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著名散文家康·巴乌斯托夫斯基在《一束假花》的文章里，回忆自己初学写作的状况，十分有趣。那时，他还是中学生，一个月里可把厚厚的笔记本写满诗。
　　他写忧伤：“闪烁着蛋白石的光芒／在那迟缓的岁月的篇章里……”
　　为什么“忧伤”会闪着蛋白石的光芒呢?他说，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他都无法解释清楚。因为“仅仅是文字的音调吸引了我。我没有考虑到意思。”
　　这故事也使我回想自己初学写作的时候，总恨不得把自己平时掌握的美妙的，或者美丽的词汇全堆上去。以为，文学就是美丽的语言；诗歌，就是好听的话语。这样的作品，除了和自己一样认识文学的同学欣赏之外，报刊社理所当然要把稿子退回来，或者抛弃掉。
　　巴乌斯托夫斯基后来说自己那些诗写得“很坏”，原因是“绮靡、矫饰”。“绮靡、矫饰”，大约是现代的一种时代病。我们随时可以从有钱人装饰一新的屋舍，从街上打扮入时的妇人们的浓妆艳抹体验出它的滋味。“绮靡、矫饰”里，显示的是一种堆砌、夸张、炫耀、虚浮、掩饰的病态。一句话，是矫情。远远地脱离着真实，脱离着平易、天然所呈现出的本色力量。
　　朴素，不是诗歌惟一的美学标志；但“矫饰”却永远是诗歌的缺点。初学写诗的朋友，首先要善于捕捉到诗；然后，把那种鲜亮的、还带着露珠和剪折时伤口上还流淌着液汁的花朵，献给编辑和读者。这是成功的第一步。
　　许多人写诗，不是因为生活的撞击和启发，而是因为读了别人的诗而引起的粗浅联想，拿起笔来，装点成篇。没有真实的感觉，只有靠文字去装饰了。
　　平静、富裕的生活，有时会滋长人们“绮靡”的审美情调，把华丽、富态、雍容华贵错当成雅致。文学需要刻划，但一切雕琢之痕，都常常意味着败笔。
　　珍惜观察、认识生活时的最初感触。在这种最初的感觉上，延伸想象、深化理性，自始至终保护这种感觉的自然发展形态。所谓自然，就是适度的，而不是勉强的，或牵强的，
　　有个笑话叫《打岔》：别人说城门楼子，你说嘴上瘊子，别人说城门楼子倒了，你说把嘴上的瘊子咬了。这笑话挖苦的正是那些牵强附会的人。放弃矫饰!从一开始就得这样认识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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