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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11月，时任国家轻工部部长的梁灵光被中央指派，与以“思想解放、作风开明”著称的任仲夷一道南下广东，为南粤大地的改革开放大业开疆拓土，梁灵光被任命为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市长。
主政南粤期间，梁灵光与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一起，大办实事、好事，为广东经济发展频出高招：一是减少商品流通环节，放开农贸市场，把经济搞活；二是放开物价；三是逐步展开经济体制改革，扩大对外开放。这些举措开全国之先河，广东经济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放开鱼价、粮价，搞活市场经济
1988年8月中旬，我随梁老夫妇下庐山到南昌，住省委招待所。当晚毛书记、吴省长、人大许主任等宴请梁老夫妇，我和秘书亦在座。
席间谈到改革开放这个话题时，有位领导说：老省长，你们广东开放粮食市场后，江西的粮食大量流向广东，车运的、肩挑的，什么运输工具都用上了，“山间铃响马帮来”的现象又出现了，我们堵也堵不住。
梁老说，江西用粮食支持了广东的发展，江西粮农卖出了好价钱，收入增多了。这是互利互惠的好事嘛!
饭后散步时，我对梁老说，看来，他们对广东开放粮价有意见。梁老说，这不奇怪!不仅江西，湖南、广西也有反映。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山间铃响马帮来”是好事。任何改革头三脚难踢。事物的发展有个过程，人们的认识也有个转变的过程。关键是要重实践、看实效。
梁老对我讲，其实，广东放开粮价也是逐步的。他说，广东的价格改革，最早是从广州市放开鱼价开始的。
广州人爱吃鱼。可是梁老来广州工作后，看到鱼米之乡居然缺鱼吃，百姓对此很有意见。经过调查研究，发现根子在体制不合理。生产者既没有生产自主权，也没有销售自主权，价格受限制，居民凭票供应，生产者哪来积极性?
一个市长连老百姓的吃鱼问题都解决不了还谈什么为人民服务?梁老决定以放开鱼价为突破口，在广州搞价格改革。
一时间，鱼价暴涨，一些人议论纷纷，有人告状告到国务院。但梁老坚信，按价值规律办事不会错。鱼价高了，渔民生产积极性提高了，鱼产量很快上升，市场上鱼多了，价格开始回落，市民反映也好多了。
正好小平同志南下，任仲夷书记向他汇报工作时，谈到放开鱼价问题，小平同志问：“这样做老百姓高兴吗?”仲夷同志说：“高兴。”小平说：“老百姓高兴的事，你们就大胆去做吧!”
任老、梁老心里有底了。3年后，出现了广州在全国大小城市中吃鱼最多、价格最便宜和史无前例的“南鱼北运”的新景象。接着广州大幅度地缩小计划商品范围，逐步放开商品价格，直到关系千家万户的粮食价格的放开。
梁老说，邻省对广东放开粮价反响大，正说明广东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辐射作用。迟早大家都要放开商品价格，商品走向市场是客观规律。
以市长身份担保港商贷款，成就花园酒店
上世纪80年代初全国物资紧缺，梁老刚来广东工作时，物资缺乏得令人吃惊。就拿香烟来说吧，民间流传：“中华大地无‘中华’，‘牡丹’四季不开花，‘前门’香烟后门买，‘凤凰’何时到我家!”
当时梁老兼任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主任，改革开放后，广交会客商大增，由于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的滞后，导致大名鼎鼎的广交会遭遇诸多尴尬：客商的住宿一度成为头等大事，广州仅有的宾馆，硬件、软件水平都不够高，而且容量有限。有的外商来参展，甚至要主管的副省长过问解决住宿问题。
为此，省、市领导决心率先发展酒店业，“筑巢引凤”。通过合资、合作等方式兴建白天鹅宾馆、中国大酒店和花园酒店。但是，资金困难，兴建谈何容易。在这方面，广东又开了引进外资的先河。
花园酒店是最早引进外资合作建设的中国最大的五星级酒店。投资方利铭泽先生是国门打开后，首先到广州投资的香港知名人士。但是，中央政府宣布必须如期收回香港主权，引起部分港人的恐慌，导致香港资金外流，地价和股市下跌。港方投资商集资遇到困难，按世界级标准兴建的花园酒店面临流产。
如果这第一个大项目就半途而废，必将影响香港和海外财团对大陆投资的信心，造成不好的影响。“我是军人出身，知道打好第一仗对于全局的重要性。”当时兼任广州市市长的梁老说，“这个项目无论如何不能停工!广州市政府应该与合作者共度难关。”
为此，梁老打电话给牵线引进这个项目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寻求支持。廖承志马上打电话给香港中银管理处主任蒋文桂，希望能贷款给港方公司，但对方没有同意。
梁老不甘就此放弃，他把蒋文桂请来面商。梁老说，由市政府担保行不行?蒋答：可以，但强调担保的规格，另外，还不同意由市政府属下的公司代签协议。
临行前，小平同志不是交代我们要我们杀出一条血路吗?为了筑巢引凤，推进改革开放，梁老心一横说：“这样吧，我以市长的身份写封亲笔信，保证出了什么事，由市政府负责。”
就这样，香港中银贷给港方公司7亿港币。还差1．5亿港币，梁老又打电话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请他从国内银行贷款解决。花园酒店工程终于得以顺利进行。
1984年2月2日，小平同志南巡时，听说花园酒店建设中一波三折即将竣工开业，非常兴奋，破例题写了“花园酒店”四个大字，对合资建酒店的做法予以了充分肯定。
对于梁灵光以市长身份写担保筹款一事，谷牧曾有感叹：资本家的钱可以拿来为我所用，已经是了不起的事；我们帮助资本家筹钱，是更了不起的事!
