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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我们大学毕业，正逢SARS，所有程序都显得随便而且匆忙，答辩也只是抽了几个倒霉蛋，我没有被抽中。当时，我恰逢青春期，廉价得万念俱灰，在北京待了两个月，就一声不吭地逃回南京，什么都不想做了。
《新华日报》当时招人，我去面试了，主编问：“你愿意到下面的记者站去吗？”指的是去遍布江苏各地级市的记者站。我说：“不愿意。”很多同学都去参加了这次面试，不同的是他们说了愿意。于是他们离开了南京，在各地的记者站待了好几年，有几个现在依然待在那里。我每天晃晃悠悠地玩儿，在中山陵草地上打一个下午的牌。
末日的气息轻微地弥漫着，但谁都知道正常的生活迟早会回归。有朋友帮我把简历递给本地的一家报社，我被押送着去参加了面试，不久就去上班了。接着，一位南方系的记者老师因为各种原因找到我，邀请我去上海参加一份正筹备创刊的报纸。我真的去了上海一趟，在新租的办公室里晃了一圈，头昏脑涨地横穿马路，然后，退缩了。
毕业的散伙饭我去吃了，酒也喝了一点。新闻系当时还算是个热门专业，我们是大学扩招的第一届，一个班竟然有五十多个人，都是1981年左右出生，大多都是独生子女，几乎都来自江苏省内，这使我们有一种集体性的淡漠，并未产生太多的离愁。手机和网络在2003年已经开始发达了，我们可以随时找到对方，我们不再散落天涯，我们随时都能见面。
结果，这十年间，除了个别同学，其他的人我一面都没再见过。
毕业后，我没有参加过任何同学聚会，后来其他人也不再聚了。接到同学的婚礼邀请函，我就直接扔进抽屉里，装作一无所知。有同学打电话问我怎么没出现，我就装作很忙、忘记了、有急事。即使在同一幢大楼里上班，我们也没有相约见面、吃饭。
我猜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这样，十年过去了。有热心同学组织了“毕业十年聚会”，我竟然一反常态，很热切地想去参加。在聚会的前一天，组织者——一个高个子的男生给我打电话，接通之后他的第一句话是“打扰了”。电话结束时，他竟然又跟我说了一声“打扰了”。
他们尽力联系了所有人，但在这样一个很容易被找到的时代，依然有3个人下落不明。一半儿的人留在了南京，大多从事跟媒体有关的工作;一半儿的人回了老家，基本都是公务员;还有两三个在北京、上海。零星几个人在国外，一个女生嫁了德国人，一个女生留在了新西兰，一个男生在非洲。还有一个男生去印度出差，没能参加，他彻底转行了：成了一个IT青年。最后来了一半儿的人，坐了三桌。
在这之前，大学曾经是改变人命运最多的场所。而差不多从我们开始，大学就失去了这种魔力。这十年里，因自身努力而变得富有（但也有限）的同学从事的都是跟房地产有关的行业：房地产公司、房地产网站、跑房地产广告的人。大学不如房产改变命运。或者说个人的命运越来越难通过自身的努力而改变。这是时代最强烈的缩影。
我以为我会看到一些巨大的变化，但每个人竟然都没有怎么变。几个女生变美了。仅此而已。男生也没有变胖。好像这十年，时间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只是带来了很多小孩。几乎每个人都生了小孩，除了我，还有另一个单身的女生，她索性去法国游学了。大大小小的小孩在包间里跑来跑去，很快就玩成一片，一度打起架来，后来又和好了。除了谈论小孩之外，大家不停地说：“要多组织这样的聚会，至少南京的同学应该经常聚起来。”每个人都附和，但每个人都知道这是假的。大家拼命合影。
这十年里，如果回头去看，我关于人生的所有决定几乎都是错误的，同时又跟我相称。就在前一天，因为雅虎邮箱要消失，我整理邮箱里的邮件时竟然翻到十年前，那个劝我去上海的老师发给我的邮件，他说：“我知道想让你下定最后的决心很难，但以我职业生涯的经验而言，原来与我程度差不多的人，现在大多数还在一些小媒体混日子，意气消沉，他们少的就是在关键时刻，迈出人生关键一步的勇气。不过你还年轻，有的是机会。”在另一封信里他又说：“在南京的报纸服务，时间长了会有惰性，想保持高格调，比较困难。”
