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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面,陈静瑜说他的工作就像是一名传教士;最后一次见面,陈静瑜说他的工作就像是一个奴隶。
中国唯一一家开设独立的肺移植专科的医院,不在北京,不在上海,而在名头并不十分响亮的无锡市人民医院。陈静瑜作为这家医院的副院长,是肺移植团队的带头人。从2002年首次主刀开展肺移植手术,到现在十多年来,他和他的团队累计完成了超过300例肺移植。今年一年,无锡市人民医院的肺移植手术完成数量预计将达到100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前五。
对于很多外科医生来说,操持手术刀首先是一门手艺。这其中既含有“一技在手,吃喝不愁”的朴素生存观,也多少混合着情感的寄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外科医生对陈静瑜而言就不仅是职业,而且是宗教。
陈静瑜从小就有对“手艺”的迷恋,这首先源自他的做纺织女工的母亲,和做钳工的父亲。凭着一套开模具的技术,陈静瑜的父亲在70年代就干起了“周末工程师”的活计。那时候,苏南的乡镇企业已经开始蓬勃,很多工厂要造产品却没技术,陈静瑜的父亲和他在模具厂的同事组成一个团队,到了周末就下乡去“打野鸡”——帮助这些工厂制造模具,设计产品,作为第二职业补贴家用。从小学的时候开始,陈静瑜先是到父亲的工厂去玩,看父亲拿着各种工具干活,长大一些就跟着加入了“打野鸡”的队伍,有时帮着绘绘图纸,或者算一算三角函数,直到上大学以后都是如此。无论是锉刀、凿子、扳手,还是冲床、铣床、刨床,陈静瑜至今说起来仍然毫不陌生。
但是,那时候陈静瑜梦想着的却是另一种手艺。他爱篆刻,爱画画,曾经一心想当艺术家。高考填报医学院的志愿,也并非陈静瑜自己的想法,而是仅凭舅妈的一句“当医生挺好的”,因为舅妈自己是医生,也是家里唯一的文化人。
命运的阴差阳错并不一定是坏事,陈静瑜很难想象,多年以后,外科医生这门手艺会带给他和绘画、篆刻相同的满足感。
在苏州医学院,陈静瑜的成绩并不是班里最好的,因为他不太爱读书,只爱动手。所以大学毕业后他选择直接工作,完全没有考虑继续读研究生。
当年他被分配到无锡市肺结核病医院,这在同行看来没有什么前途。但陈静瑜等到了医院筹建胸外科,跟着外聘的专家一点一点学,专家主刀做手术,术前、术后管理则由他负责,做起了名副其实的24小时住院医师,终于成为无锡本地小有名气的胸外科医生。
2002年,陈静瑜39岁,从加拿大学习归来的他,成功为一名“肺气肿、毁损肺、严重呼吸衰竭”的患者实施了异体单肺移植手术。
陈静瑜“传教”,首先要传的是他的学生。传授技术之外,他更看重的是学生的闯劲。在他看来,跟着师傅学,即使学得再好,都只是外科医生的第一重境界。通过看书或者听别人讲解,自己回去动手做好,是第二重境界。而外科医生的最高境界,则是既没有老师教,也没有同行说,更没有书本写,自己完完全全把一台“全新的”手术做成功。
学生之外,陈静瑜“传教”的重点对象是病人和家属。他的工作方式是在做任何肺移植手术之前,都要把病人和家属一起叫来谈话,并且人来得越多越好。他还会强烈推荐病人自己去病房里,找肺移植术后的患者聊天,看看他们的实际情况。病人但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陈静瑜就选择不做。因为中国的患者,不到迫不得已不会选择肺移植,很多甚至已经濒临死亡,陈静瑜的手术总是关乎生死。
陈静瑜和病人沟通的功夫,在业内是出了名的。但他之所以在这上面下如此大的力气,很大一部分原因却是“害怕”。 做一台肺移植手术,至少需要30万~50万人民币,并且目前大部分省市并没有把肺移植列入医保,相当多的病人是倾家荡产、砸锅卖铁来救命的。手术成功,当然皆大欢喜;如果手术不成功,往往人财两空,医生瞬间就变成了“谋财害命的刽子手”。
