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香港是一片特殊的土地，内地动荡的期间，有很多大陆知识分子离乡别井，来到这里重头打拼，这些奋斗史本身就构成了一部另类的中国现代史。从这期起，我们陆续刊发蔡玄晖博士的一系列访谈文章，用来自北大、清华、复旦等著名学府的老“港漂”口述历史，看他们眼中的峥嵘岁月。
　　对于死亡，大部分人都是带着恐惧的，所以古人炼丹求长生不老，今人养生求长命百岁。可是，石济民教授和他的朋友岑先生，两位八旬老人，说起这事，却相视一笑。岑先生说他该做的事都做得差不多了，随时可以离开;石教授说我现在最主要的是收藏品捐赠慈善基金这事了，希望能再多活3年，把框架弄起来。我接上话说他们二老鹤发童颜，日子还长着呢。老人却轻描淡写地说死亡很正常，他们随时都有可能走。老人的淡定洒脱，反倒显得我的恭维庸俗市侩。
　　石教授年近八旬，状似六旬。他衬衫毛衣，典型的学院派打扮，温文尔雅。如果不是后来听他描述过往，断不会想到眼前之人竟然经历过那么多苦难。石教授家境富裕，父亲是民国时期银行高管。1946年举家定居香港，本是可以躲过后来的种种运动，无奈年轻人总是理想先行，满腔热血。16岁离家北上追寻理想，3年后却被打成“右派”，受尽批斗，右耳失聪，饥病交加。
　　然而，我听他描述如何抓青蛙如何捕蛇，如何偷偷将古钱币和金银币逐个逐个丢弃，如何躺在手术台上看着自己的肠子被捧出来又被塞回去。本是苦涩的经历，却仿佛在讲故事般，荒诞之处两人不由得哈哈大笑。

受访地点：香港九龙又一城

受访时间：2016年1月15日

“共产党解放全中国，我们兴高采烈”

　　蔡玄晖：石教授你好，很荣幸采访到你。先请你谈谈你的身世吧。
　　石济民：我1937年11月出生于上海，祖籍苏州，母亲是福建惠安人。淞沪会战爆发后，我们住在法租界。当时很多难民涌入租界，传染病流行。我得过伤寒、天花等等，一直到4岁才会走路。我父亲是交通银行高管，政治嗅觉比较灵敏。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前夕，父亲果断举家迁移，经香港辗转往韶关定居。两广地区的很多县城的交通银行都是我父亲一手开办的，他是切切实实的开荒牛。1945年初韶关也沦陷了，我们被迫又撤退到粤东。1945年8月抗战胜利，普天同庆，我们也大放鞭炮庆祝。我们一家都很爱国，淞沪会战期间，父亲亲自运送衣服粮食支援四行仓库里的八百壮士，家里的钱也大部分购买救国公债。这些公债后来都变成废纸了。
　　蔡玄晖：战争结束后，您们回上海了吗？
　　石济民：没有。我们回到广州。可是很快内战又即将爆发。我们恨日本人，也讨厌国民党的贪污腐败。1945年底父亲要求调到香港工作。我的哥哥姐姐不愿意跟随，认为香港教育不够好，他们留在大陆继续升学。共产党解放全中国，我们兴高采烈，一心希望国家从此安定富强。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哥哥正在岭南大学物理系读一年级，第一批报名参加志愿军，受训成为飞行员。因为成分不好，没有资格上前线，只是充当教官。我年纪还小，只能跟着父母，在香港培正中学接受教育。我非常仰慕哥哥，1953年我快16岁，读高二，梦想着也同哥哥一样，成为一名爱国军人。我不敢让父母知道，自己又没钱，怎么办？我收藏有很多邮票，一半是因为我父亲在银行工作，我得以收集到各国邮票，一半是别人听说我集邮而送我邮票。我偷偷将这些邮票变卖了作为傍身钱，只身前往广州。上了火车后，我才托人告诉父母。可是到了广州第二天，停战协定就签订了。

