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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0日，19岁的张云向工地老板请假回乡祭父。
坐在K177次列车上等待开车的他，不愿意多说话，显得非常疲惫，只是不断催促送行的朋友下车。
他来京打工已经整整一年，这一年对他来说，“整个世界好像翻了个跟斗”。
去年年初，张云所在的西北小城要上一条8车道的环城大道，家里族宅必须拆迁。“补偿金不够买新房。为这事我爸一直在跑。”张云说，身体原本就差的父亲病倒了，不但没有争取到更多的补偿金，仅有的也被花了个干净。为了弥补家用，张云外出打工。来京不到一周，传来了父亲去世的消息,家庭的负担压在了这个瘦小的孩子身上。
曾经也有过“公子哥儿”生活的张云，现在习惯了沉默，吸烟成了他每天最大的安慰。他说自己除了为父亲烧周年纸，什么也不想，也不会想。“想又能想什么？”他扭过脸说，语句冷淡。
火车开动了，窗里的张云表情平静。窗外，是2004年的暖冬。
在这个暖冬，12月3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中央认为，2004年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剧烈，一年来宏观调控成效巨大，中央关于加强宏观调控的决策是必要的、及时的，所采取的政策措施是正确的、有效的。无论从当前看还是从长远看，搞好这次宏观调控的意义都不可低估，它有利于防止局部性问题演变为全局性问题，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2004年，这些言词、这种语调不断冲击着张云们的听觉，也深刻地影响了张云们的生活。这一个甲申年，宏观调控激荡起的风浪，上至庙堂之高，下至江湖之远，中国民生无不领受了它的波及。
回望2004年，无论是中国经济“着陆”还是没有“着陆”,生民们的生计有着落还是没有着落，在年末的暖冬里感受到的都更像一场惨胜。改革依然气宇轩昂，但已不再像《春天里的故事》那般温情脉脉；开放继续势不可挡，越来越多的国人却不得不接受“丛林法则”下全球化竞争的残酷。新世纪的阳光温暖着山坡上的中国，那么，山坳里的中国呢？
作为这个历史节点上的任何一个亲历者，现在做出全局式的判断几乎是一种奢望，惟一确有把握的就是，忠实的记录下甲申2004年，这个民族365天里的命运思考
航行在调空洪流中的改革
“诸神之战”
２004年刚开年的1月5日，发生了一个惹眼的事件，被北京市二商集团告倒的国家商务部不服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撤销其行政复议决定的一审判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
此案利害关系人主要是北京二商局下属的北京二商集团公司和香港嘉利来公司。二者于1994年成立中外合作企业，前者出地，后者出钱，开发毗临昆仑饭店、燕莎友谊商城的寸土寸金宝地———北京朝阳区新源南路1-3号。
合作公司连续5年通过了北京市工商局、北京市外经委联合年检，但没有想到2001年北京市工商局以嘉利来投资资金不是纯粹的外币为理由，突然宣布嘉利来公司没有履行应认缴注册资本出资义务，原北京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现更名北京市商务局）批复北京二商集团更换合作公司外商股东。嘉利来被逐出局。此时，合作公司项目随着北京房地产市场的升温已经升值数亿元人民币。
嘉利来公司不服原北京市外经贸委批复，向原国家外经贸部提出行政复议。外经贸部认为，嘉利来公司向合作公司出资的部分币种不符合规定，属履约瑕疵，不应导致被取消股东资格的后果，因此撤销原北京市外经贸委更换外商股东的批复。北京二商集团不服，随后将国家商务部告上法庭，要求撤销原国家外经贸部做出的行政复议决定。而2003年7月和8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函、商业部也连续两次发督办文，要求北京市外经贸委立即执行行政复议决定，下发恢复北京嘉利来房地产有限公司各合作方股东地位的书面通知。最后的结果是，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商务部败诉，国务院的文件无效。
经济学家、《中国改革》杂志总编辑温铁军非常重视这一事件透露出的重要信息。“权威系统正在发生一种真正具有博弈性质的冲突，也就是精英集团内部发生了冲突。”他把这称之为“诸神之战”，“因为权力与资本结合中牵涉到新利益分配，形成了新的资源占有关系和新的资源转化成资本收益的分配关系，所以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正在开始。”
他举出了更多的例子佐证这个判断：“2003年1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中央要把财政新增的科教文卫‘四大类’公共品开支用于县以下农村基层，但教科文卫四大部委全反对，结果是政治局开会，文件才通过。但是到年底，经过检查，四大部委全没执行。”
温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国家计委要把财政用于农业的投资向县以下和农民切身利益相关的“15小”倾斜，之所以倾斜不出去，是因为“没腿”——到了县以下、乡以下、村一级，没有这些利益下伸的腿，部门不能参与分肥，当然不会把它转到县以下。
他在2004年1月《中国改革》“点评2003年十大新闻”中就指出：“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五个统筹，各地无言照转，只附了一份文件，没有配套措施。为什么？条块分割，利益结构已经形成，尾大不掉。”
博弈
在某种程度上，2004年的这次宏观调控，也上演的是这样一场“诸神之争”的话剧。
进入2004年后，中国经济运行的宏观数据变得发烫。前两月，占全社会投资八成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暴增53％。即使在经济全面过热的1992年，投资增长也只有50％。在钢铁进口猛增等影响下，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连续几个月逆差，2004年一季度甚至出现了80多亿美元的逆差，这种情况多年来少有。而银行信贷增长则延续了2003年以来的势头。CPI除春节期间的2月略有回落外，已经连续多月超过3％的涨幅。
愈演愈烈的高烧，让中央政府顾不上再理会经济学家们“热不热”的文字游戏，开始向地方政府频发警告。但是投资增长依然很快，尤其是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投资以翻番的速度上升。2004年前两个月，钢铁投资的增幅甚至达到惊人的202％。围绕土地这一资源的争夺也急剧升温，从中央到省到市到县甚至乡镇都有开发区，大量农田被圈，城市里的房价飞涨。
事态越来越严重，中央政府曾经期望的劝诫和市场手段已经“远水难解近渴”了。春节刚过，国务院召开电视电话会议，要求严格控制部分行业过度投资，明确提出要制止钢铁、电解铝和水泥行业的过度投资。随后，中央金融工作会议要求，要加强货币信贷调控，严格控制这些行业的贷款。银监会开始对钢铁、水泥、电解铝三大行业的信贷资金进行专项检查，此后，国家环保总局、证监会、国土资源部也加入检查队伍。显然，中央政府希望，这些行政调控措施能够有效地解决当前过热行业的投资问题。
但是，从各地传来的信息显示，地方政府有不同的看法。
“两会”召开，北京一时成了地方意见的表达中心。一位来自江苏的官员人大代表就畅言，宏观调控要注意从各地实际出发，区别情况，不一刀切，不急刹车。他介绍说，江苏省曾提出了“快的不用刀子砍，慢的不用鞭子赶”的理念，“十几年的历史证明，我们抓住了宏观调控的历史机遇，既没有放任不管，盲目搞重复建设，又没有不分青红皂白地急刹车，而是从实际出发，为江苏经济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在他看来，当前投资大幅增加的原因，是外力和内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外力，国际资本持续向中国转移，长江三角洲地区尤其受到国际资本的青睐，投资领域逐渐向重化工业、服务业覆盖。中国作为一个尚未完全开放、增长潜力巨大的经济体，对国际资本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不能轻易丧失这个机遇；内力，一是日益庞大的民间资本，二是快速成长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带动的对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的巨大需求。”
这位官员判断，从全局看，中国的发展需要更多投资，某种意义上讲，目前不是投资过多，而是投资不足或滞后。“上起来爬坡非常难，下起来滑坡快得很，力度太大容易导致通货紧缩，将来再启动困难会很大。”他委婉地指出，“调控既要控制住部分行业的过度投资，又要注意把各地方、各方面及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保护好、引导好、发挥好，在工作指导上仍应本着有条件的地方能快则快，有基础的产业能大则大，应该办而又有能力办的事能早则早，可以达到的目标能高则高的思路。”
这一思路道出了很多地方政府的心里话。4月21日，甘肃省财政厅厅长苏志希在《甘肃日报》发表了《学习江苏经验做好财政工作》的文章。这位3月份考察学习江苏经验的西部官员感慨万分，在赞扬了江苏“两个率先”（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后，迫切地要求甘肃一定要加快学习江苏经验，“按照思想上放心放胆、工作上放手放开、政策上放宽放活的要求，采取激励政策，充分调动各地和企业发展经济，把促进经济发展，做大财政收入蛋糕作为财政工作的中心，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为发展抓项目、为改革抓企业”。
惨胜
“人人争先”的局面之下，三大行业投资自然叫停不停，反而愈演愈烈。地方政府和一些部门从各自利益出发，不但没有严格执行中央的决定，而且一些地方的投资额加快了增长速度，被列为低水平重复建设的一些行业更是顶风而上。
3月18日，在两会之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说，今年宏观调控面临的困难不亚于去年的非典。3月25日到27日，温家宝考察江苏，再次现场强调了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必要性和执行决心。但总理前脚走，后脚“铁本项目”就上马了。
4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承认，中国经济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不能光靠中央政府和央行的努力和调节，还需要上下共同配合，她公开呼吁各界不要与央行博弈。“不要因为央行现在出手还比较温和，就想趁这个机会赶快‘干一把’，导致经济出现大的波动，造成今后的政策更加严厉，”她出人意料地措辞强硬，“希望各有关部门自觉控制，以免矛盾激化，导致央行采取大家不愿看到的更强硬措施，对大家都不好。”
话音刚落，暴风雨就真的降临了。4月28日，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整顿土地市场治理工作，责成江苏省和金融监管部门对“铁本项目”涉及的有关责任人做出严肃处理。铁本公司法人代表戴国芳涉嫌经济犯罪被刑拘，常州市委书记范燕青被党内严重警告，江苏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王明祥被责令辞职。
但这并没有引来更多的反思，而是激起了一些地方一种多少有些不服气的情绪。距“铁腕”叫停江苏铁本项目后不到一个月，甚至就在5月21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严厉要求宏观调控“必须坚持不懈、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的一天之前，常州市仍然在位的领导公开发言，暗示把项目完全喊停并不是最佳处理手法。
据中国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报道，常州市常务副市长俞志平对此的看法是，“我感觉到这是一种选择的问题。假如说这个企业不让它生存下去的话，那它造成的损失是100%。”在国务院严厉处分众多涉案官员后，未受处分的官员口吻竟然如此强硬，颇令外界惊诧。采访中，常州市政府反复向中央电视台强调，“对铁本项目的资产进行重组、尽量减少损失是国务院提出的一个明确要求”。
4天后，温家宝再赴华东。在5月25日苏、浙、沪两省一市负责人座谈会上发言。他指出，要看到中央宏观调控效应不明显，阻力还是很大，有一些地方的领导干部在会上表态很好，回到地方又搞自己的一套；中央批评了，也下达文件纠正了，可还是这样搞。
针对一些领导以“个人乌纱帽不要”的辩解，温家宝总理反诘道：“个人来负责？我说你个人负责不起，大局利益的得失，个人或某个部门能负责、承受得起吗？我劝不要把自己抬得太高，不要自以为是另搞一套，不要知错再错，不要再搞不实用、不切实际的政绩工程，不要认为在经济建设上、政策上出格，造成恶性后果是工作方法问题，别忘了自己的公职身份，自己对国家、人民要负职责。”
温度终于开始下降了。
从5、6月份的数据来看，4月以来的这一系列措施显然起到了作用。尤其是“铁本事件”的威慑作用，使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得到了遏制。一直节节高攀的投资出现了明显的下滑，由4月份的34.7％高位迅速降至5月份的18.3％。贷款的增幅也出现下滑。市场上的钢材价格明显回落。来自发改委、央行、国家统计局等各部门的通报都强调：“宏观调控已见成效。”
但不能不承认，对于调控双方来说，都是一场惨胜。以江苏为例，上半年全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同期增长33.5%，较一季度回落30.3个百分点。其中，工业投资增幅比一季度回落67.1个百分点。一季度平均每月新增贷款300多亿元，4月份骤降为158.99亿元，5月更探至54.59亿元的低谷。纵向比较，该省2003年贷款年增长率接近30％，2004年4、5月份，新增贷款年增长率已猛然低至12％左右。江苏盐城甚至出现了贷款负增长。
有媒体将江苏的这个场景描述为“宏观调控下的喘息”。
赢家