很不幸，他说的每句话都对，只有一句话不对：你还年轻，有的是机会。
2003年，还是用新闻改变社会的理想鼓舞我们的时代。10年过去之后，当年鼓舞我的人，恐怕也不会这样豪迈地讲话了。
与其说令我惊讶，不如说令我平静：最终我们都只是变成了普通人。伴随着这一切的是：传统媒体的缓慢衰落。新闻系再也不是什么令人感到有趣的专业了。据说，某广电新闻系今年只招到了一个男生，而他估计还没办法扛起摄像机。职业的理想早就丧失了，命运却还没有展示太多威力。再等十年，我们可能才会看清楚命运的轮廓。现在我们言笑晏晏，意识到自己是被很多无奈和平庸包围的一代，却透露出一种集体性的不焦虑。
有个同学说：“这么单纯的聚会，单纯到令我受不了。”确实太单纯了，没有利益关系，谈不上多么深刻的友情，同学间没有谈过恋爱，连八卦都欠奉。我们仅仅是因为种种巧合，一起在当时还是鸟不拉屎的新校区待了三年，后来又在老校区待了一年。宿舍里经常有耗子，有些人偷偷读了我那本写青春回忆的《最大的一场大火》，里面也几乎找不到同学们的影子，但还是有人声称看得掉下泪来。只有我还没有结婚生子，但因为我写字，他们也觉得可以理解。
不能理解的是我自己，我不知道自己还在挣扎什么。
十年之后，又遇到禽流感，但大家没有那么恐慌了。每个人都好好地活了下来，脸上也都能恰当地浮起笑意。相聚的意义是我们可以为对方的青春证明。背景音乐当然是《致青春》的主題曲。横幅上贴着一些老照片和新照片，放在一起才知道，我们确实经历过了时间。也要对着照片互相提示，我们才能完整地叫出每个人的名字。我们拥抱、微笑，彼此什么都不谈论，不谈论这十年各自经历过怎样的幸福、快乐或者失落、痛苦。我们不倾吐心事。我们举了举杯。但没有人醉，没有人哭，也没有感慨。所有想象中“毕业十年聚会”会出现的场景，都没有出现。
这天下午，我参加了书店的一个活动，一个现在依然很瘦的男同学自告奋勇地用他的电动车把我从地铁站送到了书店。在滚滚车流中，我把手放在他的腰上，摸到他腰部一圈薄而结实的赘肉。就在那一刻，我或许一阵轻松，放下心来：时间带给我们的东西，原来都在每个人自己才知道的地方。
《新华日报》当时招人，我去面试了，主编问：“你愿意到下面的记者站去吗？”指的是去遍布江苏各地级市的记者站。我说：“不愿意。”很多同学都去参加了这次面试，不同的是他们说了愿意。于是他们离开了南京，在各地的记者站待了好几年，有几个现在依然待在那里。我每天晃晃悠悠地玩儿，在中山陵草地上打一个下午的牌。
末日的气息轻微地弥漫着，但谁都知道正常的生活迟早会回归。有朋友帮我把简历递给本地的一家报社，我被押送着去参加了面试，不久就去上班了。接着，一位南方系的记者老师因为各种原因找到我，邀请我去上海参加一份正筹备创刊的报纸。我真的去了上海一趟，在新租的办公室里晃了一圈，头昏脑涨地横穿马路，然后，退缩了。
毕业的散伙饭我去吃了，酒也喝了一点。新闻系当时还算是个热门专业，我们是大学扩招的第一届，一个班竟然有五十多个人，都是1981年左右出生，大多都是独生子女，几乎都来自江苏省内，这使我们有一种集体性的淡漠，并未产生太多的离愁。手机和网络在2003年已经开始发达了，我们可以随时找到对方，我们不再散落天涯，我们随时都能见面。
结果，这十年间，除了个别同学，其他的人我一面都没再见过。
毕业后，我没有参加过任何同学聚会，后来其他人也不再聚了。接到同学的婚礼邀请函，我就直接扔进抽屉里，装作一无所知。有同学打电话问我怎么没出现，我就装作很忙、忘记了、有急事。即使在同一幢大楼里上班，我们也没有相约见面、吃饭。
我猜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这样，十年过去了。有热心同学组织了“毕业十年聚会”，我竟然一反常态，很热切地想去参加。在聚会的前一天，组织者——一个高个子的男生给我打电话，接通之后他的第一句话是“打扰了”。电话结束时，他竟然又跟我说了一声“打扰了”。
