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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去世后，完全放弃了墓葬，而选择将骨灰洒向大海，寓意唯物主义信仰和“毫无保留献给党和人民”。
刘少奇：按国家元首级别
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在河南开封遭迫害致死。在他临终前后，身边没有一个亲属。他的妻子和儿女在几年时间内对他的生死下落一无所知，一直到林彪反党集团覆灭后，才得知刘少奇已于3年前离开了人世。
1979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联合对刘少奇一案进行复查。1980年2月，根据复查结果，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时任河南省委书记兼河南省委“两案”审理小组组长的赵文甫，在3月5日派人秘密前往开封，取回了刘少奇的骨灰盒。为防止意外，他把骨灰盒暂时存放在自己办公室的铁皮保险柜里，并只让少数几位省委领导知道了这个情况。
追悼会前，需要将刘少奇的骨灰迎回北京。中共中央书记处专门研究并批准了中共中央组织部报送的《关于刘少奇骨灰从郑州迎回北京的请示报告》。
1980年5月13日，王光美及子女在王首道、刘澜涛等人的陪同下，乘三叉戟专机飞抵郑州。当天下午，他们就随赵文甫等人抵达了开封。他们首先来到开封市火葬场，在那里翻阅了当年的火化记录和骨灰存放登记簿，王光美与当时参加火化的两名工人进行了简短的交谈，然后又到关押刘少奇的地方瞻念。
那是开封市政府院内一栋三层的老式楼房。刘少奇住的那间屋子只有十几平方米。他去世后，为等待北京的指示，遗体被放在一具帆布担架上，停放长达两天一夜，然后才被火化。
第二天上午，大家在郑州市人民会堂第一休息室更换刘少奇的骨灰盒。乔明甫、赵文甫将新旧两个骨灰盒送到休息室。旧的骨灰盒小而普通，上面没有照片，只是嵌着写有“刘卫黄”三字的纸签。盒内的骨灰袋为红色绸质，袋上还印有“移风易俗”四个字。新的骨灰盒大一些，做工相当精致，正面居中镶嵌着刘少奇的半身标准像，新的骨灰袋由洁白的缎子所织。
根据刘少奇生前的遗言，他的骨灰将撒向大海。1980年5月19日9时30分，载有刘少奇骨灰盒的专机飞离北京，并于10时25分降落在青岛流亭机场。
青岛那天是个阴天。数百名北海舰队的战士列队肃立默哀。11时45分，军舰汽笛长鸣，缓缓离港。101舰出港后，617艇、618艇、619艇、621艇快速跟上，前后左右各一，编队护卫。30分钟后，军舰驶至刘公岛海域，按国家元首级别，以最高规格和礼遇，舰上播放哀乐，鸣炮21响。
下午1时，王光美和刘少奇的子女在治丧委员会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捧着刘少奇的骨灰盒来到了驱逐舰的后甲板上，将他的骨灰洒向了大海。
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
1975年9月，周恩来接见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书记、党政代表团团长伊利耶·维尔德茨。宾主寒暄后，话题自然转到了主人的健康上来。当时，周恩来半开玩笑地说道：“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
也是在那个月，周恩来叫来了西花厅的秘书赵炜。赵炜常年工作在总理身边，正式汇报工作前，周恩来主动对他讲起了死后骨灰处理的事情。
“现在就讲骨灰的事，对治好您的病有影响。”赵炜试图劝阻道。“你不是唯物主义者吗？人总是要死的，这又有什么？”周恩来当即批评道，“我和大姐在十年前就约好，死后不保留骨灰。但我想，如果我先死了，大姐不一定能保证得了把我的骨灰撒掉。这件事得由中央决定，不过大姐可以反映我的要求。”
后来，周恩来还对赵炜说：“把我的骨灰撒到祖国的江河大地去做肥料。这也是为人民服务，活着为人民服务，死后也要为人民服务。”
