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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万里长城是中国古代遗留下来的珍贵历史遗迹，现今陕北所见明代长城遗址大部分是在明成化年间由余子俊主持修建完成的。然而，这项工程却受到重重阻碍，延迟修筑竟长达三年之久。本文试将这一事件置于明朝中期大的社会背景之中，从政治、经济、民族关系以及社会因素等各角度进行剖析，探讨此事件发生的背景及原因。
关键词：余子俊；明长城；成化年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1—0128—04
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然而元王朝虽被推翻，但仍拥有完整的政治机构和较为强大的军事力量。成祖即位后，为便于防守，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等九镇(即‘九边’)。到了明朝中叶，边防危机愈加严重。尤其是英宗年间的“土木堡之变”，使得长城防御体系中一些主要关隘遭到了破坏。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余子俊于成化七年首提在延绥边界“沿边筑墙置堡”之策。
据《明史》记载：“余子俊，字士英，青神人。”“举景泰二年进士，授户部主事，进员外郎。在部十年，以廉干称。出为西安知府。”后“巡抚延绥”。其在任期间，勤于政事，热衷于边务，几次上疏筑边之事终获批准。《明史》日：“至十八年，寇入犯，许宁等逐之。寇扼于墙堑，散漫不得出，遂大衄，边人益思子俊功。”史书博云：“成化十年余子俊请准修建东自清水营紫城寨，西至宁夏花马池界牌止……成为人工铸造的天然屏障，对阻止鞑靼南侵，保卫边疆和人民的生命财产与互市安全，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从成化七年的上疏筑边之事到工程起步动工，拖延时间竞长达三年之久，让人匪夷所思，以往学界也大多是对明王朝大修长城历史背景进行分析，而关于余子俊延迟筑边这一历史细节却少有关注。《明史》中对此也只以“尚书白圭以陕民方困，奏缓役”寥寥数字作答，其中缘由，本文试作分析。
一、朝纲晦暗
大明王朝开国之时，太祖严刑苛法、重典治国，成祖继承父业，励精图治，五次亲征漠北，消弭边患。然而到了明代中叶，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弊端日益凸显，而成化一朝，即是明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成化七年，余子俊奏请沿延绥边“筑墙置堡”，此议于当时边患甚危的明王朝来说本为急务，然却未获宪宗首肯，筑边之事搁置，看似一件简单朝事，却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环境。
首先，奸佞误国。这里所说奸佞是指奸臣和阉宦。在清人张廷玉编撰的《明史》中，曾特意为阉党作传，可见阉党在明代政治中举足轻重的作用。虽然英宗宠幸王振，终酿“土木之变”大祸。然宪宗成化十三年西厂的设置，则进一步表明宪宗皇帝仍对宦臣宠信有加，阉党依然把持朝政要务。史载：“成化十二年九月，令太监汪直刺事。”“明年正月，设西厂，以直领之。由此可知，侍臣弄权，影响朝纲，自成化初年便始。至成化朝中期，又有邓常恩、赵玉芝等，这些人曲意逢迎排除异己，利用方术蛊惑皇帝，致使成化中叶以后，朝政浊乱，明运不遽倾颓。