“3年吃了3000多条蛇”

　　蔡玄晖：这一段经历很戏剧化的。
　　石济民：是的，我的经历有一点戏剧化。我不愿回香港去面对父母，所以留在广州读书。当时去广州准备插班入读高三的港澳生有40多人，高三的名额却只有一个。我幸运地获得了这唯一的一个学位。1954年我考入中山大学数学系。1957年政府号召知识分子大鸣大放，我当时是学生会干部，受到中南局书记陶铸的接见和鼓励，对很多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反右运动一来，我的言论被上纲上线后就完全符合当时判别香花毒草的六条标准，理所当然被打成右派分子，处分是留校察看。同学们都不敢跟我说话。1958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江西大学教书。
　　蔡玄晖：在江西吃了不少苦吧？
　　石济民：我很多事情都是名列前茅，读书考试、被扣帽子、挨批斗都是。连摘帽子也是第一批。我的右耳就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坏了，失去听力。1969年末被押送下乡插队劳动，农民负责监督，不许他们跟我有经济上的接触，连向农民购买蔬菜都不可以。没有菜下饭，怎么办？抓青蛙吃！青蛙吃完了，吃蛇。3年中我至少吃了3000多条蛇。有时候抓不到蛇，就吃田螺吃乌龟。还吃被毒药毒死的野兽。下农村带的《农村医生手册》给了我很多参考。
　　蔡玄晖：简直就是荒野求生嘛！
　　石济民：荒野求生，哈哈哈。生病时也很惨。有一次我阑尾穿孔，做手术时麻醉药没起作用，我就眼睁睁地看着医生把我的肚子切开，把肠子拿出来，护士拿纱布清洗肠子上面的脓血。后来手术也没做好，伤口感染，幸亏我姐姐和姐夫都是医生，把我接到福建去医治了一个多月。现在我肚子上还有很大一块疤痕呢。其实农民工人都很好，很朴实。最可怕的是知识分子斗知识分子。当时连唱歌都不敢唱呀，压抑得很，只可以看红书。

“那时最大的感受就是穷，但自由”

　　蔡玄晖：可是现在完全看不出你曾经历过这么多苦难。你现在看起来就好像只有60岁左右。
　　石济民：能回来香港生活就很不容易了，开始的几年还经常做噩梦呢。我太太是越南归侨，结婚之后基本就是两地分居。她在广西，我在江西。1973年她以归国华侨身份先到香港。1974年我也申请出来，可是不敢以夫妻团聚为名。我母亲在香港，身体不好，我是以照顾母亲的名义递交申请的。我上大学时父亲去世，连最后一眼都没见上，这是我人生最遗憾的事情之一。我父亲虽然是银行高管，但他很廉洁，他过世后我们家就失去经济支柱，非常穷困。所以我刚到香港时也只能租一个楼梯底下的很小的房间。那时最大的感受就是穷，但自由。 　　蔡玄晖：在香港生活也不容易，都是怎么过来的？
　　石济民：在香港找工作还算顺利，我在香港读的中学嘛。先是在商业机构当会计，1975年我负笈英伦求学，获硕士学位。1976年底开始在理工学院教书。数学专业英语我是没问题的，生活英语就差一些。当时香港理工学院还不重视研究，同事大多是刚从外国回来的年轻人，忙于谈恋爱结婚成家，精力有限，比较少做研究。我们这些大陆出来的年纪比较大，已经成家，一进理工，有空就埋头读书做科研发表论文。有些同事还曾经笑话我们“做研究有什么用”。1980年代理工升格为大学，我因为有成果顺利转入大学体系，逐步升为副教授，一直做到1998年才退休。退休后我又在城市大学兼职教书。学生一年比一年难教，我坚持了10年才彻底停止教学。

“不愿去国外做二等公民”