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恩来与世长辞。
就在这一天，他的夫人邓颖超向党中央提出了周恩来生前的三点要求：一不搞遗体告别；二不开追悼会；三不保留骨灰。
对邓颖超提出来的这三点要求，李先念当即表示反对。他说：“即使应该这样做，也不能从总理开始，否则全国人民不答应。”当时，邓小平也赞成李先念的意见。最后，这三项要求，只实施了一项——不保留骨灰。
1月11日下午4点30分，周恩来遗体告别仪式结束。第二天上午，邓颖超就将西花厅党支部的三个人——副卫士长张树迎、贴身卫士高振普和赵炜找来。“你们在北京找一找，到玉泉山、八一湖等有水的地方看一看能不能撒骨灰。”邓颖超说，“撒掉骨灰，又不能让群众发现，以免成为后人纪念之地，找好地方后报告组织，由我带你们少数人在夜间撒掉。”
那些天，北京特别冷，天空阴沉沉的。高振普等三人出去察看，天寒地冻的，怎么都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地方。他们真正疑虑的是，随随便便撒掉总理的骨灰，全国人民能答应吗？
最后，还是由中央作出决定派飞机去撒，并由罗青长、郭玉峰、张树迎和高振普四个人执行任务。
1月15日晚七点左右，周恩来的追悼会结束。邓颖超带着西花厅的工作人员等几人向总理遗像默哀。
周恩来的遗体火化得非常成功，以致先前准备好的骨灰盒竟没有装下他的全部骨灰，不得不临时从八宝山找来了一只较大点儿的空花瓶。邓颖超将火化后的裤扣、金属钮扣等遗物和部分骨灰装到了这只花瓶里。随后，她抚摸着骨灰说：“恩来，你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你安息吧！”
半小时后，为了避开群众，他们通过人民大会堂的地下通道，坐上当年斯大林赠送给周恩来的一辆苏制灰色吉姆车向东驶去。
8时许，邓颖超一行来到北京东郊的通县机场，一架原用于撒农药的苏制安-2型小飞机已经停放在那里。执行撒骨灰任务的人登机后，邓颖超由身边工作人员搀扶着，向飞机挥手告别，那一天，天空特别亮，飞机飞出去好远都还可以看见。
最终选择了大海
1996年12月的一个清晨，邓小平一觉醒来，觉得呼吸不太顺畅。
按照多年来的习惯，他本应该走到卫生间去洗脸刷牙，然后坐在一个小方桌边开始吃早餐。秘书通常会在这时候进来，把他要用的东西放在办公室里——眼镜、手表、放大镜，还有一摞文件和报纸。可这个早晨，他觉得自己什么也做不了。
咳嗽不止，不能下咽食物，身边的医生已经不能应付这种局面，只好把他送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没有想到，他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卓琳后来说。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终因帕金森病晚期，并发肺部感染，呼吸循环功能衰竭而离开人世。
四天前，卓琳就写信给江泽民，转告“邓小平的嘱托”：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不设灵堂，解剖遗体，留下角膜，供医学研究，把骨灰撒人大海里。
对于死亡，邓小平并不害怕。在他一生中，生生死死的经历实在太多。关于身后事，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他就在实行火葬的倡议书上签了字。在1989年9月退休前，邓小平还对中央负责同志说：“死后丧事也要简化，拜托你们了。”
邓小平也多次向他的家人交代过后事。邓林在《我爱我的父亲》一文中写道：“关于生死，爸爸很早就开始给我们上课了。饭桌上，他谈得非常轻松。他说，中国人的传统，讲究红白喜事。结婚是红喜事；人死，过了多少岁，就是白喜事。要请客吃饭，办酒席。”
她又写道：“骨灰怎么办？埋在果树下！不行，不行！这棵树上结的果子谁都不敢吃了。我们大家说，扔到野外行不行？不行，不行！我们大家都不赞成。撒到大海里怎么样？……”
最终，邓小平选择了大海。
1997年3月2日上午，载着邓小平骨灰盒的专机向大海上空飞去。当专机飞至1800米高空时，81岁的卓琳用颤巍巍的双手，捧起了邓小平的骨灰久久不忍松开。随后卓琳及邓小平的家人相继将混合着鲜花的骨灰洒向了碧波万顷的大海。
