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外管局9月30日宣布在银行间外汇市场开展人民币对欧元直接交易，人民币与欧元至此可直接兑换，不必借助于中介货币。英国随即兑现9月12日的决定，于10月14日成功发行30亿元以人民币计价的国债，此举成为全球范围内首个中国以外的国家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国债，发行规模在非中国发行的人民币债券中最大。
　　一场“人民币热”正在欧洲盛行。李克强总理10月的欧洲之行涉及人民币的货币合作协议内容主要包括：德方欢迎中方指定中国银行法兰克福分行为法兰克福人民币清算行并给予德国人民币合格境外投资者配额；中国人民银行与俄罗斯联邦中央银行签署了规模为1500亿元人民币/8150亿卢布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中国与意大利政府签订的协议中也涉及扩大人民币业务。此外，李克强会见卢森堡首相贝特尔时说，中方支持卢森堡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
　　这一热潮还在继续发酵，中国需要做好哪些准备和监管来夯实自身基础、创造良好的合作环境？人民币如何更好的稳步加速国际化进程？《经济》记者对此采访若干业内人士，寻求解决之道。
　　夯实根基——保持经济稳定发展
　　2013年，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业务累计为4.63万亿元，较上年的2.94万亿元同比大增57%，人民币已成为世界第二大贸易结算货币，人民币使用度在飞速增长。当下，人民币何以如此受热捧？
　　“人民币之所以广受欢迎的基础在于其在中国国内的购买力。如果境外人民币回流到国内后，购买力不升反降，对于境外人民币持有者就是一种打击。这样人们就不会喜欢人民币，不受喜欢就不会达到国际化的目的。”知名金融专家、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教授胡坚一语道破人民币在世界范围内“热行”的根本——“保持经济稳定发展”。
　　监管困难——管理人才要先国际化
　　人民币在我国双边贸易结算中已占据了16%的份额，其中超过80%以上是通过香港市场进行。香港人民币债券市场规模已超过了1000亿元的规模，香港人民币存款也超过了7000亿元。去年以来，除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快速发展，新加坡、伦敦及中国台湾地区也积极推动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设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如新加坡离岸人民币存款已超过1000亿元。
　　人民币在离岸市场建设上进步巨大，而进程中仍然面临重重阻碍。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去年就指出，面对当时美国超低利率的状态，就发现从香港离岸市场向在岸市场，通过人民币的渠道出现严重套利的问题。对于短期来说美国的货币会导致人民币的贬值，但美国不改变低利率的货币政策，香港的货币机制不改变，就必然会造成中国市场的大量资金的进场。
　　胡坚对人民币的境外监管问题同样担忧。她表示，配套的监管措施非常重要，尤其在人民币离岸市场极其迅速的当前。但胡坚同时指出，监管与离岸其实存在某些矛盾，比如越是倾向国际化，监管就越是有难度。这就需要国家政府层面主动出击，在推进人民币离岸市场建设的同时，着力建立配套机制，加强国内金融机构与境外金融机构的合作，共同探讨人民币境外金融机构在吸收人民币的时候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国内的机构又该如何应对。而监管，自然不仅仅是政府层面的，也有金融公司和机构上的。
　　同样，人民币国际化与资本项目开放的风险的争论一直不断。高海红认为，国家决策层的监管意识还是很强的，“近期以来，资本项目的开放进程有所放缓，这表明决策层有了很强的风险意识。以去年9月启动的上海自贸区为例，其在资本开放领域的实质性进展相当有限，就是出于控制风险的考虑。”显然，光有意识远远不够，还要决策层落实制定资本流动管理的政策框架。高海红强调，决策层需要进一步完善这个框架。
　　按照国际经验来说，框架应该包括两个要点：一是资本管制不应该完全撤销，关键时刻，既便是撤销的管制措施也可以重新启动，这是保证金融稳定的第一道防线。二是，审慎管理措施是资本流动管理的常规手段，是金融稳定的第二道防线。这一点很重要，审慎管理作为金融稳定的工具，不是行政命令，也就给予政府更多选项，这包括制定对国内金融机构歧视性的外汇政策，如实行外汇敞口限制、外币资产投资限制、外币贷款限制、外币准备金要求等。
　　对于机构层面上的监管，向松祚则表示出较大的担忧。在他看来，一方面我们乐于看到人民币走向世界，也不断努力这样做；另一方面，现存的机构监管措施却背道而驰。“人民币国际化首先需要管理人民币的机构国际化，而机构国际化的前提是人国际化。国内金融机构的高层人员想要出国太难，层层受限，次次审批。一年才出去一两次，怎么和境外金融机构交流？没交流就没信任，没信任还怎么国际化！”向松祚这样理解其中的逻辑。
　　真正国际化——道路还很长
　　在全球外汇市场上，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按照交易量排名，人民币已经排到第九了；作为支付货币，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的最近统计表明人民币已经是第七大货币。然而有观点认为，经济规模与本国货币的国际地位不必然呈正相关关系，何况拿到国际上，中国的整体经济实力与在亚洲大不相同。
　　向松祚表示赞同这一观点，他认为人民币国际化不仅仅是靠经济这一个因素决定的，还包括了军事力量、历史因素甚至语言等文化实力的综合作用。“如果说经济实力增长，人民币就能完成国际化，那么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成为经济大国的日本，它的日元却显然从没成为重要的国际货币，”向松祚如此解释，“还有英国，英国的经济规模只排到世界第七，可是英镑的重要性和伦敦的金融中心地位无需置疑。”在他看来，讨论人民币国际化，不能不看经济实力，更不能不看外汇储备。可是在国际储备货币内，美元占65%，欧元占27%，加起来就是90%多；其余的那么多货币分享不到8%。人民币现在也可以说是国际储备货币，但是连1%都不到。这样看，人民币的国际化征程不过是万里长征第一步。
　　高海红则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尽管一直在发展，但是前面的路还很长。她指出，一种货币成功的国际化是需要契机的。以美元为例，二战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通过制度性安排确立了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布雷顿森林体系在1970年代崩溃后，新兴市场国家快速增加的外汇储备主要投资于美元资产，这在相当程度上维持了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而人民币不同，人民币的成长完全是出于国内经济逐步发展所致，发展是需要假以时日的。
　　另外，语言对于货币国际化而言也很重要。向松祚强调：“语言对于国际金融极其重要。你看现在，国际金融都是英语，彭博和华尔街日报以及生意上的交往，都是英文主导。很难想象短时期内有一个中文的媒体能够取代华尔街日报，我认为目前这不太可能。”语言的劣势不是没有先例，日本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全力推广日元、创金融中心，但最终以失败告终。当时就有日本学者指出，语言的巨大劣势是导致失败的关键因素。如今，人民币同样面临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