其次，红颜误国。宪宗即位后，虽曾先后立吴氏、王氏为皇后，但宠爱的则为颇有心机的万贵妃。土木堡之变使年幼的成化帝成为孤身一人，对其悉心照料的宫女万氏在宪宗即位后不久，即生一皇子，宪宗立即册封其为万贵妃，对其百般溺宠，使得此妾恃宠骄恣，“中官用事者，一忤意立见斥逐，掖庭御幸有身，饮药伤坠者无数……纪淑妃(孝宗之母)之死，实妃为之。”奸佞小人亦多假借贡献之名，倾国库之资，讨贵妃欢心，以求在朝中肆意妄为。
再次，宪宗误国。土木堡之变后，明朝社会政治经济亟待振兴，而宪宗昏聩。成化初年，为了自己省事，“命中官传旨”，从而使得奸臣佞幸总揽大权，不能使各方急务做到及时上传下达。此外，宪宗当政之初，便设“皇庄”，各皇亲国戚争相效仿，土地兼并趋势愈加激烈(如诩圣夫人刘氏求通州、武清县地三百余顷等等)，严重伤害了民生社稷。致使成化年间，各地农民起义和暴动不断，“流民”问题尤为棘手。此外，宪宗除娇宠万贵妃，还尤信神仙方术，许多奸佞小人借术士之名亲近皇帝，兴风作浪，败坏朝纲，更有甚者，大学士万安竟献房中术来博得皇恩。孟森对此评价日：“终宪宗之世，方士滥恩不绝。”
总之，宪宗自即位之初，并无丝毫有扭转明朝颓废之势，反而朝纲更为晦暗、秽浊，令后世明廷堕入泥淖，无法自拔。余子俊欲修长城以御外敌，而国中蠹虫早已满腹，内尚未安，积极攘外又怎能起到实效。况奸佞当道，后宫淫乱，严重影响宪宗总理朝政的心志。因此，余子俊延迟筑边有其深层多面的政治原因。
二、国库空虚
前揭余子俊在成化七年首提“沿边筑墙置堡”之策未果后，并未就此放弃，成化八年再度痛陈厉害，并为宪宗列出了一份更为详尽的账单(九百七十九万两)。正史中虽很难查实宪宗朝岁入，但据黎东方研究弘治年岁入，“也不过是三千一百七十一万两银子而已。”由此观之，余子俊所陈修边防之事，将会是朝廷巨大的财政负担。
明王朝中叶以来，由于皇帝昏聩，宦臣弄权，形成内外廷相制相成的局面。各派为培植各自势力，竞相重用门生故吏，致使官僚体系膨胀，国家兵制、田赋等濒临崩溃，国家财政严重吃紧，宪宗之时，财政愈发紧张。其缘由第一是宫廷靡费，藩王宗亲开支巨大。宪宗之时，宠幸万氏，赏赉宴饮，宫廷享乐，一应消耗，皆从国库摄取。宪宗又尤信方术，为此大兴土木，宫内修建大量祷祠宫观，甚至不惜重金寻访神道术士，这些钱银尽出于府库，因此成化一朝中央岁入极度混乱。加之有明一朝，宗亲大多分封列爵，子嗣继续封王受禄，朝廷还要用岁入来供给这些皇亲国戚。据明史载，自太祖始至成化终，光皇室朱姓一族的亲王就多达92人，朝廷每年为此的开支成为朝廷财政的一大负担。
第二是官员冗杂，尤其是武职官员繁冗。据明嘉靖朝中期刘体乾奏疏：“历代官数，汉七千八百员，唐八千员，宋极冗，至三万四千员。本朝至成化五年，武职已逾八万，合文职盖十万余。”朝廷有如此庞大的官僚体系，致使国家财政出现入不敷出的现象，甚至连王府禄米、卫所月粮、各边军饷、各省俸廪都成问题，更无从奢谈筑边之事。
第三是“皇庄”纷立，国库收入锐减。宪宗准立“皇庄”后，各皇亲国戚竞相效仿，大肆占田，隐匿田产，逃避赋税，国库收入锐减。土地的大规模兼并，大量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成为“流民”，各地流民暴动频频发生，不仅威胁社会安定，而且还耗费了大量钱财用于镇压。长年的起义和暴动也严重影响了国家的农业生产，导致民生愈加凋敝，进而使明廷财政状况陷入到无尽的恶性循环当中。
第四，边备消耗。太祖时，元人北归。明中叶以来，由于国势渐趋衰微，蒙古在也先时日渐强大，“土木堡之变”事变后，瓦剌企图虽未全部实现，但并没有打消其继续侵略中原的计划，而此时明廷虽然元气大伤，但仍加紧驻军置堡，组织军民积极反击。多年的防守御敌，战事频频，早已使明王朝疲惫不堪，消耗殆尽。若此时言及 大修城墙，确实会使外强中干的明廷不堪重负，是故宪宗一时难以决断。