有了像花园酒店这样一些高档的“巢”，引来了更多的“凤”，参加广交会的客商纷至沓来，广州的经济发展得到了腾飞。
为广东说句公道话，嫖娼卖淫并非广东特产
1991年8月上旬的一天，梁老告诉我，全国人大常委会即将开会讨论《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已下发一个草案征求意见。他准备联系广东的实际，在会上发言，已经到广州、深圳、东莞等地作了调查，听取了省、市有关部门的汇报，查阅了一些文件资料，并实地进行察看，搞了一大堆材料。他把这些材料交给我，要我帮助他起草一份关于广东查禁卖淫活动的情况报告。
我问梁老，这个材料，您主要想说明什么问题?梁老说：“我想应该如实向全国人大反映广东卖淫嫖娼的严重情况。卷入人数剧增，情况日益复杂，结成团伙犯罪，性病迅速蔓延；同时也要反映广东省委、省政府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已经采取的措施，分析屡禁不绝的主客 观原因。卖淫嫖娼是随改革开放的汹涌大潮，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加上旧社会的沉渣泛起而出现的一种社会公害。它是关系到改革开放的方向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大问题，如果不采取措施，必将影响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这个问题在广东表现突出，有其客观原因。我想为广东说句公道话，卖淫嫖娼并非广东的特产，在全国范围内正在迅速蔓延，情况相当严重，而且互相联系，单靠广东一个省是难以禁止的。应该从全民族的长远利益出发，全面来考虑，全国动员，尽快立法，综合治理，消灭性病。”
在查看了已有的调查材料后，我觉得要起草这个报告还应有些感性认识，应该掌握一些更具体的材料，特别是典型事例。在征得梁老同意后，我到广州槎头妇教所作了一些补充调查，这里当年上半年收容的卖淫妇女，93．7％来自全国各省、市(除西藏外)。原有职业的占60．6％，确因家庭生活困难卖淫的仅占1．98％，可见绝大多数卖淫者是以赚钱为目的，自愿卖淫的。我和20名接受教育较好的卖淫者座谈，经一一询问，也证实了这一点。20人中近半数是受同乡或同学中南下卖淫的“先行者”“衣锦还乡”的“示范效应”影响而来的。许多人是好逸恶劳，低收入满足不了高消费的需求，甘心出卖肉体。只有一名来自东北的高中生，因和母亲吵架，负气南下，走投无路，被人引入歧途。在和管教人员交谈中，她们委屈地说，我们日日夜夜，苦口婆心地对两个来自边远地区的卖淫者进行帮教，3个月后，把她俩送回原籍，我们坐火车还没有回到广州，她俩却坐飞机过来了，而且特地在妇教所外对管教人员扬言：“我们又回来了，你们能怎么样?”