11月1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兼职教授的身份，在该院发表演讲。在这位身陷调控工作最中心的强势部门主脑以非官方身份，对2004年中国实行的宏观调控政策所做的系统回顾中，首先逐条批驳了许多批评宏观调控的意见，然后马凯也不无忧虑地坦陈：“当前宏观调控仍处在关键时期。如果稍有放松，就可能出现反复，甚至前功尽弃。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仍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点，必须充分认识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
这几句话从一个侧面证实了中国经济10余年的市场经济建设，没有因为宏观调控的不断出现而逃脱“松紧带”经济的怪圈，地方与中央的利益争夺也没有因为宏观调控的高压而失去其背后强大的利益驱动——按照经济学家杨小凯的说法，这算得上是“没有宪政制衡国家权力结构所不得不承受的代价”。
实际上，目前遭受的体制困境，早在1994年的分税制财政改革上就种下了“因果”。作为“槛内人”，北京市政协委员蔡金水解释了其中的奥妙，“那次税改中，作为第一大税的增值税按75∶25比例中央和地方共用，这部分税款对于地方财政开支举足轻重。如果争取到更多的投资项目，当地的财政收入自然扩大，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就能得到较大的改观，同时也凸显出政府的政绩。”
各地方政府为了确保财源，自然是想方设法加大投资上项目，而且争取的都是大项目，造成各地在招商引资方面引发竞争。他以铁本事件举例说：“铁本是个自有资金只有3亿元，却要投资100多亿元、占地6000多亩的项目，没有地方政府从中将项目化整为零办理审批手续，没有地方政府动用行政资源参与征用土地，没有地方政府协助获得项目所需银行贷款，这一切不可想像。”
政府出手的现实根源，还是财政税收。大部分地方政府其实只是吃饭“财政”，要加速当地经济发展和投入城市基础建设，很难有巨额资金来源，而另一些资源，比如土地、银行贷款和国债，无疑成为可以最快捷获得的资源和财源。
据《人民日报》报道，近3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累计达9100亿元，而1998－2003年全国实现积极财政政策发行的国债总额一共是9300亿元。也就是说，过去3年全国土地出让金的收入接近过去5年的国债总额。
而且，一些市县区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已经占到财政收入的一半，有的作为预算外收入甚至超过同期财政收入。蔡金水认为，这9100亿元的巨额土地收益基本上都作为地方政府的小金库在体制外循环，为遍地开花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
“地方政府通过以土地批租为核心的经营城市带动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增长，加上获得土地是计划经济，用地上是市场经济。巨大的利益空间使地方政府成为巨大的‘地主’。”蔡金水说，也因此，一面是中央政府强调保护耕地，另一面地方政府的真正动机是获得土地双轨制的巨大利益，“结果就是地方政府甘冒违法乱纪、农民失地的危险，也要大力圈占土地。”
这一利益分割的“潜规则”，经过10年的固化，已经形成了难以冲破的制度“死结”。至少在目前，这种“诸神之争”的机制仍然看不到结束的前景。
但其结果却可以预见。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讲述了这个“神话”的中国结局：西方的“诸神之争”有两个前提，一是“上帝存在”，也就是说司法体系是通的，而中国还不习惯用法来约束政府，常常是政府用法约束百姓；二是“灵魂不灭”，也就是说这个国家多少还是有传统道德的，而中国经过文革后，很多传统规范已经荡然无存了。在钟伟的眼中，中国版的“诸神之争”，最后只能是没有赢家的“战争”。
11月29日，在中央财经大学举办的“中国财经法律论坛”上，我国经济学和法学界的两位泰斗级人物——吴敬琏和江平，上演了一场经济学家和法学家的“双高”对话，话题是“改善宏观调控需要法治基础”。
吴敬琏直言批评道：“现在有人把投资项目的审批也叫做宏观调控，这不对，这是行政对微观主体的干预，已经超出了市场经济意义下宏观调控的范围。”他认为，宏观调控必须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首先是要界定政府的职能，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
江平则运用“公权”与“私权”的法学概念解读了宏观调控：“只有私权已经危害到公共利益时，公权才可以去限制私权。而且，公权对私权的限制和剥夺，程序要合法、透明，要有统一的准绳，适用于任何人。”他打比方说，地方政府批准的项目，又让更高一级政府叫停了，风险最终转嫁到企业等市场主体身上，这就应当由政府给企业家损失赔偿。
对于此次宏观调控出现的种种问题，江平感慨地说，“吴敬琏以前讲过一段话，大意是经济学家在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有一个天真的想法，我们只要搞了市场经济，就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后来才发现，市场经济有好的市场经济，也有坏的市场经济。我曾回应他说，我们搞法律的人也曾有过天真的想法，以前中国的法律是一片空白，以为只要更多地制定法律，一切问题也就解决了。后来才发现，法律也有好也有坏。所以说，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法治，而不是法制。”
脆弱的“哑铃”社会
7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推出他们最新的报告《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社会）已经形成的十大阶层中，该缩小的阶层还没有小下去，农业劳动者还占44%；该扩大的阶层还没有大起来，如社会中间阶层只占约15%；几个处于较为优势地位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中，子女代际继承性明显增强，而同代内的流动明显减少，出多进少；可处于经济社会位置较低阶层的子女进入较高阶层的门槛明显增高，两者间的社会流动障碍在强化；社会的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有向上层积聚的趋势。”
这显示出中国社会结构正在呈现出一种“哑铃”趋势，一头是财富，另一头是贫困，中间是没有长大的中间阶层。加上基尼系数超过0.4的警戒线、接近0.5，扩大的贫富差距使得中国社会积累着严重的不稳定因素。
一位社会学家告诉记者，第一轮改革之所以漂亮，是因为“交够政府的，留下的都是自己的”，谁的利益都没有缩小，都同步扩大了。城市改革后，多了两级政府，地级都变市了，乡变得有财政了，养活的人多了。“1994年税制改革，提高‘两个比重’后，中央和省里多拿一些，再由他们承担转移支付的平衡调剂，但一个代价是，总有一部分人的获得少了。”在他看来，无论是去年南京因强制拆迁导致的翁彪“自焚”，还是最近四川等地发生的民众聚集事件，虽大都触发原因属于偶然，但从根本上都是利益分配不公造成的必然结果。
全球最大投资银行之一美林集团与凯捷资讯刚刚联合发布的《2004年世界财富报告》显示，中国内地的富裕人数比2002年增长了12％，人数达23.6万人，总财富达到9690亿美元，成为亚洲地区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百万富翁聚集地。
对着这份报告，一位经济学家惊叹道：“中国富豪们在短时间内积累数亿元的财富，在世界资本史上都是不多见的，资本主义国家早期的原始积累大都经历了100多年的努力，而他们只需十几年便完成了。”
对这种神速的财富积累的合法性持怀疑态度的，还有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教授郎咸平。
8月上旬，格林格尔老总顾雏军以诽谤罪将郎咸平告上法庭。事因郎咸平的分析报告指责顾雏军巧取豪夺国有资产。3年前，郎咸平初入内地，便以“炮轰”德隆扬名股市；3年后，郎咸平又将枪口对准新目标，三叩TCL、四问海尔、七敲格林格尔，同时北大方正、清华紫光、三九、复星悉数受其关注。此次“郎顾之争”，更是将郎推进了社会舆论中心。
在宏观调控最紧张的时刻，谁也没有想到这件事竟然将几乎中国所有“有头脸”的经济学家都卷了进来。事件发生后开始还少有人说话，有媒体即发难说“经济学家集体失语”。此言一出，天下大乱，赞成不赞成郎咸平竟然成了经济学家的道德标杆，“郎顾之争”像“导火索”一样引爆了社会对财富分配不公正的声讨。
在“新左派”、“新自由主义者”等等派别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国资委研究中心战略部部长赵晓呼吁，“不要贸然引爆仇恨国资流失的情绪”。但不管“郎顾之争”谁对谁错，事件演变到超出学术争议的地步，已经从侧面证明分配不公引发的社会情绪，成了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张晓山在一次内部研讨会上称，以往的发展模式公平严重失衡。“在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政府应起协调作用，但20多年的实践是，当资本肆无忌惮地挤压劳动力的时候，有些政府没有起到仲裁和协调的作用，反而带有鲜明的倾向性，站在强势群体一边。”他批评道。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的资本权力化也全面启动，一是在政府内寻找代言人，二是本身参政——这或许并不为错，但相应的弱势群体却没有代言人，博弈的公平性失衡。
但对社会伤害最大的还是权力的资本化。2月12日，河南省人民检察院证实，河南省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童言白外逃。这是河南省交通厅三任厅长出事后，最新的一个交通官员落马。
这还只是一个开始。2月13日，江苏省十届人大常委会八次会议上，章俊元被宣布免去江苏省交通厅长职务，同时，江苏京沪高速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文锦停职接受调查。
2月20日，“鉴于安徽省交通厅厅长王兴尧有重大经济违纪等问题”，经安徽省委批准，安徽省纪委决定对其立案审查。
8月15日，北京市交通局原副局长兼首都公路发展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毕玉玺，因涉嫌受贿罪被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批准逮捕。
有媒体将2004年定义为“交通厅长的事故发生年”。事实上，1997年至今，国内已有14名交通厅长“落马”，涉及10个省市自治区，而交通行业中被查处的大小官吏更多。
频繁落马的原因非常清楚。当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开始侧重于交通系统，而其投资结构又以地方融资为主，交通部门的权力就是以“投资额”数目的多少来判断其大小了。尤其交通系统对外融资长期采用统贷统还模式，意味着资金全部集中于交通厅，由交通厅决定投向什么项目什么地市县。而交通厅的决定，很大程度上又是交通厅长的决定。
这种权钱结构安排的结果，不应让人感觉意外。以河南为例，2001年河南省高速公路通行费收入比2000年翻了一番，但由于建设质量事故需要大面积维护，致使两年来河南省高速公路仍然处于亏损状态。更为严重的是，2001年虽然年投资额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实际新增在建公路里程却没有翻番，其主要原因就是把资金大量投入到了无休止的维护中，维护资金高达40亿元左右。
许漯高速公路1999年投入使用，耗资9.57亿元。在远未达到设计规定的大修年限内，就出现了严重的质量问题，不得不进行大规模整修。最严重的地段，开挖长度20公里，而该条路的总长不过48.95公里。
张晓山感叹，世界上可能没有哪个国家像我国这样，不同部门、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民众，因为接近资源的情况不同，因为本身所处的位置不同，所享有的经济利益差别很大。“这种分配格局下，只有靠自身的利益驱动，通过垄断、管制来保护自身的既得利益，”他说，“现在总在讲规范和转移支付，但常常贯彻不下去，就是因为有既得利益在其中。扭曲的分配格局背后都是利益关系。”
但另一方面，在他看来，简单地企图用“均贫富”的办法也不可能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反而会使“富人”、“穷人”乃至整个社会陷入整体性的不安定状态。“如果要转变，短期内经济增长会受到影响，收入分配矛盾会更为突出；如果要矫正，会在顾及公平时损及效率，影响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优势。也就是说光着眼于分‘蛋糕’，‘蛋糕’做不大，分也分不好，结果必然是这条路走不通。”他认为，改变问题的惟一之途是，“有不同声音，有不同利益的相应代言人，彼此达到对话、妥协”，而这其中一个重要前提是，“要有质询、问责，不仅有自上而下的监管，也要有自下而上的监督机制”。
渐进改革道路何处去？
“我们的改革走到哪里去？我感觉，现在的改革不是经济改革，而是权力改革。如果只讲经济，经济学可以现学，大家可以讲很多意见。但是，我担心的是经济生活中有许多深层次的问题，现在最深层次的问题是社会问题比经济问题还大。收入分配在城乡中的扩大，在城市中的扩大，预示着不同利益阶层的出现。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怎样照顾弱势群体的利益。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国家就不能长治久安。
“大家都讲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滞后就应该改。政治体制改革就是民主法治，或者宪政民主。中央提出积极地、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下一步怎么办？
“政治体制改革如何启动，是否从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作为突破口？对于群众上访，我们的观念要转变，不要认为是群众闹事，而是公民争取自己的权益。我们应该同情他们，帮助他们。”
原中顾委委员、中国体改研究会名誉会长安志文在2004年的一次讨论会上脱口而出了这番话，整个会场一阵沉默，而后爆发出长久的掌声。这位中国改革的亲历者和观察者已经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年龄，他直言了自己对这场改革步履艰难的焦灼心情。
