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关键词】金沙遗址祭祀区;三星堆遗址;商代;青铜容器;南方系青铜器
【摘要】通过分析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的7件青铜容器残片的器形和纹饰，可辨识其中5件属于尊、罍、瓿一类青铜器。这些铜器与三星堆遗址乃至长江中下游出土的青铜器在纹饰风格方面非常相近，推测为同一青铜体系，都属于商代南方系铜器的范畴，年代约为殷墟一、二期。三星堆遗址中尊、罍属于高等级青铜容礼器，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的这批青铜容礼器功能、地位应与之相同，表明在殷墟一、二期，作为都邑聚落中心的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可能存在并行发展的阶段，这对重新认识二者之间的关系有着重要意义。
在成都平原商周时期遗址中，金沙和三星堆是两处较为重要的大型中心聚落遗址。金沙遗址祭祀区与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均出土了具有本地风格的青铜立人、面具等非容器类青铜器，但与三星堆遗址同时出土有尊、罍、瓿、盘等青铜容器不同，金沙遗址少见完整的青铜容器，仅发现有少量青铜容器残件[1]。本文拟对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的部分青铜容器残片进行梳理，辨识其所屬器物的器类和形制，进而探讨金沙遗址青铜容器的风格、时代背景及文化源流等相关问题。
一
目前发表的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的青铜容器较少，器类明确的仅有一件铜罍。本文介绍的青铜器残片共7件，均出土于祭祀区东发掘区[2]。现将各残片的形制简介如下。
1.T7913⑦∶1，平面略呈三角形。残存为一兽面纹局部，以方形云雷纹为地，鼻梁、眼睛、兽角等部位均凸出，鼻梁中部两侧有牙状饰，角、鼻梁上也以云雷纹填充。鼻梁、兽角等正面凸起部位的背面均有凹陷，使器壁厚度基本保持一致。器体较为轻薄。纹饰制作不甚精细，鼻梁上所饰云雷纹左右不甚对称。残宽18.8厘米，残高15.7厘米（图一，1）。
2.T8004⑦∶60，平面略呈长方形。残存为一兽面纹的角部，以云雷纹为地，角部凸出，其上再饰云雷纹。凸起部位背面凹陷。纹饰与T7913⑦∶1兽面纹的角部基本相同，但线条规整、清晰。器体厚重，制作精细。残宽6.3厘米，残高5.2厘米（图一，2）。
3.T8105⑦表下∶34，平面略呈梯形。残存为一兽面纹的局部，以云雷纹为地，浅浮雕兽口、角、肢体等部位，其上也以云雷纹填充。兽面右侧以一道扉棱分界。正面凸起位置的背面有凹陷。器体轻薄，纹饰略显粗糙。残宽12.2厘米，残高12.5厘米（图一，3）。
4.T8205⑦∶26，残片呈弧形。表面为浅浮雕多组带状纹饰，每组纹饰由四个相同的单元构成斜线中心对称，每个单元近似高度抽象、几何化的龙纹。器壁较厚，纹饰较精细。残宽19.3厘米，残高3.2厘米（图二，1）。
5.T8103⑦∶11，残片呈弧形。残存纹饰与T8205⑦∶26基本一致，但残损更为严重。残宽30.8厘米，残高9.2厘米（图二，2）。
6.T8106⑦∶56，侧面呈“F”形。器表装饰类似阴刻的云纹。器壁较厚。残宽3.5厘米，残高3.8厘米（图三，1）。
7.C∶210，长条扉棱两侧装饰“回”字形纹。器壁较厚，器体略显厚重。残长6.3厘米，残高7厘米（图三，2）[3]。
二
上述7件青铜残片若仅从残存形态上观察，很难知晓其所属的具体器类，还需结合其纹饰特征来推测、论证。其中C∶210器物特征不明显，无法辨认其原始器形。T8106⑦∶56与晚商至西周早期的鼎、簋、尊等装饰的扉棱相类，但因残存面积太小，也无法辨认其具体属于何类器物。此两件将不再进行分析。
T7913⑦∶1及T8004⑦∶60两件残片上的纹饰均为兽面局部。T7913⑦∶1兽面较完整，T8004⑦∶60的纹饰与T7913⑦∶1兽面上的兽角纹饰几乎完全一致，故推测T8004⑦∶60的纹饰为T7913⑦∶1这一类兽面纹的一部分，两者属同一器形。T7913⑦∶1上的兽面纹在商周时期的铜器上相当常见，此类兽面向左右和上下均延展较多，幅面宽大，多饰于鼎、簋、尊、罍等腹部面积较大的器物之上。且该残片向内弧曲，疑似器物的鼓腹部位，推测可能为尊、罍等腹部略鼓、体型较高的器物的腹部残片。同理，T8004⑦∶60也应属于该类器物。
T8105⑦表下∶34残存纹饰为兽面的兽角和一侧肢体。这种向侧面展开的兽面纹常装饰于商周时期尊、罍等器物的圈足之上。结合其微弧的形态特征，可推测为尊或罍的圈足。
T8205⑦∶26和T8103⑦∶11，根据形态可知其均为某类器物的圈足残片，两者纹饰相似且出土探方位置较近，推测当属于同一件器物。该圈足复原后的直径约38厘米，表明其所属器物体量很大。商周时期具有较大圈足的器物有尊、罍、瓿等。该圈足显示出强烈的宽体特征，与部分罍或瓿的圈足较为宽扁的特征一致。
