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西安欧亚学院的商业模式不断创新，却难以博弈体制内“潜规则”的强大力量。它每向体制内高校靠近一步，商业模式就会刷新一次。有一天它突然发现，体制内的游戏规则已完全凌驾于企业的商业模式之上
“胡老师，您觉得您现在这种按照做企业的模式来办大学，合适吗?”
“这个问题重要吗?我告诉你，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曾说过，在美国3000多所大学中，最好的既不是那些凤毛麟角的长春藤盟校，也不是背靠地方政府的州立大学，而是郡四五十家已经上市的营利性大学。为什么?因为它们是高效率的。”
这是发生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的一场对话，提问者是该院的一名年轻教师，而回答者是西安欧亚学院(以下简称欧亚)的董事长兼院长胡建波。此时的胡建波没有半点紧张，虽然他来自中国大学体系中最边远的地带，虽然这是在中国最好的大学的课堂上，他还是用这种方式解释了自己的演讲嘉宾身份：“听说北大有一拨儿聪明的学生，经常请一些不入流的企业家、明星来这里讲座，还发明了一种商业模式，就是被邀请者出钱，这帮学生负责安排场地和听众。我要说明的是，今天我的这场讲座是免费的，没掏一分钱!”
对于这些整天专研中国教育产业的师生而言，胡建波多少还是有资格硬气的。他是西安乃至中国最大的民办高校西安外事学院的创始人之一，而后出走又创办了如今的欧亚，这所学院也是目前西安七所具有国家统招资格的民办高校之一，生源两万多人，年收入超过两亿元。
“说实话，现在这些西安民办高校的日子并不好过，以欧亚为例，我们诞生的时候就是‘野猪’，后来被招安进了‘动物园’，但园子里并不好玩，我一直在考虑怎么出去。”胡建波在接受《创业家》专访时坦陈。
为什么是西安?
西安大多数民办高校有共同背景：来自草根，野蛮成长。
胡建波就是典型的例子。上世纪80年代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当时的西安文理学院当老师，业余时间就去西安翻译学院的前身西安翻译培训学院做兼职老师，暑期帮助招生。“那时这种学校还很少，就是单纯的培训，每次招生之后我都不敢上街，”胡建波回忆说，“就怕有学生认出来，说我是骗子。”
但这个市场确实存在，特别是在陕西。“这有几个原因：第一，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陕西属于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这个地区有很多县级以下城郊的青年都有一个大学梦，这个群体是后来我们目标客户的基本特色。目前，我们将近90％的生源是来自各个省份的小地方。第二，西安虽然偏安西部地区，但高校数量在全国各大城市来讲位于前列，这就意味着教师资源丰富，这是我们的上游优势。第三，以宝鸡为代表的一些陕西城市，其实属于移民城市，那里有不少重工企业，职工大多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因为支援国家建设而从全国各地调过来的，他们的子女想走出小地方，但升学机会又比大城市少，这是我们创业时的主要市场。”胡建波说。
在翻译培训学院的兼职让胡建波尝到了这个行业的甜头。在90年代初期，伴随中国经济的新一轮开放，他和另外一位朋友共同创立了日后在全国民办高校领域如雷贯耳的西安外事学院。1995年，因为种种原因，胡建波从外事学院出走，创办了欧亚。“我对欧亚有绝对控股权。”胡建波说。
创办一个学校不是开一个杂货铺那样简单。“我们和一般的培训机构不一样，他们随便找几间平房，自己会点英语，在电线杆子贴几张小广告就行了，民办高校需要的是名分、教室、教师、招生，各个环节缺一不可。”胡建波说。在创业之初，学校的名字是通过挂靠在某所学校下借来的，教师是从西安各高校聘来的，教室就是鸡舍改建的，“当时要想跨省招生，还需要当地政府的批条”。后来有朋友和胡建波开玩笑说，欧亚的校名是借的，教室是租的，老师是聘的，学生是骗来的。