第五，适逢天灾。明清时期在气候学上属于一个寒冷期，气候变冷，农作物歉收，国家赋税收入也随之减少。由于气候变化，自然灾害频频发生，“明朝水旱、蝗疫、风雹、霜雪、地震等自然灾害发生，据历史记录统计，年均发生灾荒3.785次”。为此明代专门制定了通过赈济和蠲免减赋的救荒法，因此一旦发生灾情，势必将会对赣廷的财政予以沉重打击。而在成化初年，陕西等地灾情告急，国家一面给予赈济和安抚，另一面又对当地流民暴动进行镇压，这对于衰微的中央王朝来说，无异火上浇油。
总体而言，在成化朝初期，由于内廷政治污浊，奸佞横行，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天灾人祸并行，导致国家府库空虚。余子俊所提修边之事，虽迫在眉睫，但据当时情形而言，国家也是有心无力，故成化十年，余子俊也只好草修边墙，不仅加快工程进度(仅用三个月)，而且还在周边地区实行屯田政策，使当地军民基本实现自给自足。不仅为朝廷减轻了一大负担，而且也适时地造福了当地百姓，于是才有史书所载“边入益思子俊功”之文。
三、微妙的民族关系
明朝时期，周边民族问题较为复杂尖锐。太祖为保国泰民安，维护专制统治，制定了重点防御北方蒙古等少数民族的基本政策。成化年间，蒙古各部进入河套地区，统治集团更深感蒙古各部给明廷造成的巨大威胁。朝廷内臣对此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一派以延绥镇总兵官房能、尚书白圭为代表，他们主张“搜套”，即要求朝廷调兵遣将将蒙古人驱逐出河套地区；另一派是以兵部侍郎王复、延绥巡抚王锐、吏部侍郎叶盛以及余子俊为代表，力倡以修筑边墙防敌入侵。然而，筑边之议却一再拖延，这与当时微妙的民族关系有—定关联。
众所周知，元朝灭亡之后，蒙古的势力主要有三支：鞑靼、瓦刺和兀良哈三卫(朵颓、福余、泰宁)，内部互相争斗，特别是鞑靼和瓦刺间。为此明王朝采取了“扶此抑彼”政策，使他们能够互相牵制。但是到了脱欢之子也先执政时期，瓦刺一度达到全盛，“西面攻破哈密，控制西域要道；东面征服兀良哈三卫，席卷女真各部，远交朝鲜；北面征服了乞儿吉思”。给明朝政府造成严重威胁。明政府采取了限制瓦刺朝贡、互市的政策，边境形势更加紧张，随即不久便发生了“土木之变”。但也先的日益骄横残忍，却引起蒙古各部不满和反抗，导致了蒙古内部新一轮的血腥杀戮。
景泰五年，也先被阿剌知院(枢密院长官)攻杀，不久阿刺又被鞑靼部孛来所杀，鞑靼部开始强大起来，孛来、小王子麻儿可儿、毛里孩等乘机进入了河套地区。然而到了成化二年，鞑靼内部开始出现纷争。“孛来杀了麻儿可儿，毛里孩又杀了孛来，斡罗出又与毛里孩相仇杀，毛里孩又杀其所立可汗，逐走斡罗出而遣使入贡明朝。“时隔不久毛里孩又为朵颜部所杀，蒙古又陷入完全分裂的状态。”蒙古势力经过多年内斗，势力消耗显著，也使明朝的边防压力有所缓解。在此情况下，修边之事才能暂时拖延。其后，余子俊因“用红盐池捣巢功，进右都御史。寇以捣巢故远徙。不敢复居套。内地患稍息，子俊得一意兴役。”成化十年，仅用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修筑起一条东起清水营，西达花马池，绵延一千七百七十里的城墙，而且还下令在当地分田屯垦，一年就收粮食六万石，使服役军民做到自给自足，大大减轻了朝廷的财政负担。
四、“陕民方困”
历代修边筑堡，本为防范外敌，维护一统，但不可避免劳民伤财，引起怨愤。因此，历代统治者在筑边问题上尤为谨慎小心。据《明史》载：成化七年，余子俊首提筑墙之策，兵部尚书的白圭就以“陕民方困”为由使此事作罢。虽然白圭此意是希望“搜套”之议得以实施，但也确是当时之真实情况。宪宗也顾虑到这点，方暂时作罢，事件背后也深藏各方面的原因。
