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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得志是我军著名战将，1925年2月，年仅14岁的杨得志和哥哥杨海堂为生活所迫，冒着风雪离开家乡——湖南醴陵县南阳桥乡(今属株洲县)三望冲村，出门谋生。1926年11月，年仅15岁的杨得志参加了红军，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不料这一走竟成了他与家人的诀别。1930年秋，杨得志随部队经过他的家乡，当时担任红四军一师通讯警卫排排长的他既没能请假回家去见亲人，也没有遇到能替他捎口信回家的熟人，回家成了他没能实现的梦想，成了他心中郁结的遗憾。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在和平环境里，家乡的地方干部时常派人向他汇报家乡的建设情况，并热情邀请他回家乡看看，那绵长而浓厚的思乡之情才一次次牵动着将军的心……
故土牵动将军情，首次回乡祭故人叙乡情
1950年1月，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司令员、陕西军区司令员的杨得志偕夫人申戈军及女儿华荣、柏华，从西安回到了阔别20多年的湖南株洲老家。
听说这位身经百战的共和国开国将军要回家乡，方圆数十里的父老乡亲闻讯而至。杨得志原打算步行到祖居地三望冲看望父老乡亲，可是，乡亲们特意派了四人轿前来迎接。
杨得志见了哈哈笑道：“我是乡里人，过去我帮人抬过轿。现在我不作这个孽，把别人的肩膀当路。”但乡亲们的盛情难却，他只好让一个小外甥女代他坐轿，自己谈笑风生地跟家乡的父老乡亲一边走一边拉家常。
杨得志回到家，才得知父亲、大姐、二姐和弟弟都已不在人世，叔叔也在当年讨饭时给地主家的恶狗活活咬死。一下子失去了这么多亲人，杨得志感到异常悲痛。他顾不得沿途的车马劳顿，第二天一大早就登上祖坟山去拜谒祖辈、父辈坟墓。他在父母的坟前肃立许久，早年在父母身边的情景一幕幕浮现在他眼前：
母亲陈氏，勤劳、善良，待人宽容，先后为杨家生育14个孩子，这些孩子多在饥寒贫病交加中夭折。她于1921年因难产早逝。
父亲和叔父都是乡村的穷铁匠，一年四季挑着风箱、火炉、铁砧，走村串户，靠打铁挣点钱勉强养家糊口。
杨得志从小跟父亲学打铁。白天，他们到各家各户打镰刀、锄头等农具，夜间铺点稻草，露宿在人家的屋檐下、门洞旁或大树下、古庙里。天长日久，父亲得了风湿病，无钱医治。疼痛难忍时，额上一颗颗豆大的汗珠滚落下来，他就用大锤猛砸地，砸得地上一个又一个的深坑。
迫于生计，年少的杨得志与哥哥杨海堂去安源煤矿挖煤，可挖煤也挣不到钱，半年后，兄弟俩又无奈地回到了家里。后来，杨海堂又随大人们去衡阳修路，不久，捎信回家叫杨得志也去修路。父亲先是不放心杨得志去那么远的地方打工，沉默了好几天，最后还是同意他去了。
临行时，父亲非要送他一程不可。父亲替他背着行李，两人默默地朝前走着。杨得志望着父亲那削瘦的面孔，那已弯曲了的腰背，心里十分难受。父亲这么大年纪了，没过一天舒服日子。他和哥哥都走了，姐姐也出嫁了，剩下父亲和叔父带着几个不懂事的弟妹，日子是多么难熬呀！他想劝慰父亲几句，但嘴巴像张不开似的，想了好一阵才开腔：“爸，你等着吧，日子好过一点，我马上就回来。挣了钱也会及时带给你的……”“孩子，”父亲满噙泪水望着他说：“我担心你年纪太小，在外面遭人欺负，你那火暴性子我晓得……”
到了一个岔路口，父亲在一棵老榆树下停下脚步，成串成串的泪珠从被炉火烤成酱色的脸颊上滚落。他把行李递给杨得志，又帮他扣好扣子，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嘱咐说：“孩子，你要做个有志气的人！记着爹，有空就回来！”想不到，这次父子分手竟成永诀……
凭吊结束后，杨得志准备到几个姐姐家里去探望。
