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93年的秋天，一张照片像子弹一样，准确无误地击中了我17岁年轻的心脏。
这副摄影作品题名为《饥饿的苏丹》，作者是南非自由摄影师凯文·卡特。照片中，一个黑人女孩，瘦得皮包骨，只剩下一个巨大的头颅，正爬往难民救济中心。爬到半道，她再也没有力气，半个身子趴倒在地，喘息着，一只秃鹰停在她后方不远处，虎视眈眈地看着她，渴望将其作为一顿填饱肚皮的晚餐……
我没有想到，20年后，我会以中国维和警察的身份远赴非洲大地，亲身体验那张照片所传达出的绝望和沉重，亲眼目睹利比里亚难民营那惨绝人寰的悲戚景象！
在这个非洲独立时间最长的国家，人们过着最贫困的生活。他们已经习惯了那种端起枪杆子抢钱抢东西的谋生方式，没有靠劳动获得收入的概念，收起他们手里的枪支很容易，但是改变这种观念非常难。
这个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里，每天能够吃饱饭是大多数人向往的生活，有些警员训练时会因为饥饿而晕倒。饥饿成为利比里亚人民“最严重的瘟疫”。
有一天，我路過一个偏僻乡村，看到有个女童饿得躺在地上，昏厥不醒，一个瘦弱的中年女人从远处踉踉跄跄地疯跑过来，抱起孩子，撕心裂肺地号啕许久……回到营区，我把这个事情跟政委盖立新说了。
盖政委红着眼圈，和我说起他的一些见闻。他亲眼看到在格林维尔州立医院的儿童病房里，30多个刚刚出生的婴儿吸着母亲干瘪的奶头，饿得嗷嗷哭。一个年轻母亲看到盖政委之后，举着自己的孩子央求他，“帮帮忙吧，把她带到中国去，不要你一分钱，只要让孩子吃上饭，能活下来！”
人类很伟大，能让飞船上天；人类又很无能，10多年时间竟然解决不了这人世间的生灵涂炭。
2014年3月的一天晚上，当4台遍身泥浆几乎看不出颜色的防暴车开向营区时，营区里亮起成排的手电筒，这是等待他们回来的战友打亮的欢迎灯。
分队长林雪峰回头看了看自己带回来的29名战友，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大家能活着回来了，这就是最大的胜利。
死亡和意外，随时都会降临在这片大地上，没有谁会绝对的安全。就像今天早晨，在车床前踩着音乐鼓点维修器械的闻鹏程差点就踩响了那颗炸弹。
“闻子，别动！”曲锋一边喊着，一边他伸出油乎乎的手，指着闻鹏程的右脚下面。
闻鹏程低头一看，心一下跳到了嗓子眼儿，他的右脚下有一个“铁罐头盒”。
“001、001，后勤曲锋呼叫，修理所出现疑似炸弹，请技术人员立即排除！”曲锋直接呼唤盖政委。
“这个罐头盒真的就是炸弹吗？我看看。”闻鹏程边嘟囔边准备屈膝蹲下仔细查看。
“你小子想死啊，别动！不要动！”曲锋惊叫起来。
“我撒开脚丫子跑行吗？”闻鹏程说：“我腾空跳起来，几个空翻就能撤到外面去。”
“哥呀，你能跑过炸弹？你怎么这样不懂事？炸弹一响，我和你都完蛋了，这个修理所就完蛋了，修理所没了，车跑不动，所有的人也都得困死在这。”曲锋气得训斥闻鹏程。
接到求助情报，拆弹专家彭海伟带着人来了。
4张硕大的防暴毯瞬间将维修所严严实实地围了起来。彭海伟说：“闻鹏程，你脚下是松发式炸弹，你脚压在了激发销上，只要有100斤以上力量压着，暂时不会爆炸，你必须给我踩实了，就算脚抽筋了，你也给我忍着，拉屎撒尿也不能挪开脚步，我马上想办法解决。”
曲锋按照彭海伟的吩咐找来了钢管、铁板、千斤顶。
彭海伟直接剪开闻鹏程的鞋子，往他的脚底下插入钢板，待千斤顶给钢板使上力之后，才让闻鹏程抽离开他早已经麻木的右腿。
炸弹被清除了，从发现炸弹，到清除炸弹，足足有3个小时，而闻鹏程，就那样一动不动地与死神较量了3个小时。
利比里亚某行政州内连续发现8起埃博拉出血热疑似病例，其中5例已死亡。联合国驻利比里亚特派团（简称联利团）向所属各维和部队发出暂停一切边境会晤巡逻、严格限制所有非必要的军事行动等“十条禁令”，并要求各维和部队储备足够数量的个人防护装具。为应对最坏局面，联利团要求维和部队每人准备一个15公斤的撤离包，随时准备撤离。