我把类似的典型事例告诉梁老。梁老高兴地说：“你把这些补充进去。有了具体的典型事例，发言时更有说服力!我是常年住在广东的全国人大常委，我有责任为广东说句公道话，帮助广东减点压，使广东的改革开放在更好的气氛中健康发展。”
类似这样的事情，虽是点点滴滴，但梁老以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对改革开放的执著、对广东人民的赤诚，破除陈规、锐意改革、开拓创新，搞活了广东经济，使它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时至今日，广东人民依然铭记在心。
梁灵光
1916年11月5日，出生于福建省永春县鳌顶村一个儒商家庭。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厦门市市长、市委书记，福建省工业厅厅长、省委工交部部长、福建省副省长、省委书记、国家轻工部部长、广东省委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市长、省长、省顾问委员会主任等职。2006年2月25日在广州逝世。
主政南粤期间，梁灵光与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一起，大办实事、好事，为广东经济发展频出高招：一是减少商品流通环节，放开农贸市场，把经济搞活；二是放开物价；三是逐步展开经济体制改革，扩大对外开放。这些举措开全国之先河，广东经济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放开鱼价、粮价，搞活市场经济
1988年8月中旬，我随梁老夫妇下庐山到南昌，住省委招待所。当晚毛书记、吴省长、人大许主任等宴请梁老夫妇，我和秘书亦在座。
席间谈到改革开放这个话题时，有位领导说：老省长，你们广东开放粮食市场后，江西的粮食大量流向广东，车运的、肩挑的，什么运输工具都用上了，“山间铃响马帮来”的现象又出现了，我们堵也堵不住。
梁老说，江西用粮食支持了广东的发展，江西粮农卖出了好价钱，收入增多了。这是互利互惠的好事嘛!
饭后散步时，我对梁老说，看来，他们对广东开放粮价有意见。梁老说，这不奇怪!不仅江西，湖南、广西也有反映。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山间铃响马帮来”是好事。任何改革头三脚难踢。事物的发展有个过程，人们的认识也有个转变的过程。关键是要重实践、看实效。
梁老对我讲，其实，广东放开粮价也是逐步的。他说，广东的价格改革，最早是从广州市放开鱼价开始的。
广州人爱吃鱼。可是梁老来广州工作后，看到鱼米之乡居然缺鱼吃，百姓对此很有意见。经过调查研究，发现根子在体制不合理。生产者既没有生产自主权，也没有销售自主权，价格受限制，居民凭票供应，生产者哪来积极性?
一个市长连老百姓的吃鱼问题都解决不了还谈什么为人民服务?梁老决定以放开鱼价为突破口，在广州搞价格改革。
一时间，鱼价暴涨，一些人议论纷纷，有人告状告到国务院。但梁老坚信，按价值规律办事不会错。鱼价高了，渔民生产积极性提高了，鱼产量很快上升，市场上鱼多了，价格开始回落，市民反映也好多了。
正好小平同志南下，任仲夷书记向他汇报工作时，谈到放开鱼价问题，小平同志问：“这样做老百姓高兴吗?”仲夷同志说：“高兴。”小平说：“老百姓高兴的事，你们就大胆去做吧!”
任老、梁老心里有底了。3年后，出现了广州在全国大小城市中吃鱼最多、价格最便宜和史无前例的“南鱼北运”的新景象。接着广州大幅度地缩小计划商品范围，逐步放开商品价格，直到关系千家万户的粮食价格的放开。
梁老说，邻省对广东放开粮价反响大，正说明广东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辐射作用。迟早大家都要放开商品价格，商品走向市场是客观规律。
以市长身份担保港商贷款，成就花园酒店
上世纪80年代初全国物资紧缺，梁老刚来广东工作时，物资缺乏得令人吃惊。就拿香烟来说吧，民间流传：“中华大地无‘中华’，‘牡丹’四季不开花，‘前门’香烟后门买，‘凤凰’何时到我家!”
当时梁老兼任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主任，改革开放后，广交会客商大增，由于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的滞后，导致大名鼎鼎的广交会遭遇诸多尴尬：客商的住宿一度成为头等大事，广州仅有的宾馆，硬件、软件水平都不够高，而且容量有限。有的外商来参展，甚至要主管的副省长过问解决住宿问题。
为此，省、市领导决心率先发展酒店业，“筑巢引凤”。通过合资、合作等方式兴建白天鹅宾馆、中国大酒店和花园酒店。但是，资金困难，兴建谈何容易。在这方面，广东又开了引进外资的先河。
花园酒店是最早引进外资合作建设的中国最大的五星级酒店。投资方利铭泽先生是国门打开后，首先到广州投资的香港知名人士。但是，中央政府宣布必须如期收回香港主权，引起部分港人的恐慌，导致香港资金外流，地价和股市下跌。港方投资商集资遇到困难，按世界级标准兴建的花园酒店面临流产。
如果这第一个大项目就半途而废，必将影响香港和海外财团对大陆投资的信心，造成不好的影响。“我是军人出身，知道打好第一仗对于全局的重要性。”当时兼任广州市市长的梁老说，“这个项目无论如何不能停工!广州市政府应该与合作者共度难关。”
为此，梁老打电话给牵线引进这个项目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寻求支持。廖承志马上打电话给香港中银管理处主任蒋文桂，希望能贷款给港方公司，但对方没有同意。
梁老不甘就此放弃，他把蒋文桂请来面商。梁老说，由市政府担保行不行?蒋答：可以，但强调担保的规格，另外，还不同意由市政府属下的公司代签协议。
临行前，小平同志不是交代我们要我们杀出一条血路吗?为了筑巢引凤，推进改革开放，梁老心一横说：“这样吧，我以市长的身份写封亲笔信，保证出了什么事，由市政府负责。”
就这样，香港中银贷给港方公司7亿港币。还差1．5亿港币，梁老又打电话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请他从国内银行贷款解决。花园酒店工程终于得以顺利进行。
1984年2月2日，小平同志南巡时，听说花园酒店建设中一波三折即将竣工开业，非常兴奋，破例题写了“花园酒店”四个大字，对合资建酒店的做法予以了充分肯定。
对于梁灵光以市长身份写担保筹款一事，谷牧曾有感叹：资本家的钱可以拿来为我所用，已经是了不起的事；我们帮助资本家筹钱，是更了不起的事!