的确，25年的改革，我们似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距离当初的改革目标如此接近，但也没有像现在这样与我们曾经“共同富裕”的誓愿如此遥远。安志文在会议的最后加了一句判断：“如果我们的社会变成权贵市场经济，那我们的改革就白改了，我们的国家将前途堪忧。”
2004年7月7日，56岁的杨小凯去世了。这位华裔经济学家的人生坎坷而传奇：“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发表《中国向何处去？》，入狱整整十年，改革开放后投身于经济学研究，最后任教于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被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公共选择学派创始人詹姆斯·布坎南赞誉为“当今最好的经济学家之一”。
杨小凯的去世，引发了经济学界和公共知识分子群体集体式的追思，众多经济学研究院所和独立的公共研究机构自发举办追悼活动，遍寄哀念。杨小凯更被尊崇为“首位冲击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中国本土经济学家”，是“挑战了新古典经济学、开创出新兴古典经济学崭新学派的一代经济学宗师”。
但这一切无法充分解释杨小凯为何成了一个现象。或许杨的挚友、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副教授文贯中在纪念悼词中透露了其中的秘密——“期盼着中国早日展开双手，更无保留地欢迎他（杨小凯）的理论遗产，并对他个人崇高的学术地位给予更多的尊重”。
这个遗产就是杨生前饱受主流经济学家批判的“后发劣势”理论。
2002年4月，杨小凯在北京做了题为《后发劣势》的主题演讲。他原创地指出，其一,发展中国家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易而模仿发达国家制度难；其二,发展中国家总是倾向于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而不是制度；其三,这种“路径依赖”可以使发展中国家获得短期内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同时也会强化制度模仿的惰性，并从而给长期发展留下隐患，甚至使得长期发展变成不可能。由此他推导认为：后发国家不仅有后发优势，后发劣势也是国家发展基因中的隐含信息。
随后，在与杰弗里·萨克斯、胡永泰合作的一篇题为《经济改革与宪政转轨》的论文中，杨小凯直接提出警示：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尽管现在改革开放很成功，但由于没有进行根本的宪政体制改革，发展前景并不清晰明朗。他甚至预言，尽管俄罗斯震荡疗法后的短期社会效果相较于中国的渐进式转轨而言好像是一个失败，但由于俄罗斯进行了根本的宪政体制变革，其将来发展仍可能超越中国。以此，引发了他和林毅夫2002年开始的一场石破天惊的论争。
那场学者争论，被很多知识精英和政府高级官员定义为“改革开放以来，就战略级别上的中国发展所进行的最具原创性洞见、也是最有锋芒和理性精神的论辩”。通过这次论战，杨小凯有关渐进改革与激进改革的思维力量，对国内精英阶层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力。
事实上，不是杨的英年早逝，也并非后发劣势理论是否是真理，而是在中国改革走到矛盾最激烈之时，杨的思想击中了国人对改革方向迷茫的神经：甚至与其说是中国知识精英们在哀恸一位学者的离世，还不如说是渐进式改革道路遭遇越来越多的思考。
11月7日，《俄罗斯共青团报》发表了一篇该报驻华记者采写的有关中国宏观调控的报道，认为中国此次宏观调控暴露的问题，更清楚的显示出中国改革仍然是不完整的，“一个国家的社会转轨，涉及到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全方位的问题，但与俄罗斯的转轨不同的是，中国的转轨目前还基本上限于经济领域……”文章写道，“如果说俄罗斯现在面临的是如何长大的问题，那么东方巨龙仍然还没有看清楚自己成长的方向。”
这篇多少有些以偏盖全的文章不无得意地说，普京已经构建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实际上，俄罗斯从1999年开始，经济确实出现了转机。普京执政的前4年，经济增长了30%；2000－2002年俄罗斯居民的实际收入与上年相比分别增长了11.9％、8.5％和8.8％，多年来拖欠的工资和养老金全部补发到位，退休金大幅提高，居民消费和储蓄同步增长，失业率下降。世界银行2003年9月发表的《2004年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指出，俄罗斯已经成为带动独联体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俄内需增长已经成为推动本国及地区经济发展的最强大动力。
无独有偶，目前国内知识圈流传的一篇《俄罗斯挑战中国模式》也引起了知识分子们心灵的震荡。剧变后的俄罗斯的命运，一直为中国所关注。由于历史的因缘，无论俄罗斯的转型是成功还是失败，中国对俄罗斯的认识都将影响中国的命运。经历了政治巨变和休克疗法改革的俄罗斯1991—1998年连续7年的经济衰退，也使它一直被中国的主流话语引为反面教材。
该文指出，从1999年开始，俄罗斯经济已经连续5年持续增长，政治趋于稳定，贫富差距比中国要小，曾经横行一时的寡头豪富也正面临来自政府和民间的清算。自1991年3月以来，俄罗斯已经举行了3次全民公决和4次总统选举，无论是经济处于什么状态，俄罗斯国民也没有用选票选择回头路，《宪法》的权威得到了尊重。
文章认为，在宪法的框架下，俄罗斯政治日益成熟，在未来的时间里，已经不会出现巨大的政治和社会动荡，政治争斗将继续在宪法的框架下，朝着文明、和平和合法的方向发展。文章写到：“这是比一时一地的经济增长更重要的财富，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基础。因为人民将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冒天启师从于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一直从国际比较的视角致力于研究经济转型和发展。为了找到转轨的秘密，他在苏联解体前后两次远赴俄罗斯进行中国和俄罗斯转型经济的比较研究。“近百年的历史证明，市场经济对一个国家来说，搞不好也可能是一个毁灭的机制。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我国现在已经建立的市场经济的体制到底面临着一个什么样未来的发展方向？这是需要冷静评估的严肃问题。”他告诉记者，中国的现行市场经济体制还处在一个十字路口，虽然完善现行的市场经济体制，是要将现行的市场经济体制发展为一种良性的市场经济，但对许多别的因素如果考虑不足，“不排除会演变成恶性的市场经济”。
比如，如何评估现行资源控制的权力结构？现行的权力结构是否会成为完善现行经济体制一种障碍？这是冒天启深深担忧的。“在我看来，现行的权力结构，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代表部门利益的权力结构，不同权力部门都在试图控制生产过程和生产领域的资源，形成分散化的利益格局，并通过政策设计，将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制度化。”他说，“国家利益部门化、地方化，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制度化，这种情况，造就了一代新的既得利益者集团。”
在他看来，由此带来的资源分配体制，很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财政资金的分配，银行贷款的分配，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传统的集权计划经济体制中兜圈子。微观竞争机制的不对称，就是由此而产生的。”他警告说，现行的资源分配体制，如果不下大的力气进行改革，就有成为社会动荡导火索的可能。
在这个宏观调控最热的日子里，不仅仅是经济学家关心着这一切,或多或少，知识精英们都在注视改革的命运。丁东、谢泳、高增德、赵诚和智效民5位山西人文知识分子“操练思想”，话题直指黄炎培与毛泽东1946年谈到的中国历史循环怪圈。在这本2004年1月出版的名为《思想操练》的对话录中，他们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迅速实现现代化，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面临的最迫切问题。1980年代末，我们就曾提出现代化应该是全方位的，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观念等各个方面。但是现代化为什么迟迟不能实现？”
来自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的智效民教授以日本和中国的对比分析说，日本和中国的现代化几乎同时开始，但两者的差别在1860年代就形成了，“当时中国搞的是洋务运动，这个运动的实质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经济体制可以改、政治体制不能动’。日本从一开始就搞明治维新，搞政治体制改革，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
历史最冷酷，科学最无情，无论我们面临渐进式改革遭遇激进式改革再次撞击的尴尬，还是改革内容不充分让中华民族的现代化步履重新凝重，我们必须有勇气深思英年早逝的杨小凯遗留下的这一思想片段：“成功的经济发展不仅需要市场，还需要宪政秩序和法治来保护个人权利并提供对政府权力的有效制衡。”他留下了一个我们没有走出的背影。
从林中的开放
非市场经济地位
5月14日，中国彩电企业在美国企业提起的反倾销诉讼中终裁败诉。中国被美国认定为“非市场经济地位”国家，使中国出口企业在反倾销应诉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成了败诉的主因。
2004年国人突然发现，入世2年多的中国在为加入WTO付出并实践了众多承诺后，仍然被“入市”门槛挡在外面。某经济学家半开玩笑地告诉记者，“搞了半天我们竟然还只是个‘预备党员’。” 一时间“非市场经济地位”一词成了2004年社会舆论的焦点话题。
“非市场经济国家”这顶帽子，成为中国外经贸发展的“心头之痛”。因为当中国出口企业与进口国一旦发生贸易纠纷引发反倾销诉讼时，反倾销案发起国就会拿一个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市场经济国家（替代国）的同类产品成本，计算中国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进而确定中国出口企业的倾销幅度。如此一来，胜诉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人家手里，中国出口企业在诉讼中几乎是必输无疑。
“非市场经济”地位的存在，客观上刺激了针对中国产品提起更多的反倾销申诉，同时打击了中国企业应诉的积极性，形成恶性循环。当前，在全球范围，平均每7起反倾销案中就有一起涉及中国产品，入世后的中国成了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之一。
面对舆论爆发的诘难，有关部门的回答是，当年为了入世的大局，在特定条件下接受了西方国家对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定。但不容回避的事实是，目前在所有147个世贸组织成员中，只有中国受到这种歧视性待遇。
社科院一位专家指出，“非市场经济”地位的提出和运用，表面上是个法律问题，实际上却有其长远深刻的政治背景。虽然许多人认为，中国的经济自由化指数远远领先于俄罗斯，市场经济发展程度也好于俄罗斯，而且俄罗斯甚至不是世贸组织成员，但欧盟却于2002年正式承认了俄罗斯的“市场经济”地位。
事实上，从欧美各国制定的市场经济标准中可以看到，“非市场经济”条款不仅是一个单纯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条款，更是一个对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进行制度性约束的条款。这意味着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中国在市场经济体制的调整、改革和建设中，不仅会由于中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引发与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摩擦，也会由于改革开放的快慢以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与发达国家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不同，而引发制度摩擦。
在这位专家看来，这本身就是一个政治问题，不论是“入世”还是“入市”，中国面对的现实是，WTO的整个框架已经被美、欧等发达国家利用，成为控制中国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手段之一。
6月3日，美国政府就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展示了自己的公开与公正，美国商务部就是否应当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首次举行听证会。经过7个小时的辩论，最终10位代表出示了10张否决票。
中国开放20多年来，曾经如此热切地期望融入到开放的世界体系中，尤其是面对全球化的大趋势，国人勇敢地加快了步伐，中国经济也在这个过程中蓬勃发展。但“入世”的艰难和频繁的贸易摩擦，让我们开始认识到，国际环境中，经济问题背后是强大的政治角逐；开放世界里，开放的意义绝非我们一厢情愿地打开国门，融入全球，而是在“豺狼当道”的世界里，不但要适应“丛林法则”保护自己，更要学会利用“丛林法则”争取中国的利益。
世界工厂与血汗工厂
9月17日，西班牙东部小城埃尔切发生了一起针对当地华人鞋商的示威抗议活动。据温州相关企业知情人士说，近千名当地鞋商和鞋厂工人，未经当地政府批准，却“有组织”地聚集在该市的中国鞋城内，号召当地人“把进入这个城市里的所有中国鞋子烧掉”。不法分子在看到浙江青田鞋商陈九松的仓库外停着一辆满载温州鞋集装箱的卡车后，放火烧掉了装有鞋子的卡车和陈九松的店面、仓库。被烧毁的温州鞋共有16个集装箱，造成经济损失约800万元。这就是2004年震惊世界的“西班牙烧鞋事件”。