刘少奇：按国家元首级别
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在河南开封遭迫害致死。在他临终前后，身边没有一个亲属。他的妻子和儿女在几年时间内对他的生死下落一无所知，一直到林彪反党集团覆灭后，才得知刘少奇已于3年前离开了人世。
1979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联合对刘少奇一案进行复查。1980年2月，根据复查结果，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时任河南省委书记兼河南省委“两案”审理小组组长的赵文甫，在3月5日派人秘密前往开封，取回了刘少奇的骨灰盒。为防止意外，他把骨灰盒暂时存放在自己办公室的铁皮保险柜里，并只让少数几位省委领导知道了这个情况。
追悼会前，需要将刘少奇的骨灰迎回北京。中共中央书记处专门研究并批准了中共中央组织部报送的《关于刘少奇骨灰从郑州迎回北京的请示报告》。
1980年5月13日，王光美及子女在王首道、刘澜涛等人的陪同下，乘三叉戟专机飞抵郑州。当天下午，他们就随赵文甫等人抵达了开封。他们首先来到开封市火葬场，在那里翻阅了当年的火化记录和骨灰存放登记簿，王光美与当时参加火化的两名工人进行了简短的交谈，然后又到关押刘少奇的地方瞻念。
那是开封市政府院内一栋三层的老式楼房。刘少奇住的那间屋子只有十几平方米。他去世后，为等待北京的指示，遗体被放在一具帆布担架上，停放长达两天一夜，然后才被火化。
第二天上午，大家在郑州市人民会堂第一休息室更换刘少奇的骨灰盒。乔明甫、赵文甫将新旧两个骨灰盒送到休息室。旧的骨灰盒小而普通，上面没有照片，只是嵌着写有“刘卫黄”三字的纸签。盒内的骨灰袋为红色绸质，袋上还印有“移风易俗”四个字。新的骨灰盒大一些，做工相当精致，正面居中镶嵌着刘少奇的半身标准像，新的骨灰袋由洁白的缎子所织。
根据刘少奇生前的遗言，他的骨灰将撒向大海。1980年5月19日9时30分，载有刘少奇骨灰盒的专机飞离北京，并于10时25分降落在青岛流亭机场。
青岛那天是个阴天。数百名北海舰队的战士列队肃立默哀。11时45分，军舰汽笛长鸣，缓缓离港。101舰出港后，617艇、618艇、619艇、621艇快速跟上，前后左右各一，编队护卫。30分钟后，军舰驶至刘公岛海域，按国家元首级别，以最高规格和礼遇，舰上播放哀乐，鸣炮21响。
下午1时，王光美和刘少奇的子女在治丧委员会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捧着刘少奇的骨灰盒来到了驱逐舰的后甲板上，将他的骨灰洒向了大海。
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
1975年9月，周恩来接见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书记、党政代表团团长伊利耶·维尔德茨。宾主寒暄后，话题自然转到了主人的健康上来。当时，周恩来半开玩笑地说道：“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
也是在那个月，周恩来叫来了西花厅的秘书赵炜。赵炜常年工作在总理身边，正式汇报工作前，周恩来主动对他讲起了死后骨灰处理的事情。
“现在就讲骨灰的事，对治好您的病有影响。”赵炜试图劝阻道。“你不是唯物主义者吗？人总是要死的，这又有什么？”周恩来当即批评道，“我和大姐在十年前就约好，死后不保留骨灰。但我想，如果我先死了，大姐不一定能保证得了把我的骨灰撒掉。这件事得由中央决定，不过大姐可以反映我的要求。”
后来，周恩来还对赵炜说：“把我的骨灰撒到祖国的江河大地去做肥料。这也是为人民服务，活着为人民服务，死后也要为人民服务。”
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恩来与世长辞。
就在这一天，他的夫人邓颖超向党中央提出了周恩来生前的三点要求：一不搞遗体告别；二不开追悼会；三不保留骨灰。