但严格意义上讲,任何一台手术都是有风险的。更何况肺脏作为全身最大的免疫和开放器官之一,与其他器官移植相比,肺移植的术前准备和术后管理的难度都更大,因此术后的病死率也更高。
显然,无论是什么样的理由,家属都很难接受亲人手术失败的结果。但现实的情况往往更糟,有的家属会在手术失败以后,不断发信息斥责陈静瑜,“冷血”“残酷”,同时夹杂着威胁,“你当心一点,不会放过你”。
陈静瑜觉得委屈,觉得愤怒,因为他自认为手术本身“很完美”,并且术前告知也做得很充分,只是病人本身的身体状况实在太差。但委屈和愤怒之外,面对这样的指责和威胁,陈静瑜什么都做不了,他更觉得无助。
“真的是很害怕。因为在中国做一个医生,不能像国外的医生。外国的病人把医生作为上帝,因为病人和医生之间没有经济利益,病人花的钱是医保出的,医生就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他的宗旨就是这样。但是我现在做不到。”
每每遇到这样的情况,陈静瑜都感觉自己是一个奴隶,既是病人的奴隶,也是各种体制的奴隶。
奴隶的反面不是主人,而是自由人。陈静瑜羡慕国外的医生可以自由执业,甚至边旅行边工作,付出和回报相匹配。在他看来,把医生全部禁锢在公立医院,对医生和病人都不是好事。
“假如现在民营医院有一个好的平台,我肯定第一个会走,会离开公立医院。”同时担任全国人大代表的他,今年的提案就是呼吁全面开放医院对社会资金的准入。“最好是人民医院边上,有一家外资的医院,相互之间竞争,这样的话对病人真正有利,医生也能得到尊重。”他说,“我希望有更多的外资医院进来,把国外对待病人的理念也带进来。”
有时候,做完手术已经是凌晨一两点钟,虽然是筋疲力尽,但只要手术成功,陈静瑜的满足感就会大大压过疲惫感。就像是刚刚结束一场战役,甚至是好几场——因为他可能一天要进行好几台手术。
中国唯一一家开设独立的肺移植专科的医院,不在北京,不在上海,而在名头并不十分响亮的无锡市人民医院。陈静瑜作为这家医院的副院长,是肺移植团队的带头人。从2002年首次主刀开展肺移植手术,到现在十多年来,他和他的团队累计完成了超过300例肺移植。今年一年,无锡市人民医院的肺移植手术完成数量预计将达到100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前五。
对于很多外科医生来说,操持手术刀首先是一门手艺。这其中既含有“一技在手,吃喝不愁”的朴素生存观,也多少混合着情感的寄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外科医生对陈静瑜而言就不仅是职业,而且是宗教。
陈静瑜从小就有对“手艺”的迷恋,这首先源自他的做纺织女工的母亲,和做钳工的父亲。凭着一套开模具的技术,陈静瑜的父亲在70年代就干起了“周末工程师”的活计。那时候,苏南的乡镇企业已经开始蓬勃,很多工厂要造产品却没技术,陈静瑜的父亲和他在模具厂的同事组成一个团队,到了周末就下乡去“打野鸡”——帮助这些工厂制造模具,设计产品,作为第二职业补贴家用。从小学的时候开始,陈静瑜先是到父亲的工厂去玩,看父亲拿着各种工具干活,长大一些就跟着加入了“打野鸡”的队伍,有时帮着绘绘图纸,或者算一算三角函数,直到上大学以后都是如此。无论是锉刀、凿子、扳手,还是冲床、铣床、刨床,陈静瑜至今说起来仍然毫不陌生。
但是,那时候陈静瑜梦想着的却是另一种手艺。他爱篆刻,爱画画,曾经一心想当艺术家。高考填报医学院的志愿,也并非陈静瑜自己的想法,而是仅凭舅妈的一句“当医生挺好的”,因为舅妈自己是医生,也是家里唯一的文化人。
命运的阴差阳错并不一定是坏事,陈静瑜很难想象,多年以后,外科医生这门手艺会带给他和绘画、篆刻相同的满足感。