首先，自然环境严酷，陕西灾荒频仍，出现了颇为严重的“流民问题”。陕北地处西北内陆，气候干旱，土地贫瘠，不利于农作物生长。明军与蒙古军在边关打打停停，严重破坏了当地的农业生产，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严重影响了当地的农业发展。“早在正统年间，陕西、山东流民就食河南者达到20多万，高陵、渭南、富平等县农民也都逃窜就食。关中大量无地农民进入山区垦殖谋生，便与统治者的山禁政策发生剧烈冲突。在成化年间，冲突发展为大规模的流民起义。”流民问题的出现，严重破坏了社会安定，不利于农业生产，反而会使民生更为凋敝。
其次，荆襄、固原盗起，波及较广，陕西军民深陷其中。成化年间，由刘千斤领导的在荆、襄等地的农民暴动，范围波及陕西、湖广、河南三省。暴乱发生后，朝廷震惊，急发兵力进行围剿和镇压。成化四年，固原盗起，更是动用陕西大量兵力。“五月，敕陕西巡抚都御使陈介，总兵宁远伯任寿、广义伯吴琮、巡抚绥延都御使王锐、参将胡恺各率部兵讨之。”“明都御使项忠总督军务，总兵刘玉、参将下正率京营兵，并发陕西三边兵五万人往讨之。起大理寺少卿马文升为都御使，巡抚陕西协剿。”这样，经过年年围剿和社会骚乱，国家和陕地已是力尽财竭。因此，成化十年，子俊筑长城之力役多出于陕西、山西，且屯田垦地自为给养，尽量缩短工期，用时仅三个月而已。
五、结语
综上所述，有明一代以来，边防事务就密切关系着苍生社稷，尤被统治者重视，延绥镇又是“九边”重镇，余子俊在此修边是为国谋利，为万民谋福祉，但却历经艰险，长城延迟修筑竟长达三年之久，使百姓无端遭受三年的战乱之苦，使国家也遭受了三年的战祸之灾，以致民生受损，国家渐趋贫弱。成化七年，余子俊延迟筑边的原因可归结为政治混乱、经济拮据、民族关系复杂、社会动荡等各方面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余子俊延迟修边，看似一个微小的历史片断却可以折射出成化一朝乃至整个明王朝中叶的社会状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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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余子俊；明长城；成化年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1—0128—04
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然而元王朝虽被推翻，但仍拥有完整的政治机构和较为强大的军事力量。成祖即位后，为便于防守，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等九镇(即‘九边’)。到了明朝中叶，边防危机愈加严重。尤其是英宗年间的“土木堡之变”，使得长城防御体系中一些主要关隘遭到了破坏。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余子俊于成化七年首提在延绥边界“沿边筑墙置堡”之策。
据《明史》记载：“余子俊，字士英，青神人。”“举景泰二年进士，授户部主事，进员外郎。在部十年，以廉干称。出为西安知府。”后“巡抚延绥”。其在任期间，勤于政事，热衷于边务，几次上疏筑边之事终获批准。《明史》日：“至十八年，寇入犯，许宁等逐之。寇扼于墙堑，散漫不得出，遂大衄，边人益思子俊功。”史书博云：“成化十年余子俊请准修建东自清水营紫城寨，西至宁夏花马池界牌止……成为人工铸造的天然屏障，对阻止鞑靼南侵，保卫边疆和人民的生命财产与互市安全，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从成化七年的上疏筑边之事到工程起步动工，拖延时间竞长达三年之久，让人匪夷所思，以往学界也大多是对明王朝大修长城历史背景进行分析，而关于余子俊延迟筑边这一历史细节却少有关注。《明史》中对此也只以“尚书白圭以陕民方困，奏缓役”寥寥数字作答，其中缘由，本文试作分析。