在欧亚还只有几百名学生的时候，教育部的一位处长来视察，问胡建波有什么规划。胡建波当时说，我的目标是三年之内达到一万人的规模。“当时这个处长白了我一眼，他心里肯定认为我是疯子。”胡建波说。
即使以今天的眼光看，胡建波们确实是疯子。在90年代中期的中国，天使投资、风险投资还是很遥远的名词，而民办高校与培训机构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就是重资产。前期资金投入高，很像传统制造业，要想扩大生源规模，就必须扩大学校规模，这是当时这个行业的最大门槛。但是钱从哪里来?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游戏规则。可以看看欧亚同行们的做法。同在西安的西京学院采取了“自筹资金+规模化贷款”的一步到位建校方案。在1998年，学校一个校区开工建设时，账上仅有20万元存款，西京通过把学生学费的收款权抵押给银行的大胆做法，一举贷了5000万元。西安外事学院则采用“收益换产权”的大胆办法，学校在不投入一分钱的情况下，完全依靠外力建起食堂，只是暂时把食堂门面出租的收益归施工方所有。一两年后，当学校资金充裕了，又把食堂“买”了回来。
“在硬件上敢于投入是西安民办高校始终走在全国前列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投入的一个显著影响就是规模效应。”胡建波说。
进了“动物园”，反而没得吃
2000年之前，中国民办高校的主要生源就是大批高考落榜生，因为当时大学招生比例很低，大本和大专加到一块也就30％左右，所以剩下的大部分生源要不进入就业市场，要不就是以高自考的形式选择各类民办高校。西安很早就成了落榜生的避风港。
这个时期民办高校的生存逻辑其实非常简单：全国设立办事处，招生，提供自考课程，然后做大规模，再招更多的学生。从1995年创立时的几百人，到1999年的6000人，欧亚的规模不断扩大。胡建波的朋友、齐齐哈尔职业学院院长曹勇安调侃欧亚是“轰炸式的宣传，地毯式的招生，放羊式的管理，盲流式的就业”。曾有美国的考察团在西安亲历两所大学的招生宣传人员为争夺考生而大打出手的场景，以至老外惊呼“中国私立大学的西部大片”!
“生源越来越多，这就要求我们每年都在扩建校舍，以满足市场的需求。”胡建波说，“那是中国民营经济以机会为导向、以资源为基础的发展阶段，再也回不去了。”
回不去的还有商业模式。“这些西安民办高校早年间的模式很简单，就是把分散在社会上的自考生按照学校的形式组织起来，集体去攀登文凭的高峰。”新东方创业元老徐小平对《创业家》说，“但这种模式属于上个世纪90年代，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因为1999年是个拐点。这一年，中央教育工作会议决定，从这一年大学开始扩招，增幅达到30％，同时鼓励各种形式的民间办学。“游戏规则一下子就变了，首先是我们的一大部分生源(客户)会被转移到正规院校。其次，陕西省成为全国第一个有权自行批准民办高等专科学校的省份，也就是说，西安的这些民办高校有机会‘转正’。”胡建波说。 欧亚成为西安首批四所国家承认的高等专科学校之一。1999年，欧亚在校生约为6000人，年收入2000万元。2000年，这两个数字分别变成了1万人和5000万收入。“这个金子招牌的最大好处不是我们能吸引多少计划内的考生，而是通过它，我们招到了更多的自考生，就是因为这个名分，”胡建波说，“在2000年扩招的4000多人中，计划内的只有1000多人。”这就给民办高校的商业模式带来变化：以计划内之名，行计划外之实。这样做的原因也很简单，统招有名额限制，而计划外招生则只与学校的面积有关。
随着生源规模的不断扩大，欧亚也在不断买地建校园。这个趋势一直持续到2005年。这一年国家再次出台政策，暂停高职院校专升本，但不包括民办高校。这意味民办高校又迎来第二次正名的机会：由大专升格为大本。“当时我认为这是欧亚千载难逢的机会，因为我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把它打造成百年名校、世界名校。”胡建波说，“虽说这有点虚，但对于每个民办大学创建者而言，心中确实有那么一点理想，所以升为本科对欧亚来说无异于登堂入窒、金榜题名。”
