廷对死刑的终审，有繁复的审批程序，一拖几个月，甚至累年。
　　“休斯夫人”号事件的特殊性，就在于“一命一抵”的操作，已经超出了司法本身，而是变成了政治恐吓手段。乾隆帝信奉严刑峻法，认为只有下手狠一点，才能让那些“身处化外”、不服管教的“蛮夷”“畏威慑服”。对于地方官而言，只有下手快一些，从速结案，才能既向皇帝“完美交差”，又免得节外生枝，夜长梦多。
　　殊不知，世界变了，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水平在变，行为方式也在变。
　　治外法权的雏形
　　“休斯夫人”号事件结束后，中英之间的贸易摩擦和民事纠纷从未大幅减少过。在西方人看来，清廷对洋人“一命一抵”，对華人则经常从轻发落。据西方传教士创办的英文期刊《中国丛刊》在1835年5月的一期中评论道，这种法律面前并不平等的状态，“势必会导致中国与外国之间的关系长期陷入困境”。
　　除此之外，“一命一抵”的软肋还在于18世纪末中国和西方截然不同的政治观和全球观。在乾隆帝看来，所有来华的国家，无论是做生意，还是朝贡，都归为藩属国。如此说来，华夷之辨才是“一命一抵”的理论基础。“天朝”和藩属国怎么可能平起平坐，“天朝”百姓怎能跟藩属国民众享受相同的法律待遇呢？
　　对于这一司法歧视，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部多次指示其设在广州的特选委员会，要求他们在证据确凿时交出凶手，但在证据不足时，则应向中方表明立场，拒绝交出任何人。不过，当真地发生中英民众冲突，引发命案时，特选委员会基本采取了设法抗拒交凶的态度，抵制清朝的司法管辖权。
　　这么做当然会招致清廷的剧烈反弹，甚至演化为政治冲突。毕竟，清朝官府也有撒手锏——动辄断绝贸易。不过，这一招带来的副作用也很大。一旦断绝贸易，每年一二百万两银子的税收就无法流入粤海关的银库，那些靠山吃山的地方官也会失去丰厚的贪腐来源。因此，既然英国人抵制，中国官员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更多的时候，是妥协代替强硬。
　　于是，在“休斯夫人”号事件之后，再没有任何英国人因命案而被处决，即便是其他西方国家的嫌犯，也大多以各种方式逃脱了大清刑律的制裁。到鸦片战争前夕，清朝对西方人的司法管辖已有名无实。
　　“休斯夫人”号事件，凸显了中英两国法律观念的差异，推动了英国人对清朝法律制度的持续攻讦。英国政商界不断强调《大清律例》是“恶法”，漠视国际法中的主权原则，给处理华洋冲突留下的执法空间，只剩下让英国法律来管辖和保护在华英国人一途。如此一来，就为英国政府谋求在中国实施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做了舆论造势。这种赤裸裸的殖民主义心态，一直延续到1840年代，直至这一在华特权在鸦片战争之后正式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