一、朝纲晦暗
大明王朝开国之时，太祖严刑苛法、重典治国，成祖继承父业，励精图治，五次亲征漠北，消弭边患。然而到了明代中叶，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弊端日益凸显，而成化一朝，即是明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成化七年，余子俊奏请沿延绥边“筑墙置堡”，此议于当时边患甚危的明王朝来说本为急务，然却未获宪宗首肯，筑边之事搁置，看似一件简单朝事，却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环境。
首先，奸佞误国。这里所说奸佞是指奸臣和阉宦。在清人张廷玉编撰的《明史》中，曾特意为阉党作传，可见阉党在明代政治中举足轻重的作用。虽然英宗宠幸王振，终酿“土木之变”大祸。然宪宗成化十三年西厂的设置，则进一步表明宪宗皇帝仍对宦臣宠信有加，阉党依然把持朝政要务。史载：“成化十二年九月，令太监汪直刺事。”“明年正月，设西厂，以直领之。由此可知，侍臣弄权，影响朝纲，自成化初年便始。至成化朝中期，又有邓常恩、赵玉芝等，这些人曲意逢迎排除异己，利用方术蛊惑皇帝，致使成化中叶以后，朝政浊乱，明运不遽倾颓。
其次，红颜误国。宪宗即位后，虽曾先后立吴氏、王氏为皇后，但宠爱的则为颇有心机的万贵妃。土木堡之变使年幼的成化帝成为孤身一人，对其悉心照料的宫女万氏在宪宗即位后不久，即生一皇子，宪宗立即册封其为万贵妃，对其百般溺宠，使得此妾恃宠骄恣，“中官用事者，一忤意立见斥逐，掖庭御幸有身，饮药伤坠者无数……纪淑妃(孝宗之母)之死，实妃为之。”奸佞小人亦多假借贡献之名，倾国库之资，讨贵妃欢心，以求在朝中肆意妄为。
再次，宪宗误国。土木堡之变后，明朝社会政治经济亟待振兴，而宪宗昏聩。成化初年，为了自己省事，“命中官传旨”，从而使得奸臣佞幸总揽大权，不能使各方急务做到及时上传下达。此外，宪宗当政之初，便设“皇庄”，各皇亲国戚争相效仿，土地兼并趋势愈加激烈(如诩圣夫人刘氏求通州、武清县地三百余顷等等)，严重伤害了民生社稷。致使成化年间，各地农民起义和暴动不断，“流民”问题尤为棘手。此外，宪宗除娇宠万贵妃，还尤信神仙方术，许多奸佞小人借术士之名亲近皇帝，兴风作浪，败坏朝纲，更有甚者，大学士万安竟献房中术来博得皇恩。孟森对此评价日：“终宪宗之世，方士滥恩不绝。”
总之，宪宗自即位之初，并无丝毫有扭转明朝颓废之势，反而朝纲更为晦暗、秽浊，令后世明廷堕入泥淖，无法自拔。余子俊欲修长城以御外敌，而国中蠹虫早已满腹，内尚未安，积极攘外又怎能起到实效。况奸佞当道，后宫淫乱，严重影响宪宗总理朝政的心志。因此，余子俊延迟筑边有其深层多面的政治原因。
二、国库空虚
前揭余子俊在成化七年首提“沿边筑墙置堡”之策未果后，并未就此放弃，成化八年再度痛陈厉害，并为宪宗列出了一份更为详尽的账单(九百七十九万两)。正史中虽很难查实宪宗朝岁入，但据黎东方研究弘治年岁入，“也不过是三千一百七十一万两银子而已。”由此观之，余子俊所陈修边防之事，将会是朝廷巨大的财政负担。
明王朝中叶以来，由于皇帝昏聩，宦臣弄权，形成内外廷相制相成的局面。各派为培植各自势力，竞相重用门生故吏，致使官僚体系膨胀，国家兵制、田赋等濒临崩溃，国家财政严重吃紧，宪宗之时，财政愈发紧张。其缘由第一是宫廷靡费，藩王宗亲开支巨大。宪宗之时，宠幸万氏，赏赉宴饮，宫廷享乐，一应消耗，皆从国库摄取。宪宗又尤信方术，为此大兴土木，宫内修建大量祷祠宫观，甚至不惜重金寻访神道术士，这些钱银尽出于府库，因此成化一朝中央岁入极度混乱。加之有明一朝，宗亲大多分封列爵，子嗣继续封王受禄，朝廷还要用岁入来供给这些皇亲国戚。据明史载，自太祖始至成化终，光皇室朱姓一族的亲王就多达92人，朝廷每年为此的开支成为朝廷财政的一大负担。