欧亚再次成为西安首批四所获得国家承认的民办本科院校之一，用胡建波的话说，就是“野猪”被招安进了“动物园”，开始与北大、清华这些“熊猫级”的院校一起生活了。既然来到人家的地盘，就得适应人家的游戏规则，这个规则包括软件和硬件两部分。
硬件就是一所本科大学必须有现代化的图书馆、现代化的食堂、现代化的实验室、现代化的体育场以及相应的各种现代化的科研设备。“以前欧亚也不吝啬于硬件投入，但讲究实用，基本就是教学楼和宿舍，哪像现在整得这么花哨。”胡建波坦言。软件就更重要了，凡是公立大学有的必修课程，民办大学必须设立，以前可能就一两个系的编制，现在开始成批地被扩建成院。这就直接导致了一个后果：师资队伍大规模扩编。而且，这些软硬件建设绝不像以前那样，完全自己说了算。“无论是你建好一栋楼还是成成一个系，都要等待上面派人来评估，升本之后我80％的时间都用来应付各种评估了。”胡建波无奈地表示。
2000年的时候，欧亚一个专业可以达到400人，2005年高峰时甚至可以达到1500人，“但现在8个专业才500人，”胡建波说，“以前是1个老师放30只羊，现在是30个老师放1只羊。”
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归结为两个字：成本。虽然也叫大学，但民办大学与公立大学的一个最大不同就是，自负盈亏，没有国家的财政拨款。胡建波有一次在欧亚给学生上课，他在上面同学生：他们说欧亚的利益和你们的利益一致吗?底下异口同声地喊道：一致!胡建波反问道：你们是不是希望学费越少越好?可我希望学费越多越好，最好就是你们交完学费不用上课直接去实习!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民办大学尽管顶着非营利性组织的帽子，但我也不能让这几百号老师喝西北风去啊。”胡建波说。欧亚就是那只猪坚强，之前历经磨难都没死，没想到进了动物园反而快没食吃了，“在这里面我们拼不过公立大学!”
重新定位，放弃文凭导向
当然，民办高校进入“动物园”也并非一点好处也没有，至少在国家连年扩招的大背景下，还算保证了相对稳定的生源。“读高自考的越来越少了，因为现在300分都能上个大本，”一位业内人士说，“但是，如果说没进‘动物园’意味着死刑，那进了之后就面临着死缓的危险。”
在徐小平看来，民办高校要想发展下去，就必须放弃以文凭为导向的办学思路，而应采用以就业为导向的简单战略。“它们如能把培养应用型、技术型的中端就业人才作为自己的办学方针，就能走出一条活路；如果陷入公立高校那种以文凭为重心的俗套，就是死路一条!”
胡建波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而压力不仅仅来自公立高校的竞争。“上海2007年的高考人数好像是17万，去年已经掉到8万人；而陕西高考人数也从几年前的41万人降到了去年的27万，”胡建波说，“这首先意味着潜在市场的缩小，很要命。”
几年来，胡建波请了无数的专家学者来给欧亚把脉，光咨询公司前后就有四五家，为的就是给欧亚一个清晰的定位。“经过反复调研、推敲，我们最终抛弃了以前以学校发展为本的战略，改为了以学生发展为本。”胡建波说，“在大环境不变的前提下，我们尽可能地寻找灵活性，一切为了学生着想，因为他们才是我们的客户。”
但胡建波并不徘斥文凭，认为这仍然会是民办高校的一个招牌，但实用性人才同样是必须的。去年，胡建波翻看新闻系的毕业设计，竟然发现一篇名为《红楼梦探幽》的论文。“这不扯淡吗?这篇文章要是放在北大也就无可厚非，但欧亚不需要这么阳春白雪的东西!”现在想起这事，胡建波还是一肚子火。
现在，欧亚新闻系的老师很多都是来自实战一线的知名编辑，而他们的课程也很有意思，比如分析《女友》《知音》这些在二、三线城市极为畅销的杂志。“我们有两个同学，经过半年多的市场调研、编辑设计，做出了一本名为《茶叶》的杂志，拿着这个毕业作品，很快就在北京的一家知名杂志社找到了工作。”胡建波自豪地说。
“民办高校有两端：一端是学生，一端是就业，只有把学生培养成具备一定就业技能的人，你才算生产出了合格的产品。”徐小平说。
“胡老师，您觉得您现在这种按照做企业的模式来办大学，合适吗?”