杨得志的大姐家在昭陵，姐夫原在安源煤矿做工，为人憨厚，吃苦耐劳，乐于助人。后来，大姐夫由于劳累过度，精神失常，成了终身残疾，大姐的家境非常困难。
当杨得志跨进堂屋，看见大姐夫时，就立刻走上前去问候。他毫不在意大姐夫满身难闻的臭气，将手伸进他身上那件破旧棉衣里，发现棉衣不暖和，便急忙脱下自己的毛衣，亲手帮助姐夫穿上。临走时，他还留下了一些钱，并反复叮嘱外甥们要好好照料。
从昭陵出来，经过泅竹站，又向前走五六里路，杨得志忽然走到一个山坡前，指着一片残垣断壁深情地说：“这里是我早年的启蒙老师住的地方啊！”
杨得志11岁那年，母亲去世，家境十分艰难，他不得不去离家十多里远的地方帮人家放牛。主人家有个小孩就在这家私塾读书（杨指的残垣断壁废墟处），杨得志也经常来到这私塾旁边放牛。私塾老师心肠好，见杨得志家穷，没钱读书，主动要主人家的孩子中午多带点饭菜，让杨得志吃一点，顺带读点书，不收学费，还帮杨得志买了《百家姓》、《三字经》等书。杨得志指着废墟堆中的一盘旧石磨说：“当时老师喜欢吃米粑粑，我就是用这磨子，每天帮他磨一升米做粑粑吃；唉，老师如果在的话，我一定要帮他砌三间屋：一间做卧室、一间做堂屋、一间做厨房。可惜他老人家如今不在了!”
临近中午时分，杨得志到达乘霞垅宋家大屋，看望胞姐杨桂泗。桂泗姐对这个弟弟一直很疼爱，小时候给他做衣、制鞋，夏夜给他驱赶蚊子，冬天帮他暖热被头。当年听说弟弟要出远门谋生，她连夜赶做布鞋……
桂泗姐是个苦命人，十五六岁便出嫁了，生了一个男孩，不久丈夫死了。后来，又嫁给一个药商，婚后添二女。解放初期，丈夫又病死他乡，她带着3个孩子苦熬光阴。
看到弟弟，桂泗姐从墙缝里取出一封信和一张照片，这是1935年红军到达陕北时，已任红一团团长的杨得志的半身照和他的亲笔信。信上说他在延安做生意，但那张照片中他是穿着红军军装的。桂泗姐将已变黄了的照片递给杨得志说：“这样的相片，让坏人看见，是要杀头的。”
“现在不怕了，坏人让共产党打倒了！”
“是呀。”桂泗姐笑了。
杨得志此次回乡正值解放后的第一个春节，他在家乡与父老乡亲度过了一个热闹的节日。他还给当地干部群众做了一场报告，忆过去战斗岁月，谈现在建设新中国，前后讲了一个多小时，赢得阵阵掌声。
数日后，杨得志带着依依乡情踏上归程，同时还带着50多名经他挑选的可以入伍的青年农民回到部队。
故土连着将军心，再次回乡察民情关民生
1957年秋，担任济南军区司令员的杨得志带着一名警卫员又一次回到了家乡。
到达家乡时已是晚上10点多钟了。桂泗姐身体不适睡得早，见杨得志回来了，连忙从床上爬起来。姐弟重逢，不由得热泪盈眶。第一次回乡后，杨得志曾把桂泗姐接去西安住了一些日子，但因当时正逢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作为志愿军副总司令员的杨得志，正全力忙于部队备战工作，他只得匆匆把桂泗姐送回家乡，为此，杨得志时常深感歉疚。他很担心姐姐的身体，反复安慰她不要忧虑，好好疗养，并时常给她捎些滋补品。
这次回乡，杨得志察觉到某些基层干部政策、理论水平低，工作方法粗暴，特别是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改革耕作技术方面，缺乏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搞了不少强迫命令，对此群众意见比较大。因此，他感到有必要做做工作。他主动向合作社支部书记刘细丰和社长颜全交提出，要和合作社的全体党员见见面、谈谈心。他俩很快将全社36名党员喊了过来。
杨得志和颜悦色地和大家拉家常，不时叫警卫员给大家装烟沏茶。大家左一声“志公”，右一声“志公”，无拘无束地讲出了心里话。当杨得志听到有的党员干部作风粗鲁，动辄训人打人，甚至罚跪后，便语重心长地说：“红军在井冈山的时候，我当班长，上级规定我们连每人每天要砍7000斤柴。第一天下来，每个战士只砍了2800斤，连里的排长便殴打士兵，结果柴越砍越少。这事被毛主席知道了，立即下令‘废除肉刑’。现在你们还要打人，那怎么行呢?”
