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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你幸福吗?”
当2008年我国人均GDP首次突破3000美元大关，2010年突破4000美元也几无悬念时；当今年八月份中国人民银行高管首度向媒体公开表示中国经济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时(2010年中国GDP总值实现首次突破30万亿人民)，并于年底坐拥3万亿美元的“世界第一”外汇储备时；当全国各级政府今年的财政税收有望突破8万亿人民币时，我们似乎有理由也很自然这样问自己，问别人。
当数年来十数年来整个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利好不断反哺给社会教育、科学技术、文化卫生、军事和体育等各项社会事业时，我们在宇宙空间探索和登月工程方面进展快速；高铁建设速度和运营里程世界第一；全国数十近百个大中城市正在加紧铺展地下或地上轨道交通；2008年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2010年我们再次成功举办上海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成就的统计数据，一般会表现得庞大而令人炫目。“那么，你幸福吗?”我们还是要忍不住地问。
而作为西方国家对“发达社会”的一个惯用定义性指标：一个国家和地区每100户居民中，户均汽车拥有量10辆以上，或者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就可以实现私家车普及的“汽车社会”，即可定义一个国家是否进入“汽车社会”。按照这一内涵和国内城乡家庭汽车保有量的实际均值，中国在2009年底已经踏入“汽车社会”门槛。2010年，中国社会机动车保有量接近2亿辆(其中私家车即轿车拥有量突破9000万辆)，到今年年底汽车市场销量再攀1700万辆的销售新记录一这些都将进一步坐实中国进入“汽车社会”的事实。
“然而，你幸福吗?”
关于GDP与国民幸福感指数的关系思考和调研，让社会学者认定二者在当前呈现严重“剪刀差”状态。
根据中国社科院及其它专门机构的研究报告，当前我国GDP的快速增长的确加速了整个社会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步伐。但是，也有越来越多的统计数据表明：伴随这一步伐，整个社会人口结构的老龄化问题随着时间推移越发突出；城乡经济“二元”差距进一步拉大，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输出和流失致使“农村留守儿童和老人问题”、城市家庭的“单核结构”(指一个独生子女)因子女读书、工作等原因而造成的“空巢现象”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及幸福感指数的重要因素。
而伴随东南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结束人口红利并一脚跨进转型时期的重要节点——“刘易斯拐点”(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社会企业家的“二次创业压力指数”也将伴随人力、资源个其它成本的快速上涨，国内外贸易环境的巨大转变和整个社会对节能减排，产业升级的巨大压力而致使个人成就感、幸福感大幅滑坡。
“西方学者认为一旦基尼系数(经济学家们通常用基尼指数来表现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财富分配状况，一般说来，一个国家的基尼系数在0和1之间，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反之收入悬殊越大。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表示社会财富分配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5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处于0.4～0.5之间，整个社会即会蕴藏诸多不稳定因素。”在一次媒体内部座谈会上，经济学者王小鲁指出：“有数据表明当前中国社会基尼系数已经突破0.4，在某些地区和省份，甚至突破0.5。就我们国家的经济收入和分配领域而言，当前实际情况确实相当严峻。”
而另一种统计数据则预警，仅以北京市为例，2010年底全市私家车保有量即将达到前所未有的500万辆。“将北京市的全部私家车收尾相接，摆在北京二环路上，可以摆下300多圈。”一位汽车行业的朋友不久前向笔者如此描述。
大城市的交通出行难、停车难；城市儿童入托入学难；普通市民就医看病难、买房难、结婚难、丧葬难一一城市生活成本和物价的快速上涨，伴随着整个社会的自然禀赋及资源的日益枯竭，使得中国城市化进程在当前呈现“摊大饼”，“大而难”、未老先衰，问题丛生。
生活其中的人们每天不得不需要直面城生活的“丛林生态”。在长期难以人性化活之余，只得喊出“逃离北上广”的无声音。
然而，回归山野，悠然种菊，又岂不是另一种黄粱白日梦?