西班牙埃菲社在报道该纵火事件的原因时称：“最近几天，西班牙当地贴出匿名广告，声称由于中国等亚洲鞋子的竞争，当地鞋厂正在遭遇‘鞋子危机’。”事实也如此，在温州鞋的进攻下，埃尔切市约有一半的制鞋作坊已经关闭，剩下的有二三十名工人的鞋厂都已算中等规模。无论产品款式、设计制作，还是生产成本，西班牙鞋根本没办法和温州鞋同台竞争。
据2003年的统计数据，2002年中国制鞋总产量达60多亿双，相当于中国人为全世界每个人做了一双鞋，其中出口43亿双，出口金额106.8亿美元，每双鞋的平均价格只有2.4美元。如此强大的生产能力，如此低廉的价格，中国鞋业制造在世界市场几乎是战无不胜。
“在西班牙，我们的产品在质量和价格方面都得到了当地的认可，有需求就有市场。”温州鞋业制造的代表——东艺鞋业董事长陈国荣直言，“西班牙鞋业会受到冲击是历史潮流和市场规律，没有办法阻止，烧也无法阻止。”
不仅是西班牙鞋业，几乎整个世界制造业都在遭受目前中国制造的强烈冲击。
据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兰德公司高级经济顾问小查尔斯·伍尔夫研究，中国在1998年到2003年间的年均劳动生产率提高了近7％，排名世界第一，远远超过世界发达国家中居于首位的美国3％－3.5％的年均增长。同时，尽管中国经济现在存量意义上只排名全球第6，但在增量意义上，已经是全球第二，2003年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达16％，仅次于美国。
西班牙埃尔卡诺皇家研究院亚太研究员巴勃罗·布斯特罗甚至认为，按可比购买力计算，从1995年－2002年，世界生产总收入增长中的至少1/4得益于中国，这一比例超过了美国的20％、欧盟的14％和日本的2％。
强大的制造能力将中国变成了“世界工厂”。而支持这一位置的资本，就是我们拥有的几乎无限供给的、极为便宜的、身体健康的、平均受过7.3年教育的劳动力。也就是说，在中国强大制造力咄咄逼人的后面，是另一个世界支撑了这一切。
2004年感恩节。中新社驻华盛顿记者余东晖眼中的美国：“刚刚吃过火鸡和南瓜派的美国人掀起一年一度的岁末购物热潮，华盛顿许多市民涌向便宜货。热销商品的主角是‘中国制造’，17美元DVD、499美元的笔记本电脑、99美元的数码相机、29美元的MP3，海尔电冰箱,洗碗机，格兰仕微波炉，康佳和上广电的彩电。尤其是原价99美元、特价67美元的康佳20英寸纯平彩电是最热销的商品之一，不少家庭甚至一次拉走两三台。”
这位记者感慨地计算着：“499美元相当于4150元人民币的笔记本电脑、99美元相当于820元人民币的数码相机、199美元相当于1660元人民币的数码摄像机、17美元相当于141元人民币的DVD播放机、67美元相当于550元人民币的康佳二十英寸纯平彩电……这些家电产品的价格在中国内地的销售价格至少要贵上一倍。”
为了给美国人提供如此丰富、又源源不断的廉价产品，中国劳动力必须更加廉价。根据一份1999年－2002年针对耐克和阿迪达斯在中国加工厂的调查报告，工厂分布在东莞、中山、珠海并拥有5万员工的裕元鞋厂，是一家分别为耐克、阿迪达斯等生产鞋子的大型台商企业，工人工资采用计件工资制，计件价格由工厂决定。东莞市规定最低工资标准是每小时33美分，该厂每一工人每小时的平均工资是28美分，扣除个人费用如医疗福利费等后，工人实际得到的工资是每小时24.4美分，即一个工人一天不停工作10小时实得工资是2.44美元。一双耐克鞋完成在中国所有的加工程序，总共付给中国工人的工资不到1.5美元——耐克“乔丹五型”运动鞋，在美国卖价则在120美元以上。该厂工人每天在工厂劳动10个小时以上，而中国《劳动法》规定的是8小时；工人一个月工作时间是256小时，而《劳动法》的规定是176小时。
“工人劳动和生活条件均极恶劣。劳动中一直未能避免或减少使用有毒的化学原料；工人宿舍的面积只有25平方米左右，要住12－15个人；工厂没有按规定给普通工人购买任何参加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等保险；工厂有医院，只能治小病，工人如果得了重病必须请假回家，工厂不负担任何医疗费用；工厂只招收18岁到25岁的女工，如果不能适应工厂的劳动强度，只能在没有任何保障下离开工厂。”报告称，这样的工厂“几乎遍布中国东南沿海”。
美国等西方国家把原材料为沙子的硅片集成电路以高价卖到中国，在中国以廉价的劳动力配上宝贵的石油、钢铁、铜、铝、木材等自然资源，加上污染环境的能源、水资源消耗，装配成电器后，再以极低的价格把它们买回美国，供本国人享用。对西方世界来说，这是一条“完美”的全球生产与消费链条。
一位作为政府智囊的经济学家私下将这一幕总结为现代化的“游戏规则”：“50亿人给6、7亿人打工。”但6、7亿人如何能让50亿人为自己打工，里面却有难以尽言的学问。
11月29日，在国内最有争议的外资投行研究者之一、摩根士丹利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讲了一个“公开的秘密”：“以‘美国—中国’为轴心的经济体被格林斯潘创造出来了，全世界都在打造一个庞大的‘自行车’经济，美国的消费和中国的投资成为了两个轮子。因为在价值标准下，美国经济体是中国经济体的7倍。为了保证世界经济体系的正常运转，中国经济的旋转速度不得不比美国经济的选择速度多很多倍。”
上述那位智囊最直白地分析了这个秘密的实质：“美国人不断地印美元，而后到世界各地购买廉价的产品；中国人则拼命地生产最低廉的商品，向美国人换回大量的绿票子，再购买美国债券，使这些美元重新进入美国金融市场，一边支撑美国需求在利率和物价稳定情况下增长，一边再由美国人向中国投资继续扩大不断增长的生产能力，维持美国人廉价享受中国劳动力带来的好处。”
这个粗糙的解释却有着不粗糙的事实证据。26年的开放，中国政府一直期望扩大内需，但内需占GDP的百分比却在以每年0.6％的速度下降，外向度越来越高，进出口在总体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现在已经达到了50％以上。
2003年，“格林斯潘”将中国制造能力推向更高。这一年，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总量只有4％，但消耗了全球石油的7.4％、原煤的31％、钢材的27％、水泥的40％，成为全球最大煤炭、钢材消费国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2002年和2003年两年时间，就耗尽了5年的能源计划供应量。全国23个省市出现了拉闸限电，到处缺煤、缺油，运输极度紧张。石油对外依存度超过36％。2004年更甚于此。
11月1日，美国企业研究所金融研究员约翰·梅金发表文章认为，美国的政策造成了中国的生产能力增强，导致全球生产能力过剩。在他看来，中国的生产平台吸引了国内外的投资者将其资本同当地的大量廉价劳动力相结合，产生了强大的生产力，加剧了全球商品市场的过剩生产能力，其实这是美国政策的功劳。
他认为，2000年3月美国股票市场泡沫的破灭，使美国投资一落千丈。为了解决问题，美国大规模推行货币和金融刺激政策。由于人民币钉住美元，这些刺激政策同时也影响了中国，实际上使美联储成了中国的中央银行。尤其是2001年为了防止“9.11”让美国家庭停止开支，美联储大幅降息，增加需求，另一方面则加剧刺激了中国的生产能力扩大和商品供应，“这导致的结果是，中国一边输出的是过剩生产力导致的通货紧缩，一边输入的是大量原材料、石油价格上涨引起的通货膨胀。而且主动权不在中国手中，别人的眼色决定着中国这台生产机器运转的快慢和使用的期限”。
什么是开放？
如果这种观点有道理，那么，中国能不能打破自己在开放中不自主的命运？
难度似乎相当大。因为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中，城乡劳动力过剩的潜在压力，已经像“潘多拉盒子”一样被完全打开了。
“中国现在拥有大约8亿劳动年龄人口，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最大规模的潜在过剩劳动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部长丁宁宁说，“中长期看，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仅不可能根本解决，而且会越来越严重。”
2003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曾让丁宁宁做一个关于就业趋势的课题。当年上半年，中央和国务院一共发了23个关于就业的文件。“但我们的课题刚搞完，文件也不发了。”他解释说，“我们的结论是，解决就业问题，不可能。”
“因为全世界都解决不了就业问题，不用说发展中国家。”丁宁宁认为，中国今后20年内，包括“老龄化”的时候都解决不了就业问题，“能解决的是不让最底层的人失去生活希望”。
钟伟认为，改革开放25年，中国所走的是一条“外向型的贫困增长”道路。“我们的外贸增长，不是为了要顺差、要逆差，我们引进外资，也不是为了要顺差、要逆差。实际上，扣除加工贸易的血汗钱，是逆差。整个外贸体制之所以要维持这么大规模，就是要缓解国内的就业压力——外贸增长对经济的贡献几乎为零，但对就业的贡献极大。”
目前在城市中，每2－3个就业岗位就有一个是外贸部门提供的。也就是说，农民或非产业工人加入到产业工人队伍中，能够享受到的就是最低工资。钟伟判断，这种情况，“10年不变，20年都不会变。未来整个经济出大问题的可能性就不会有”，但人均月工资也就1000元左右，“再要增长是不可能的”。
由于中国劳动力不仅有高素质、低价格的特点，而且在劳动力绝对过剩条件下，没有多少谈判地位的劳动者更缺乏谈判能力，这一点成了中国大量吸引外资的主要“国际竞争优势”。
“这也导致地方政府为了优化吸引外资的条件而不执行中央文件和国家法律，自觉不自觉地站在了劳动者的对立面，有强烈的利益驱动维护这个局面。”温铁军认为，多重因果决定下，中国被牢牢地钉在了“世界血汗工厂”的十字架上。
“巨大的矛盾让我们进退两难：中国的产业资本扩张实际上难以停止，因为在严重过剩的人口和劳动力的压力下，如果放慢增长速度，几乎就必然导致就业下降和社会动乱。”温铁军能想到的对策是：对于我们这种超大型的大陆国家而言，要尽快实施眼光向内的战略调整。“除了‘对内开放、扩大内需’之外，我们别无他途。”他说。
2004年，钢铁、电解铝行业遭到了宏观调控“暴风骤雨”式的清洗。但有些“种群”却能做到“头顶满是雷声，身上滴水不沾”。
4月22日，澳大利亚博思格钢铁在仅距铁本项目不到100公里的苏州工业园落户，总投资2.8亿澳元(约合人民币18亿元)建立一条钢板生产线，这是该公司上市以来在亚洲地区最大的一项投资。同一天，全球铁矿石巨头哈默斯利公司与上海宝钢集团公司签订了一项为期10年的协议，将每年向宝钢供应最多为700万吨的铁矿石。世界一流的电炉炼钢设备制造商——意大利得兴公司副总裁蒂·卡佩尼亚则在韶钢参加电弧炉国际学术研讨会时透露，计划3个月内成立合资公司，2005年春在天津建成国际一流水平的炼钢电炉。另外，外资钢铁巨头新日铁、阿塞洛、帝森克虏伯等也纷纷在2004年在中国展开了大量投资。
无独有偶，10月16日，一座年产100万吨氧化铝工程在山西省原平市横空出世。该工程由山西鲁能晋北铝业有限公司兴建，这家公司是山东鲁能与山西地方政府的合资公司。
“冰火两重天”的是，此前的5月份，同样也是一座年产100万吨氧化铝工程，民营企业家刘永行的东方希望压缩了包头稀铝的建设规模，由原计划在2002年-2008年期间分四期建设运营100万吨电解铝，改为先建设一期和二期共50万吨，根据市场反应情况再决定后两期的建设。目前最新的消息是，二期工程也暂缓上马了。
与包头稀铝一样，鲁能晋北煤电铝项目是在电解铝行业作为宏观调控三大重点行业之一的背景下进行的。该项目于2004年9月获得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是目前国内一次性建设规模最大的铝工业项目。与此同时，发改委压缩力度却在不断加大，当时已经有237万吨计划建设产能停止或推迟建设。
虽然有关部门对媒体就此做了自己的解释，但这些事件反映出的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是，25年的开放，仍然没有摆脱向外资和国有企业单向开放和对民企歧视的痕迹。最深有感触的莫过于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保育钧。“外商投资受礼遇，国有企业要保护，民间资本遭冷落。”他认为，这种不平等的竞争状态入世三年后仍然是一种全国普遍现象，即便在最开放宽松的珠江三角洲亦是如此。以东莞为例，全市80个行业中，允许外资进入的有62个，允许民营企业进入的只有41个。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看来，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主要成功之处正是因为私有部门的扩大，“首先发展非国有经济，打破了国有经济垄断状况，创造了外部的竞争环境”。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2年民营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约为48.5％，不包含外资的民间投资达到1.7万亿元，同比增长22.4％，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40.3％。民营经济上缴税收比重也在不断升高，到2002年底已接近37％。
以就业而论，2002年全社会就业总数为7.347亿人，其中国有单位就业人员7163万人，占全社会的9.7％，民营经济吸纳的就业量为3.09亿（其中乡镇企业就业人员为1.33亿），占全社会就业总量的42％。民营经济在二、三产业的就业比重达到84％，民营经济在城镇中的就业比重已经超过70％。
因此，11月4日，吴敬琏在媒体上再次公开呼吁：“在对外开放之前，首先实现对内开放。”
“在有形无形之间，总是有一种壁垒横贯在面前。”保育钧说，“上面喊，下面喊，就是不干，各个产业部门出台的一些不合理政策和处理态度，就是不改。”在他看来，对内开放最大的障碍，一是制度上的不平等，如税收制度，私营企业既要交企业所得税，又要交个人所得税，而外企和国企却不存在这个问题；二是既得利益集团把持某些产业不让进入，如通讯领域。
11月1日，马凯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发言中就此分辨道：“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次宏观调控是拿非公有制企业‘开刀’，‘打压民营经济’，使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受到了影响。这种看法是一种误解，也不符合实际。”他强调，“这次宏观调控不是专门针对非公有制经济的。”
然而，一位民营企业家的评价是：“你不得不承认，至少有人利用了宏观调控打击了民营经济。因为同样站在政府面前，20多年来民营经济实际上是享受着‘非国民待遇的国民’，我们仍然是弱者。”