接着，他又说：“还有人提出‘家中无闲人坐，路上无闲人走’的口号。我不晓得你们凭什么说人家是闲人。如果一个妇女要生崽了，他的男人急急忙忙去请接生婆，而他的胸前又没挂上‘我是去请接生婆’的牌子，你们就会强迫他去挑塘泥，这下不就苦了他家生崽的婆娘喽！”听了杨将军的生动比喻，大家既开心笑了，又后悔办错事而羞愧难言。
在谈到个别农民不愿入社时，他叮嘱说：“要做好工作，人的脑袋好比机器，哪个部件出了毛病都要修理。入合作社都也是一样。你们要想办法认真把合作社办好。办好了，人家自然就愿意来嘛！你们搞蛮的，把机器搞坏了，那又怎么能行呢？我们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关心群众，注意工作方法。”
他仔细听了合作社的生产规划汇报后，想了一想，问道：“实现亩产2000斤，你们有么子具体措施?”有人插话：“拆屋。”
杨得志不慌不忙地说：“你们现在住的房子就不够，还提出每人喂一头猪。把屋都拆了，猪不就在外面日晒雨淋变成野猪了吗?”话音刚落，大家哄然而笑，但马上又领会到杨将军这一番幽默话语的含意。
故乡连着将军心，支援家乡建设动真情
上世纪70年代初期，杨得志调任武汉军区司令员后，工作更加繁忙，抽不出时间回家乡探望。但是他总在心里惦记着家乡的社会主义建设，希望经常有家乡的人到他那里走走。不论来人是求援、走访，还是探亲、看望，即使工作再忙，他都高兴接见，热情款待。
1975年早插前夕，正是春暖花开，浸种时节，原株洲县渌口区委书记易迪生和三望冲大队支部书记王选华等4人，前往武汉军区看望杨得志。
杨得志乐呵呵地在门外迎接他们，他一边把家乡的客人迎进屋里，一边说：“到我这里来，至少得住半个月时间嘛！”
平常家里来客来访，都有一定的访问时间规定。但这回客人落座后，杨得志却对警卫人员说：“他们是我家乡来的父母官，今天下午例外，不受时间限制。”
“我哩家里扮禾还是刈夹子吗（湖南方言，扮禾意为丰收打谷，刈夹子意为锄杂草）?”杨得志一句家乡土话开场白惹得坐在他身边的秘书忍不住“噗嗤”一下笑出了声。
“咯有什么好笑的呀，我哩家里扮禾就是刈夹子嘛。”他又重复一遍。
几句地道的家乡土话，把紧张、拘谨的气氛驱散了许多。接着，他关心地询问起家乡的建设情况。从生产、生活问到修路、绿化，从粮食生产问到其他工副业，从社员的工分问到口粮和收入以及农村教育卫生等情况。
为了表达家乡人民的一片心意，易迪生和王选华来时特意带了家乡的土特产——一条腊狗肉给杨得志。杨得志感到家乡父老乡亲的盛情难却，便吩咐说：“我们家里留一腿狗肉，其余三腿狗肉分给司令部其他同志，大家有福同享嘛！”
这一天，杨得志把子女们都喊回家来和家乡的客人共进晚餐。席间，他对生长在外地、没有回过家乡的孩子们说：“他们几位是我家乡的亲人。湖南株洲县南阳桥乡，是你们家乡。你们参加工作，填履历表上的籍贯就是填那个地方。”
易迪生对杨得志说：“家里很快就要春插了，我们想明日起程。”杨得志心里明白，留客不在农忙时，便笑着说：“你们迟不来，早不来，选了我留不得客的日子来。这样吧，明天我陪你们看看武汉的名胜风景再走。”
后来，杨得志得知家乡运输机械困难，还想方设法为家乡买了一台货车和几台拖拉机，为家乡的建设出了一份力。
