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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老李雪峰去世已将近5年了。我为他做秘书服务了16个年头，曾和他朝夕相处。在那些日子里，我有时坐在他书桌的对面，有时坐在他的病床旁，听着他丰富知识的传播，听着他对往事的述说，这些情景犹如昨日……
对工作严谨认真，对生活乐观向上
我是从1987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后给李老当秘书的，当时李老是中顾委委员、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他自1979年从安徽返京后，身边没有秘书。我记得自己做的第一件重要工作，就是帮他整理从中办机要局取回的一皮箱东西。皮箱里的物品都是“文革”中没收退回的，有书、信件、手稿、文件汇编等。虽然我知道应该把这些东西分门别类登记好，但是有些东西因为年代久远已有所损坏，如抗战前北平地下党的机密刊物《火线》，上面有署名“胡服”和“ＫＶ”的文章，这是当时刘少奇同志的化名和代号。这些文章能够让我们看到1935年至1936年北平地下党在白区工作斗争的状况，使我们了解到党在20世纪30年代白区工作中的对敌斗争方针和策略，是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
这些用很薄的纸油印出的原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岁月，变得又黄又脆，有的已经破损。我面对这些“老古董”无从下手。李老有这方面的知识，在他的精心指导下，从糨糊怎么打，选择什么样的纸修补，到最后重新做封皮用针线装订，每一环节都细致入微，我终于较为圆满地完成了这项工作。当我望着一排排整理好的书，一袋袋贴着标签和目录的文稿资料，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一是我为此付出的劳动有了成果；二是我从中学到了很多知识。我的收获很大，这不仅仅是学会整修资料，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次整理工作，我了解到李老的许多革命经历，学到不少党史方面的知识，对我以后的工作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后来在李老身边工作时间长了，我发现他几十年养成的工作作风，就是做每一件事都细致、认真、负责，决不马虎敷衍。
李老生活上极有规律。他通常清晨5时左右起床，先在床上做自我按摩半小时至一小时，下床后洗漱，然后到院子里打太极拳、舞太极剑，几十年如一日，风雨无阻。他告诉我，他在20世纪50年代末时身体已适应不了紧张的工作，经常头昏疼痛，发起病来什么事也做不成，而且越来越重。1959年，李老随周总理去苏联参加苏共二十一大期间险些晕倒，从苏联回国后，经中央批准，开始治病休养。太极拳和太极剑就是在这一时期学会的。他师从上海体院的武术教练、杨式太极拳第三代嫡传傅钟文先生。为了战胜病顽、掌握这门运动的精髓，他不仅仅是把它当成单纯的身体锻炼，而且还研究了中国各家太极拳的发展历史，并交了不少这方面的朋友。这一健身运动一直伴随了他40多年，对他的健康长寿起到药物难以替代的作用。在住进医院的最后几年里，“生命在于运动”这一信念始终支撑着他与病痛顽强地抗争。
1999年11月下旬，李老刚刚从死亡线上被抢救过来，神志还不是很清醒，就开始了床上运动，先活动手脚，再转到胳臂和腿。随着病情的好转，运动从床上移到床下，他能走则走，走不动也要坐着锻炼，生命不息运动不止。对生活的热爱，汇成一股巨大的精神能量，不断激励着他战胜各种困难，从而使他对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就是这种永不服输的信念，使他老人家不停奋斗，使他能够在80岁高龄时还登上张家界的天子山（上下73０0个台阶，行程一天），俯瞰天下奇景；使他在82岁时登上泰山“一览众山小”。他一生勤奋学习，从不言老。从他看过的书上那圈圈点点的眉批，从他每天剪报上的那道道红杠，我们能够看出他在不断地思考，不断渴求新的知识，了解天下的政治、经济、军事、自然、社会、哲学、文学、艺术、体育等等动态。直到躺在病床上不能讲话了，还在关心了解天下大事。李老在最后几年里，一直住在医院，虽然环境变了，但是他的生活规律没变。他每天除去看报、读书、看电视新闻外，还要定期请一些原来在他身边工作过的老同志来医院为他讲国内外形势和存在的问题等等。他经常对我说：总有那么一些人，包括一些老同志，对一些新事物看不惯，抱着老观点不放，甚至对我们的前途悲观失望，这是不对的。允许有不同看法和不同意见，但你要有分析，要换个位置想一想，你在这个位置上会怎么做。我们领过班的人都知道工作的复杂性，做起事来不容易，总会有这样那样的欠缺和让人一时不理解的时候，会得罪一些人，这是很正常的。只有了解领班人的难处，我们才能理解在一线工作的同志，看到他们的长处。在我接触李老的过程中，感到他对我们党的第二代、第三代及新一届领导集体都是赞扬和信赖的，特别是对我们党的第一代领袖们更是充满感情。