他直言到：“只有哪一天真正对内开放了，中国才能有底气地拍胸脯说自己是市场经济国家，中国经济才有可能真正获得‘开放’带来的红利。”
坐在K177次列车上等待开车的他，不愿意多说话，显得非常疲惫，只是不断催促送行的朋友下车。
他来京打工已经整整一年，这一年对他来说，“整个世界好像翻了个跟斗”。
去年年初，张云所在的西北小城要上一条8车道的环城大道，家里族宅必须拆迁。“补偿金不够买新房。为这事我爸一直在跑。”张云说，身体原本就差的父亲病倒了，不但没有争取到更多的补偿金，仅有的也被花了个干净。为了弥补家用，张云外出打工。来京不到一周，传来了父亲去世的消息,家庭的负担压在了这个瘦小的孩子身上。
曾经也有过“公子哥儿”生活的张云，现在习惯了沉默，吸烟成了他每天最大的安慰。他说自己除了为父亲烧周年纸，什么也不想，也不会想。“想又能想什么？”他扭过脸说，语句冷淡。
火车开动了，窗里的张云表情平静。窗外，是2004年的暖冬。
在这个暖冬，12月3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中央认为，2004年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剧烈，一年来宏观调控成效巨大，中央关于加强宏观调控的决策是必要的、及时的，所采取的政策措施是正确的、有效的。无论从当前看还是从长远看，搞好这次宏观调控的意义都不可低估，它有利于防止局部性问题演变为全局性问题，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2004年，这些言词、这种语调不断冲击着张云们的听觉，也深刻地影响了张云们的生活。这一个甲申年，宏观调控激荡起的风浪，上至庙堂之高，下至江湖之远，中国民生无不领受了它的波及。
回望2004年，无论是中国经济“着陆”还是没有“着陆”,生民们的生计有着落还是没有着落，在年末的暖冬里感受到的都更像一场惨胜。改革依然气宇轩昂，但已不再像《春天里的故事》那般温情脉脉；开放继续势不可挡，越来越多的国人却不得不接受“丛林法则”下全球化竞争的残酷。新世纪的阳光温暖着山坡上的中国，那么，山坳里的中国呢？
作为这个历史节点上的任何一个亲历者，现在做出全局式的判断几乎是一种奢望，惟一确有把握的就是，忠实的记录下甲申2004年，这个民族365天里的命运思考
航行在调空洪流中的改革
“诸神之战”
２004年刚开年的1月5日，发生了一个惹眼的事件，被北京市二商集团告倒的国家商务部不服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撤销其行政复议决定的一审判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
此案利害关系人主要是北京二商局下属的北京二商集团公司和香港嘉利来公司。二者于1994年成立中外合作企业，前者出地，后者出钱，开发毗临昆仑饭店、燕莎友谊商城的寸土寸金宝地———北京朝阳区新源南路1-3号。
合作公司连续5年通过了北京市工商局、北京市外经委联合年检，但没有想到2001年北京市工商局以嘉利来投资资金不是纯粹的外币为理由，突然宣布嘉利来公司没有履行应认缴注册资本出资义务，原北京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现更名北京市商务局）批复北京二商集团更换合作公司外商股东。嘉利来被逐出局。此时，合作公司项目随着北京房地产市场的升温已经升值数亿元人民币。
嘉利来公司不服原北京市外经贸委批复，向原国家外经贸部提出行政复议。外经贸部认为，嘉利来公司向合作公司出资的部分币种不符合规定，属履约瑕疵，不应导致被取消股东资格的后果，因此撤销原北京市外经贸委更换外商股东的批复。北京二商集团不服，随后将国家商务部告上法庭，要求撤销原国家外经贸部做出的行政复议决定。而2003年7月和8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函、商业部也连续两次发督办文，要求北京市外经贸委立即执行行政复议决定，下发恢复北京嘉利来房地产有限公司各合作方股东地位的书面通知。最后的结果是，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商务部败诉，国务院的文件无效。
经济学家、《中国改革》杂志总编辑温铁军非常重视这一事件透露出的重要信息。“权威系统正在发生一种真正具有博弈性质的冲突，也就是精英集团内部发生了冲突。”他把这称之为“诸神之战”，“因为权力与资本结合中牵涉到新利益分配，形成了新的资源占有关系和新的资源转化成资本收益的分配关系，所以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正在开始。”
他举出了更多的例子佐证这个判断：“2003年1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中央要把财政新增的科教文卫‘四大类’公共品开支用于县以下农村基层，但教科文卫四大部委全反对，结果是政治局开会，文件才通过。但是到年底，经过检查，四大部委全没执行。”
温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国家计委要把财政用于农业的投资向县以下和农民切身利益相关的“15小”倾斜，之所以倾斜不出去，是因为“没腿”——到了县以下、乡以下、村一级，没有这些利益下伸的腿，部门不能参与分肥，当然不会把它转到县以下。
他在2004年1月《中国改革》“点评2003年十大新闻”中就指出：“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五个统筹，各地无言照转，只附了一份文件，没有配套措施。为什么？条块分割，利益结构已经形成，尾大不掉。”
博弈
在某种程度上，2004年的这次宏观调控，也上演的是这样一场“诸神之争”的话剧。
进入2004年后，中国经济运行的宏观数据变得发烫。前两月，占全社会投资八成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暴增53％。即使在经济全面过热的1992年，投资增长也只有50％。在钢铁进口猛增等影响下，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连续几个月逆差，2004年一季度甚至出现了80多亿美元的逆差，这种情况多年来少有。而银行信贷增长则延续了2003年以来的势头。CPI除春节期间的2月略有回落外，已经连续多月超过3％的涨幅。
愈演愈烈的高烧，让中央政府顾不上再理会经济学家们“热不热”的文字游戏，开始向地方政府频发警告。但是投资增长依然很快，尤其是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投资以翻番的速度上升。2004年前两个月，钢铁投资的增幅甚至达到惊人的202％。围绕土地这一资源的争夺也急剧升温，从中央到省到市到县甚至乡镇都有开发区，大量农田被圈，城市里的房价飞涨。
事态越来越严重，中央政府曾经期望的劝诫和市场手段已经“远水难解近渴”了。春节刚过，国务院召开电视电话会议，要求严格控制部分行业过度投资，明确提出要制止钢铁、电解铝和水泥行业的过度投资。随后，中央金融工作会议要求，要加强货币信贷调控，严格控制这些行业的贷款。银监会开始对钢铁、水泥、电解铝三大行业的信贷资金进行专项检查，此后，国家环保总局、证监会、国土资源部也加入检查队伍。显然，中央政府希望，这些行政调控措施能够有效地解决当前过热行业的投资问题。
但是，从各地传来的信息显示，地方政府有不同的看法。
“两会”召开，北京一时成了地方意见的表达中心。一位来自江苏的官员人大代表就畅言，宏观调控要注意从各地实际出发，区别情况，不一刀切，不急刹车。他介绍说，江苏省曾提出了“快的不用刀子砍，慢的不用鞭子赶”的理念，“十几年的历史证明，我们抓住了宏观调控的历史机遇，既没有放任不管，盲目搞重复建设，又没有不分青红皂白地急刹车，而是从实际出发，为江苏经济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在他看来，当前投资大幅增加的原因，是外力和内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外力，国际资本持续向中国转移，长江三角洲地区尤其受到国际资本的青睐，投资领域逐渐向重化工业、服务业覆盖。中国作为一个尚未完全开放、增长潜力巨大的经济体，对国际资本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不能轻易丧失这个机遇；内力，一是日益庞大的民间资本，二是快速成长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带动的对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的巨大需求。”
这位官员判断，从全局看，中国的发展需要更多投资，某种意义上讲，目前不是投资过多，而是投资不足或滞后。“上起来爬坡非常难，下起来滑坡快得很，力度太大容易导致通货紧缩，将来再启动困难会很大。”他委婉地指出，“调控既要控制住部分行业的过度投资，又要注意把各地方、各方面及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保护好、引导好、发挥好，在工作指导上仍应本着有条件的地方能快则快，有基础的产业能大则大，应该办而又有能力办的事能早则早，可以达到的目标能高则高的思路。”
这一思路道出了很多地方政府的心里话。4月21日，甘肃省财政厅厅长苏志希在《甘肃日报》发表了《学习江苏经验做好财政工作》的文章。这位3月份考察学习江苏经验的西部官员感慨万分，在赞扬了江苏“两个率先”（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后，迫切地要求甘肃一定要加快学习江苏经验，“按照思想上放心放胆、工作上放手放开、政策上放宽放活的要求，采取激励政策，充分调动各地和企业发展经济，把促进经济发展，做大财政收入蛋糕作为财政工作的中心，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为发展抓项目、为改革抓企业”。
惨胜
“人人争先”的局面之下，三大行业投资自然叫停不停，反而愈演愈烈。地方政府和一些部门从各自利益出发，不但没有严格执行中央的决定，而且一些地方的投资额加快了增长速度，被列为低水平重复建设的一些行业更是顶风而上。
3月18日，在两会之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说，今年宏观调控面临的困难不亚于去年的非典。3月25日到27日，温家宝考察江苏，再次现场强调了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必要性和执行决心。但总理前脚走，后脚“铁本项目”就上马了。
4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承认，中国经济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不能光靠中央政府和央行的努力和调节，还需要上下共同配合，她公开呼吁各界不要与央行博弈。“不要因为央行现在出手还比较温和，就想趁这个机会赶快‘干一把’，导致经济出现大的波动，造成今后的政策更加严厉，”她出人意料地措辞强硬，“希望各有关部门自觉控制，以免矛盾激化，导致央行采取大家不愿看到的更强硬措施，对大家都不好。”
话音刚落，暴风雨就真的降临了。4月28日，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整顿土地市场治理工作，责成江苏省和金融监管部门对“铁本项目”涉及的有关责任人做出严肃处理。铁本公司法人代表戴国芳涉嫌经济犯罪被刑拘，常州市委书记范燕青被党内严重警告，江苏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王明祥被责令辞职。
但这并没有引来更多的反思，而是激起了一些地方一种多少有些不服气的情绪。距“铁腕”叫停江苏铁本项目后不到一个月，甚至就在5月21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严厉要求宏观调控“必须坚持不懈、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的一天之前，常州市仍然在位的领导公开发言，暗示把项目完全喊停并不是最佳处理手法。
据中国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报道，常州市常务副市长俞志平对此的看法是，“我感觉到这是一种选择的问题。假如说这个企业不让它生存下去的话，那它造成的损失是100%。”在国务院严厉处分众多涉案官员后，未受处分的官员口吻竟然如此强硬，颇令外界惊诧。采访中，常州市政府反复向中央电视台强调，“对铁本项目的资产进行重组、尽量减少损失是国务院提出的一个明确要求”。
4天后，温家宝再赴华东。在5月25日苏、浙、沪两省一市负责人座谈会上发言。他指出，要看到中央宏观调控效应不明显，阻力还是很大，有一些地方的领导干部在会上表态很好，回到地方又搞自己的一套；中央批评了，也下达文件纠正了，可还是这样搞。
针对一些领导以“个人乌纱帽不要”的辩解，温家宝总理反诘道：“个人来负责？我说你个人负责不起，大局利益的得失，个人或某个部门能负责、承受得起吗？我劝不要把自己抬得太高，不要自以为是另搞一套，不要知错再错，不要再搞不实用、不切实际的政绩工程，不要认为在经济建设上、政策上出格，造成恶性后果是工作方法问题，别忘了自己的公职身份，自己对国家、人民要负职责。”
温度终于开始下降了。
从5、6月份的数据来看，4月以来的这一系列措施显然起到了作用。尤其是“铁本事件”的威慑作用，使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得到了遏制。一直节节高攀的投资出现了明显的下滑，由4月份的34.7％高位迅速降至5月份的18.3％。贷款的增幅也出现下滑。市场上的钢材价格明显回落。来自发改委、央行、国家统计局等各部门的通报都强调：“宏观调控已见成效。”
但不能不承认，对于调控双方来说，都是一场惨胜。以江苏为例，上半年全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同期增长33.5%，较一季度回落30.3个百分点。其中，工业投资增幅比一季度回落67.1个百分点。一季度平均每月新增贷款300多亿元，4月份骤降为158.99亿元，5月更探至54.59亿元的低谷。纵向比较，该省2003年贷款年增长率接近30％，2004年4、5月份，新增贷款年增长率已猛然低至12％左右。江苏盐城甚至出现了贷款负增长。
有媒体将江苏的这个场景描述为“宏观调控下的喘息”。
赢家
11月1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兼职教授的身份，在该院发表演讲。在这位身陷调控工作最中心的强势部门主脑以非官方身份，对2004年中国实行的宏观调控政策所做的系统回顾中，首先逐条批驳了许多批评宏观调控的意见，然后马凯也不无忧虑地坦陈：“当前宏观调控仍处在关键时期。如果稍有放松，就可能出现反复，甚至前功尽弃。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仍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点，必须充分认识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