含泪忆兄留青史，将军乡情浓又长
1986年10月17日，时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的杨得志，在中央军委办公室里，杨得志接见了两位来自湖南株洲地区的党史工作者。与他们亲切交谈后，他戴上老花眼镜，认真细致地审阅《杨海堂烈士传》。
杨海堂既是杨得志的兄长，又是他参加革命的引路人。
1925年2月，杨得志和杨海堂穿着补丁叠补丁的粗黑布破棉衣、单裤，头上围块白布巾，肩上背个小包袱，兜里装着几块杂粮饼，踏上了去安源煤矿的路。
从家乡到安源有100多公里，中间要爬几座山，过几条河。虽说有汽车、火车，但对贫困的两兄弟而言，这些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他们晓行夜宿，连杂粮饼也不敢多吃一口。数日后的一个夜晚，他俩拖着疲惫的双腿爬上安源山坡，望见了一片灯火，杨得志高兴地抓着哥哥胳膊叫起来：“哥，你看，这里的灯比我们家乡的星星还多呢！”
兄弟俩兴奋中，忘却了寒冷和疲劳，飞快地往山坡下跑去。但此时已是深更半夜了，家家都关门闭户，兄弟俩只好等天亮后再去找已是煤矿老工人的姐夫。好不容易熬到天明，找到姐夫，由姐夫领着到了工头那里。工头看了看，嫌杨得志个子小，不让他下井。经姐夫再三求情，才让他在井上挑煤。杨海堂比杨得志年长5岁，身强力壮，本可在井下挖煤多挣一倍的钱，但他担心弟弟年小受欺负，也陪着杨得志一起在井上挑煤。
那个时候，矿主对工人压榨十分厉害。兄弟俩从早到晚，挑着一百多斤重的煤担，爬煤山，滚煤车，一身灰一身黑，连口里吐出的痰也是黑的。稍不顺工头的眼，棍子就会上身。年少的杨得志认为这煤矿不是久留之地，这年夏天，兄弟俩合计还是回家再说。可是，苦干半年积攒的钱却还不够买一张火车票。后来，在一位好心的老工人帮助下，兄弟俩设法爬上了一辆往北开的煤车，才回到了株洲老家。
1926年夏天，杨得志接到哥哥的来信，便赶去衡阳修公路。在衡阳收入比在比在安源好一点，除了生活费外，还可寄点钱给父亲。这年年底，工地迁到离韶关不远的郴州板子桥，突然传来了共产党的起义部队到达广东韶关的消息。附近农民纷纷暴动起来打土豪，声势越来越大，不少豪绅逃之夭夭，筑路工地的老板和工头看到形势不妙，也准备溜之大吉。工头发给每个工人25斤大米，让大家各自回家。工友们为自己的前途忧心忡忡。杨得志和哥哥商议了一个通宵后，与其他23名筑路工一起，背着行李，前往韩家村投靠了穷人的队伍。
韩家村驻扎的是工农革命军第七师师部。在村头的一块开阔地上插着一面小旗，写着“招募新兵”四个大字，旗的周围都挤满了人。杨得志当时被分在师部当通讯员，杨海堂被分在师部特务连。
兄弟俩参加了革命军，但穿的、盖的还是自己的那套破旧的衣服和被子，只是每人发了一个红土布袖章，这是唯一的标志。不久，杨得志也被调到师部特务连三排七班当战士，他当时很高兴，以为不但能与哥哥在一个连队，还可以领到一支枪。谁知到了七班后，只发了一个梭镖头，还得自己找木棍装上，杨得志觉得委屈，不愿意要。哥哥教训他说：“那梭镖头是农会会员打土豪得来送给红军的，不容易哩，你怎么可以不要?”