“这个问题重要吗?我告诉你，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曾说过，在美国3000多所大学中，最好的既不是那些凤毛麟角的长春藤盟校，也不是背靠地方政府的州立大学，而是郡四五十家已经上市的营利性大学。为什么?因为它们是高效率的。”
这是发生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的一场对话，提问者是该院的一名年轻教师，而回答者是西安欧亚学院(以下简称欧亚)的董事长兼院长胡建波。此时的胡建波没有半点紧张，虽然他来自中国大学体系中最边远的地带，虽然这是在中国最好的大学的课堂上，他还是用这种方式解释了自己的演讲嘉宾身份：“听说北大有一拨儿聪明的学生，经常请一些不入流的企业家、明星来这里讲座，还发明了一种商业模式，就是被邀请者出钱，这帮学生负责安排场地和听众。我要说明的是，今天我的这场讲座是免费的，没掏一分钱!”
对于这些整天专研中国教育产业的师生而言，胡建波多少还是有资格硬气的。他是西安乃至中国最大的民办高校西安外事学院的创始人之一，而后出走又创办了如今的欧亚，这所学院也是目前西安七所具有国家统招资格的民办高校之一，生源两万多人，年收入超过两亿元。
“说实话，现在这些西安民办高校的日子并不好过，以欧亚为例，我们诞生的时候就是‘野猪’，后来被招安进了‘动物园’，但园子里并不好玩，我一直在考虑怎么出去。”胡建波在接受《创业家》专访时坦陈。
为什么是西安?
西安大多数民办高校有共同背景：来自草根，野蛮成长。
胡建波就是典型的例子。上世纪80年代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当时的西安文理学院当老师，业余时间就去西安翻译学院的前身西安翻译培训学院做兼职老师，暑期帮助招生。“那时这种学校还很少，就是单纯的培训，每次招生之后我都不敢上街，”胡建波回忆说，“就怕有学生认出来，说我是骗子。”
但这个市场确实存在，特别是在陕西。“这有几个原因：第一，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陕西属于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这个地区有很多县级以下城郊的青年都有一个大学梦，这个群体是后来我们目标客户的基本特色。目前，我们将近90％的生源是来自各个省份的小地方。第二，西安虽然偏安西部地区，但高校数量在全国各大城市来讲位于前列，这就意味着教师资源丰富，这是我们的上游优势。第三，以宝鸡为代表的一些陕西城市，其实属于移民城市，那里有不少重工企业，职工大多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因为支援国家建设而从全国各地调过来的，他们的子女想走出小地方，但升学机会又比大城市少，这是我们创业时的主要市场。”胡建波说。
在翻译培训学院的兼职让胡建波尝到了这个行业的甜头。在90年代初期，伴随中国经济的新一轮开放，他和另外一位朋友共同创立了日后在全国民办高校领域如雷贯耳的西安外事学院。1995年，因为种种原因，胡建波从外事学院出走，创办了欧亚。“我对欧亚有绝对控股权。”胡建波说。
创办一个学校不是开一个杂货铺那样简单。“我们和一般的培训机构不一样，他们随便找几间平房，自己会点英语，在电线杆子贴几张小广告就行了，民办高校需要的是名分、教室、教师、招生，各个环节缺一不可。”胡建波说。在创业之初，学校的名字是通过挂靠在某所学校下借来的，教师是从西安各高校聘来的，教室就是鸡舍改建的，“当时要想跨省招生，还需要当地政府的批条”。后来有朋友和胡建波开玩笑说，欧亚的校名是借的，教室是租的，老师是聘的，学生是骗来的。
在欧亚还只有几百名学生的时候，教育部的一位处长来视察，问胡建波有什么规划。胡建波当时说，我的目标是三年之内达到一万人的规模。“当时这个处长白了我一眼，他心里肯定认为我是疯子。”胡建波说。