有事实表明，在以保证全国18亿亩可耕土地的底线“红线”的借口下，某些地方政府本质上在延伸土地财政“暴涨”政绩利好的动机下，正在开展农村“灭村”运动。
社会学者对此持正面评价(即有效推进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同時，也对这种运动背后的复杂动机和个人算计做反面警醒：“30年改革开放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农村人口的常态化结构，致使当前‘留守’现象突出。而之所以‘留守’，根本上说是当地的生产关系难以有效吸纳和消解当地劳动力人口。因此，如果不以发展实体经济及产业为前提，单纯的‘灭村’运动不但有掠夺农民之嫌，更可能造就新一轮的农民‘返贫’大潮。”
建设和谐社会，首重和谐。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里“和谐即幸福”。
在飙涨的GDP增速下，我们的国民幸福感指数伴随人口爆炸、城市化远未结束的进程和有限的资源禀赋，无法不在纠结中前进。因此，一种将上述“剪刀差”痛楚进行文艺化的总结称谓为：“社会转型时期的阵痛”。
不过，相当一些社会学者指出“十二五”期间，国家出台具体措施保障三十余年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每一个中国人的时机，已经成熟。“如此，改革的初衷才不会偏离既定方向和目标，社会运转最终才不至于脱轨。社会管理，首重公平与正义。”有学者公开撰文说。
当2008年我国人均GDP首次突破3000美元大关，2010年突破4000美元也几无悬念时；当今年八月份中国人民银行高管首度向媒体公开表示中国经济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时(2010年中国GDP总值实现首次突破30万亿人民)，并于年底坐拥3万亿美元的“世界第一”外汇储备时；当全国各级政府今年的财政税收有望突破8万亿人民币时，我们似乎有理由也很自然这样问自己，问别人。
当数年来十数年来整个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利好不断反哺给社会教育、科学技术、文化卫生、军事和体育等各项社会事业时，我们在宇宙空间探索和登月工程方面进展快速；高铁建设速度和运营里程世界第一；全国数十近百个大中城市正在加紧铺展地下或地上轨道交通；2008年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2010年我们再次成功举办上海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成就的统计数据，一般会表现得庞大而令人炫目。“那么，你幸福吗?”我们还是要忍不住地问。
而作为西方国家对“发达社会”的一个惯用定义性指标：一个国家和地区每100户居民中，户均汽车拥有量10辆以上，或者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就可以实现私家车普及的“汽车社会”，即可定义一个国家是否进入“汽车社会”。按照这一内涵和国内城乡家庭汽车保有量的实际均值，中国在2009年底已经踏入“汽车社会”门槛。2010年，中国社会机动车保有量接近2亿辆(其中私家车即轿车拥有量突破9000万辆)，到今年年底汽车市场销量再攀1700万辆的销售新记录一这些都将进一步坐实中国进入“汽车社会”的事实。
“然而，你幸福吗?”
关于GDP与国民幸福感指数的关系思考和调研，让社会学者认定二者在当前呈现严重“剪刀差”状态。
根据中国社科院及其它专门机构的研究报告，当前我国GDP的快速增长的确加速了整个社会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步伐。但是，也有越来越多的统计数据表明：伴随这一步伐，整个社会人口结构的老龄化问题随着时间推移越发突出；城乡经济“二元”差距进一步拉大，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输出和流失致使“农村留守儿童和老人问题”、城市家庭的“单核结构”(指一个独生子女)因子女读书、工作等原因而造成的“空巢现象”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及幸福感指数的重要因素。
而伴随东南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结束人口红利并一脚跨进转型时期的重要节点——“刘易斯拐点”(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社会企业家的“二次创业压力指数”也将伴随人力、资源个其它成本的快速上涨，国内外贸易环境的巨大转变和整个社会对节能减排，产业升级的巨大压力而致使个人成就感、幸福感大幅滑坡。
“西方学者认为一旦基尼系数(经济学家们通常用基尼指数来表现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财富分配状况，一般说来，一个国家的基尼系数在0和1之间，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反之收入悬殊越大。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表示社会财富分配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5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处于0.4～0.5之间，整个社会即会蕴藏诸多不稳定因素。”在一次媒体内部座谈会上，经济学者王小鲁指出：“有数据表明当前中国社会基尼系数已经突破0.4，在某些地区和省份，甚至突破0.5。就我们国家的经济收入和分配领域而言，当前实际情况确实相当严峻。”
而另一种统计数据则预警，仅以北京市为例，2010年底全市私家车保有量即将达到前所未有的500万辆。“将北京市的全部私家车收尾相接，摆在北京二环路上，可以摆下300多圈。”一位汽车行业的朋友不久前向笔者如此描述。
大城市的交通出行难、停车难；城市儿童入托入学难；普通市民就医看病难、买房难、结婚难、丧葬难一一城市生活成本和物价的快速上涨，伴随着整个社会的自然禀赋及资源的日益枯竭，使得中国城市化进程在当前呈现“摊大饼”，“大而难”、未老先衰，问题丛生。
生活其中的人们每天不得不需要直面城生活的“丛林生态”。在长期难以人性化活之余，只得喊出“逃离北上广”的无声音。
然而，回归山野，悠然种菊，又岂不是另一种黄粱白日梦?
有事实表明，在以保证全国18亿亩可耕土地的底线“红线”的借口下，某些地方政府本质上在延伸土地财政“暴涨”政绩利好的动机下，正在开展农村“灭村”运动。
社会学者对此持正面评价(即有效推进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同時，也对这种运动背后的复杂动机和个人算计做反面警醒：“30年改革开放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农村人口的常态化结构，致使当前‘留守’现象突出。而之所以‘留守’，根本上说是当地的生产关系难以有效吸纳和消解当地劳动力人口。因此，如果不以发展实体经济及产业为前提，单纯的‘灭村’运动不但有掠夺农民之嫌，更可能造就新一轮的农民‘返贫’大潮。”
建设和谐社会，首重和谐。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里“和谐即幸福”。
在飙涨的GDP增速下，我们的国民幸福感指数伴随人口爆炸、城市化远未结束的进程和有限的资源禀赋，无法不在纠结中前进。因此，一种将上述“剪刀差”痛楚进行文艺化的总结称谓为：“社会转型时期的阵痛”。
不过，相当一些社会学者指出“十二五”期间，国家出台具体措施保障三十余年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每一个中国人的时机，已经成熟。“如此，改革的初衷才不会偏离既定方向和目标，社会运转最终才不至于脱轨。社会管理，首重公平与正义。”有学者公开撰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