杨得志有点不服气地说：“等打仗的时候我拼死夺两支枪，送给班长和你一人一支还不行吗？” “那好吧！”哥哥满意地笑了。
1928年4月，兄弟俩随部队上了井冈山，砻市会师后，杨得志和哥哥都被编到了红四军特务营三连，哥哥在一排三班当班长，杨得志在三排七班当战士。
红四军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巧与数倍的敌人周旋，多次打败了敌人，一连粉碎了敌人四次“进剿”，发展壮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但当时的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乘毛泽东率部远在江西的永新开展扩红工作之际，利用二十九团士兵恋家的故土观念，擅自调动红军二十八团和二十九团攻打湖南郴州。因敌人援兵迅速增援反扑，红军部队只好退守城东来水桥。但是，二十九团六七百人还没来得及过桥，就遭到敌军疯狂进攻，杨海堂只好随二十九团的战士沿河向南撤退，途中又遭到敌人伏击，他不幸被国民党团丁抓住杀害了……
杨得志深情地回忆着与哥哥在一起的战斗岁月，一边噙着泪审完稿后，与家乡的党史工作者继续交谈。讲到撰写人物传记时，他语重心长地说：“不要突出写个人，要以毛泽东思想为红线，多写集体的作用。我写的回忆录《横戈马上》，就是尽量写党的领导，突出集体的智慧。” 随后，他又欣然题写了“继承先烈遗志，再展四化宏图”和“实事求是，以史鉴今”的条幅，以勉励家乡的史志编研工作者，秉笔记载英烈事迹，弘扬英烈革命精神。
随后，他还详细地询问了家乡的建设发展情况和乡亲们的生活情况，听到家乡这些年在改革开放中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老将军欣慰地笑了。
故土牵动将军情，首次回乡祭故人叙乡情
1950年1月，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司令员、陕西军区司令员的杨得志偕夫人申戈军及女儿华荣、柏华，从西安回到了阔别20多年的湖南株洲老家。
听说这位身经百战的共和国开国将军要回家乡，方圆数十里的父老乡亲闻讯而至。杨得志原打算步行到祖居地三望冲看望父老乡亲，可是，乡亲们特意派了四人轿前来迎接。
杨得志见了哈哈笑道：“我是乡里人，过去我帮人抬过轿。现在我不作这个孽，把别人的肩膀当路。”但乡亲们的盛情难却，他只好让一个小外甥女代他坐轿，自己谈笑风生地跟家乡的父老乡亲一边走一边拉家常。
杨得志回到家，才得知父亲、大姐、二姐和弟弟都已不在人世，叔叔也在当年讨饭时给地主家的恶狗活活咬死。一下子失去了这么多亲人，杨得志感到异常悲痛。他顾不得沿途的车马劳顿，第二天一大早就登上祖坟山去拜谒祖辈、父辈坟墓。他在父母的坟前肃立许久，早年在父母身边的情景一幕幕浮现在他眼前：
母亲陈氏，勤劳、善良，待人宽容，先后为杨家生育14个孩子，这些孩子多在饥寒贫病交加中夭折。她于1921年因难产早逝。
父亲和叔父都是乡村的穷铁匠，一年四季挑着风箱、火炉、铁砧，走村串户，靠打铁挣点钱勉强养家糊口。
杨得志从小跟父亲学打铁。白天，他们到各家各户打镰刀、锄头等农具，夜间铺点稻草，露宿在人家的屋檐下、门洞旁或大树下、古庙里。天长日久，父亲得了风湿病，无钱医治。疼痛难忍时，额上一颗颗豆大的汗珠滚落下来，他就用大锤猛砸地，砸得地上一个又一个的深坑。
迫于生计，年少的杨得志与哥哥杨海堂去安源煤矿挖煤，可挖煤也挣不到钱，半年后，兄弟俩又无奈地回到了家里。后来，杨海堂又随大人们去衡阳修路，不久，捎信回家叫杨得志也去修路。父亲先是不放心杨得志去那么远的地方打工，沉默了好几天，最后还是同意他去了。
临行时，父亲非要送他一程不可。父亲替他背着行李，两人默默地朝前走着。杨得志望着父亲那削瘦的面孔，那已弯曲了的腰背，心里十分难受。父亲这么大年纪了，没过一天舒服日子。他和哥哥都走了，姐姐也出嫁了，剩下父亲和叔父带着几个不懂事的弟妹，日子是多么难熬呀！他想劝慰父亲几句，但嘴巴像张不开似的，想了好一阵才开腔：“爸，你等着吧，日子好过一点，我马上就回来。挣了钱也会及时带给你的……”“孩子，”父亲满噙泪水望着他说：“我担心你年纪太小，在外面遭人欺负，你那火暴性子我晓得……”
到了一个岔路口，父亲在一棵老榆树下停下脚步，成串成串的泪珠从被炉火烤成酱色的脸颊上滚落。他把行李递给杨得志，又帮他扣好扣子，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嘱咐说：“孩子，你要做个有志气的人！记着爹，有空就回来！”想不到，这次父子分手竟成永诀……
凭吊结束后，杨得志准备到几个姐姐家里去探望。
杨得志的大姐家在昭陵，姐夫原在安源煤矿做工，为人憨厚，吃苦耐劳，乐于助人。后来，大姐夫由于劳累过度，精神失常，成了终身残疾，大姐的家境非常困难。
当杨得志跨进堂屋，看见大姐夫时，就立刻走上前去问候。他毫不在意大姐夫满身难闻的臭气，将手伸进他身上那件破旧棉衣里，发现棉衣不暖和，便急忙脱下自己的毛衣，亲手帮助姐夫穿上。临走时，他还留下了一些钱，并反复叮嘱外甥们要好好照料。
从昭陵出来，经过泅竹站，又向前走五六里路，杨得志忽然走到一个山坡前，指着一片残垣断壁深情地说：“这里是我早年的启蒙老师住的地方啊！”
杨得志11岁那年，母亲去世，家境十分艰难，他不得不去离家十多里远的地方帮人家放牛。主人家有个小孩就在这家私塾读书（杨指的残垣断壁废墟处），杨得志也经常来到这私塾旁边放牛。私塾老师心肠好，见杨得志家穷，没钱读书，主动要主人家的孩子中午多带点饭菜，让杨得志吃一点，顺带读点书，不收学费，还帮杨得志买了《百家姓》、《三字经》等书。杨得志指着废墟堆中的一盘旧石磨说：“当时老师喜欢吃米粑粑，我就是用这磨子，每天帮他磨一升米做粑粑吃；唉，老师如果在的话，我一定要帮他砌三间屋：一间做卧室、一间做堂屋、一间做厨房。可惜他老人家如今不在了!”