在苏州医学院,陈静瑜的成绩并不是班里最好的,因为他不太爱读书,只爱动手。所以大学毕业后他选择直接工作,完全没有考虑继续读研究生。
当年他被分配到无锡市肺结核病医院,这在同行看来没有什么前途。但陈静瑜等到了医院筹建胸外科,跟着外聘的专家一点一点学,专家主刀做手术,术前、术后管理则由他负责,做起了名副其实的24小时住院医师,终于成为无锡本地小有名气的胸外科医生。
2002年,陈静瑜39岁,从加拿大学习归来的他,成功为一名“肺气肿、毁损肺、严重呼吸衰竭”的患者实施了异体单肺移植手术。
陈静瑜“传教”,首先要传的是他的学生。传授技术之外,他更看重的是学生的闯劲。在他看来,跟着师傅学,即使学得再好,都只是外科医生的第一重境界。通过看书或者听别人讲解,自己回去动手做好,是第二重境界。而外科医生的最高境界,则是既没有老师教,也没有同行说,更没有书本写,自己完完全全把一台“全新的”手术做成功。
学生之外,陈静瑜“传教”的重点对象是病人和家属。他的工作方式是在做任何肺移植手术之前,都要把病人和家属一起叫来谈话,并且人来得越多越好。他还会强烈推荐病人自己去病房里,找肺移植术后的患者聊天,看看他们的实际情况。病人但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陈静瑜就选择不做。因为中国的患者,不到迫不得已不会选择肺移植,很多甚至已经濒临死亡,陈静瑜的手术总是关乎生死。
陈静瑜和病人沟通的功夫,在业内是出了名的。但他之所以在这上面下如此大的力气,很大一部分原因却是“害怕”。 做一台肺移植手术,至少需要30万~50万人民币,并且目前大部分省市并没有把肺移植列入医保,相当多的病人是倾家荡产、砸锅卖铁来救命的。手术成功,当然皆大欢喜;如果手术不成功,往往人财两空,医生瞬间就变成了“谋财害命的刽子手”。
但严格意义上讲,任何一台手术都是有风险的。更何况肺脏作为全身最大的免疫和开放器官之一,与其他器官移植相比,肺移植的术前准备和术后管理的难度都更大,因此术后的病死率也更高。
显然,无论是什么样的理由,家属都很难接受亲人手术失败的结果。但现实的情况往往更糟,有的家属会在手术失败以后,不断发信息斥责陈静瑜,“冷血”“残酷”,同时夹杂着威胁,“你当心一点,不会放过你”。
陈静瑜觉得委屈,觉得愤怒,因为他自认为手术本身“很完美”,并且术前告知也做得很充分,只是病人本身的身体状况实在太差。但委屈和愤怒之外,面对这样的指责和威胁,陈静瑜什么都做不了,他更觉得无助。
“真的是很害怕。因为在中国做一个医生,不能像国外的医生。外国的病人把医生作为上帝,因为病人和医生之间没有经济利益,病人花的钱是医保出的,医生就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他的宗旨就是这样。但是我现在做不到。”
每每遇到这样的情况,陈静瑜都感觉自己是一个奴隶,既是病人的奴隶,也是各种体制的奴隶。
奴隶的反面不是主人,而是自由人。陈静瑜羡慕国外的医生可以自由执业,甚至边旅行边工作,付出和回报相匹配。在他看来,把医生全部禁锢在公立医院,对医生和病人都不是好事。
“假如现在民营医院有一个好的平台,我肯定第一个会走,会离开公立医院。”同时担任全国人大代表的他,今年的提案就是呼吁全面开放医院对社会资金的准入。“最好是人民医院边上,有一家外资的医院,相互之间竞争,这样的话对病人真正有利,医生也能得到尊重。”他说,“我希望有更多的外资医院进来,把国外对待病人的理念也带进来。”
有时候,做完手术已经是凌晨一两点钟,虽然是筋疲力尽,但只要手术成功,陈静瑜的满足感就会大大压过疲惫感。就像是刚刚结束一场战役,甚至是好几场——因为他可能一天要进行好几台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