　　蔡玄晖：你在大陆吃了那么多苦，香港回归前，有没有想过移民？
　　石济民：那时候香港有很多人移民。我是没想过，虽然我的弟弟妹妹都在外国。我不愿去国外做二等公民，而且年纪也大了，所以选择留在香港。我们这一代从小受的是国耻教育，不愿做亡国奴，日夜盼望祖国强大。国家收回香港，虽然有点儿担忧，但更多的是自豪。总体说还是很理想主义的一代，相信祖国会变好。1979年前后我参加了中山大学海外校友联谊会，改革开放后，就跟随校友回母校参加校庆。那之后就一直有参加校友会的事情。
　　蔡玄晖：退休后你也没闲着呀，还是男中音独唱演员。
　　石济民：1996年后按规定我就不能再招研究生了，时间一下子多出很多。我就跟朋友跑去参加合唱团学唱歌，慢慢地就尝试独唱。可是在合唱团里独唱机会很少，不解劲儿。2002年我联合一些唱歌发烧友成立以独唱为主的“友谊音乐沙龙”，2010年改名为“香港声乐艺术沙龙”，经常请香港最好的声乐老师来给我们上课。我们的龙友多是年轻的音乐发烧友，有些还通过了专业考试。每年我们在香港大会堂举办一次周年音乐会，还会举办几次小型的音乐会。我们也会到附近的广州深圳珠海中山等地交流。今年的周年音乐会我也报名了，不知道能不能选上。我选唱的是一首意大利歌剧选曲，正在努力练习。
　　蔡玄晖：校友会、唱歌，也够忙的了。你还在筹备成立一个收藏品捐赠基金，对吗？
　　石济民：今年我将卸任校友会会长一职，专心做另一件事――收藏品捐赠慈善基金。一般来说，许多人都有一些心爱的收藏品。人老了，去世后，藏品往往被家人草率处理，枉费一生心血;同时又有很多收藏家四处淘宝，被迫以虚高价格收集心头所好;再同时，又有很多人需要帮助，包括遇到天灾人祸，缺医少药，老无所依，幼年失学等等。所以我希望能够组织一个慈善机构，将这三者的利益结合起来，帮助人们把收藏品变卖，所得的金钱捐赠给慈善机构。我自己也曾经附庸风雅地收藏了一些东西，也希望自己死后，东西能够回馈社会。可是现在的拍卖机构，鱼龙混杂。未来的日子，我会专心致志促成收藏品捐赠慈善基金的成立，也希望拍卖界可以端正不正之风。
　　蔡玄晖：最后，你对年轻人有什么寄望？
　　石济民：我教了近50年的书，接触了很多年轻人，尤其是最后几年，重新接触内地的年轻人。他们都非常优秀，一般班里的前五名多半会被内地学生囊括。可是，另一方面，他们有个别人会让我联想到钱理群先生说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我对年轻人有3点忠告吧：一，做人要有理想，要为人类、同胞谋福利，积极弘扬中华文化;二，做人要有底线，要坚持不做亏心事，多做好事，虽然好事难为，也要坚持;三，做事做学问先要有兴趣，后要有恒心。
　　受访者简介：
　　石济民，现为中山大学海外校友联谊会会长，1937年生于上海法租界，父亲是银行家。1954年考入中山大学数学系。毕业分配到江西大学教书。1974年离开大陆定居香港。1975年赴英国留学，获取硕士学位，回港任教于理工学院数学系。1998年起自香港理工大学退休。
　　受访者简介：
　　林德汉，医生，1931年生于广东揭阳乔林乡一小康家庭，家风甚严。父母远在印尼谋生，林德汉14岁起就担负起理家重担。1951年，林德汉考入位处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1979年携带家人离开大陆前往香港定居。因为学历不获承认，所以先开中医诊所行医，1987年考取非英联邦医生执照，才正式挂牌西医。至今仍每日到诊所上班，诊治病人4万多人，深获香港医学界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