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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天，西方国家越发抱怨，美国从阿富汗撤军背信弃义，背离了他们要坚守并推广的价值观，使西方改造阿富汗的计划彻底破产。但他们没有想一想，阿富汗为什么会“一夜变天”？
西方人给阿富汗带来的价值观和体制是悬浮的，没有根，没有广泛的民众认同，也没有可以生存的土壤。美国和北约部队开进阿富汗，当时主要目的是抓本·拉登，铲除恐怖组织。但后来又有了更为宏大的目标——“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要改造中东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用什么改造？用美国倡导的民主模式和价值观。靠什么改造？军事占领。
近20年来，阿富汗的确有了变化，从一个几乎完全封闭的国家变得更开放。在首都喀布尔等地的一些人也能用上手机、电脑、卫星电视接收器等物件了。据说，阿富汗互联网用户已達1280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女生也可以上学。
但是，这套制度难以转换成由阿富汗人来管理并良好运行。民选总统有了，议会有了，近百个政党有了。老百姓照样按族群、部落和宗教传统及价值观生活交流，酋长们还像过去一样处理事务。从中央到地方，治理方式没有根本变化。
这个体制就像一个壳，在这个壳之下，一切像往常一样运转着，而这个壳却在破裂。
美军从阿富汗的撤出表明，它已经无力维持这样一个壳的运转，根本不可能实现“移植”其价值观的宏大目标。继续以武力作为工具，对所谓的“低等文明或落后民族”进行改造或征服已难以为继。
500年前，西方的大扩张一开始就是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争夺战。不只是财富的争夺，更是思想与信仰的搏斗。而现在这场长达20年的入侵，本质上反映了西方的文明观：文明是有等级和标准的。西方是高等文明，理应对低等文明进行征服改造，无论采取什么手段，包括战争、掠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完成上帝赋予他们的使命。
那么，那些阿富汗穆斯林又会怎样看待这场长达20年的被侵略呢？从美国发动对阿战争的第一天起，塔利班就明确地说，这是“一场针对伊斯兰文明的战争”。而这种说法的确得到了很多穆斯林的认同。李光耀在美军入侵伊拉克后说过这样一段话：“他们中的圣战主义者把第二战场选在了伊拉克，他们的目标就是把美国驱逐出伊拉克，正如他们当年把苏联驱逐出阿富汗一样……几个国家的伊斯兰极端组织都想制造文明冲突，石油赋予了他们力量。”
数据显示，2015年全世界大约有18亿穆斯林，约占全地球人口的25%。很多穆斯林认为，美国这样做是要毁灭他们的信仰。这是无法接受并且要殊死抵制和反对的。现在有一些网民认为，对这个问题我们应当有是非观，应当有一个标准来衡量落后与进步。但是，不同的宗教信仰会提出一个问题：这是谁的标准？
西方倡导的民主标准同样也有历史形成的问题。没有基督教传统，能生成现在西方的民主制度吗？所以，这首先是一个土壤的问题，或者说更多的是一个土壤的问题，而不是选一棵符合标准的“树”来种的问题。
我们在很多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看到了同样的情况。有些国家虽然选择现代民主制度，向西方靠拢了一百多年，但为了凝聚共识，又不得不重新回到伊斯兰教的传统。有人说，如果各个宗教和谐相处那就不会有问题了，这也是个良好的愿望。宗教是要传播、扩张的，有传播和扩张就一定会有冲突。例如，2007年韩国有一个传教士团到阿富汗传教，结果被塔利班抓住，而且还杀了其中的两个传教士。在美军和北约部队占领之后，也有一些西方的传教士进入阿富汗。笔者看到一份报告称，一些原来信仰伊斯兰教的阿富汗人，因为各种原因改信了基督教或天主教。可想而知，这些都会激起伊斯兰教团体的强烈敌对反应。
从另一方面看，美国人不是不清楚这些问题。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的概念，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冲突有1400多年历史，他预言冲突将继续上演。但是，布什政府还是在2004年构想了一个“大中东民主改造”的战略。他倚重的战略家们认为，要想彻底铲除恐怖主义土壤，必须输出美式民主，从根本上改造以伊斯兰教为主流信仰的中东国家。为达目标，即使20年、30年、40年……也在所不惜。这个战略与基督教天命观有着天然联系，这也与坚持美国霸权是一致的。
“9·11”事件带来了美国人对基督教的回归，也撕裂了美国人的宗教认同感。把美国看作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且在世界上“负有上帝赋予使命”的美国人和不这样认为的美国人之间，出现了一条鸿沟。美国学者拉伦·阿尔道夫在200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惊呼：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已经占据了共和党的大多数。
美国人就这样跳进了自己预言的文明冲突陷阱。
“大中东民主改造”成了一个带着强烈宗教使命感和价值观的东西。武装入侵阿富汗、伊拉克，也沾上了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之间的“战争味”。所以，美军的占领反而激发了极端分子的凝聚力。
几天前，美国总统拜登在演讲中说，“我们在阿富汗的任务从来就不应该是国家建设。它从来就不应该创造一个统一的、集中的民主政治。”拜登的“变调”宣告了改造战略的失败。
当美国人手上拿着抢，肩上扛着强烈的使命感走进阿富汗时，就已注定了他们要被无法完成的使命压垮的结局。