这几句话从一个侧面证实了中国经济10余年的市场经济建设，没有因为宏观调控的不断出现而逃脱“松紧带”经济的怪圈，地方与中央的利益争夺也没有因为宏观调控的高压而失去其背后强大的利益驱动——按照经济学家杨小凯的说法，这算得上是“没有宪政制衡国家权力结构所不得不承受的代价”。
实际上，目前遭受的体制困境，早在1994年的分税制财政改革上就种下了“因果”。作为“槛内人”，北京市政协委员蔡金水解释了其中的奥妙，“那次税改中，作为第一大税的增值税按75∶25比例中央和地方共用，这部分税款对于地方财政开支举足轻重。如果争取到更多的投资项目，当地的财政收入自然扩大，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就能得到较大的改观，同时也凸显出政府的政绩。”
各地方政府为了确保财源，自然是想方设法加大投资上项目，而且争取的都是大项目，造成各地在招商引资方面引发竞争。他以铁本事件举例说：“铁本是个自有资金只有3亿元，却要投资100多亿元、占地6000多亩的项目，没有地方政府从中将项目化整为零办理审批手续，没有地方政府动用行政资源参与征用土地，没有地方政府协助获得项目所需银行贷款，这一切不可想像。”
政府出手的现实根源，还是财政税收。大部分地方政府其实只是吃饭“财政”，要加速当地经济发展和投入城市基础建设，很难有巨额资金来源，而另一些资源，比如土地、银行贷款和国债，无疑成为可以最快捷获得的资源和财源。
据《人民日报》报道，近3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累计达9100亿元，而1998－2003年全国实现积极财政政策发行的国债总额一共是9300亿元。也就是说，过去3年全国土地出让金的收入接近过去5年的国债总额。
而且，一些市县区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已经占到财政收入的一半，有的作为预算外收入甚至超过同期财政收入。蔡金水认为，这9100亿元的巨额土地收益基本上都作为地方政府的小金库在体制外循环，为遍地开花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
“地方政府通过以土地批租为核心的经营城市带动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增长，加上获得土地是计划经济，用地上是市场经济。巨大的利益空间使地方政府成为巨大的‘地主’。”蔡金水说，也因此，一面是中央政府强调保护耕地，另一面地方政府的真正动机是获得土地双轨制的巨大利益，“结果就是地方政府甘冒违法乱纪、农民失地的危险，也要大力圈占土地。”
这一利益分割的“潜规则”，经过10年的固化，已经形成了难以冲破的制度“死结”。至少在目前，这种“诸神之争”的机制仍然看不到结束的前景。
但其结果却可以预见。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讲述了这个“神话”的中国结局：西方的“诸神之争”有两个前提，一是“上帝存在”，也就是说司法体系是通的，而中国还不习惯用法来约束政府，常常是政府用法约束百姓；二是“灵魂不灭”，也就是说这个国家多少还是有传统道德的，而中国经过文革后，很多传统规范已经荡然无存了。在钟伟的眼中，中国版的“诸神之争”，最后只能是没有赢家的“战争”。
11月29日，在中央财经大学举办的“中国财经法律论坛”上，我国经济学和法学界的两位泰斗级人物——吴敬琏和江平，上演了一场经济学家和法学家的“双高”对话，话题是“改善宏观调控需要法治基础”。
吴敬琏直言批评道：“现在有人把投资项目的审批也叫做宏观调控，这不对，这是行政对微观主体的干预，已经超出了市场经济意义下宏观调控的范围。”他认为，宏观调控必须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首先是要界定政府的职能，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
江平则运用“公权”与“私权”的法学概念解读了宏观调控：“只有私权已经危害到公共利益时，公权才可以去限制私权。而且，公权对私权的限制和剥夺，程序要合法、透明，要有统一的准绳，适用于任何人。”他打比方说，地方政府批准的项目，又让更高一级政府叫停了，风险最终转嫁到企业等市场主体身上，这就应当由政府给企业家损失赔偿。
对于此次宏观调控出现的种种问题，江平感慨地说，“吴敬琏以前讲过一段话，大意是经济学家在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有一个天真的想法，我们只要搞了市场经济，就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后来才发现，市场经济有好的市场经济，也有坏的市场经济。我曾回应他说，我们搞法律的人也曾有过天真的想法，以前中国的法律是一片空白，以为只要更多地制定法律，一切问题也就解决了。后来才发现，法律也有好也有坏。所以说，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法治，而不是法制。”
脆弱的“哑铃”社会
7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推出他们最新的报告《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社会）已经形成的十大阶层中，该缩小的阶层还没有小下去，农业劳动者还占44%；该扩大的阶层还没有大起来，如社会中间阶层只占约15%；几个处于较为优势地位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中，子女代际继承性明显增强，而同代内的流动明显减少，出多进少；可处于经济社会位置较低阶层的子女进入较高阶层的门槛明显增高，两者间的社会流动障碍在强化；社会的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有向上层积聚的趋势。”
这显示出中国社会结构正在呈现出一种“哑铃”趋势，一头是财富，另一头是贫困，中间是没有长大的中间阶层。加上基尼系数超过0.4的警戒线、接近0.5，扩大的贫富差距使得中国社会积累着严重的不稳定因素。
一位社会学家告诉记者，第一轮改革之所以漂亮，是因为“交够政府的，留下的都是自己的”，谁的利益都没有缩小，都同步扩大了。城市改革后，多了两级政府，地级都变市了，乡变得有财政了，养活的人多了。“1994年税制改革，提高‘两个比重’后，中央和省里多拿一些，再由他们承担转移支付的平衡调剂，但一个代价是，总有一部分人的获得少了。”在他看来，无论是去年南京因强制拆迁导致的翁彪“自焚”，还是最近四川等地发生的民众聚集事件，虽大都触发原因属于偶然，但从根本上都是利益分配不公造成的必然结果。
全球最大投资银行之一美林集团与凯捷资讯刚刚联合发布的《2004年世界财富报告》显示，中国内地的富裕人数比2002年增长了12％，人数达23.6万人，总财富达到9690亿美元，成为亚洲地区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百万富翁聚集地。
对着这份报告，一位经济学家惊叹道：“中国富豪们在短时间内积累数亿元的财富，在世界资本史上都是不多见的，资本主义国家早期的原始积累大都经历了100多年的努力，而他们只需十几年便完成了。”
对这种神速的财富积累的合法性持怀疑态度的，还有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教授郎咸平。
8月上旬，格林格尔老总顾雏军以诽谤罪将郎咸平告上法庭。事因郎咸平的分析报告指责顾雏军巧取豪夺国有资产。3年前，郎咸平初入内地，便以“炮轰”德隆扬名股市；3年后，郎咸平又将枪口对准新目标，三叩TCL、四问海尔、七敲格林格尔，同时北大方正、清华紫光、三九、复星悉数受其关注。此次“郎顾之争”，更是将郎推进了社会舆论中心。
在宏观调控最紧张的时刻，谁也没有想到这件事竟然将几乎中国所有“有头脸”的经济学家都卷了进来。事件发生后开始还少有人说话，有媒体即发难说“经济学家集体失语”。此言一出，天下大乱，赞成不赞成郎咸平竟然成了经济学家的道德标杆，“郎顾之争”像“导火索”一样引爆了社会对财富分配不公正的声讨。
在“新左派”、“新自由主义者”等等派别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国资委研究中心战略部部长赵晓呼吁，“不要贸然引爆仇恨国资流失的情绪”。但不管“郎顾之争”谁对谁错，事件演变到超出学术争议的地步，已经从侧面证明分配不公引发的社会情绪，成了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张晓山在一次内部研讨会上称，以往的发展模式公平严重失衡。“在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政府应起协调作用，但20多年的实践是，当资本肆无忌惮地挤压劳动力的时候，有些政府没有起到仲裁和协调的作用，反而带有鲜明的倾向性，站在强势群体一边。”他批评道。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的资本权力化也全面启动，一是在政府内寻找代言人，二是本身参政——这或许并不为错，但相应的弱势群体却没有代言人，博弈的公平性失衡。
但对社会伤害最大的还是权力的资本化。2月12日，河南省人民检察院证实，河南省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童言白外逃。这是河南省交通厅三任厅长出事后，最新的一个交通官员落马。
这还只是一个开始。2月13日，江苏省十届人大常委会八次会议上，章俊元被宣布免去江苏省交通厅长职务，同时，江苏京沪高速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文锦停职接受调查。
2月20日，“鉴于安徽省交通厅厅长王兴尧有重大经济违纪等问题”，经安徽省委批准，安徽省纪委决定对其立案审查。
8月15日，北京市交通局原副局长兼首都公路发展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毕玉玺，因涉嫌受贿罪被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批准逮捕。
有媒体将2004年定义为“交通厅长的事故发生年”。事实上，1997年至今，国内已有14名交通厅长“落马”，涉及10个省市自治区，而交通行业中被查处的大小官吏更多。
频繁落马的原因非常清楚。当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开始侧重于交通系统，而其投资结构又以地方融资为主，交通部门的权力就是以“投资额”数目的多少来判断其大小了。尤其交通系统对外融资长期采用统贷统还模式，意味着资金全部集中于交通厅，由交通厅决定投向什么项目什么地市县。而交通厅的决定，很大程度上又是交通厅长的决定。
这种权钱结构安排的结果，不应让人感觉意外。以河南为例，2001年河南省高速公路通行费收入比2000年翻了一番，但由于建设质量事故需要大面积维护，致使两年来河南省高速公路仍然处于亏损状态。更为严重的是，2001年虽然年投资额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实际新增在建公路里程却没有翻番，其主要原因就是把资金大量投入到了无休止的维护中，维护资金高达40亿元左右。
许漯高速公路1999年投入使用，耗资9.57亿元。在远未达到设计规定的大修年限内，就出现了严重的质量问题，不得不进行大规模整修。最严重的地段，开挖长度20公里，而该条路的总长不过48.95公里。
张晓山感叹，世界上可能没有哪个国家像我国这样，不同部门、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民众，因为接近资源的情况不同，因为本身所处的位置不同，所享有的经济利益差别很大。“这种分配格局下，只有靠自身的利益驱动，通过垄断、管制来保护自身的既得利益，”他说，“现在总在讲规范和转移支付，但常常贯彻不下去，就是因为有既得利益在其中。扭曲的分配格局背后都是利益关系。”
但另一方面，在他看来，简单地企图用“均贫富”的办法也不可能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反而会使“富人”、“穷人”乃至整个社会陷入整体性的不安定状态。“如果要转变，短期内经济增长会受到影响，收入分配矛盾会更为突出；如果要矫正，会在顾及公平时损及效率，影响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优势。也就是说光着眼于分‘蛋糕’，‘蛋糕’做不大，分也分不好，结果必然是这条路走不通。”他认为，改变问题的惟一之途是，“有不同声音，有不同利益的相应代言人，彼此达到对话、妥协”，而这其中一个重要前提是，“要有质询、问责，不仅有自上而下的监管，也要有自下而上的监督机制”。
渐进改革道路何处去？
“我们的改革走到哪里去？我感觉，现在的改革不是经济改革，而是权力改革。如果只讲经济，经济学可以现学，大家可以讲很多意见。但是，我担心的是经济生活中有许多深层次的问题，现在最深层次的问题是社会问题比经济问题还大。收入分配在城乡中的扩大，在城市中的扩大，预示着不同利益阶层的出现。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怎样照顾弱势群体的利益。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国家就不能长治久安。
“大家都讲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滞后就应该改。政治体制改革就是民主法治，或者宪政民主。中央提出积极地、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下一步怎么办？
“政治体制改革如何启动，是否从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作为突破口？对于群众上访，我们的观念要转变，不要认为是群众闹事，而是公民争取自己的权益。我们应该同情他们，帮助他们。”
原中顾委委员、中国体改研究会名誉会长安志文在2004年的一次讨论会上脱口而出了这番话，整个会场一阵沉默，而后爆发出长久的掌声。这位中国改革的亲历者和观察者已经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年龄，他直言了自己对这场改革步履艰难的焦灼心情。
的确，25年的改革，我们似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距离当初的改革目标如此接近，但也没有像现在这样与我们曾经“共同富裕”的誓愿如此遥远。安志文在会议的最后加了一句判断：“如果我们的社会变成权贵市场经济，那我们的改革就白改了，我们的国家将前途堪忧。”