对邓颖超提出来的这三点要求，李先念当即表示反对。他说：“即使应该这样做，也不能从总理开始，否则全国人民不答应。”当时，邓小平也赞成李先念的意见。最后，这三项要求，只实施了一项——不保留骨灰。
1月11日下午4点30分，周恩来遗体告别仪式结束。第二天上午，邓颖超就将西花厅党支部的三个人——副卫士长张树迎、贴身卫士高振普和赵炜找来。“你们在北京找一找，到玉泉山、八一湖等有水的地方看一看能不能撒骨灰。”邓颖超说，“撒掉骨灰，又不能让群众发现，以免成为后人纪念之地，找好地方后报告组织，由我带你们少数人在夜间撒掉。”
那些天，北京特别冷，天空阴沉沉的。高振普等三人出去察看，天寒地冻的，怎么都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地方。他们真正疑虑的是，随随便便撒掉总理的骨灰，全国人民能答应吗？
最后，还是由中央作出决定派飞机去撒，并由罗青长、郭玉峰、张树迎和高振普四个人执行任务。
1月15日晚七点左右，周恩来的追悼会结束。邓颖超带着西花厅的工作人员等几人向总理遗像默哀。
周恩来的遗体火化得非常成功，以致先前准备好的骨灰盒竟没有装下他的全部骨灰，不得不临时从八宝山找来了一只较大点儿的空花瓶。邓颖超将火化后的裤扣、金属钮扣等遗物和部分骨灰装到了这只花瓶里。随后，她抚摸着骨灰说：“恩来，你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你安息吧！”
半小时后，为了避开群众，他们通过人民大会堂的地下通道，坐上当年斯大林赠送给周恩来的一辆苏制灰色吉姆车向东驶去。
8时许，邓颖超一行来到北京东郊的通县机场，一架原用于撒农药的苏制安-2型小飞机已经停放在那里。执行撒骨灰任务的人登机后，邓颖超由身边工作人员搀扶着，向飞机挥手告别，那一天，天空特别亮，飞机飞出去好远都还可以看见。
最终选择了大海
1996年12月的一个清晨，邓小平一觉醒来，觉得呼吸不太顺畅。
按照多年来的习惯，他本应该走到卫生间去洗脸刷牙，然后坐在一个小方桌边开始吃早餐。秘书通常会在这时候进来，把他要用的东西放在办公室里——眼镜、手表、放大镜，还有一摞文件和报纸。可这个早晨，他觉得自己什么也做不了。
咳嗽不止，不能下咽食物，身边的医生已经不能应付这种局面，只好把他送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没有想到，他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卓琳后来说。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终因帕金森病晚期，并发肺部感染，呼吸循环功能衰竭而离开人世。
四天前，卓琳就写信给江泽民，转告“邓小平的嘱托”：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不设灵堂，解剖遗体，留下角膜，供医学研究，把骨灰撒人大海里。
对于死亡，邓小平并不害怕。在他一生中，生生死死的经历实在太多。关于身后事，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他就在实行火葬的倡议书上签了字。在1989年9月退休前，邓小平还对中央负责同志说：“死后丧事也要简化，拜托你们了。”
邓小平也多次向他的家人交代过后事。邓林在《我爱我的父亲》一文中写道：“关于生死，爸爸很早就开始给我们上课了。饭桌上，他谈得非常轻松。他说，中国人的传统，讲究红白喜事。结婚是红喜事；人死，过了多少岁，就是白喜事。要请客吃饭，办酒席。”
她又写道：“骨灰怎么办？埋在果树下！不行，不行！这棵树上结的果子谁都不敢吃了。我们大家说，扔到野外行不行？不行，不行！我们大家都不赞成。撒到大海里怎么样？……”
最终，邓小平选择了大海。
1997年3月2日上午，载着邓小平骨灰盒的专机向大海上空飞去。当专机飞至1800米高空时，81岁的卓琳用颤巍巍的双手，捧起了邓小平的骨灰久久不忍松开。随后卓琳及邓小平的家人相继将混合着鲜花的骨灰洒向了碧波万顷的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