未尽的话与未尽的心愿
2001年9月，李老病情加重，肺部感染难以控制，常常让痰堵得十分痛苦，由于排痰困难造成血氧低下，呼吸衰竭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经专家会诊后，决定给李老做气管切开手术。开始他不同意，在大家的劝说下，才勉强接受了这个治疗方案。在2001年9月30日上午去手术室之前，这位95岁的老人似乎已经意识到将来讲不成话了，望着围在身边的子女像是有话要说（我从他惯有的眼神里看得出来）。但直到他进了手术室，都没有开口。也许这时他已经没有力气再交代什么了，也许他此刻最后下了决心，把不便讲的话永远地封存起来，随他而去。李老在大家护送去手术室的路上默默地闭着双眼。我望着他的背影，想起了他老人家在这次病危之前，陆陆续续交代给我的一些事情和对我讲的一些未尽的心愿。
李老经常对我谈起他要写回忆录的事。他说：写个人的经历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不能不涉及到当时的人和事，尤其是关键的人和事。没有人物还叫什么历史！所以写回忆录就要涉及到人。有的人触及不得，那还不如不写，功过是非由历史去评说吧。基于这种想法，在我给他做秘书的最初几年里，他是不打算写回忆录的，后来在家人和熟人的劝说下才终于答应写。可是那时他年事已高，原想自己亲手做的事也做不成了，只有请大家帮助。从1990年夏开始，李老凭他的记忆慢慢讲，几位年轻的电视工作者自愿帮忙录音录像，再由一位从事党史工作的同志帮助把录音整理成稿。他说：“由于资料匮乏，往往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是也只好这样了。例如1947年南下中原开辟新区和解放初期的中南局时期，这两个历史阶段很重要，应该专门有人写一写。20世纪80年代初期，原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同志（原中南行政委员会秘书长）联系了熊复同志，要我牵头写一本这个时期的书，但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写成，张执一同志也去世了，很遗憾。这一段在我的回忆录下部里写了一章，是很不够的。那个时期重大事件很多，尤其是中南局成立后，剿匪反霸、土地改革、城市改造、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其斗争是很激烈的。当时只有经过这些轰轰烈烈的斗争，才奠定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建设的基础。后人应当对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写一本专著，让青年一代了解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在一片废墟上建立起新中国的。”
他还谈道：“我的回忆录里写了关于党的八大之后‘10年书记处书记’的工作情况，可叹一是不能查阅当时的档案，二是我当年的笔记在‘文革’中丢失，只有很少可供参考的资料，加上也记不清细节和具体时间，所以这部分也是个欠缺。我只记得当时一天到晚开会，有一段时间是集体办公，大家事情太多，集中起来很不方便，所以没有坚持多久。后来中央书记处因为管的事太多又增加了几个书记，如管理经济的先念同志、总参的罗瑞卿同志等。‘10年书记处’这部分只写成纲要的东西了，实为憾事。”李老在讲到写回忆录时说：“我们这些人都有责任把自己经历过的、与我们党的历史发展紧密联系的亲闻亲历如实地告诉后代，让他们从中吸取一些经验和教训，或者为他们研究这段历史发展过程提供一些可以参考的资料。”