即使以今天的眼光看，胡建波们确实是疯子。在90年代中期的中国，天使投资、风险投资还是很遥远的名词，而民办高校与培训机构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就是重资产。前期资金投入高，很像传统制造业，要想扩大生源规模，就必须扩大学校规模，这是当时这个行业的最大门槛。但是钱从哪里来?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游戏规则。可以看看欧亚同行们的做法。同在西安的西京学院采取了“自筹资金+规模化贷款”的一步到位建校方案。在1998年，学校一个校区开工建设时，账上仅有20万元存款，西京通过把学生学费的收款权抵押给银行的大胆做法，一举贷了5000万元。西安外事学院则采用“收益换产权”的大胆办法，学校在不投入一分钱的情况下，完全依靠外力建起食堂，只是暂时把食堂门面出租的收益归施工方所有。一两年后，当学校资金充裕了，又把食堂“买”了回来。
“在硬件上敢于投入是西安民办高校始终走在全国前列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投入的一个显著影响就是规模效应。”胡建波说。
进了“动物园”，反而没得吃
2000年之前，中国民办高校的主要生源就是大批高考落榜生，因为当时大学招生比例很低，大本和大专加到一块也就30％左右，所以剩下的大部分生源要不进入就业市场，要不就是以高自考的形式选择各类民办高校。西安很早就成了落榜生的避风港。
这个时期民办高校的生存逻辑其实非常简单：全国设立办事处，招生，提供自考课程，然后做大规模，再招更多的学生。从1995年创立时的几百人，到1999年的6000人，欧亚的规模不断扩大。胡建波的朋友、齐齐哈尔职业学院院长曹勇安调侃欧亚是“轰炸式的宣传，地毯式的招生，放羊式的管理，盲流式的就业”。曾有美国的考察团在西安亲历两所大学的招生宣传人员为争夺考生而大打出手的场景，以至老外惊呼“中国私立大学的西部大片”!
“生源越来越多，这就要求我们每年都在扩建校舍，以满足市场的需求。”胡建波说，“那是中国民营经济以机会为导向、以资源为基础的发展阶段，再也回不去了。”
回不去的还有商业模式。“这些西安民办高校早年间的模式很简单，就是把分散在社会上的自考生按照学校的形式组织起来，集体去攀登文凭的高峰。”新东方创业元老徐小平对《创业家》说，“但这种模式属于上个世纪90年代，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因为1999年是个拐点。这一年，中央教育工作会议决定，从这一年大学开始扩招，增幅达到30％，同时鼓励各种形式的民间办学。“游戏规则一下子就变了，首先是我们的一大部分生源(客户)会被转移到正规院校。其次，陕西省成为全国第一个有权自行批准民办高等专科学校的省份，也就是说，西安的这些民办高校有机会‘转正’。”胡建波说。 欧亚成为西安首批四所国家承认的高等专科学校之一。1999年，欧亚在校生约为6000人，年收入2000万元。2000年，这两个数字分别变成了1万人和5000万收入。“这个金子招牌的最大好处不是我们能吸引多少计划内的考生，而是通过它，我们招到了更多的自考生，就是因为这个名分，”胡建波说，“在2000年扩招的4000多人中，计划内的只有1000多人。”这就给民办高校的商业模式带来变化：以计划内之名，行计划外之实。这样做的原因也很简单，统招有名额限制，而计划外招生则只与学校的面积有关。
随着生源规模的不断扩大，欧亚也在不断买地建校园。这个趋势一直持续到2005年。这一年国家再次出台政策，暂停高职院校专升本，但不包括民办高校。这意味民办高校又迎来第二次正名的机会：由大专升格为大本。“当时我认为这是欧亚千载难逢的机会，因为我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把它打造成百年名校、世界名校。”胡建波说，“虽说这有点虚，但对于每个民办大学创建者而言，心中确实有那么一点理想，所以升为本科对欧亚来说无异于登堂入窒、金榜题名。”