有了像花园酒店这样一些高档的“巢”，引来了更多的“凤”，参加广交会的客商纷至沓来，广州的经济发展得到了腾飞。
为广东说句公道话，嫖娼卖淫并非广东特产
1991年8月上旬的一天，梁老告诉我，全国人大常委会即将开会讨论《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已下发一个草案征求意见。他准备联系广东的实际，在会上发言，已经到广州、深圳、东莞等地作了调查，听取了省、市有关部门的汇报，查阅了一些文件资料，并实地进行察看，搞了一大堆材料。他把这些材料交给我，要我帮助他起草一份关于广东查禁卖淫活动的情况报告。
我问梁老，这个材料，您主要想说明什么问题?梁老说：“我想应该如实向全国人大反映广东卖淫嫖娼的严重情况。卷入人数剧增，情况日益复杂，结成团伙犯罪，性病迅速蔓延；同时也要反映广东省委、省政府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已经采取的措施，分析屡禁不绝的主客 观原因。卖淫嫖娼是随改革开放的汹涌大潮，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加上旧社会的沉渣泛起而出现的一种社会公害。它是关系到改革开放的方向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大问题，如果不采取措施，必将影响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这个问题在广东表现突出，有其客观原因。我想为广东说句公道话，卖淫嫖娼并非广东的特产，在全国范围内正在迅速蔓延，情况相当严重，而且互相联系，单靠广东一个省是难以禁止的。应该从全民族的长远利益出发，全面来考虑，全国动员，尽快立法，综合治理，消灭性病。”
在查看了已有的调查材料后，我觉得要起草这个报告还应有些感性认识，应该掌握一些更具体的材料，特别是典型事例。在征得梁老同意后，我到广州槎头妇教所作了一些补充调查，这里当年上半年收容的卖淫妇女，93．7％来自全国各省、市(除西藏外)。原有职业的占60．6％，确因家庭生活困难卖淫的仅占1．98％，可见绝大多数卖淫者是以赚钱为目的，自愿卖淫的。我和20名接受教育较好的卖淫者座谈，经一一询问，也证实了这一点。20人中近半数是受同乡或同学中南下卖淫的“先行者”“衣锦还乡”的“示范效应”影响而来的。许多人是好逸恶劳，低收入满足不了高消费的需求，甘心出卖肉体。只有一名来自东北的高中生，因和母亲吵架，负气南下，走投无路，被人引入歧途。在和管教人员交谈中，她们委屈地说，我们日日夜夜，苦口婆心地对两个来自边远地区的卖淫者进行帮教，3个月后，把她俩送回原籍，我们坐火车还没有回到广州，她俩却坐飞机过来了，而且特地在妇教所外对管教人员扬言：“我们又回来了，你们能怎么样?”
我把类似的典型事例告诉梁老。梁老高兴地说：“你把这些补充进去。有了具体的典型事例，发言时更有说服力!我是常年住在广东的全国人大常委，我有责任为广东说句公道话，帮助广东减点压，使广东的改革开放在更好的气氛中健康发展。”
类似这样的事情，虽是点点滴滴，但梁老以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对改革开放的执著、对广东人民的赤诚，破除陈规、锐意改革、开拓创新，搞活了广东经济，使它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时至今日，广东人民依然铭记在心。
梁灵光
1916年11月5日，出生于福建省永春县鳌顶村一个儒商家庭。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厦门市市长、市委书记，福建省工业厅厅长、省委工交部部长、福建省副省长、省委书记、国家轻工部部长、广东省委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市长、省长、省顾问委员会主任等职。2006年2月25日在广州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