大约是1998年秋季的一天，李老又向我谈起令他感到没能完成的另外一件大事。他说：“在我完成个人回忆录之时，不免感到有所缺憾。在我几十年的革命经历中，接触过我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中所有领袖，我聆听他们的教导，在他们领导下工作，在他们培养下进步。今天他们都先后作古，每每提及，抑不住回思萦念涌动于怀……”“多年来，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单位曾不断向我征稿，要我写回忆毛主席、周总理、少奇同志、小平同志等老一代领袖们的文章，由于种种原因，我只发了几篇：一篇是纪念毛主席诞辰1０0周年的《在毛泽东思想教导下成长》；一篇是纪念八大召开40周年的《关于党的八大召开前后的历史片断回忆》；还有一篇是纪念小平同志逝世一周年写的《我在小平同志领导下工作的二十四年》。还有些回忆虽然未发表，但是我与来访的同志谈得不少。我发表的几篇文章也只是些片断，如我在小平同志领导下工作相处了约24年，从1938年抗日战争初期至1949年，包括抗战八年和解放战争南下中原整整12年，这是一段；从1954年我由中南局调中央工作至1967年‘文革’初期，包括中央秘书长制度、10年八大书记处和华北局，这又是整整12年。这么长的经历，原设想为此专写一本书，但是条件所限我完不成了。”
李老对小平同志有着深厚感情。这使我想起1996年秋卓琳同志代表小平同志专程到李老家看望他们夫妇的情景。卓琳同志专门谈到李老在太行山时期的往事，她说：“小平同志常讲，太行时期最愉快，太行的工作做得好。太行要兵给兵，要粮给粮，要钱给钱，贡献很大。”小平同志1997年初去世后不久，李老就让我联系去小平同志家看望卓琳同志。李老对卓琳同志说：“本来这次看望应当是上次你来看望我们的回拜，原想借机会最后见一见小平同志，可是没能实现。”这对李老来说是多么大的遗憾，他多么想像过去一样与小平同志面对面促膝谈心啊！李老说：1991年11月小平同志接见二野军史编写委员的那次，就成了我们见的最后一面。我对小平同志说：“我们多年没有见面了！”他大声回答：“不便嘛！”连着说了两次。我也大声回答：“我理解！”这就成为李老与小平同志的最后一次交谈。
李老还经常谈到周总理、少奇同志、朱老总、刘伯承元帅、彭德怀元帅、陈毅元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事迹。他曾经打算自己专门写些文字的，无奈力不从心。
李老曾不止一次深情地对我讲起彭老总。他说：彭老总是我在太行山根据地的老领导之一，在他调离太行去延安前的1937年初至1942年“百团大战”时，一直在一起工作。他是八路军副总指挥，主持全面工作，我负责太行区的地方工作。八路军总部、一二九师师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都与我领导的冀豫晋省委（后改成太行区党委）住在一起，我们朝夕相处。人们都有些“怕”彭老总，其原因在于他作风严肃，批评错误十分严厉，亳不留情面。在我与彭总接触中，他对我们地方干部一向尊重，我是深有体会的。我们在一起开会研究问题，他总是很重视我们地方干部的意见和建议，往往受到肯定和采纳，我们没有“怕”他的感觉。李老给我讲了一件他印象十分深刻的事例：一次我们和彭老总开完会到餐厅吃饭，本来管理员只给我们军队和地方的领导同志准备了一桌饭，这时又来了几个地方干部和记者，临时又加了一桌饭。开饭后，彭老总见我们这桌的菜比加桌的菜多几样，脸一下子沉下来，站起身很生气地喊来管理员，厉声责问这是为什么。管理员解释说：原来准备的一桌饭变成了两桌，为照顾首长们就多加几个菜。彭总听后大声斥责说，这是国民党副官作风！命令立即把我们那桌多的菜端到加桌上去。这件事虽小，却反映出他的一贯作风。尊重地方党、尊重地方同志的工作作风使太行根据地军队和地方紧密团结，成绩突出。这与朱老总、彭老总、刘（伯承）、邓（小平）等领导的表率作用是分不开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彭老总有次路过武汉，特意到我家来看我。正巧我有会不在，他就坐下与翟英同志拉起家常，一直等到我回来。我们自太行山分别后有多年没见面了，他的到来使我很高兴也很感动。这表明他重革命友情，尊重知识分子（我是大学毕业）。李老深情地说：“彭老总立了那么大的功，受了那么大的冤屈，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他始终对党忠贞不渝，实在应当大书特书。当然，党内像彭老总一样受冤屈的领导同志不在少数，像少奇同志、小平同志和陶铸同志，包括毛主席、周总理在内，只不过他们的情况有所不同罢了。那些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事情，原因复杂，不是一两句话就能概括了的，尤其是‘无法无天’的十年动乱，我们党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巨大了。”