经过分析可知，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的7件青铜容器残片中，有5件可推测出器形，其中T7913⑦∶1、T8004⑦∶60为尊或罍的腹部，T8105⑦表下∶34为尊或罍的圈足，T8103⑦∶11和T8205⑦∶26为罍或瓿的圈足。
三
除这几件青铜器残片外，金沙遗址未见同一时期的大型尊、罍等青铜器遗存。探讨这批青铜容器残片的文化来源，不妨将目光转向与金沙遗址关系密切，且时间、空间距离均相近的三星堆遗址，利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物进行对比分析。 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的尊、罍、瓿等均装饰兽面纹，但纹饰的形状和特征不甚一致，表现在兽面的口、鼻、眉、眼等部位。对比发现，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Ⅴ式圆尊K2②∶151[4]255，258的腹部纹饰（图四，1）与金沙遗址T7913⑦∶1兽面形象最为接近，二者在兽面的整体布局和构成要素上都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如兽面类似“非”字形的鼻梁，鼻梁两侧装饰竖向的牙状饰，直角卷折的兽角，只是在细节之处略有差异。此外，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尊K2②∶146（图四，2）[4]252和罍K2②∶159（图四，3）[4]265，268、K2②∶39（图四，4）[4]274等3件青铜器腹部所饰兽面纹也与金沙T7913⑦∶1接近，只是兽面鼻梁两侧均无牙状饰。如前所述，金沙T8004⑦∶60与T7913⑦∶1所属器形相同，故T8004⑦∶60纹饰也当与上述三星堆遗址出土器物接近。
金沙遺址T8105⑦表下∶34的兽面纹主体为兽口、角和肢体的一部分，没有躯干，但兽角硬折的特征及肢体的形态与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尊K2②∶129（图五，1）[4]254，257、K2②∶151（图五，2）、K2②∶146、K2②：127（图五，3）[4]253，256和罍K2②∶103（图五， 4）[4]274，278等青铜器圈足所饰兽面纹风格高度一致，可以理解为是三星堆兽面纹的一种简化形态。且三星堆遗址类似的纹饰多饰于尊的圈足上，所以T8105⑦表下∶34有较大可能为尊的圈足。
T7913⑦∶1、T8004⑦∶60、T8105⑦表下∶34的兽面纹均与三星堆部分尊、罍上的纹饰接近，只一些细节存在差异，如T8105⑦表下∶34兽面纹躯干的简省，T7913⑦∶1兽面对眼睛和鼻梁的装饰更为简单等。从两遗址兽面纹构成要素及风格高度一致的情况来看，这3件青铜器残片所属器物应与三星堆遗址出土青铜容器属于同一体系。
再进一步考察，可以发现三星堆遗址出土尊K2②∶146、K2②∶151的形制及兽面纹装饰与长江流域其他地区出土的青铜尊、罍相似（图六），如安徽六安市区[5，6]，湖南岳阳费家河[7]，[8]99、华容东山[8]98，[9]，湖北枣阳新店[10]，重庆巫山李家滩[11，12]等地出土的尊，湖南平江浯口镇[8]102，103，[13]、湖北荆州东岳村[14]等地出土的罍等。
根据考古资料，南方系青铜器出土地点涵盖了长江上、中、下游的广大地区，虽然这些地区的物质文化面貌不尽相同，但部分铜器呈现出较为一致的器形和装饰特征，如南方出土的尊、罍等器物器形高大，装饰的兽面纹常为分体兽面，线条呈几何化，转折生硬，且常常单独出土而少见于墓葬中。上述所引湖南、湖北、安徽等地的青铜尊、罍就属于典型的南方系青铜器[15]。前文已推测金沙遗址出土的3件青铜器残片与三星堆出土青铜容器属于同一体系，而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容器也显示出与南方系青铜器一致的特点，故这3件青铜器残片也应属于南方系青铜器[16]，可能与三星堆遗址出土青铜容器一样，为长江中下游之间某一特定区域生产[17]。此外，这3件青铜器残片也具备南方系尊、罍高浮雕兽面对应的内壁均有相应的凹陷[18]这一特征，说明其在技术层面也属于南方系青铜器的范畴。
