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局势的发展，许多战略家们试图从不同的视角进行分析，如“文明的冲突”、“历史的终结”、“一超多强”、“又一个美国世纪”、“全球化时代”等，不同的视角及其理论大多具有独到的解释能力，其中不乏精彩之处。然而，如果尝试将不同的观点进行联系和综合，又难免有杂乱无章的感觉。这种感觉长期无法消除，到后来才猛然意识到，也许杂乱无章本身所体现的某种复杂逻辑就是认识国际局势一条非常有益的途径。
　　冷战的结束使国际关系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世界到处充满动荡和矛盾，但又保持着总体上的平衡，十多年来这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在这种状态下，生存发展与失败衰落、安全稳定与威胁动荡、有序制度与无序失范、光明富裕与黑暗贫困、理想希望与失落悲观、历史现实与未来指向等诸多因素共同发挥着作用，世界的不确定性空前突出。由于与外界联系在空间上不断延伸，更多的国家被牵扯到一些原本属于特定区域的利益纠纷之中，国家利益要在与更多竞争对手的角逐中来获得。国家为了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利益，越来越难以过于强调个别领域的共同性或者差异性，而是需要在诸多的领域取得最基本的平衡。国际关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复杂，用过去曾经习惯的过于简约的分析方法已不能很好地反映国际关系的发展。而对于主权国家，认识复杂、运用复杂已经成为对战略谋划的本质要求之一。
　　早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当时的以色列总理西蒙·佩雷斯就曾敏锐地意识到：“我们正在从一个敌人容易识别的世界向一个问题难以确定的世界过渡。”后来的事实证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采用简单的暴力手段就是不可能解决彼此之间的问题。这是复杂性增强的世界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在分析当前美国的中东政策时，美国前国务卿黑格做出了精辟的评论：“历史观念的缺乏导致美国越来越多地被时间所驱使而不是决定事件的发展。尤其在中东地区这种情况更为普遍。战略谋划已经退化成缺少历史观点的即时快照。”美国极度的单边主义对国际安全局势产生剧烈的冲击，也使许多国家产生了抹不去的疑问。在伊拉克战争中，法国、德国和俄罗斯等国家与美国产生了明显的分歧，至今对其仍难以进行实质性弥补。事实上，美国也要在国际关系的普遍性约束中确定自己的国家利益，如果过多地强调自己的意志，在战略上也会出现失误甚至犯严重错误。
　　在这一点上，似乎有些保守的欧洲倒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因为“欧洲人遵循这样一种哲学，即通过加强与对手的联系来减少敌对情绪”。对于一个纷乱的世界，用粗线条或过于武断的办法去“治理”得不到经久牢靠的安全，并将被国际局势未来的发展证明越来越不合时宜。追求新条件下的国家安全和维护国际秩序，需要更具包容性的战略思想和智慧，离不开更多国家尤其是大国之间的协调和努力。
　　力图通过过于简单的途径来应对复杂的现实，美国安全战略的效果由此而大打折扣，这是一种失误。值得注意的是还存在另外一种失误，那就是滥用复杂，企图将原本比较清晰的事情引向混乱。如在台湾问题上，“台独”分子和一些国际势力就想搅混台海局势，以求一搏，而在实际上却没有看到和适应日益明显的事实逻辑。
　　一个时期以来，“台独”之所以保持着不断发展的态势，主要原因在于“台独”势力尚有一些局部的有利条件或优势。岛内民众的心理和认识中存在的一些情感或偏见，与“台独”倾向或多或少地相符合；具有“台独”倾向的政党和派系在台湾政治体制中目前具有一定优势；美国对台政策中存在某种有助于鼓励“台独”的基本因素。然而，“台独”势力上述优势相对容易发生变化，它们较易因为中国大陆的现代化进程、两岸交往的增进、台湾岛内的政治进程以及美国政策的某些调整而发生改变。只要中国大陆能继续保持开放的、充满活力的发展态势，不断提高战略能力，保持社会机制的良性运转，摆脱“台独”问题对国家安全的困扰，就有了最重要的基础。
　　一个简单的道理是：对于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安全，中国大陆的意义要远远大于台湾。在这里不能不佩服布热津斯基对问题简单明了的取舍：“美国的战略利害所在是中国未来的方向，而不是台湾的未来”，“除了它对中美关系发展的影响，台湾本身的状况并不是国际关注的对象”。当前美国之所以还没有完全放弃在台湾问题上的模糊政策，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还没有变得足够重要。在可预见的将来，更加进步和现代化的中国将使美国做出一个最终的选择，不管这是不是一些人愿意接受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