李老谈起刘少奇同志时说：“少奇同志是我的老领导。早在1935年底我受当时中共北方局的派遣从山西转移到北平做白区工作，不久我被任命为北平市委书记。少奇同志当时是中央代表、中共北方局书记，那时我们虽然没有见过面，但是我已经十分熟悉他了。我在北平时期正值改组北平市委，我们不断接到署名‘胡服’、‘ＫＶ’的指示，从北方局的机密刊物《火线》上读到‘胡服’、‘ＫＶ’写的‘北平问题专号’。‘ＫＶ’和‘胡服’就是少奇同志当时用的化名。《火线》上刊登了不少少奇同志撰写的文章，特别是对白区斗争中‘立三冒险主义路线’给予了猛烈的批判。少奇同志尖锐地指出：在白区我们处在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第一位的任务是保证生存，任何暴露的行动都是极端错误的。当时我们比较幼稚，缺少白区工作斗争的经验，在白区工作的认识上有不同看法，少奇同志的一系列指示给了我们很大帮助和教益。1937年5月，我作为白区代表参加了在延安召开的全国苏区党代表大会和白区党代表大会，在这次会上第一次见到少奇同志。抗战期间少奇同志从山东前往延安开党的七大路过太行，我向他汇报了太行根据地的减租减息和土改工作。由于我要赶着去参加根据地的‘临参会’，因此没能与少奇同志多谈。1947年我参加在河北平山召开的全国土改工作会议，这次又见到少奇同志。会议我只开了一半，因为刘邓大军已先行渡黄河南下大别山，他们从前线急电催我速带队跟进南下。临行前，我向朱老总和少奇同志告别。少奇同志叮嘱我南下后要迅速在新区展开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广泛发动起农民群众，支援前线，迎接全国解放的到来，并强调要快。朱老总插话说：就像过去苏区土改那样，搞它个轰轰烈烈。我当时想，根据抗战时根据地的土改经验看，开辟新区的工作不那么简单。因为时间很紧急，我们没有再深入谈下去。我受命带领20０0多名成建制的干部随十纵南下大别山，到达新区后按照中央指示迅速展开工作。这一时期，我定期向少奇同志汇报新区工作情况，同时收到他的指示，我们来往的电报和信件在中央档案馆能够看到。建国后的1954年，‘高饶事件’发生后中央局撤销，我调中央工作，与少奇同志一起开会、谈话就很经常了。有时还到他的家里谈工作，共同研究讨论问题，可以争论。少奇同志对人诚恳热情，在他那里有什么话都可以讲，很随便，不用拘束。也有人‘怕’他，这是因为他提问题、批评错误十分尖锐，不留情面。”
李老说：“我认为少奇同志很突出的品质表现在政治上毫不含糊，原则性极强，敢讲话，宁可被打倒也要讲，坚持立场不动摇。‘文革’初期少奇同志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在1966年6月中央工作会上为我承担北京新市委派工作组问题的责任。在这次会上，两位党的领袖为派工作组的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我们在场的人谁都不敢吭声，感到惊心动魄，同时也为少奇同志担心。可是他完全不顾自己，以‘一个共产党员能上能下’的大无畏勇气和忠于人民、忠于党的赤诚的高尚品质为党和人民‘呐喊’。这一年的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我站在少奇同志身边，我们此时的心情不言而喻。此后不久，我奉中央之命陪他到北京建工学院看大字报，并参加造反派的批判会，回答他们的质问。至此成了我与少奇同志的最后永别！痛哉！悲哉！”
李老曾经感慨地说：“我们党的主要负责同志，包括各中央局第一书记都曾经是毛主席的紧密追随者，在他的领导下，无论我们执行的路线正确还是错误，对党所犯的错误我们这些负责同志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文革’中为什么要把党的领导干部统统打倒？我至今想不通（我是1971年被打倒的，党的十大被‘永远开除出党’）。少奇同志诞辰1０0周年时，中央文献研究室等单位来访，我向他们谈了一些了解的事情。在怀念少奇同志的同时，我倍感拨乱反正的必要，要让我们党和国家这段沉重的历史永远警示后人，永不再现！”
李老还经常充满感情地回忆起周总理。他说：“建国之前我们不在一起工作，那时我们见面的机会不多。建国后，特别是1954年‘高饶事件’发生后第一次大区撤销，我调中央任副秘书长，接触周总理的机会很多了。在党的八大上我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书记处几乎天天有会，总理也参加，但他责权分明，主要抓国务院的工作，中央书记处主要是小平同志负总责。1959年11月，由总理作为团长，我为副团长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前往苏联参加苏共二十一大。‘文革’时期可以说总理是我的直接领导，工作来往更加频繁，很多问题要向他请示汇报，有的问题他还要亲自去处理。我的回忆录下卷《“文革”十年》中记述了不少。