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第3期始，本刊将“专题研究”栏目上调至第一个栏目。作为刊物的一个特色，我们试图通过这一栏目设置，聚焦科技创新与法治发展中一系列的较为重大、敏感或前沿性的问题。　　2011年两会期间，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对外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在此之前，中国大陆一直处于基本法律框架的构筑期。在法治基本需求的拉动与社会问题的应对中，“基础性立法＋应对性立法”成为30多年来中国大陆立法演进的一种主要模式。而新技术对于传统法律的影响，或者说传统法律如何媒介新技术、新问题，虽有涉及，但多为“应对性立法”，也始终不是立法或法学研究的主要议题。所以，尽管有政治领导人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语），但体现在立法层面，也只能是一些泛泛的不具有可诉性，同时也不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规范，用以彰显或倡导促进科技进步云云。在实际操作层面，却完全是一套脱离了法治框架的行政操作流程。日前，农业部根据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评审结果，批准并发放给两家跨国公司三种转基因大豆安全证书，可以进口用于加工原料：巴斯夫农化有限公司的抗除草剂大豆CV127、孟山都远东有限公司的抗虫大豆MON87701和抗虫耐除草剂大豆MON87701×MON89788。农业部的这一做法被指“闪电操作”，遭致一些学者的诟病，也导致老百姓的某种恐慌。其实，归根到底，就是没有前置性的立法，实际操作中又缺乏透明的申请、检测、评审和批准程序。我想，下一步，从科技发展视角观察法律问题，对中国大陆基本法律体系加以修改和完善，将成为法学研究和立法的重要课题。惟其如此，强化专栏以聚焦科技法律议题，其条件与时机均已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