2004年7月7日，56岁的杨小凯去世了。这位华裔经济学家的人生坎坷而传奇：“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发表《中国向何处去？》，入狱整整十年，改革开放后投身于经济学研究，最后任教于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被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公共选择学派创始人詹姆斯·布坎南赞誉为“当今最好的经济学家之一”。
杨小凯的去世，引发了经济学界和公共知识分子群体集体式的追思，众多经济学研究院所和独立的公共研究机构自发举办追悼活动，遍寄哀念。杨小凯更被尊崇为“首位冲击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中国本土经济学家”，是“挑战了新古典经济学、开创出新兴古典经济学崭新学派的一代经济学宗师”。
但这一切无法充分解释杨小凯为何成了一个现象。或许杨的挚友、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副教授文贯中在纪念悼词中透露了其中的秘密——“期盼着中国早日展开双手，更无保留地欢迎他（杨小凯）的理论遗产，并对他个人崇高的学术地位给予更多的尊重”。
这个遗产就是杨生前饱受主流经济学家批判的“后发劣势”理论。
2002年4月，杨小凯在北京做了题为《后发劣势》的主题演讲。他原创地指出，其一,发展中国家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易而模仿发达国家制度难；其二,发展中国家总是倾向于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而不是制度；其三,这种“路径依赖”可以使发展中国家获得短期内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同时也会强化制度模仿的惰性，并从而给长期发展留下隐患，甚至使得长期发展变成不可能。由此他推导认为：后发国家不仅有后发优势，后发劣势也是国家发展基因中的隐含信息。
随后，在与杰弗里·萨克斯、胡永泰合作的一篇题为《经济改革与宪政转轨》的论文中，杨小凯直接提出警示：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尽管现在改革开放很成功，但由于没有进行根本的宪政体制改革，发展前景并不清晰明朗。他甚至预言，尽管俄罗斯震荡疗法后的短期社会效果相较于中国的渐进式转轨而言好像是一个失败，但由于俄罗斯进行了根本的宪政体制变革，其将来发展仍可能超越中国。以此，引发了他和林毅夫2002年开始的一场石破天惊的论争。
那场学者争论，被很多知识精英和政府高级官员定义为“改革开放以来，就战略级别上的中国发展所进行的最具原创性洞见、也是最有锋芒和理性精神的论辩”。通过这次论战，杨小凯有关渐进改革与激进改革的思维力量，对国内精英阶层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力。
事实上，不是杨的英年早逝，也并非后发劣势理论是否是真理，而是在中国改革走到矛盾最激烈之时，杨的思想击中了国人对改革方向迷茫的神经：甚至与其说是中国知识精英们在哀恸一位学者的离世，还不如说是渐进式改革道路遭遇越来越多的思考。
11月7日，《俄罗斯共青团报》发表了一篇该报驻华记者采写的有关中国宏观调控的报道，认为中国此次宏观调控暴露的问题，更清楚的显示出中国改革仍然是不完整的，“一个国家的社会转轨，涉及到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全方位的问题，但与俄罗斯的转轨不同的是，中国的转轨目前还基本上限于经济领域……”文章写道，“如果说俄罗斯现在面临的是如何长大的问题，那么东方巨龙仍然还没有看清楚自己成长的方向。”
这篇多少有些以偏盖全的文章不无得意地说，普京已经构建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实际上，俄罗斯从1999年开始，经济确实出现了转机。普京执政的前4年，经济增长了30%；2000－2002年俄罗斯居民的实际收入与上年相比分别增长了11.9％、8.5％和8.8％，多年来拖欠的工资和养老金全部补发到位，退休金大幅提高，居民消费和储蓄同步增长，失业率下降。世界银行2003年9月发表的《2004年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指出，俄罗斯已经成为带动独联体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俄内需增长已经成为推动本国及地区经济发展的最强大动力。
无独有偶，目前国内知识圈流传的一篇《俄罗斯挑战中国模式》也引起了知识分子们心灵的震荡。剧变后的俄罗斯的命运，一直为中国所关注。由于历史的因缘，无论俄罗斯的转型是成功还是失败，中国对俄罗斯的认识都将影响中国的命运。经历了政治巨变和休克疗法改革的俄罗斯1991—1998年连续7年的经济衰退，也使它一直被中国的主流话语引为反面教材。
该文指出，从1999年开始，俄罗斯经济已经连续5年持续增长，政治趋于稳定，贫富差距比中国要小，曾经横行一时的寡头豪富也正面临来自政府和民间的清算。自1991年3月以来，俄罗斯已经举行了3次全民公决和4次总统选举，无论是经济处于什么状态，俄罗斯国民也没有用选票选择回头路，《宪法》的权威得到了尊重。
文章认为，在宪法的框架下，俄罗斯政治日益成熟，在未来的时间里，已经不会出现巨大的政治和社会动荡，政治争斗将继续在宪法的框架下，朝着文明、和平和合法的方向发展。文章写到：“这是比一时一地的经济增长更重要的财富，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基础。因为人民将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冒天启师从于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一直从国际比较的视角致力于研究经济转型和发展。为了找到转轨的秘密，他在苏联解体前后两次远赴俄罗斯进行中国和俄罗斯转型经济的比较研究。“近百年的历史证明，市场经济对一个国家来说，搞不好也可能是一个毁灭的机制。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我国现在已经建立的市场经济的体制到底面临着一个什么样未来的发展方向？这是需要冷静评估的严肃问题。”他告诉记者，中国的现行市场经济体制还处在一个十字路口，虽然完善现行的市场经济体制，是要将现行的市场经济体制发展为一种良性的市场经济，但对许多别的因素如果考虑不足，“不排除会演变成恶性的市场经济”。
比如，如何评估现行资源控制的权力结构？现行的权力结构是否会成为完善现行经济体制一种障碍？这是冒天启深深担忧的。“在我看来，现行的权力结构，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代表部门利益的权力结构，不同权力部门都在试图控制生产过程和生产领域的资源，形成分散化的利益格局，并通过政策设计，将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制度化。”他说，“国家利益部门化、地方化，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制度化，这种情况，造就了一代新的既得利益者集团。”
在他看来，由此带来的资源分配体制，很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财政资金的分配，银行贷款的分配，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传统的集权计划经济体制中兜圈子。微观竞争机制的不对称，就是由此而产生的。”他警告说，现行的资源分配体制，如果不下大的力气进行改革，就有成为社会动荡导火索的可能。
在这个宏观调控最热的日子里，不仅仅是经济学家关心着这一切,或多或少，知识精英们都在注视改革的命运。丁东、谢泳、高增德、赵诚和智效民5位山西人文知识分子“操练思想”，话题直指黄炎培与毛泽东1946年谈到的中国历史循环怪圈。在这本2004年1月出版的名为《思想操练》的对话录中，他们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迅速实现现代化，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面临的最迫切问题。1980年代末，我们就曾提出现代化应该是全方位的，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观念等各个方面。但是现代化为什么迟迟不能实现？”
来自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的智效民教授以日本和中国的对比分析说，日本和中国的现代化几乎同时开始，但两者的差别在1860年代就形成了，“当时中国搞的是洋务运动，这个运动的实质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经济体制可以改、政治体制不能动’。日本从一开始就搞明治维新，搞政治体制改革，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
历史最冷酷，科学最无情，无论我们面临渐进式改革遭遇激进式改革再次撞击的尴尬，还是改革内容不充分让中华民族的现代化步履重新凝重，我们必须有勇气深思英年早逝的杨小凯遗留下的这一思想片段：“成功的经济发展不仅需要市场，还需要宪政秩序和法治来保护个人权利并提供对政府权力的有效制衡。”他留下了一个我们没有走出的背影。
从林中的开放
非市场经济地位
5月14日，中国彩电企业在美国企业提起的反倾销诉讼中终裁败诉。中国被美国认定为“非市场经济地位”国家，使中国出口企业在反倾销应诉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成了败诉的主因。
2004年国人突然发现，入世2年多的中国在为加入WTO付出并实践了众多承诺后，仍然被“入市”门槛挡在外面。某经济学家半开玩笑地告诉记者，“搞了半天我们竟然还只是个‘预备党员’。” 一时间“非市场经济地位”一词成了2004年社会舆论的焦点话题。
“非市场经济国家”这顶帽子，成为中国外经贸发展的“心头之痛”。因为当中国出口企业与进口国一旦发生贸易纠纷引发反倾销诉讼时，反倾销案发起国就会拿一个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市场经济国家（替代国）的同类产品成本，计算中国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进而确定中国出口企业的倾销幅度。如此一来，胜诉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人家手里，中国出口企业在诉讼中几乎是必输无疑。
“非市场经济”地位的存在，客观上刺激了针对中国产品提起更多的反倾销申诉，同时打击了中国企业应诉的积极性，形成恶性循环。当前，在全球范围，平均每7起反倾销案中就有一起涉及中国产品，入世后的中国成了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之一。
面对舆论爆发的诘难，有关部门的回答是，当年为了入世的大局，在特定条件下接受了西方国家对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定。但不容回避的事实是，目前在所有147个世贸组织成员中，只有中国受到这种歧视性待遇。
社科院一位专家指出，“非市场经济”地位的提出和运用，表面上是个法律问题，实际上却有其长远深刻的政治背景。虽然许多人认为，中国的经济自由化指数远远领先于俄罗斯，市场经济发展程度也好于俄罗斯，而且俄罗斯甚至不是世贸组织成员，但欧盟却于2002年正式承认了俄罗斯的“市场经济”地位。
事实上，从欧美各国制定的市场经济标准中可以看到，“非市场经济”条款不仅是一个单纯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条款，更是一个对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进行制度性约束的条款。这意味着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中国在市场经济体制的调整、改革和建设中，不仅会由于中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引发与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摩擦，也会由于改革开放的快慢以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与发达国家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不同，而引发制度摩擦。
在这位专家看来，这本身就是一个政治问题，不论是“入世”还是“入市”，中国面对的现实是，WTO的整个框架已经被美、欧等发达国家利用，成为控制中国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手段之一。
6月3日，美国政府就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展示了自己的公开与公正，美国商务部就是否应当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首次举行听证会。经过7个小时的辩论，最终10位代表出示了10张否决票。
中国开放20多年来，曾经如此热切地期望融入到开放的世界体系中，尤其是面对全球化的大趋势，国人勇敢地加快了步伐，中国经济也在这个过程中蓬勃发展。但“入世”的艰难和频繁的贸易摩擦，让我们开始认识到，国际环境中，经济问题背后是强大的政治角逐；开放世界里，开放的意义绝非我们一厢情愿地打开国门，融入全球，而是在“豺狼当道”的世界里，不但要适应“丛林法则”保护自己，更要学会利用“丛林法则”争取中国的利益。
世界工厂与血汗工厂
9月17日，西班牙东部小城埃尔切发生了一起针对当地华人鞋商的示威抗议活动。据温州相关企业知情人士说，近千名当地鞋商和鞋厂工人，未经当地政府批准，却“有组织”地聚集在该市的中国鞋城内，号召当地人“把进入这个城市里的所有中国鞋子烧掉”。不法分子在看到浙江青田鞋商陈九松的仓库外停着一辆满载温州鞋集装箱的卡车后，放火烧掉了装有鞋子的卡车和陈九松的店面、仓库。被烧毁的温州鞋共有16个集装箱，造成经济损失约800万元。这就是2004年震惊世界的“西班牙烧鞋事件”。
西班牙埃菲社在报道该纵火事件的原因时称：“最近几天，西班牙当地贴出匿名广告，声称由于中国等亚洲鞋子的竞争，当地鞋厂正在遭遇‘鞋子危机’。”事实也如此，在温州鞋的进攻下，埃尔切市约有一半的制鞋作坊已经关闭，剩下的有二三十名工人的鞋厂都已算中等规模。无论产品款式、设计制作，还是生产成本，西班牙鞋根本没办法和温州鞋同台竞争。