周总理的伟大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忠诚地为我们党的解放事业和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为人民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李老谈到刘伯承元帅时说：“刘伯承同志在太行山的领导人里是年龄较大的，为人厚道，处事稳重。我们都把他当作师长，大家有问题愿意找他商议，听取他的意见。刘伯承同志负责作战指挥；下达作战命令，作战方案实施与否的最后决心是小平同志下，李达参谋长具体部署。从太行山到大别山我们的关系非常好。记得在转战大别山时，为吸引国民党重兵的战略意图，在大别山这块新区站住脚，刘、邓各带一部实行暂时的战略转移。小平同志带大部分主力部队，刘伯承同志带领司、政、后、中原局机关和一小部分部队与敌人周旋于大别山区。一次我们被敌人包围，刘伯承同志率领我们突围，由于事发紧急，人员杂乱，加上天黑大雾，很容易出问题，给行动造成不小的困难。果然我们中原局机关在天亮前和刘伯承同志的部队跑散了，当他发现后速令部队寻找。当时敌人就在周围，情况很危险，但他坚决与其他人员冒着极大风险原地不动，直至部队把我们找到会合后他才放下心来。我们见面时都很激动，据说刘伯承同志当时都掉了泪。刘伯承同志说：丢了中原局机关，丢了李雪峰（中原局副书记、组织部长）、张际春同志（二野政治部主任、中原局常委），我怎么向中央交代！所以说我们的友谊是经历过生死考验的。”
最后的嘱托
李老晚年时，特别是最后住院的几年里，常对我说：“我常常睡不着觉，想起很多事。想起故去的老领导、老战友和老同事们，惦念着他们的遗属。”大约是在1998年底的一天，他向我交代：你代表我和翟英同志去看望一下老同志们遗属，有刘伯承元帅的夫人汪荣华同志、李达将军的夫人张乃一同志、黄镇将军的夫人朱霖同志。李老嘱咐我向她们转达问候，告诉她们我已91岁，年老多病行动困难，翟英同志患癌症住进医院治疗，我们都不能亲往了，只好派秘书带去我的回忆录《太行十年》，以此来表达我们和已故老战友们的亲密友情以及对他们深深的思念。我遵嘱一一看望了她们，她们十分感谢李老和翟英同志的心意，都说很惦记雪峰同志和翟英同志，特别提到雪峰同志在太行山是有很大贡献的，小平同志曾多次讲过他是有功的。她们对雪峰同志晚年的境遇感到有所不平，对他能为党顾全大局的心胸表示敬佩。李老还特意派我代表他们看望已重病住院的老同志刘子厚、杨绍增。他们的神志都不清了，只有把李老的心意转达给他们的家属。我办完这些事后都一一报告给李老。他听后说，这算是了去了一档子心事。同时，他再次感叹自己不能亲自去见一见这些老人了！此外，李老让我与本地、外地的一些老同志联系，向他们要夫妇两人的照片。照片陆陆续续地寄来，我将它们装入小像册供他随时翻看。李老自己心里十分清楚，他与有些老同志很难再见上一面了。他说：“我们都老了，年轻一点的也有80多岁，我走不动，他们也不那么方便。他们寄来的像片我还可以常常看一看，就如同见面了。”
令人遗憾的是，李老所交代的事情不是件件都办成了。他能够理解，因为条件所限有一定困难，所以从来没有为难过我，这使我很感动。对于那些没有办完的事，李老是这样嘱咐我的：你如有机会联系到彭老总的亲属请转达我的问候，告诉她，我与彭总共事时关系很好，他尊重地方干部和知识分子，我很受感动，他死得冤枉。
李老说：杨勇同志去世前可能对我有误解，有机会要转告他夫人，“文革”期间杨勇同志在河北石家庄白求恩医院住院治病，他要出院时打电话来要见我，我带着秘书赶到医院，正巧在上楼时遇见了一个熟人，顺便在那里坐了一会儿，待我再到杨勇同志病房时，他已出院了。杨勇同志那时可能有话要对我讲，没有见到我，对我有了意见。“文革”前他是北京军区司令员，我是第一政委，我们搭档了好几年，关系一直是好的，在他生前我没有机会当面向他解释，是个遗憾！
陈毅是李老经常提到的，他说：有机会应该告诉陈老总的子女们，我和陈毅同志有很好的友谊关系，我们在中原时就很熟悉。“文革”时我们接触得更多，我常常想起那时的情景，佩服他的勇气。我喜欢他的那首“大雪压青松”的诗，他的性格就是那样。诸如此类的事情还有一些，遗憾的是我没能联系到这些已故老同志的亲属，因此也就没有把李老的心愿传达到，实属无奈，只有等机会了。
寄托哀思的话
李老是在1999年7月27日老伴去世当天住进协和医院的，没想到这一住就是3年零8个月。除去2０01年秋回过一次家外，他老人家再也没有离开过医院。李老那次回家是带着鼻饲管走的，那时他还能说话，向我交代他要找一些东西带回医院，主要是老像册和书。他到家后走遍每一个房间，环顾每一件东西。他走到自己的房间里，像往常一样坐在熟悉的书桌前，坐在他熟悉的沙发上，直到坐累了躺到自己的床上休息。那天从早上到下午，他就是迟迟不愿离去，谁要是催他回医院，他就发火。此刻他心里清楚，这是最后一次回家了，他多么想再停一会儿呀！回到医院后，他经常提起回家的事，看得出这是他最大的心愿。我们大家都承诺等他的病好一些一定再回家，我们也做了一些准备。但他的病反反复复，越来越重，大家再也没有机会履行这个“承诺”了。