虽然联利团通知停止各种聚会和针对当地司法人员的警务培训，但是正常的军事观察、武装护卫和武装巡逻不能停。
出去巡逻时，大家全副武装，戴着医用口罩、护目镜、防渗透的帽子，手上戴着两副橡皮手套，脚上的战靴换成了医用橡胶水靴。
巡逻途中，车队被当地老百姓拦住，要求防暴队出面处理一具埃博拉病毒患者的尸体。
对防暴队来说，这是一个完全可以拒绝的要求，防暴队没有得到联利团的授权和任务指令，从医学角度上来说，也不具备这样的技术条件。看着当地居民们恐惧、慌乱的目光，盖政委知道，扔下他们，畏难而逃，不是中国警察的作风。
盖政委，队员任宏杰、曲锋和军医曲加祥在距离那具尸体100多米外的地方站了很久，大家要想出一个万全的办法，处理掉可怕的“炸弹”。
“有效安全距离多少？”盖政委语气焦灼地问曲锋。
“有效安全距离30米，还必须是逆风方向，”曲锋指着路边简易路标上第三个立柱说，“超过那里就有危险了。”
“必须尽快处理掉这具尸体，这就是一颗‘致命炸弹’，再这样放在这里，周围的村民，甚至我们都得完蛋。你看到远处那个废枯井了吗？我们是否可以借助工具，在不靠近尸体、保持有效安全距离的情况下，把尸体推到井里？”盖政委让曲锋找几根长钢管，把钢管焊接到一起，长度一定要超过30米，然后大家一起推尸体。
几分钟后，任宏杰、曲锋等人组成的特勤组，不，应该是名副其实的敢死队。“动手！”随着盖政委一声令下，浑身上下包裹得如同一只巨大的粽子一样的任宏杰举着钢管联合曲锋等人展开操作——曲锋灵机一动在最前端的钢管接头处焊制了一个铁钩子，任杰用这个铁钩钩住了死者的腰带，带动尸体朝着井口一点一点移动。
这边，盖政委已带人支起一个一米多高的木支架，一场特殊的空中搬运开始了。与此同时，携带的排风机、鼓风机在队员们手中启动了。那具埃博拉尸体在外力的作用下，紧贴地面往前移动，最终的去处是百米外的那口废井。
大家齐心合力，那具尸体如众人所愿，最终消失在那口枯井。大家提到嗓子眼的心顿时平息下来。看到险情被排除，当地民众欢呼雀跃，以最隆重的礼仪感谢防暴队。
回到国内，在解除20多天的隔离之后，大家重新回到战友中间，开始新的生活和战斗。
这副摄影作品题名为《饥饿的苏丹》，作者是南非自由摄影师凯文·卡特。照片中，一个黑人女孩，瘦得皮包骨，只剩下一个巨大的头颅，正爬往难民救济中心。爬到半道，她再也没有力气，半个身子趴倒在地，喘息着，一只秃鹰停在她后方不远处，虎视眈眈地看着她，渴望将其作为一顿填饱肚皮的晚餐……
我没有想到，20年后，我会以中国维和警察的身份远赴非洲大地，亲身体验那张照片所传达出的绝望和沉重，亲眼目睹利比里亚难民营那惨绝人寰的悲戚景象！
在这个非洲独立时间最长的国家，人们过着最贫困的生活。他们已经习惯了那种端起枪杆子抢钱抢东西的谋生方式，没有靠劳动获得收入的概念，收起他们手里的枪支很容易，但是改变这种观念非常难。
这个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里，每天能够吃饱饭是大多数人向往的生活，有些警员训练时会因为饥饿而晕倒。饥饿成为利比里亚人民“最严重的瘟疫”。
有一天，我路過一个偏僻乡村，看到有个女童饿得躺在地上，昏厥不醒，一个瘦弱的中年女人从远处踉踉跄跄地疯跑过来，抱起孩子，撕心裂肺地号啕许久……回到营区，我把这个事情跟政委盖立新说了。
盖政委红着眼圈，和我说起他的一些见闻。他亲眼看到在格林维尔州立医院的儿童病房里，30多个刚刚出生的婴儿吸着母亲干瘪的奶头，饿得嗷嗷哭。一个年轻母亲看到盖政委之后，举着自己的孩子央求他，“帮帮忙吧，把她带到中国去，不要你一分钱，只要让孩子吃上饭，能活下来！”
人类很伟大，能让飞船上天；人类又很无能，10多年时间竟然解决不了这人世间的生灵涂炭。
2014年3月的一天晚上，当4台遍身泥浆几乎看不出颜色的防暴车开向营区时，营区里亮起成排的手电筒，这是等待他们回来的战友打亮的欢迎灯。
分队长林雪峰回头看了看自己带回来的29名战友，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大家能活着回来了，这就是最大的胜利。