T8103⑦∶11和T8205⑦∶26组成的圈足直径较大，可能属于罍、瓿等器物的圈足。考察其残存纹饰，在两条较粗的弦纹中间装饰有两层连续、重复的带状纹饰，基础纹饰为由硬折的直线、Z形细线连接弧形的椭圆，构成某种动物的躯体，似抽象的龙纹，而两层带状纹饰又形成左上右下、左下右上相对称的排列形态，可称之为“斜线中心对称”。由于该圈足纹饰形态和结构较为特殊，目前在商周青铜器中尚未见到，加之器物残缺严重，难以复原纹饰全貌，我们可尝试从饰有类似纹饰的器物入手探讨其来源。湖南岳阳铜鼓山一座疑为商代晚期的墓葬中出土了鼎、觚各一件[19，20]，其中鼎上腹部饰一周呈斜线中心对称、连续分布的夔纹（图七，1），其带状、连续、斜线中心对称的结构与金沙T8103⑦∶11和T8205⑦∶26上的纹饰基本一致。山西忻县连寺沟一座墓葬出土了鼎3、爵1、觚1[21]，其中一件鼎的上腹部也装饰有带状夔纹，与岳阳铜鼓山鼎所饰夔纹非常接近，只是纹饰更为简化。岳阳和忻县这两件鼎及伴出器物的年代比较明确，大约在殷墟一、二期。美国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有一件乳钉雷纹蛙饰瓿（图七，2）[22]109，[23，24]，其圈足上也有略呈斜线中心对称分布的带状夔纹，年代亦大约在殷墟一、二期[25]。该瓿肩部和上腹部装饰有形象生动的鱼纹，此类鱼纹还见于湖南岳阳鲂鱼山出土的罍（图七，3）[22]93、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的瓿形鼎及鬲形鼎[26]（图七，4）等南方系青铜器上，因此，乳钉雷纹蛙饰瓿上的斜线中心对称的带状纹饰有较大可能也属于南方系青铜器的风格，山西忻县鼎的纹饰则可能是受到南方因素的影响。若此推论成立，则金沙T8103⑦∶11和T8205⑦∶26组成的装饰有斜线中心对称带状纹饰的圈足也应具有南方系青铜器的文化背景。由于目前仅在瓿的圈足上发现有此类纹饰，故推测这两件残片属于瓿的可能性较大。
综上可知，金沙遗址出土的T7913⑦∶1、T8105⑦表下∶34、T8004⑦∶60、T8103⑦∶11和T8205⑦∶26等青铜器残片可能分别属于尊、罍、瓿等器物，且属于南方系青铜器的范畴，其年代约在殷墟一、二期[27，28]。这对我们理解金沙遗址诸多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 四
本文讨论的可辨出器形的铜容器残片均出土于金沙遗址祭祀区的东部发掘区（即I区），除T7913⑦∶1出土于偏北部外，其余均出土于发掘区中部，即机挖沟周围。机挖沟区域出土了包括太阳神鸟、金面具、青铜立人等珍贵金、铜器，还分布有20余处礼仪性遗迹，是举行祭祀活动的核心区域，由此可知这几件青铜容器残片也是金沙祭祀活动的遗留物。
这几件青铜容器残片均出土于东部发掘区的第⑦层，据《金沙遗址祭祀区发掘报告》[2]，第⑦层伴出陶器的年代约为西周早中期，而几件青铜容器的年代大约在殷墟一、二期，两者之间存在较大的时间差。而这几件器物与商代南方系尊、罍、瓿等器物的风格高度一致，基本可排除西周早期仿制的可能，应均为商晚期制作。与三星堆祭祀坑情况相同[4]22，158，金沙遗址祭祀区的祭祀活动中亦广泛存在碎器行为，各类器物多被人为破碎后再填埋[2]，推测金沙遗址出土的这些残损严重的青铜容器是在西周早期的祭祀活动中被人为破坏、掩埋的。
三星堆遗址祭祀坑中出土的尊、罍等外来风格的铜容器在三星堆神权体系中属于高等级礼器，推测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容器也具备同样的功能和地位。金沙遗址目前已发现较多与祭祀相关的礼仪性堆积，祭祀方式以“瘗埋”为主，相关遗物包括大量石器、玉器、象牙、竹木器等。从遗迹情况看，祭祀活动从早商一直延续至春秋时期，至少在早商偏晚至中商时期已经较为发达[29]。这些都说明，在商晚期，金沙遗址已处于较为发达的阶段，可能已成为成都平原都邑性的中心聚落之一。
以往的研究认为金沙遗址的最早阶段大约相当于三星堆遗址的最晚阶段[30]，认为金沙遗址最早阶段的祭祀活动不发达[31]，但近年来的多项研究已将金沙遗址商周遗存的年代上限确定在早商时期[2，32]，大规模的祭祀活动早在公元前3500年就已经出现[2]。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遗址均既出土了具有本地风格的器物，也出土了南方系风格的器物群，且南方系器物群的面貌、年代基本一致，暗示二者并非完全是前后继承的关系。在三星堆中心兴盛之时，金沙中心也已经较为发达，两处中心聚落可能存在较长时段的并立，而非突然的替代。
需要说明的是，三星堆遗址新近发现的K3—K8等五个祭祀坑出土了大量金器、铜器、玉器、石器、象牙等，其中部分青铜容器的形制与早先发掘的一、二号祭祀坑所出同类器物基本一致。K4中遗物碳十四测年结果为距今3200—3000年，属商代晚期[33]。同时，新出土的玉凿、石磬、有领璧、鱼形金饰片等器物，也与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的同类器物形制接近。这些新的考古成果进一步印证了金沙与三星堆同为成都平原上的商代晚期高等级中心聚落。
附记：本文中銅容器残片的线图由陈睿同志描绘，谨致谢忱！
________________
[1]施劲松.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遗物研究[J].考古学报，2011（2）.