自从李老住院后，我几乎每天去医院陪他。在他能讲话时我陪他聊天，题目不定，内容广泛；在他不能讲话时（气管切开后），我坐在他身旁用心来理解他的“话”。那时李老见到我都会有话要“说”。他眼睛望着我，嘴在不停地动着，肯定是在“说着”什么，或者像以往一样向我交代着什么，但我已永远听不到他熟悉的声音了，明白不了是什么意思。为了不使李老着急难过，我不时地点点头。他“说”一会儿，似乎明白了我听不到他的话，无奈地闭上眼睛。每当这时我都在他的耳边大声说：“我明白了，知道了。您别想太多的事，安心养病，病会慢慢地好起来的……”李老听后，有时点点头，有时摇摇头。我理解，点头是同意我说的前一句话，摇头是不同意我说的后一句自欺欺人的话。李老到了他生命的最后阶段，无论我说什么，老人家都是摇头了。
李老一生的革命经历是很丰富的。他亲身经历了共和国许多重大事件，参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党很多方针、政策的制定过程。他自参加革命以来一直在我党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从20世纪30年代初做白区党的工作，曾任山西互济会负责人，中共山西工委宣传部部长；1936年初担任北平市委书记、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抗战前夕任直中特委书记、平汉线省委宣传部长；抗战期间任冀豫晋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书记，太行区党委书记、太行军区政委，晋冀鲁豫中央局组织部部长；解放战争期间任二野十纵政委，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三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华中局常委、组织部部长；解放初期任中南局第二副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调中央工作，历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部长、中共中央工业工作部部长；1956年在党的八大和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1960年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在共和国厚重的历史篇章中，李老作为党的老一辈革命家，经历了我党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经历了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经历了“文革”动乱时期，经历了改革开放20年的巨变。李老有太多的话想说，但有些又不便说，我作为多年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员也不便多问，就这样直到他不能说话。
对工作严谨认真，对生活乐观向上
我是从1987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后给李老当秘书的，当时李老是中顾委委员、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他自1979年从安徽返京后，身边没有秘书。我记得自己做的第一件重要工作，就是帮他整理从中办机要局取回的一皮箱东西。皮箱里的物品都是“文革”中没收退回的，有书、信件、手稿、文件汇编等。虽然我知道应该把这些东西分门别类登记好，但是有些东西因为年代久远已有所损坏，如抗战前北平地下党的机密刊物《火线》，上面有署名“胡服”和“ＫＶ”的文章，这是当时刘少奇同志的化名和代号。这些文章能够让我们看到1935年至1936年北平地下党在白区工作斗争的状况，使我们了解到党在20世纪30年代白区工作中的对敌斗争方针和策略，是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