临近中午时分，杨得志到达乘霞垅宋家大屋，看望胞姐杨桂泗。桂泗姐对这个弟弟一直很疼爱，小时候给他做衣、制鞋，夏夜给他驱赶蚊子，冬天帮他暖热被头。当年听说弟弟要出远门谋生，她连夜赶做布鞋……
桂泗姐是个苦命人，十五六岁便出嫁了，生了一个男孩，不久丈夫死了。后来，又嫁给一个药商，婚后添二女。解放初期，丈夫又病死他乡，她带着3个孩子苦熬光阴。
看到弟弟，桂泗姐从墙缝里取出一封信和一张照片，这是1935年红军到达陕北时，已任红一团团长的杨得志的半身照和他的亲笔信。信上说他在延安做生意，但那张照片中他是穿着红军军装的。桂泗姐将已变黄了的照片递给杨得志说：“这样的相片，让坏人看见，是要杀头的。”
“现在不怕了，坏人让共产党打倒了！”
“是呀。”桂泗姐笑了。
杨得志此次回乡正值解放后的第一个春节，他在家乡与父老乡亲度过了一个热闹的节日。他还给当地干部群众做了一场报告，忆过去战斗岁月，谈现在建设新中国，前后讲了一个多小时，赢得阵阵掌声。
数日后，杨得志带着依依乡情踏上归程，同时还带着50多名经他挑选的可以入伍的青年农民回到部队。
故土连着将军心，再次回乡察民情关民生
1957年秋，担任济南军区司令员的杨得志带着一名警卫员又一次回到了家乡。
到达家乡时已是晚上10点多钟了。桂泗姐身体不适睡得早，见杨得志回来了，连忙从床上爬起来。姐弟重逢，不由得热泪盈眶。第一次回乡后，杨得志曾把桂泗姐接去西安住了一些日子，但因当时正逢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作为志愿军副总司令员的杨得志，正全力忙于部队备战工作，他只得匆匆把桂泗姐送回家乡，为此，杨得志时常深感歉疚。他很担心姐姐的身体，反复安慰她不要忧虑，好好疗养，并时常给她捎些滋补品。
这次回乡，杨得志察觉到某些基层干部政策、理论水平低，工作方法粗暴，特别是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改革耕作技术方面，缺乏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搞了不少强迫命令，对此群众意见比较大。因此，他感到有必要做做工作。他主动向合作社支部书记刘细丰和社长颜全交提出，要和合作社的全体党员见见面、谈谈心。他俩很快将全社36名党员喊了过来。
杨得志和颜悦色地和大家拉家常，不时叫警卫员给大家装烟沏茶。大家左一声“志公”，右一声“志公”，无拘无束地讲出了心里话。当杨得志听到有的党员干部作风粗鲁，动辄训人打人，甚至罚跪后，便语重心长地说：“红军在井冈山的时候，我当班长，上级规定我们连每人每天要砍7000斤柴。第一天下来，每个战士只砍了2800斤，连里的排长便殴打士兵，结果柴越砍越少。这事被毛主席知道了，立即下令‘废除肉刑’。现在你们还要打人，那怎么行呢?”