[2]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金沙遗址祭祀区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21.
[3]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金沙遗址Ⅰ区“梅苑”地点发掘一期简报[J].文物，2004（4）.
[4]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5]安徽省皖西博物馆.安徽六安出土一件商代大型铜尊[J].文物，2000（12）.
[6]安徽大学，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江淮地区商周青铜器[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60，61.
[7]熊传薪.湖南新发现的青铜器[C]//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资料丛刊：5.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103.
[8]湖南省博物馆.三湘四水集萃：湖南出土商、西周青铜器展[M].北京：中华书局，2017.
[9]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工农兵群众热爱祖国文化遗产[J].文物，1972（1）.
[10]徐正国.湖北枣阳发现一件商代铜尊[J].文物，1990（6）.
[11]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巫山县文化馆.巫山境内长江、大宁河流域古遗址调查简报[G]//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考古报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1—10.
[12]张一品.长江三峡出土文物精粹[M].重庆：中国三峡出版社，1998：34，35.
[13]吴承程.平江县浯口镇出土商代铜罍[C]//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二期.长沙：岳麓书社，2005：207—209.
[14]彭锦华.沙市近郊出土的商代大型铜尊[J].江汉考古，1987（4）.
[15]张昌平.论殷墟时期南方尊和罍[G]//张昌平.方国的青铜与文化：张昌平自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180—192.
[16]张昌平.论洞庭湖地区发现的商周青铜器：从皿方罍说起[M]//湖南省博物馆，上海博物馆.酌彼金罍：皿方罍与湖南出土青铜器精粹.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5：25—34.
[17]张昌平.自产与输入：从纹饰风格看三星堆铜器群的不同产地[J].南方文物，2006（3）.
[18]苏荣誉.巫山李家滩出土大口折肩青铜尊探微：兼据同类尊的风格和关键工艺探讨其年代和扩散[G]//四川大学博物馆，四川大学考古学系，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方民族考古：第十四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131—187.
[19]岳阳市云溪区文物管理所.岳阳市市郊铜鼓山遗址新出土的青铜器[C]//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省考古学会.湖南考古：2002（下）.长沙：岳麓书社，2004：455—459.
[20]胥卫华.湖南岳阳市铜鼓山遗址出土商代青铜器[J].考古，2006（7）.
[21]沈振中.忻县连寺沟出土的青铜器[J].文物，1972（4）.
[22]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4[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23]陈梦家.美国所藏中国铜器集录：下卷[M].北京：金城出版社，2016：1940.
[24]RENé-YVON L.d’Argencé. Bronze Vessels of An‐cient China in the Avery Brundage Collection[M].San Francis‐co：Asian Art Museum in San Francisco，1977：38，39.
[25]张昌平.乳钉雷纹蛙饰瓿与四点配列式鼎：和李朝远先生讨论中涉及的早期青铜器的两个具体问题[G]//张昌平.方国的青铜与文化：张昌平自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252—261.
[26]江西省博物馆，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干县博物馆.新干商代大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50，51.
[27]孙华.关于三星堆器物坑的若干问题[M]//孙华.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181—202.
[28]江章华.三星堆系青铜容器产地问题[J].四川文物，2006（6）.
[29]周志清.古蜀祭祀传统观察：以金沙遗址祭祀区为例[J].中华文化论坛，2019（5）.
[30]孙华.三星堆器物坑的埋藏问题：埋藏年代、性质、主人和背景[G]//四川大学博物馆，四川大学考古学系，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方民族考古：第九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17，18.
[31]江章华.金沙遗址的初步分析[J].文物，2010（2）.
[32]田剑波，左志强，周志清.试论金沙遗址出土早期铜戈[J].江汉考古，2018（4）.
[33]谢振斌，许丹阳，韩玉等.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四号祭祀坑的碳十四年代研究[J].四川文物，2021（2）.