他们尽力联系了所有人，但在这样一个很容易被找到的时代，依然有3个人下落不明。一半儿的人留在了南京，大多从事跟媒体有关的工作;一半儿的人回了老家，基本都是公务员;还有两三个在北京、上海。零星几个人在国外，一个女生嫁了德国人，一个女生留在了新西兰，一个男生在非洲。还有一个男生去印度出差，没能参加，他彻底转行了：成了一个IT青年。最后来了一半儿的人，坐了三桌。
在这之前，大学曾经是改变人命运最多的场所。而差不多从我们开始，大学就失去了这种魔力。这十年里，因自身努力而变得富有（但也有限）的同学从事的都是跟房地产有关的行业：房地产公司、房地产网站、跑房地产广告的人。大学不如房产改变命运。或者说个人的命运越来越难通过自身的努力而改变。这是时代最强烈的缩影。
我以为我会看到一些巨大的变化，但每个人竟然都没有怎么变。几个女生变美了。仅此而已。男生也没有变胖。好像这十年，时间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只是带来了很多小孩。几乎每个人都生了小孩，除了我，还有另一个单身的女生，她索性去法国游学了。大大小小的小孩在包间里跑来跑去，很快就玩成一片，一度打起架来，后来又和好了。除了谈论小孩之外，大家不停地说：“要多组织这样的聚会，至少南京的同学应该经常聚起来。”每个人都附和，但每个人都知道这是假的。大家拼命合影。
这十年里，如果回头去看，我关于人生的所有决定几乎都是错误的，同时又跟我相称。就在前一天，因为雅虎邮箱要消失，我整理邮箱里的邮件时竟然翻到十年前，那个劝我去上海的老师发给我的邮件，他说：“我知道想让你下定最后的决心很难，但以我职业生涯的经验而言，原来与我程度差不多的人，现在大多数还在一些小媒体混日子，意气消沉，他们少的就是在关键时刻，迈出人生关键一步的勇气。不过你还年轻，有的是机会。”在另一封信里他又说：“在南京的报纸服务，时间长了会有惰性，想保持高格调，比较困难。”
很不幸，他说的每句话都对，只有一句话不对：你还年轻，有的是机会。
2003年，还是用新闻改变社会的理想鼓舞我们的时代。10年过去之后，当年鼓舞我的人，恐怕也不会这样豪迈地讲话了。
与其说令我惊讶，不如说令我平静：最终我们都只是变成了普通人。伴随着这一切的是：传统媒体的缓慢衰落。新闻系再也不是什么令人感到有趣的专业了。据说，某广电新闻系今年只招到了一个男生，而他估计还没办法扛起摄像机。职业的理想早就丧失了，命运却还没有展示太多威力。再等十年，我们可能才会看清楚命运的轮廓。现在我们言笑晏晏，意识到自己是被很多无奈和平庸包围的一代，却透露出一种集体性的不焦虑。
有个同学说：“这么单纯的聚会，单纯到令我受不了。”确实太单纯了，没有利益关系，谈不上多么深刻的友情，同学间没有谈过恋爱，连八卦都欠奉。我们仅仅是因为种种巧合，一起在当时还是鸟不拉屎的新校区待了三年，后来又在老校区待了一年。宿舍里经常有耗子，有些人偷偷读了我那本写青春回忆的《最大的一场大火》，里面也几乎找不到同学们的影子，但还是有人声称看得掉下泪来。只有我还没有结婚生子，但因为我写字，他们也觉得可以理解。
不能理解的是我自己，我不知道自己还在挣扎什么。
十年之后，又遇到禽流感，但大家没有那么恐慌了。每个人都好好地活了下来，脸上也都能恰当地浮起笑意。相聚的意义是我们可以为对方的青春证明。背景音乐当然是《致青春》的主題曲。横幅上贴着一些老照片和新照片，放在一起才知道，我们确实经历过了时间。也要对着照片互相提示，我们才能完整地叫出每个人的名字。我们拥抱、微笑，彼此什么都不谈论，不谈论这十年各自经历过怎样的幸福、快乐或者失落、痛苦。我们不倾吐心事。我们举了举杯。但没有人醉，没有人哭，也没有感慨。所有想象中“毕业十年聚会”会出现的场景，都没有出现。
这天下午，我参加了书店的一个活动，一个现在依然很瘦的男同学自告奋勇地用他的电动车把我从地铁站送到了书店。在滚滚车流中，我把手放在他的腰上，摸到他腰部一圈薄而结实的赘肉。就在那一刻，我或许一阵轻松，放下心来：时间带给我们的东西，原来都在每个人自己才知道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