接着，他又说：“还有人提出‘家中无闲人坐，路上无闲人走’的口号。我不晓得你们凭什么说人家是闲人。如果一个妇女要生崽了，他的男人急急忙忙去请接生婆，而他的胸前又没挂上‘我是去请接生婆’的牌子，你们就会强迫他去挑塘泥，这下不就苦了他家生崽的婆娘喽！”听了杨将军的生动比喻，大家既开心笑了，又后悔办错事而羞愧难言。
在谈到个别农民不愿入社时，他叮嘱说：“要做好工作，人的脑袋好比机器，哪个部件出了毛病都要修理。入合作社都也是一样。你们要想办法认真把合作社办好。办好了，人家自然就愿意来嘛！你们搞蛮的，把机器搞坏了，那又怎么能行呢？我们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关心群众，注意工作方法。”
他仔细听了合作社的生产规划汇报后，想了一想，问道：“实现亩产2000斤，你们有么子具体措施?”有人插话：“拆屋。”
杨得志不慌不忙地说：“你们现在住的房子就不够，还提出每人喂一头猪。把屋都拆了，猪不就在外面日晒雨淋变成野猪了吗?”话音刚落，大家哄然而笑，但马上又领会到杨将军这一番幽默话语的含意。
故乡连着将军心，支援家乡建设动真情
上世纪70年代初期，杨得志调任武汉军区司令员后，工作更加繁忙，抽不出时间回家乡探望。但是他总在心里惦记着家乡的社会主义建设，希望经常有家乡的人到他那里走走。不论来人是求援、走访，还是探亲、看望，即使工作再忙，他都高兴接见，热情款待。
1975年早插前夕，正是春暖花开，浸种时节，原株洲县渌口区委书记易迪生和三望冲大队支部书记王选华等4人，前往武汉军区看望杨得志。
杨得志乐呵呵地在门外迎接他们，他一边把家乡的客人迎进屋里，一边说：“到我这里来，至少得住半个月时间嘛！”
平常家里来客来访，都有一定的访问时间规定。但这回客人落座后，杨得志却对警卫人员说：“他们是我家乡来的父母官，今天下午例外，不受时间限制。”
“我哩家里扮禾还是刈夹子吗（湖南方言，扮禾意为丰收打谷，刈夹子意为锄杂草）?”杨得志一句家乡土话开场白惹得坐在他身边的秘书忍不住“噗嗤”一下笑出了声。
“咯有什么好笑的呀，我哩家里扮禾就是刈夹子嘛。”他又重复一遍。
几句地道的家乡土话，把紧张、拘谨的气氛驱散了许多。接着，他关心地询问起家乡的建设情况。从生产、生活问到修路、绿化，从粮食生产问到其他工副业，从社员的工分问到口粮和收入以及农村教育卫生等情况。
为了表达家乡人民的一片心意，易迪生和王选华来时特意带了家乡的土特产——一条腊狗肉给杨得志。杨得志感到家乡父老乡亲的盛情难却，便吩咐说：“我们家里留一腿狗肉，其余三腿狗肉分给司令部其他同志，大家有福同享嘛！”
这一天，杨得志把子女们都喊回家来和家乡的客人共进晚餐。席间，他对生长在外地、没有回过家乡的孩子们说：“他们几位是我家乡的亲人。湖南株洲县南阳桥乡，是你们家乡。你们参加工作，填履历表上的籍贯就是填那个地方。”
易迪生对杨得志说：“家里很快就要春插了，我们想明日起程。”杨得志心里明白，留客不在农忙时，便笑着说：“你们迟不来，早不来，选了我留不得客的日子来。这样吧，明天我陪你们看看武汉的名胜风景再走。”
后来，杨得志得知家乡运输机械困难，还想方设法为家乡买了一台货车和几台拖拉机，为家乡的建设出了一份力。
含泪忆兄留青史，将军乡情浓又长
1986年10月17日，时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的杨得志，在中央军委办公室里，杨得志接见了两位来自湖南株洲地区的党史工作者。与他们亲切交谈后，他戴上老花眼镜，认真细致地审阅《杨海堂烈士传》。
杨海堂既是杨得志的兄长，又是他参加革命的引路人。
1925年2月，杨得志和杨海堂穿着补丁叠补丁的粗黑布破棉衣、单裤，头上围块白布巾，肩上背个小包袱，兜里装着几块杂粮饼，踏上了去安源煤矿的路。
从家乡到安源有100多公里，中间要爬几座山，过几条河。虽说有汽车、火车，但对贫困的两兄弟而言，这些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他们晓行夜宿，连杂粮饼也不敢多吃一口。数日后的一个夜晚，他俩拖着疲惫的双腿爬上安源山坡，望见了一片灯火，杨得志高兴地抓着哥哥胳膊叫起来：“哥，你看，这里的灯比我们家乡的星星还多呢！”