〔责任编辑：陈宁〕
【摘要】通过分析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的7件青铜容器残片的器形和纹饰，可辨识其中5件属于尊、罍、瓿一类青铜器。这些铜器与三星堆遗址乃至长江中下游出土的青铜器在纹饰风格方面非常相近，推测为同一青铜体系，都属于商代南方系铜器的范畴，年代约为殷墟一、二期。三星堆遗址中尊、罍属于高等级青铜容礼器，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的这批青铜容礼器功能、地位应与之相同，表明在殷墟一、二期，作为都邑聚落中心的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可能存在并行发展的阶段，这对重新认识二者之间的关系有着重要意义。
在成都平原商周时期遗址中，金沙和三星堆是两处较为重要的大型中心聚落遗址。金沙遗址祭祀区与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均出土了具有本地风格的青铜立人、面具等非容器类青铜器，但与三星堆遗址同时出土有尊、罍、瓿、盘等青铜容器不同，金沙遗址少见完整的青铜容器，仅发现有少量青铜容器残件[1]。本文拟对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的部分青铜容器残片进行梳理，辨识其所屬器物的器类和形制，进而探讨金沙遗址青铜容器的风格、时代背景及文化源流等相关问题。
一
目前发表的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的青铜容器较少，器类明确的仅有一件铜罍。本文介绍的青铜器残片共7件，均出土于祭祀区东发掘区[2]。现将各残片的形制简介如下。
1.T7913⑦∶1，平面略呈三角形。残存为一兽面纹局部，以方形云雷纹为地，鼻梁、眼睛、兽角等部位均凸出，鼻梁中部两侧有牙状饰，角、鼻梁上也以云雷纹填充。鼻梁、兽角等正面凸起部位的背面均有凹陷，使器壁厚度基本保持一致。器体较为轻薄。纹饰制作不甚精细，鼻梁上所饰云雷纹左右不甚对称。残宽18.8厘米，残高15.7厘米（图一，1）。
2.T8004⑦∶60，平面略呈长方形。残存为一兽面纹的角部，以云雷纹为地，角部凸出，其上再饰云雷纹。凸起部位背面凹陷。纹饰与T7913⑦∶1兽面纹的角部基本相同，但线条规整、清晰。器体厚重，制作精细。残宽6.3厘米，残高5.2厘米（图一，2）。
3.T8105⑦表下∶34，平面略呈梯形。残存为一兽面纹的局部，以云雷纹为地，浅浮雕兽口、角、肢体等部位，其上也以云雷纹填充。兽面右侧以一道扉棱分界。正面凸起位置的背面有凹陷。器体轻薄，纹饰略显粗糙。残宽12.2厘米，残高12.5厘米（图一，3）。
4.T8205⑦∶26，残片呈弧形。表面为浅浮雕多组带状纹饰，每组纹饰由四个相同的单元构成斜线中心对称，每个单元近似高度抽象、几何化的龙纹。器壁较厚，纹饰较精细。残宽19.3厘米，残高3.2厘米（图二，1）。
5.T8103⑦∶11，残片呈弧形。残存纹饰与T8205⑦∶26基本一致，但残损更为严重。残宽30.8厘米，残高9.2厘米（图二，2）。
6.T8106⑦∶56，侧面呈“F”形。器表装饰类似阴刻的云纹。器壁较厚。残宽3.5厘米，残高3.8厘米（图三，1）。
7.C∶210，长条扉棱两侧装饰“回”字形纹。器壁较厚，器体略显厚重。残长6.3厘米，残高7厘米（图三，2）[3]。
二
上述7件青铜残片若仅从残存形态上观察，很难知晓其所属的具体器类，还需结合其纹饰特征来推测、论证。其中C∶210器物特征不明显，无法辨认其原始器形。T8106⑦∶56与晚商至西周早期的鼎、簋、尊等装饰的扉棱相类，但因残存面积太小，也无法辨认其具体属于何类器物。此两件将不再进行分析。
T7913⑦∶1及T8004⑦∶60两件残片上的纹饰均为兽面局部。T7913⑦∶1兽面较完整，T8004⑦∶60的纹饰与T7913⑦∶1兽面上的兽角纹饰几乎完全一致，故推测T8004⑦∶60的纹饰为T7913⑦∶1这一类兽面纹的一部分，两者属同一器形。T7913⑦∶1上的兽面纹在商周时期的铜器上相当常见，此类兽面向左右和上下均延展较多，幅面宽大，多饰于鼎、簋、尊、罍等腹部面积较大的器物之上。且该残片向内弧曲，疑似器物的鼓腹部位，推测可能为尊、罍等腹部略鼓、体型较高的器物的腹部残片。同理，T8004⑦∶60也应属于该类器物。
T8105⑦表下∶34残存纹饰为兽面的兽角和一侧肢体。这种向侧面展开的兽面纹常装饰于商周时期尊、罍等器物的圈足之上。结合其微弧的形态特征，可推测为尊或罍的圈足。
T8205⑦∶26和T8103⑦∶11，根据形态可知其均为某类器物的圈足残片，两者纹饰相似且出土探方位置较近，推测当属于同一件器物。该圈足复原后的直径约38厘米，表明其所属器物体量很大。商周时期具有较大圈足的器物有尊、罍、瓿等。该圈足显示出强烈的宽体特征，与部分罍或瓿的圈足较为宽扁的特征一致。