第二是官员冗杂，尤其是武职官员繁冗。据明嘉靖朝中期刘体乾奏疏：“历代官数，汉七千八百员，唐八千员，宋极冗，至三万四千员。本朝至成化五年，武职已逾八万，合文职盖十万余。”朝廷有如此庞大的官僚体系，致使国家财政出现入不敷出的现象，甚至连王府禄米、卫所月粮、各边军饷、各省俸廪都成问题，更无从奢谈筑边之事。
第三是“皇庄”纷立，国库收入锐减。宪宗准立“皇庄”后，各皇亲国戚竞相效仿，大肆占田，隐匿田产，逃避赋税，国库收入锐减。土地的大规模兼并，大量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成为“流民”，各地流民暴动频频发生，不仅威胁社会安定，而且还耗费了大量钱财用于镇压。长年的起义和暴动也严重影响了国家的农业生产，导致民生愈加凋敝，进而使明廷财政状况陷入到无尽的恶性循环当中。
第四，边备消耗。太祖时，元人北归。明中叶以来，由于国势渐趋衰微，蒙古在也先时日渐强大，“土木堡之变”事变后，瓦剌企图虽未全部实现，但并没有打消其继续侵略中原的计划，而此时明廷虽然元气大伤，但仍加紧驻军置堡，组织军民积极反击。多年的防守御敌，战事频频，早已使明王朝疲惫不堪，消耗殆尽。若此时言及 大修城墙，确实会使外强中干的明廷不堪重负，是故宪宗一时难以决断。
第五，适逢天灾。明清时期在气候学上属于一个寒冷期，气候变冷，农作物歉收，国家赋税收入也随之减少。由于气候变化，自然灾害频频发生，“明朝水旱、蝗疫、风雹、霜雪、地震等自然灾害发生，据历史记录统计，年均发生灾荒3.785次”。为此明代专门制定了通过赈济和蠲免减赋的救荒法，因此一旦发生灾情，势必将会对赣廷的财政予以沉重打击。而在成化初年，陕西等地灾情告急，国家一面给予赈济和安抚，另一面又对当地流民暴动进行镇压，这对于衰微的中央王朝来说，无异火上浇油。
总体而言，在成化朝初期，由于内廷政治污浊，奸佞横行，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天灾人祸并行，导致国家府库空虚。余子俊所提修边之事，虽迫在眉睫，但据当时情形而言，国家也是有心无力，故成化十年，余子俊也只好草修边墙，不仅加快工程进度(仅用三个月)，而且还在周边地区实行屯田政策，使当地军民基本实现自给自足。不仅为朝廷减轻了一大负担，而且也适时地造福了当地百姓，于是才有史书所载“边入益思子俊功”之文。
三、微妙的民族关系
明朝时期，周边民族问题较为复杂尖锐。太祖为保国泰民安，维护专制统治，制定了重点防御北方蒙古等少数民族的基本政策。成化年间，蒙古各部进入河套地区，统治集团更深感蒙古各部给明廷造成的巨大威胁。朝廷内臣对此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一派以延绥镇总兵官房能、尚书白圭为代表，他们主张“搜套”，即要求朝廷调兵遣将将蒙古人驱逐出河套地区；另一派是以兵部侍郎王复、延绥巡抚王锐、吏部侍郎叶盛以及余子俊为代表，力倡以修筑边墙防敌入侵。然而，筑边之议却一再拖延，这与当时微妙的民族关系有—定关联。
众所周知，元朝灭亡之后，蒙古的势力主要有三支：鞑靼、瓦刺和兀良哈三卫(朵颓、福余、泰宁)，内部互相争斗，特别是鞑靼和瓦刺间。为此明王朝采取了“扶此抑彼”政策，使他们能够互相牵制。但是到了脱欢之子也先执政时期，瓦刺一度达到全盛，“西面攻破哈密，控制西域要道；东面征服兀良哈三卫，席卷女真各部，远交朝鲜；北面征服了乞儿吉思”。给明朝政府造成严重威胁。明政府采取了限制瓦刺朝贡、互市的政策，边境形势更加紧张，随即不久便发生了“土木之变”。但也先的日益骄横残忍，却引起蒙古各部不满和反抗，导致了蒙古内部新一轮的血腥杀戮。