死亡和意外，随时都会降临在这片大地上，没有谁会绝对的安全。就像今天早晨，在车床前踩着音乐鼓点维修器械的闻鹏程差点就踩响了那颗炸弹。
“闻子，别动！”曲锋一边喊着，一边他伸出油乎乎的手，指着闻鹏程的右脚下面。
闻鹏程低头一看，心一下跳到了嗓子眼儿，他的右脚下有一个“铁罐头盒”。
“001、001，后勤曲锋呼叫，修理所出现疑似炸弹，请技术人员立即排除！”曲锋直接呼唤盖政委。
“这个罐头盒真的就是炸弹吗？我看看。”闻鹏程边嘟囔边准备屈膝蹲下仔细查看。
“你小子想死啊，别动！不要动！”曲锋惊叫起来。
“我撒开脚丫子跑行吗？”闻鹏程说：“我腾空跳起来，几个空翻就能撤到外面去。”
“哥呀，你能跑过炸弹？你怎么这样不懂事？炸弹一响，我和你都完蛋了，这个修理所就完蛋了，修理所没了，车跑不动，所有的人也都得困死在这。”曲锋气得训斥闻鹏程。
接到求助情报，拆弹专家彭海伟带着人来了。
4张硕大的防暴毯瞬间将维修所严严实实地围了起来。彭海伟说：“闻鹏程，你脚下是松发式炸弹，你脚压在了激发销上，只要有100斤以上力量压着，暂时不会爆炸，你必须给我踩实了，就算脚抽筋了，你也给我忍着，拉屎撒尿也不能挪开脚步，我马上想办法解决。”
曲锋按照彭海伟的吩咐找来了钢管、铁板、千斤顶。
彭海伟直接剪开闻鹏程的鞋子，往他的脚底下插入钢板，待千斤顶给钢板使上力之后，才让闻鹏程抽离开他早已经麻木的右腿。
炸弹被清除了，从发现炸弹，到清除炸弹，足足有3个小时，而闻鹏程，就那样一动不动地与死神较量了3个小时。
利比里亚某行政州内连续发现8起埃博拉出血热疑似病例，其中5例已死亡。联合国驻利比里亚特派团（简称联利团）向所属各维和部队发出暂停一切边境会晤巡逻、严格限制所有非必要的军事行动等“十条禁令”，并要求各维和部队储备足够数量的个人防护装具。为应对最坏局面，联利团要求维和部队每人准备一个15公斤的撤离包，随时准备撤离。
虽然联利团通知停止各种聚会和针对当地司法人员的警务培训，但是正常的军事观察、武装护卫和武装巡逻不能停。
出去巡逻时，大家全副武装，戴着医用口罩、护目镜、防渗透的帽子，手上戴着两副橡皮手套，脚上的战靴换成了医用橡胶水靴。
巡逻途中，车队被当地老百姓拦住，要求防暴队出面处理一具埃博拉病毒患者的尸体。
对防暴队来说，这是一个完全可以拒绝的要求，防暴队没有得到联利团的授权和任务指令，从医学角度上来说，也不具备这样的技术条件。看着当地居民们恐惧、慌乱的目光，盖政委知道，扔下他们，畏难而逃，不是中国警察的作风。
盖政委，队员任宏杰、曲锋和军医曲加祥在距离那具尸体100多米外的地方站了很久，大家要想出一个万全的办法，处理掉可怕的“炸弹”。
“有效安全距离多少？”盖政委语气焦灼地问曲锋。
“有效安全距离30米，还必须是逆风方向，”曲锋指着路边简易路标上第三个立柱说，“超过那里就有危险了。”
“必须尽快处理掉这具尸体，这就是一颗‘致命炸弹’，再这样放在这里，周围的村民，甚至我们都得完蛋。你看到远处那个废枯井了吗？我们是否可以借助工具，在不靠近尸体、保持有效安全距离的情况下，把尸体推到井里？”盖政委让曲锋找几根长钢管，把钢管焊接到一起，长度一定要超过30米，然后大家一起推尸体。
几分钟后，任宏杰、曲锋等人组成的特勤组，不，应该是名副其实的敢死队。“动手！”随着盖政委一声令下，浑身上下包裹得如同一只巨大的粽子一样的任宏杰举着钢管联合曲锋等人展开操作——曲锋灵机一动在最前端的钢管接头处焊制了一个铁钩子，任杰用这个铁钩钩住了死者的腰带，带动尸体朝着井口一点一点移动。
这边，盖政委已带人支起一个一米多高的木支架，一场特殊的空中搬运开始了。与此同时，携带的排风机、鼓风机在队员们手中启动了。那具埃博拉尸体在外力的作用下，紧贴地面往前移动，最终的去处是百米外的那口废井。
大家齐心合力，那具尸体如众人所愿，最终消失在那口枯井。大家提到嗓子眼的心顿时平息下来。看到险情被排除，当地民众欢呼雀跃，以最隆重的礼仪感谢防暴队。
回到国内，在解除20多天的隔离之后，大家重新回到战友中间，开始新的生活和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