经过分析可知，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的7件青铜容器残片中，有5件可推测出器形，其中T7913⑦∶1、T8004⑦∶60为尊或罍的腹部，T8105⑦表下∶34为尊或罍的圈足，T8103⑦∶11和T8205⑦∶26为罍或瓿的圈足。
三
除这几件青铜器残片外，金沙遗址未见同一时期的大型尊、罍等青铜器遗存。探讨这批青铜容器残片的文化来源，不妨将目光转向与金沙遗址关系密切，且时间、空间距离均相近的三星堆遗址，利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物进行对比分析。 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的尊、罍、瓿等均装饰兽面纹，但纹饰的形状和特征不甚一致，表现在兽面的口、鼻、眉、眼等部位。对比发现，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Ⅴ式圆尊K2②∶151[4]255，258的腹部纹饰（图四，1）与金沙遗址T7913⑦∶1兽面形象最为接近，二者在兽面的整体布局和构成要素上都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如兽面类似“非”字形的鼻梁，鼻梁两侧装饰竖向的牙状饰，直角卷折的兽角，只是在细节之处略有差异。此外，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尊K2②∶146（图四，2）[4]252和罍K2②∶159（图四，3）[4]265，268、K2②∶39（图四，4）[4]274等3件青铜器腹部所饰兽面纹也与金沙T7913⑦∶1接近，只是兽面鼻梁两侧均无牙状饰。如前所述，金沙T8004⑦∶60与T7913⑦∶1所属器形相同，故T8004⑦∶60纹饰也当与上述三星堆遗址出土器物接近。
金沙遺址T8105⑦表下∶34的兽面纹主体为兽口、角和肢体的一部分，没有躯干，但兽角硬折的特征及肢体的形态与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尊K2②∶129（图五，1）[4]254，257、K2②∶151（图五，2）、K2②∶146、K2②：127（图五，3）[4]253，256和罍K2②∶103（图五， 4）[4]274，278等青铜器圈足所饰兽面纹风格高度一致，可以理解为是三星堆兽面纹的一种简化形态。且三星堆遗址类似的纹饰多饰于尊的圈足上，所以T8105⑦表下∶34有较大可能为尊的圈足。
T7913⑦∶1、T8004⑦∶60、T8105⑦表下∶34的兽面纹均与三星堆部分尊、罍上的纹饰接近，只一些细节存在差异，如T8105⑦表下∶34兽面纹躯干的简省，T7913⑦∶1兽面对眼睛和鼻梁的装饰更为简单等。从两遗址兽面纹构成要素及风格高度一致的情况来看，这3件青铜器残片所属器物应与三星堆遗址出土青铜容器属于同一体系。
再进一步考察，可以发现三星堆遗址出土尊K2②∶146、K2②∶151的形制及兽面纹装饰与长江流域其他地区出土的青铜尊、罍相似（图六），如安徽六安市区[5，6]，湖南岳阳费家河[7]，[8]99、华容东山[8]98，[9]，湖北枣阳新店[10]，重庆巫山李家滩[11，12]等地出土的尊，湖南平江浯口镇[8]102，103，[13]、湖北荆州东岳村[14]等地出土的罍等。
根据考古资料，南方系青铜器出土地点涵盖了长江上、中、下游的广大地区，虽然这些地区的物质文化面貌不尽相同，但部分铜器呈现出较为一致的器形和装饰特征，如南方出土的尊、罍等器物器形高大，装饰的兽面纹常为分体兽面，线条呈几何化，转折生硬，且常常单独出土而少见于墓葬中。上述所引湖南、湖北、安徽等地的青铜尊、罍就属于典型的南方系青铜器[15]。前文已推测金沙遗址出土的3件青铜器残片与三星堆出土青铜容器属于同一体系，而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容器也显示出与南方系青铜器一致的特点，故这3件青铜器残片也应属于南方系青铜器[16]，可能与三星堆遗址出土青铜容器一样，为长江中下游之间某一特定区域生产[17]。此外，这3件青铜器残片也具备南方系尊、罍高浮雕兽面对应的内壁均有相应的凹陷[18]这一特征，说明其在技术层面也属于南方系青铜器的范畴。