景泰五年，也先被阿剌知院(枢密院长官)攻杀，不久阿刺又被鞑靼部孛来所杀，鞑靼部开始强大起来，孛来、小王子麻儿可儿、毛里孩等乘机进入了河套地区。然而到了成化二年，鞑靼内部开始出现纷争。“孛来杀了麻儿可儿，毛里孩又杀了孛来，斡罗出又与毛里孩相仇杀，毛里孩又杀其所立可汗，逐走斡罗出而遣使入贡明朝。“时隔不久毛里孩又为朵颜部所杀，蒙古又陷入完全分裂的状态。”蒙古势力经过多年内斗，势力消耗显著，也使明朝的边防压力有所缓解。在此情况下，修边之事才能暂时拖延。其后，余子俊因“用红盐池捣巢功，进右都御史。寇以捣巢故远徙。不敢复居套。内地患稍息，子俊得一意兴役。”成化十年，仅用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修筑起一条东起清水营，西达花马池，绵延一千七百七十里的城墙，而且还下令在当地分田屯垦，一年就收粮食六万石，使服役军民做到自给自足，大大减轻了朝廷的财政负担。
四、“陕民方困”
历代修边筑堡，本为防范外敌，维护一统，但不可避免劳民伤财，引起怨愤。因此，历代统治者在筑边问题上尤为谨慎小心。据《明史》载：成化七年，余子俊首提筑墙之策，兵部尚书的白圭就以“陕民方困”为由使此事作罢。虽然白圭此意是希望“搜套”之议得以实施，但也确是当时之真实情况。宪宗也顾虑到这点，方暂时作罢，事件背后也深藏各方面的原因。
首先，自然环境严酷，陕西灾荒频仍，出现了颇为严重的“流民问题”。陕北地处西北内陆，气候干旱，土地贫瘠，不利于农作物生长。明军与蒙古军在边关打打停停，严重破坏了当地的农业生产，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严重影响了当地的农业发展。“早在正统年间，陕西、山东流民就食河南者达到20多万，高陵、渭南、富平等县农民也都逃窜就食。关中大量无地农民进入山区垦殖谋生，便与统治者的山禁政策发生剧烈冲突。在成化年间，冲突发展为大规模的流民起义。”流民问题的出现，严重破坏了社会安定，不利于农业生产，反而会使民生更为凋敝。
其次，荆襄、固原盗起，波及较广，陕西军民深陷其中。成化年间，由刘千斤领导的在荆、襄等地的农民暴动，范围波及陕西、湖广、河南三省。暴乱发生后，朝廷震惊，急发兵力进行围剿和镇压。成化四年，固原盗起，更是动用陕西大量兵力。“五月，敕陕西巡抚都御使陈介，总兵宁远伯任寿、广义伯吴琮、巡抚绥延都御使王锐、参将胡恺各率部兵讨之。”“明都御使项忠总督军务，总兵刘玉、参将下正率京营兵，并发陕西三边兵五万人往讨之。起大理寺少卿马文升为都御使，巡抚陕西协剿。”这样，经过年年围剿和社会骚乱，国家和陕地已是力尽财竭。因此，成化十年，子俊筑长城之力役多出于陕西、山西，且屯田垦地自为给养，尽量缩短工期，用时仅三个月而已。
五、结语
综上所述，有明一代以来，边防事务就密切关系着苍生社稷，尤被统治者重视，延绥镇又是“九边”重镇，余子俊在此修边是为国谋利，为万民谋福祉，但却历经艰险，长城延迟修筑竟长达三年之久，使百姓无端遭受三年的战乱之苦，使国家也遭受了三年的战祸之灾，以致民生受损，国家渐趋贫弱。成化七年，余子俊延迟筑边的原因可归结为政治混乱、经济拮据、民族关系复杂、社会动荡等各方面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余子俊延迟修边，看似一个微小的历史片断却可以折射出成化一朝乃至整个明王朝中叶的社会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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