（摘自8月30日《环球时报》。作者为《人民日报》高级记者，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西方人给阿富汗带来的价值观和体制是悬浮的，没有根，没有广泛的民众认同，也没有可以生存的土壤。美国和北约部队开进阿富汗，当时主要目的是抓本·拉登，铲除恐怖组织。但后来又有了更为宏大的目标——“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要改造中东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用什么改造？用美国倡导的民主模式和价值观。靠什么改造？军事占领。
近20年来，阿富汗的确有了变化，从一个几乎完全封闭的国家变得更开放。在首都喀布尔等地的一些人也能用上手机、电脑、卫星电视接收器等物件了。据说，阿富汗互联网用户已達1280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女生也可以上学。
但是，这套制度难以转换成由阿富汗人来管理并良好运行。民选总统有了，议会有了，近百个政党有了。老百姓照样按族群、部落和宗教传统及价值观生活交流，酋长们还像过去一样处理事务。从中央到地方，治理方式没有根本变化。
这个体制就像一个壳，在这个壳之下，一切像往常一样运转着，而这个壳却在破裂。
美军从阿富汗的撤出表明，它已经无力维持这样一个壳的运转，根本不可能实现“移植”其价值观的宏大目标。继续以武力作为工具，对所谓的“低等文明或落后民族”进行改造或征服已难以为继。
500年前，西方的大扩张一开始就是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争夺战。不只是财富的争夺，更是思想与信仰的搏斗。而现在这场长达20年的入侵，本质上反映了西方的文明观：文明是有等级和标准的。西方是高等文明，理应对低等文明进行征服改造，无论采取什么手段，包括战争、掠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完成上帝赋予他们的使命。
那么，那些阿富汗穆斯林又会怎样看待这场长达20年的被侵略呢？从美国发动对阿战争的第一天起，塔利班就明确地说，这是“一场针对伊斯兰文明的战争”。而这种说法的确得到了很多穆斯林的认同。李光耀在美军入侵伊拉克后说过这样一段话：“他们中的圣战主义者把第二战场选在了伊拉克，他们的目标就是把美国驱逐出伊拉克，正如他们当年把苏联驱逐出阿富汗一样……几个国家的伊斯兰极端组织都想制造文明冲突，石油赋予了他们力量。”
数据显示，2015年全世界大约有18亿穆斯林，约占全地球人口的25%。很多穆斯林认为，美国这样做是要毁灭他们的信仰。这是无法接受并且要殊死抵制和反对的。现在有一些网民认为，对这个问题我们应当有是非观，应当有一个标准来衡量落后与进步。但是，不同的宗教信仰会提出一个问题：这是谁的标准？
西方倡导的民主标准同样也有历史形成的问题。没有基督教传统，能生成现在西方的民主制度吗？所以，这首先是一个土壤的问题，或者说更多的是一个土壤的问题，而不是选一棵符合标准的“树”来种的问题。
我们在很多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看到了同样的情况。有些国家虽然选择现代民主制度，向西方靠拢了一百多年，但为了凝聚共识，又不得不重新回到伊斯兰教的传统。有人说，如果各个宗教和谐相处那就不会有问题了，这也是个良好的愿望。宗教是要传播、扩张的，有传播和扩张就一定会有冲突。例如，2007年韩国有一个传教士团到阿富汗传教，结果被塔利班抓住，而且还杀了其中的两个传教士。在美军和北约部队占领之后，也有一些西方的传教士进入阿富汗。笔者看到一份报告称，一些原来信仰伊斯兰教的阿富汗人，因为各种原因改信了基督教或天主教。可想而知，这些都会激起伊斯兰教团体的强烈敌对反应。
从另一方面看，美国人不是不清楚这些问题。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的概念，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冲突有1400多年历史，他预言冲突将继续上演。但是，布什政府还是在2004年构想了一个“大中东民主改造”的战略。他倚重的战略家们认为，要想彻底铲除恐怖主义土壤，必须输出美式民主，从根本上改造以伊斯兰教为主流信仰的中东国家。为达目标，即使20年、30年、40年……也在所不惜。这个战略与基督教天命观有着天然联系，这也与坚持美国霸权是一致的。
“9·11”事件带来了美国人对基督教的回归，也撕裂了美国人的宗教认同感。把美国看作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且在世界上“负有上帝赋予使命”的美国人和不这样认为的美国人之间，出现了一条鸿沟。美国学者拉伦·阿尔道夫在200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惊呼：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已经占据了共和党的大多数。
美国人就这样跳进了自己预言的文明冲突陷阱。
“大中东民主改造”成了一个带着强烈宗教使命感和价值观的东西。武装入侵阿富汗、伊拉克，也沾上了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之间的“战争味”。所以，美军的占领反而激发了极端分子的凝聚力。
几天前，美国总统拜登在演讲中说，“我们在阿富汗的任务从来就不应该是国家建设。它从来就不应该创造一个统一的、集中的民主政治。”拜登的“变调”宣告了改造战略的失败。
当美国人手上拿着抢，肩上扛着强烈的使命感走进阿富汗时，就已注定了他们要被无法完成的使命压垮的结局。
（摘自8月30日《环球时报》。作者为《人民日报》高级记者，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