T8103⑦∶11和T8205⑦∶26组成的圈足直径较大，可能属于罍、瓿等器物的圈足。考察其残存纹饰，在两条较粗的弦纹中间装饰有两层连续、重复的带状纹饰，基础纹饰为由硬折的直线、Z形细线连接弧形的椭圆，构成某种动物的躯体，似抽象的龙纹，而两层带状纹饰又形成左上右下、左下右上相对称的排列形态，可称之为“斜线中心对称”。由于该圈足纹饰形态和结构较为特殊，目前在商周青铜器中尚未见到，加之器物残缺严重，难以复原纹饰全貌，我们可尝试从饰有类似纹饰的器物入手探讨其来源。湖南岳阳铜鼓山一座疑为商代晚期的墓葬中出土了鼎、觚各一件[19，20]，其中鼎上腹部饰一周呈斜线中心对称、连续分布的夔纹（图七，1），其带状、连续、斜线中心对称的结构与金沙T8103⑦∶11和T8205⑦∶26上的纹饰基本一致。山西忻县连寺沟一座墓葬出土了鼎3、爵1、觚1[21]，其中一件鼎的上腹部也装饰有带状夔纹，与岳阳铜鼓山鼎所饰夔纹非常接近，只是纹饰更为简化。岳阳和忻县这两件鼎及伴出器物的年代比较明确，大约在殷墟一、二期。美国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有一件乳钉雷纹蛙饰瓿（图七，2）[22]109，[23，24]，其圈足上也有略呈斜线中心对称分布的带状夔纹，年代亦大约在殷墟一、二期[25]。该瓿肩部和上腹部装饰有形象生动的鱼纹，此类鱼纹还见于湖南岳阳鲂鱼山出土的罍（图七，3）[22]93、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的瓿形鼎及鬲形鼎[26]（图七，4）等南方系青铜器上，因此，乳钉雷纹蛙饰瓿上的斜线中心对称的带状纹饰有较大可能也属于南方系青铜器的风格，山西忻县鼎的纹饰则可能是受到南方因素的影响。若此推论成立，则金沙T8103⑦∶11和T8205⑦∶26组成的装饰有斜线中心对称带状纹饰的圈足也应具有南方系青铜器的文化背景。由于目前仅在瓿的圈足上发现有此类纹饰，故推测这两件残片属于瓿的可能性较大。
综上可知，金沙遗址出土的T7913⑦∶1、T8105⑦表下∶34、T8004⑦∶60、T8103⑦∶11和T8205⑦∶26等青铜器残片可能分别属于尊、罍、瓿等器物，且属于南方系青铜器的范畴，其年代约在殷墟一、二期[27，28]。这对我们理解金沙遗址诸多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 四
本文讨论的可辨出器形的铜容器残片均出土于金沙遗址祭祀区的东部发掘区（即I区），除T7913⑦∶1出土于偏北部外，其余均出土于发掘区中部，即机挖沟周围。机挖沟区域出土了包括太阳神鸟、金面具、青铜立人等珍贵金、铜器，还分布有20余处礼仪性遗迹，是举行祭祀活动的核心区域，由此可知这几件青铜容器残片也是金沙祭祀活动的遗留物。
这几件青铜容器残片均出土于东部发掘区的第⑦层，据《金沙遗址祭祀区发掘报告》[2]，第⑦层伴出陶器的年代约为西周早中期，而几件青铜容器的年代大约在殷墟一、二期，两者之间存在较大的时间差。而这几件器物与商代南方系尊、罍、瓿等器物的风格高度一致，基本可排除西周早期仿制的可能，应均为商晚期制作。与三星堆祭祀坑情况相同[4]22，158，金沙遗址祭祀区的祭祀活动中亦广泛存在碎器行为，各类器物多被人为破碎后再填埋[2]，推测金沙遗址出土的这些残损严重的青铜容器是在西周早期的祭祀活动中被人为破坏、掩埋的。
三星堆遗址祭祀坑中出土的尊、罍等外来风格的铜容器在三星堆神权体系中属于高等级礼器，推测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容器也具备同样的功能和地位。金沙遗址目前已发现较多与祭祀相关的礼仪性堆积，祭祀方式以“瘗埋”为主，相关遗物包括大量石器、玉器、象牙、竹木器等。从遗迹情况看，祭祀活动从早商一直延续至春秋时期，至少在早商偏晚至中商时期已经较为发达[29]。这些都说明，在商晚期，金沙遗址已处于较为发达的阶段，可能已成为成都平原都邑性的中心聚落之一。
以往的研究认为金沙遗址的最早阶段大约相当于三星堆遗址的最晚阶段[30]，认为金沙遗址最早阶段的祭祀活动不发达[31]，但近年来的多项研究已将金沙遗址商周遗存的年代上限确定在早商时期[2，32]，大规模的祭祀活动早在公元前3500年就已经出现[2]。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遗址均既出土了具有本地风格的器物，也出土了南方系风格的器物群，且南方系器物群的面貌、年代基本一致，暗示二者并非完全是前后继承的关系。在三星堆中心兴盛之时，金沙中心也已经较为发达，两处中心聚落可能存在较长时段的并立，而非突然的替代。
需要说明的是，三星堆遗址新近发现的K3—K8等五个祭祀坑出土了大量金器、铜器、玉器、石器、象牙等，其中部分青铜容器的形制与早先发掘的一、二号祭祀坑所出同类器物基本一致。K4中遗物碳十四测年结果为距今3200—3000年，属商代晚期[33]。同时，新出土的玉凿、石磬、有领璧、鱼形金饰片等器物，也与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的同类器物形制接近。这些新的考古成果进一步印证了金沙与三星堆同为成都平原上的商代晚期高等级中心聚落。
附记：本文中銅容器残片的线图由陈睿同志描绘，谨致谢忱！
________________
[1]施劲松.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遗物研究[J].考古学报，2011（2）.