这些用很薄的纸油印出的原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岁月，变得又黄又脆，有的已经破损。我面对这些“老古董”无从下手。李老有这方面的知识，在他的精心指导下，从糨糊怎么打，选择什么样的纸修补，到最后重新做封皮用针线装订，每一环节都细致入微，我终于较为圆满地完成了这项工作。当我望着一排排整理好的书，一袋袋贴着标签和目录的文稿资料，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一是我为此付出的劳动有了成果；二是我从中学到了很多知识。我的收获很大，这不仅仅是学会整修资料，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次整理工作，我了解到李老的许多革命经历，学到不少党史方面的知识，对我以后的工作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后来在李老身边工作时间长了，我发现他几十年养成的工作作风，就是做每一件事都细致、认真、负责，决不马虎敷衍。
李老生活上极有规律。他通常清晨5时左右起床，先在床上做自我按摩半小时至一小时，下床后洗漱，然后到院子里打太极拳、舞太极剑，几十年如一日，风雨无阻。他告诉我，他在20世纪50年代末时身体已适应不了紧张的工作，经常头昏疼痛，发起病来什么事也做不成，而且越来越重。1959年，李老随周总理去苏联参加苏共二十一大期间险些晕倒，从苏联回国后，经中央批准，开始治病休养。太极拳和太极剑就是在这一时期学会的。他师从上海体院的武术教练、杨式太极拳第三代嫡传傅钟文先生。为了战胜病顽、掌握这门运动的精髓，他不仅仅是把它当成单纯的身体锻炼，而且还研究了中国各家太极拳的发展历史，并交了不少这方面的朋友。这一健身运动一直伴随了他40多年，对他的健康长寿起到药物难以替代的作用。在住进医院的最后几年里，“生命在于运动”这一信念始终支撑着他与病痛顽强地抗争。
1999年11月下旬，李老刚刚从死亡线上被抢救过来，神志还不是很清醒，就开始了床上运动，先活动手脚，再转到胳臂和腿。随着病情的好转，运动从床上移到床下，他能走则走，走不动也要坐着锻炼，生命不息运动不止。对生活的热爱，汇成一股巨大的精神能量，不断激励着他战胜各种困难，从而使他对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就是这种永不服输的信念，使他老人家不停奋斗，使他能够在80岁高龄时还登上张家界的天子山（上下73０0个台阶，行程一天），俯瞰天下奇景；使他在82岁时登上泰山“一览众山小”。他一生勤奋学习，从不言老。从他看过的书上那圈圈点点的眉批，从他每天剪报上的那道道红杠，我们能够看出他在不断地思考，不断渴求新的知识，了解天下的政治、经济、军事、自然、社会、哲学、文学、艺术、体育等等动态。直到躺在病床上不能讲话了，还在关心了解天下大事。李老在最后几年里，一直住在医院，虽然环境变了，但是他的生活规律没变。他每天除去看报、读书、看电视新闻外，还要定期请一些原来在他身边工作过的老同志来医院为他讲国内外形势和存在的问题等等。他经常对我说：总有那么一些人，包括一些老同志，对一些新事物看不惯，抱着老观点不放，甚至对我们的前途悲观失望，这是不对的。允许有不同看法和不同意见，但你要有分析，要换个位置想一想，你在这个位置上会怎么做。我们领过班的人都知道工作的复杂性，做起事来不容易，总会有这样那样的欠缺和让人一时不理解的时候，会得罪一些人，这是很正常的。只有了解领班人的难处，我们才能理解在一线工作的同志，看到他们的长处。在我接触李老的过程中，感到他对我们党的第二代、第三代及新一届领导集体都是赞扬和信赖的，特别是对我们党的第一代领袖们更是充满感情。
未尽的话与未尽的心愿
2001年9月，李老病情加重，肺部感染难以控制，常常让痰堵得十分痛苦，由于排痰困难造成血氧低下，呼吸衰竭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经专家会诊后，决定给李老做气管切开手术。开始他不同意，在大家的劝说下，才勉强接受了这个治疗方案。在2001年9月30日上午去手术室之前，这位95岁的老人似乎已经意识到将来讲不成话了，望着围在身边的子女像是有话要说（我从他惯有的眼神里看得出来）。但直到他进了手术室，都没有开口。也许这时他已经没有力气再交代什么了，也许他此刻最后下了决心，把不便讲的话永远地封存起来，随他而去。李老在大家护送去手术室的路上默默地闭着双眼。我望着他的背影，想起了他老人家在这次病危之前，陆陆续续交代给我的一些事情和对我讲的一些未尽的心愿。
