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清华大学102年校庆，距2011年“百年校庆”已过了2年，清华大学出版社的“百年校庆图书”也正在从“献礼书”长成为“长销书”。看到众多的读者从“校庆图书”中获得滋养，我们不禁自问，百年清华的学术精神，能给当前的国民阅读以怎样的启示呢？
　　我们一直呼唤有价值、有品质的阅读，如《中庸》里所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清华一代国学大师的学风，为我们的阅读树立了典范。清华1925年设立大学部，开办国学研究院，从此便有了学贯中西“四大导师”的盖世传奇，在学术界声名鹊起。梁启超是我国杰出的学者，1925年担任清华国学研究院教授，早年从事政治运动，曾和康有为一起发动变法维新，清华大学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即出自他的一次演讲，梁氏家族，家学渊源，满门俊秀，一家三院士在中国历史上也实属罕见；王国维，我国杰出的古文字学家、哲学家和文艺理论家，1925年担任清华教职，他在《人间词话》中提出的治学境界之说脍炙人口，给后人以久远的深刻的启迪；赵元任，1920年起在清华任职，语言学大师、著名音乐学家，被誉为“中国语言学之父”；陈寅恪是学贯中西的国学大师，被誉为20世纪最有学问和成就的历史学家。清华国学研究的“四大导师”，作为我国近代杰出的学者，他们倡导中西融合、古今贯通的学术范式——清华学派，培养了整整一代国学研究家。
　　清华“校庆图书”当中也确有不少与阅读有关的典故，可以归纳为三类。第一类体现了大师的阅读风范。“横扫清华图书馆”的钱钟书先生，清华图书馆馆藏图书甚至英语辞典的借书卡上几乎都有他的名字。费孝通先生曾回忆当年在清华上学时，“进入图书馆像是一只蜜蜂进入了百花园，自由自在地采撷花蜜”。朱自清先生讲“中国文学史”时坚持让学生定期交读书报告，他还认真给学生改笔记。第二类体现了通识阅读的重要性。1948年12月，潘光旦先生发表过一篇《读书的自由》，分析了青年的读书倾向，喜欢读洋装、白话、译文书籍与报纸，冷落了外文、文言书籍，应该引以为忧。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院系大调整中，老校长蒋南翔制止了清华大学图书馆被文理拆分的命运，他认为清华的理工科基础要加强，但人文素养不可减少。第三类则体现了对真理的追求。在“一二·九”运动前夕，蒋南翔大声疾呼“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在他当校长之后，曾谆谆叮嘱：“主席的著作很精辟，要仔细认真学习。有些重要的地方，要多读几遍。”张履谦（中国工程院院士）在学校时，口袋里总带着一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在学术上，“清华学派”是一种治学为文的风格（取向）和文化气质，是一种教育模式和办学理念，其表征则是以“通才教育”为主的办学模式及以“精英培养”为中心的教育理念。由上观之，在阅读观念上，不也可以描绘出一幅壮丽的“清华气派”吗？我们不妨概括为“大师阅读”“通才阅读”和“求真阅读”。实际上，清华大学出版社30多年的发展，早已浸染了这三种阅读理念。从过去到现在，它们始终指引我们在愈演愈烈的竞争中不迷失方向，在浮躁的书海中锤炼精品，在数字化的冲击下勇于创新。出版的“清华气派”，意义深远！
　　阅读的“清华气派”，其源头是厚积薄发、穷首皓经，同样，出版的“清华气派”也没有捷径，只有脚踏实地、追求卓越和甘于奉献。1940年，浦江清向梅贻琦校长提出建议，清华可以从词汇方面着手编辞典，“则至百年大庆之日有一（清华大辞典）可以产生，此不朽之盛事也”。美国人翟姆孙教授当年上《西洋文学概要》课时，没有指定任何课本，而是边讲课边补充材料，讲了8年8遍，终于在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西欧文学史》。老一代清华人崇尚的精益求精之境界，值得当今出版人奋起直追。
　　清华校友费孝通提出要“文化自觉”，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应当对生活其中的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她的萌芽、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发展趋势，以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大学是文化传承和创新的基地，大学出版人更应当对于其中的大学文化，特别是精神文化有自知之明，并自觉地进行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文化选择、肩负起继承发扬和传播先进文化的历史使命。
　　出版界同行呼吁在学术出版领域打造“中国学派”，理由是“我们已具备了重量级作品的条件——丰富的时代实践，持续的学术繁荣，20余年的国际交流，中国学者正在接近——在某些领域已经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甚至已经成为一些领域的佼佼者。因此，以学术出版带动‘当下中国’主题图书繁荣，进一步打造国际学术研究领域的‘中国学派’和版权输出的中国军团，我们已经具备相当多的条件”。
　　以出版的“清华气派”去打造“中国学派”，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出版社，这正是我们清华出版人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