据2003年的统计数据，2002年中国制鞋总产量达60多亿双，相当于中国人为全世界每个人做了一双鞋，其中出口43亿双，出口金额106.8亿美元，每双鞋的平均价格只有2.4美元。如此强大的生产能力，如此低廉的价格，中国鞋业制造在世界市场几乎是战无不胜。
“在西班牙，我们的产品在质量和价格方面都得到了当地的认可，有需求就有市场。”温州鞋业制造的代表——东艺鞋业董事长陈国荣直言，“西班牙鞋业会受到冲击是历史潮流和市场规律，没有办法阻止，烧也无法阻止。”
不仅是西班牙鞋业，几乎整个世界制造业都在遭受目前中国制造的强烈冲击。
据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兰德公司高级经济顾问小查尔斯·伍尔夫研究，中国在1998年到2003年间的年均劳动生产率提高了近7％，排名世界第一，远远超过世界发达国家中居于首位的美国3％－3.5％的年均增长。同时，尽管中国经济现在存量意义上只排名全球第6，但在增量意义上，已经是全球第二，2003年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达16％，仅次于美国。
西班牙埃尔卡诺皇家研究院亚太研究员巴勃罗·布斯特罗甚至认为，按可比购买力计算，从1995年－2002年，世界生产总收入增长中的至少1/4得益于中国，这一比例超过了美国的20％、欧盟的14％和日本的2％。
强大的制造能力将中国变成了“世界工厂”。而支持这一位置的资本，就是我们拥有的几乎无限供给的、极为便宜的、身体健康的、平均受过7.3年教育的劳动力。也就是说，在中国强大制造力咄咄逼人的后面，是另一个世界支撑了这一切。
2004年感恩节。中新社驻华盛顿记者余东晖眼中的美国：“刚刚吃过火鸡和南瓜派的美国人掀起一年一度的岁末购物热潮，华盛顿许多市民涌向便宜货。热销商品的主角是‘中国制造’，17美元DVD、499美元的笔记本电脑、99美元的数码相机、29美元的MP3，海尔电冰箱,洗碗机，格兰仕微波炉，康佳和上广电的彩电。尤其是原价99美元、特价67美元的康佳20英寸纯平彩电是最热销的商品之一，不少家庭甚至一次拉走两三台。”
这位记者感慨地计算着：“499美元相当于4150元人民币的笔记本电脑、99美元相当于820元人民币的数码相机、199美元相当于1660元人民币的数码摄像机、17美元相当于141元人民币的DVD播放机、67美元相当于550元人民币的康佳二十英寸纯平彩电……这些家电产品的价格在中国内地的销售价格至少要贵上一倍。”
为了给美国人提供如此丰富、又源源不断的廉价产品，中国劳动力必须更加廉价。根据一份1999年－2002年针对耐克和阿迪达斯在中国加工厂的调查报告，工厂分布在东莞、中山、珠海并拥有5万员工的裕元鞋厂，是一家分别为耐克、阿迪达斯等生产鞋子的大型台商企业，工人工资采用计件工资制，计件价格由工厂决定。东莞市规定最低工资标准是每小时33美分，该厂每一工人每小时的平均工资是28美分，扣除个人费用如医疗福利费等后，工人实际得到的工资是每小时24.4美分，即一个工人一天不停工作10小时实得工资是2.44美元。一双耐克鞋完成在中国所有的加工程序，总共付给中国工人的工资不到1.5美元——耐克“乔丹五型”运动鞋，在美国卖价则在120美元以上。该厂工人每天在工厂劳动10个小时以上，而中国《劳动法》规定的是8小时；工人一个月工作时间是256小时，而《劳动法》的规定是176小时。
“工人劳动和生活条件均极恶劣。劳动中一直未能避免或减少使用有毒的化学原料；工人宿舍的面积只有25平方米左右，要住12－15个人；工厂没有按规定给普通工人购买任何参加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等保险；工厂有医院，只能治小病，工人如果得了重病必须请假回家，工厂不负担任何医疗费用；工厂只招收18岁到25岁的女工，如果不能适应工厂的劳动强度，只能在没有任何保障下离开工厂。”报告称，这样的工厂“几乎遍布中国东南沿海”。
美国等西方国家把原材料为沙子的硅片集成电路以高价卖到中国，在中国以廉价的劳动力配上宝贵的石油、钢铁、铜、铝、木材等自然资源，加上污染环境的能源、水资源消耗，装配成电器后，再以极低的价格把它们买回美国，供本国人享用。对西方世界来说，这是一条“完美”的全球生产与消费链条。
一位作为政府智囊的经济学家私下将这一幕总结为现代化的“游戏规则”：“50亿人给6、7亿人打工。”但6、7亿人如何能让50亿人为自己打工，里面却有难以尽言的学问。
11月29日，在国内最有争议的外资投行研究者之一、摩根士丹利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讲了一个“公开的秘密”：“以‘美国—中国’为轴心的经济体被格林斯潘创造出来了，全世界都在打造一个庞大的‘自行车’经济，美国的消费和中国的投资成为了两个轮子。因为在价值标准下，美国经济体是中国经济体的7倍。为了保证世界经济体系的正常运转，中国经济的旋转速度不得不比美国经济的选择速度多很多倍。”
上述那位智囊最直白地分析了这个秘密的实质：“美国人不断地印美元，而后到世界各地购买廉价的产品；中国人则拼命地生产最低廉的商品，向美国人换回大量的绿票子，再购买美国债券，使这些美元重新进入美国金融市场，一边支撑美国需求在利率和物价稳定情况下增长，一边再由美国人向中国投资继续扩大不断增长的生产能力，维持美国人廉价享受中国劳动力带来的好处。”
这个粗糙的解释却有着不粗糙的事实证据。26年的开放，中国政府一直期望扩大内需，但内需占GDP的百分比却在以每年0.6％的速度下降，外向度越来越高，进出口在总体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现在已经达到了50％以上。
2003年，“格林斯潘”将中国制造能力推向更高。这一年，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总量只有4％，但消耗了全球石油的7.4％、原煤的31％、钢材的27％、水泥的40％，成为全球最大煤炭、钢材消费国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2002年和2003年两年时间，就耗尽了5年的能源计划供应量。全国23个省市出现了拉闸限电，到处缺煤、缺油，运输极度紧张。石油对外依存度超过36％。2004年更甚于此。
11月1日，美国企业研究所金融研究员约翰·梅金发表文章认为，美国的政策造成了中国的生产能力增强，导致全球生产能力过剩。在他看来，中国的生产平台吸引了国内外的投资者将其资本同当地的大量廉价劳动力相结合，产生了强大的生产力，加剧了全球商品市场的过剩生产能力，其实这是美国政策的功劳。
他认为，2000年3月美国股票市场泡沫的破灭，使美国投资一落千丈。为了解决问题，美国大规模推行货币和金融刺激政策。由于人民币钉住美元，这些刺激政策同时也影响了中国，实际上使美联储成了中国的中央银行。尤其是2001年为了防止“9.11”让美国家庭停止开支，美联储大幅降息，增加需求，另一方面则加剧刺激了中国的生产能力扩大和商品供应，“这导致的结果是，中国一边输出的是过剩生产力导致的通货紧缩，一边输入的是大量原材料、石油价格上涨引起的通货膨胀。而且主动权不在中国手中，别人的眼色决定着中国这台生产机器运转的快慢和使用的期限”。
什么是开放？
如果这种观点有道理，那么，中国能不能打破自己在开放中不自主的命运？
难度似乎相当大。因为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中，城乡劳动力过剩的潜在压力，已经像“潘多拉盒子”一样被完全打开了。
“中国现在拥有大约8亿劳动年龄人口，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最大规模的潜在过剩劳动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部长丁宁宁说，“中长期看，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仅不可能根本解决，而且会越来越严重。”
2003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曾让丁宁宁做一个关于就业趋势的课题。当年上半年，中央和国务院一共发了23个关于就业的文件。“但我们的课题刚搞完，文件也不发了。”他解释说，“我们的结论是，解决就业问题，不可能。”
“因为全世界都解决不了就业问题，不用说发展中国家。”丁宁宁认为，中国今后20年内，包括“老龄化”的时候都解决不了就业问题，“能解决的是不让最底层的人失去生活希望”。
钟伟认为，改革开放25年，中国所走的是一条“外向型的贫困增长”道路。“我们的外贸增长，不是为了要顺差、要逆差，我们引进外资，也不是为了要顺差、要逆差。实际上，扣除加工贸易的血汗钱，是逆差。整个外贸体制之所以要维持这么大规模，就是要缓解国内的就业压力——外贸增长对经济的贡献几乎为零，但对就业的贡献极大。”
目前在城市中，每2－3个就业岗位就有一个是外贸部门提供的。也就是说，农民或非产业工人加入到产业工人队伍中，能够享受到的就是最低工资。钟伟判断，这种情况，“10年不变，20年都不会变。未来整个经济出大问题的可能性就不会有”，但人均月工资也就1000元左右，“再要增长是不可能的”。
由于中国劳动力不仅有高素质、低价格的特点，而且在劳动力绝对过剩条件下，没有多少谈判地位的劳动者更缺乏谈判能力，这一点成了中国大量吸引外资的主要“国际竞争优势”。
“这也导致地方政府为了优化吸引外资的条件而不执行中央文件和国家法律，自觉不自觉地站在了劳动者的对立面，有强烈的利益驱动维护这个局面。”温铁军认为，多重因果决定下，中国被牢牢地钉在了“世界血汗工厂”的十字架上。
“巨大的矛盾让我们进退两难：中国的产业资本扩张实际上难以停止，因为在严重过剩的人口和劳动力的压力下，如果放慢增长速度，几乎就必然导致就业下降和社会动乱。”温铁军能想到的对策是：对于我们这种超大型的大陆国家而言，要尽快实施眼光向内的战略调整。“除了‘对内开放、扩大内需’之外，我们别无他途。”他说。
2004年，钢铁、电解铝行业遭到了宏观调控“暴风骤雨”式的清洗。但有些“种群”却能做到“头顶满是雷声，身上滴水不沾”。
4月22日，澳大利亚博思格钢铁在仅距铁本项目不到100公里的苏州工业园落户，总投资2.8亿澳元(约合人民币18亿元)建立一条钢板生产线，这是该公司上市以来在亚洲地区最大的一项投资。同一天，全球铁矿石巨头哈默斯利公司与上海宝钢集团公司签订了一项为期10年的协议，将每年向宝钢供应最多为700万吨的铁矿石。世界一流的电炉炼钢设备制造商——意大利得兴公司副总裁蒂·卡佩尼亚则在韶钢参加电弧炉国际学术研讨会时透露，计划3个月内成立合资公司，2005年春在天津建成国际一流水平的炼钢电炉。另外，外资钢铁巨头新日铁、阿塞洛、帝森克虏伯等也纷纷在2004年在中国展开了大量投资。
无独有偶，10月16日，一座年产100万吨氧化铝工程在山西省原平市横空出世。该工程由山西鲁能晋北铝业有限公司兴建，这家公司是山东鲁能与山西地方政府的合资公司。
“冰火两重天”的是，此前的5月份，同样也是一座年产100万吨氧化铝工程，民营企业家刘永行的东方希望压缩了包头稀铝的建设规模，由原计划在2002年-2008年期间分四期建设运营100万吨电解铝，改为先建设一期和二期共50万吨，根据市场反应情况再决定后两期的建设。目前最新的消息是，二期工程也暂缓上马了。
与包头稀铝一样，鲁能晋北煤电铝项目是在电解铝行业作为宏观调控三大重点行业之一的背景下进行的。该项目于2004年9月获得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是目前国内一次性建设规模最大的铝工业项目。与此同时，发改委压缩力度却在不断加大，当时已经有237万吨计划建设产能停止或推迟建设。
虽然有关部门对媒体就此做了自己的解释，但这些事件反映出的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是，25年的开放，仍然没有摆脱向外资和国有企业单向开放和对民企歧视的痕迹。最深有感触的莫过于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保育钧。“外商投资受礼遇，国有企业要保护，民间资本遭冷落。”他认为，这种不平等的竞争状态入世三年后仍然是一种全国普遍现象，即便在最开放宽松的珠江三角洲亦是如此。以东莞为例，全市80个行业中，允许外资进入的有62个，允许民营企业进入的只有41个。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看来，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主要成功之处正是因为私有部门的扩大，“首先发展非国有经济，打破了国有经济垄断状况，创造了外部的竞争环境”。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2年民营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约为48.5％，不包含外资的民间投资达到1.7万亿元，同比增长22.4％，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40.3％。民营经济上缴税收比重也在不断升高，到2002年底已接近37％。
以就业而论，2002年全社会就业总数为7.347亿人，其中国有单位就业人员7163万人，占全社会的9.7％，民营经济吸纳的就业量为3.09亿（其中乡镇企业就业人员为1.33亿），占全社会就业总量的42％。民营经济在二、三产业的就业比重达到84％，民营经济在城镇中的就业比重已经超过70％。
因此，11月4日，吴敬琏在媒体上再次公开呼吁：“在对外开放之前，首先实现对内开放。”
“在有形无形之间，总是有一种壁垒横贯在面前。”保育钧说，“上面喊，下面喊，就是不干，各个产业部门出台的一些不合理政策和处理态度，就是不改。”在他看来，对内开放最大的障碍，一是制度上的不平等，如税收制度，私营企业既要交企业所得税，又要交个人所得税，而外企和国企却不存在这个问题；二是既得利益集团把持某些产业不让进入，如通讯领域。
11月1日，马凯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发言中就此分辨道：“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次宏观调控是拿非公有制企业‘开刀’，‘打压民营经济’，使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受到了影响。这种看法是一种误解，也不符合实际。”他强调，“这次宏观调控不是专门针对非公有制经济的。”
然而，一位民营企业家的评价是：“你不得不承认，至少有人利用了宏观调控打击了民营经济。因为同样站在政府面前，20多年来民营经济实际上是享受着‘非国民待遇的国民’，我们仍然是弱者。”
他直言到：“只有哪一天真正对内开放了，中国才能有底气地拍胸脯说自己是市场经济国家，中国经济才有可能真正获得‘开放’带来的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