[2]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金沙遗址祭祀区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21.
[3]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金沙遗址Ⅰ区“梅苑”地点发掘一期简报[J].文物，2004（4）.
[4]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5]安徽省皖西博物馆.安徽六安出土一件商代大型铜尊[J].文物，2000（12）.
[6]安徽大学，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江淮地区商周青铜器[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60，61.
[7]熊传薪.湖南新发现的青铜器[C]//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资料丛刊：5.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103.
[8]湖南省博物馆.三湘四水集萃：湖南出土商、西周青铜器展[M].北京：中华书局，2017.
[9]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工农兵群众热爱祖国文化遗产[J].文物，1972（1）.
[10]徐正国.湖北枣阳发现一件商代铜尊[J].文物，1990（6）.
[11]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巫山县文化馆.巫山境内长江、大宁河流域古遗址调查简报[G]//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考古报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1—10.
[12]张一品.长江三峡出土文物精粹[M].重庆：中国三峡出版社，1998：34，35.
[13]吴承程.平江县浯口镇出土商代铜罍[C]//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二期.长沙：岳麓书社，2005：207—209.
[14]彭锦华.沙市近郊出土的商代大型铜尊[J].江汉考古，1987（4）.
[15]张昌平.论殷墟时期南方尊和罍[G]//张昌平.方国的青铜与文化：张昌平自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180—192.
[16]张昌平.论洞庭湖地区发现的商周青铜器：从皿方罍说起[M]//湖南省博物馆，上海博物馆.酌彼金罍：皿方罍与湖南出土青铜器精粹.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5：25—34.
[17]张昌平.自产与输入：从纹饰风格看三星堆铜器群的不同产地[J].南方文物，2006（3）.
[18]苏荣誉.巫山李家滩出土大口折肩青铜尊探微：兼据同类尊的风格和关键工艺探讨其年代和扩散[G]//四川大学博物馆，四川大学考古学系，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方民族考古：第十四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131—187.
[19]岳阳市云溪区文物管理所.岳阳市市郊铜鼓山遗址新出土的青铜器[C]//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省考古学会.湖南考古：2002（下）.长沙：岳麓书社，2004：455—459.
[20]胥卫华.湖南岳阳市铜鼓山遗址出土商代青铜器[J].考古，2006（7）.
[21]沈振中.忻县连寺沟出土的青铜器[J].文物，1972（4）.
[22]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4[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23]陈梦家.美国所藏中国铜器集录：下卷[M].北京：金城出版社，2016：1940.
[24]RENé-YVON L.d’Argencé. Bronze Vessels of An‐cient China in the Avery Brundage Collection[M].San Francis‐co：Asian Art Museum in San Francisco，1977：38，39.
[25]张昌平.乳钉雷纹蛙饰瓿与四点配列式鼎：和李朝远先生讨论中涉及的早期青铜器的两个具体问题[G]//张昌平.方国的青铜与文化：张昌平自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252—261.
[26]江西省博物馆，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干县博物馆.新干商代大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50，51.
[27]孙华.关于三星堆器物坑的若干问题[M]//孙华.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181—202.
[28]江章华.三星堆系青铜容器产地问题[J].四川文物，2006（6）.
[29]周志清.古蜀祭祀传统观察：以金沙遗址祭祀区为例[J].中华文化论坛，2019（5）.
[30]孙华.三星堆器物坑的埋藏问题：埋藏年代、性质、主人和背景[G]//四川大学博物馆，四川大学考古学系，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方民族考古：第九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17，18.
[31]江章华.金沙遗址的初步分析[J].文物，2010（2）.
[32]田剑波，左志强，周志清.试论金沙遗址出土早期铜戈[J].江汉考古，2018（4）.
[33]谢振斌，许丹阳，韩玉等.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四号祭祀坑的碳十四年代研究[J].四川文物，2021（2）.
〔责任编辑：陈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