兄弟俩兴奋中，忘却了寒冷和疲劳，飞快地往山坡下跑去。但此时已是深更半夜了，家家都关门闭户，兄弟俩只好等天亮后再去找已是煤矿老工人的姐夫。好不容易熬到天明，找到姐夫，由姐夫领着到了工头那里。工头看了看，嫌杨得志个子小，不让他下井。经姐夫再三求情，才让他在井上挑煤。杨海堂比杨得志年长5岁，身强力壮，本可在井下挖煤多挣一倍的钱，但他担心弟弟年小受欺负，也陪着杨得志一起在井上挑煤。
那个时候，矿主对工人压榨十分厉害。兄弟俩从早到晚，挑着一百多斤重的煤担，爬煤山，滚煤车，一身灰一身黑，连口里吐出的痰也是黑的。稍不顺工头的眼，棍子就会上身。年少的杨得志认为这煤矿不是久留之地，这年夏天，兄弟俩合计还是回家再说。可是，苦干半年积攒的钱却还不够买一张火车票。后来，在一位好心的老工人帮助下，兄弟俩设法爬上了一辆往北开的煤车，才回到了株洲老家。
1926年夏天，杨得志接到哥哥的来信，便赶去衡阳修公路。在衡阳收入比在比在安源好一点，除了生活费外，还可寄点钱给父亲。这年年底，工地迁到离韶关不远的郴州板子桥，突然传来了共产党的起义部队到达广东韶关的消息。附近农民纷纷暴动起来打土豪，声势越来越大，不少豪绅逃之夭夭，筑路工地的老板和工头看到形势不妙，也准备溜之大吉。工头发给每个工人25斤大米，让大家各自回家。工友们为自己的前途忧心忡忡。杨得志和哥哥商议了一个通宵后，与其他23名筑路工一起，背着行李，前往韩家村投靠了穷人的队伍。
韩家村驻扎的是工农革命军第七师师部。在村头的一块开阔地上插着一面小旗，写着“招募新兵”四个大字，旗的周围都挤满了人。杨得志当时被分在师部当通讯员，杨海堂被分在师部特务连。
兄弟俩参加了革命军，但穿的、盖的还是自己的那套破旧的衣服和被子，只是每人发了一个红土布袖章，这是唯一的标志。不久，杨得志也被调到师部特务连三排七班当战士，他当时很高兴，以为不但能与哥哥在一个连队，还可以领到一支枪。谁知到了七班后，只发了一个梭镖头，还得自己找木棍装上，杨得志觉得委屈，不愿意要。哥哥教训他说：“那梭镖头是农会会员打土豪得来送给红军的，不容易哩，你怎么可以不要?”
杨得志有点不服气地说：“等打仗的时候我拼死夺两支枪，送给班长和你一人一支还不行吗？” “那好吧！”哥哥满意地笑了。
1928年4月，兄弟俩随部队上了井冈山，砻市会师后，杨得志和哥哥都被编到了红四军特务营三连，哥哥在一排三班当班长，杨得志在三排七班当战士。
红四军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巧与数倍的敌人周旋，多次打败了敌人，一连粉碎了敌人四次“进剿”，发展壮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但当时的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乘毛泽东率部远在江西的永新开展扩红工作之际，利用二十九团士兵恋家的故土观念，擅自调动红军二十八团和二十九团攻打湖南郴州。因敌人援兵迅速增援反扑，红军部队只好退守城东来水桥。但是，二十九团六七百人还没来得及过桥，就遭到敌军疯狂进攻，杨海堂只好随二十九团的战士沿河向南撤退，途中又遭到敌人伏击，他不幸被国民党团丁抓住杀害了……
杨得志深情地回忆着与哥哥在一起的战斗岁月，一边噙着泪审完稿后，与家乡的党史工作者继续交谈。讲到撰写人物传记时，他语重心长地说：“不要突出写个人，要以毛泽东思想为红线，多写集体的作用。我写的回忆录《横戈马上》，就是尽量写党的领导，突出集体的智慧。” 随后，他又欣然题写了“继承先烈遗志，再展四化宏图”和“实事求是，以史鉴今”的条幅，以勉励家乡的史志编研工作者，秉笔记载英烈事迹，弘扬英烈革命精神。
随后，他还详细地询问了家乡的建设发展情况和乡亲们的生活情况，听到家乡这些年在改革开放中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老将军欣慰地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