欧亚再次成为西安首批四所获得国家承认的民办本科院校之一，用胡建波的话说，就是“野猪”被招安进了“动物园”，开始与北大、清华这些“熊猫级”的院校一起生活了。既然来到人家的地盘，就得适应人家的游戏规则，这个规则包括软件和硬件两部分。
硬件就是一所本科大学必须有现代化的图书馆、现代化的食堂、现代化的实验室、现代化的体育场以及相应的各种现代化的科研设备。“以前欧亚也不吝啬于硬件投入，但讲究实用，基本就是教学楼和宿舍，哪像现在整得这么花哨。”胡建波坦言。软件就更重要了，凡是公立大学有的必修课程，民办大学必须设立，以前可能就一两个系的编制，现在开始成批地被扩建成院。这就直接导致了一个后果：师资队伍大规模扩编。而且，这些软硬件建设绝不像以前那样，完全自己说了算。“无论是你建好一栋楼还是成成一个系，都要等待上面派人来评估，升本之后我80％的时间都用来应付各种评估了。”胡建波无奈地表示。
2000年的时候，欧亚一个专业可以达到400人，2005年高峰时甚至可以达到1500人，“但现在8个专业才500人，”胡建波说，“以前是1个老师放30只羊，现在是30个老师放1只羊。”
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归结为两个字：成本。虽然也叫大学，但民办大学与公立大学的一个最大不同就是，自负盈亏，没有国家的财政拨款。胡建波有一次在欧亚给学生上课，他在上面同学生：他们说欧亚的利益和你们的利益一致吗?底下异口同声地喊道：一致!胡建波反问道：你们是不是希望学费越少越好?可我希望学费越多越好，最好就是你们交完学费不用上课直接去实习!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民办大学尽管顶着非营利性组织的帽子，但我也不能让这几百号老师喝西北风去啊。”胡建波说。欧亚就是那只猪坚强，之前历经磨难都没死，没想到进了动物园反而快没食吃了，“在这里面我们拼不过公立大学!”
重新定位，放弃文凭导向
当然，民办高校进入“动物园”也并非一点好处也没有，至少在国家连年扩招的大背景下，还算保证了相对稳定的生源。“读高自考的越来越少了，因为现在300分都能上个大本，”一位业内人士说，“但是，如果说没进‘动物园’意味着死刑，那进了之后就面临着死缓的危险。”
在徐小平看来，民办高校要想发展下去，就必须放弃以文凭为导向的办学思路，而应采用以就业为导向的简单战略。“它们如能把培养应用型、技术型的中端就业人才作为自己的办学方针，就能走出一条活路；如果陷入公立高校那种以文凭为重心的俗套，就是死路一条!”
胡建波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而压力不仅仅来自公立高校的竞争。“上海2007年的高考人数好像是17万，去年已经掉到8万人；而陕西高考人数也从几年前的41万人降到了去年的27万，”胡建波说，“这首先意味着潜在市场的缩小，很要命。”
几年来，胡建波请了无数的专家学者来给欧亚把脉，光咨询公司前后就有四五家，为的就是给欧亚一个清晰的定位。“经过反复调研、推敲，我们最终抛弃了以前以学校发展为本的战略，改为了以学生发展为本。”胡建波说，“在大环境不变的前提下，我们尽可能地寻找灵活性，一切为了学生着想，因为他们才是我们的客户。”
但胡建波并不徘斥文凭，认为这仍然会是民办高校的一个招牌，但实用性人才同样是必须的。去年，胡建波翻看新闻系的毕业设计，竟然发现一篇名为《红楼梦探幽》的论文。“这不扯淡吗?这篇文章要是放在北大也就无可厚非，但欧亚不需要这么阳春白雪的东西!”现在想起这事，胡建波还是一肚子火。
现在，欧亚新闻系的老师很多都是来自实战一线的知名编辑，而他们的课程也很有意思，比如分析《女友》《知音》这些在二、三线城市极为畅销的杂志。“我们有两个同学，经过半年多的市场调研、编辑设计，做出了一本名为《茶叶》的杂志，拿着这个毕业作品，很快就在北京的一家知名杂志社找到了工作。”胡建波自豪地说。
“民办高校有两端：一端是学生，一端是就业，只有把学生培养成具备一定就业技能的人，你才算生产出了合格的产品。”徐小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