李老经常对我谈起他要写回忆录的事。他说：写个人的经历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不能不涉及到当时的人和事，尤其是关键的人和事。没有人物还叫什么历史！所以写回忆录就要涉及到人。有的人触及不得，那还不如不写，功过是非由历史去评说吧。基于这种想法，在我给他做秘书的最初几年里，他是不打算写回忆录的，后来在家人和熟人的劝说下才终于答应写。可是那时他年事已高，原想自己亲手做的事也做不成了，只有请大家帮助。从1990年夏开始，李老凭他的记忆慢慢讲，几位年轻的电视工作者自愿帮忙录音录像，再由一位从事党史工作的同志帮助把录音整理成稿。他说：“由于资料匮乏，往往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是也只好这样了。例如1947年南下中原开辟新区和解放初期的中南局时期，这两个历史阶段很重要，应该专门有人写一写。20世纪80年代初期，原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同志（原中南行政委员会秘书长）联系了熊复同志，要我牵头写一本这个时期的书，但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写成，张执一同志也去世了，很遗憾。这一段在我的回忆录下部里写了一章，是很不够的。那个时期重大事件很多，尤其是中南局成立后，剿匪反霸、土地改革、城市改造、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其斗争是很激烈的。当时只有经过这些轰轰烈烈的斗争，才奠定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建设的基础。后人应当对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写一本专著，让青年一代了解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在一片废墟上建立起新中国的。”
他还谈道：“我的回忆录里写了关于党的八大之后‘10年书记处书记’的工作情况，可叹一是不能查阅当时的档案，二是我当年的笔记在‘文革’中丢失，只有很少可供参考的资料，加上也记不清细节和具体时间，所以这部分也是个欠缺。我只记得当时一天到晚开会，有一段时间是集体办公，大家事情太多，集中起来很不方便，所以没有坚持多久。后来中央书记处因为管的事太多又增加了几个书记，如管理经济的先念同志、总参的罗瑞卿同志等。‘10年书记处’这部分只写成纲要的东西了，实为憾事。”李老在讲到写回忆录时说：“我们这些人都有责任把自己经历过的、与我们党的历史发展紧密联系的亲闻亲历如实地告诉后代，让他们从中吸取一些经验和教训，或者为他们研究这段历史发展过程提供一些可以参考的资料。”
大约是1998年秋季的一天，李老又向我谈起令他感到没能完成的另外一件大事。他说：“在我完成个人回忆录之时，不免感到有所缺憾。在我几十年的革命经历中，接触过我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中所有领袖，我聆听他们的教导，在他们领导下工作，在他们培养下进步。今天他们都先后作古，每每提及，抑不住回思萦念涌动于怀……”“多年来，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单位曾不断向我征稿，要我写回忆毛主席、周总理、少奇同志、小平同志等老一代领袖们的文章，由于种种原因，我只发了几篇：一篇是纪念毛主席诞辰1０0周年的《在毛泽东思想教导下成长》；一篇是纪念八大召开40周年的《关于党的八大召开前后的历史片断回忆》；还有一篇是纪念小平同志逝世一周年写的《我在小平同志领导下工作的二十四年》。还有些回忆虽然未发表，但是我与来访的同志谈得不少。我发表的几篇文章也只是些片断，如我在小平同志领导下工作相处了约24年，从1938年抗日战争初期至1949年，包括抗战八年和解放战争南下中原整整12年，这是一段；从1954年我由中南局调中央工作至1967年‘文革’初期，包括中央秘书长制度、10年八大书记处和华北局，这又是整整12年。这么长的经历，原设想为此专写一本书，但是条件所限我完不成了。”
李老对小平同志有着深厚感情。这使我想起1996年秋卓琳同志代表小平同志专程到李老家看望他们夫妇的情景。卓琳同志专门谈到李老在太行山时期的往事，她说：“小平同志常讲，太行时期最愉快，太行的工作做得好。太行要兵给兵，要粮给粮，要钱给钱，贡献很大。”小平同志1997年初去世后不久，李老就让我联系去小平同志家看望卓琳同志。李老对卓琳同志说：“本来这次看望应当是上次你来看望我们的回拜，原想借机会最后见一见小平同志，可是没能实现。”这对李老来说是多么大的遗憾，他多么想像过去一样与小平同志面对面促膝谈心啊！李老说：1991年11月小平同志接见二野军史编写委员的那次，就成了我们见的最后一面。我对小平同志说：“我们多年没有见面了！”他大声回答：“不便嘛！”连着说了两次。我也大声回答：“我理解！”这就成为李老与小平同志的最后一次交谈。
李老还经常谈到周总理、少奇同志、朱老总、刘伯承元帅、彭德怀元帅、陈毅元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事迹。他曾经打算自己专门写些文字的，无奈力不从心。
李老曾不止一次深情地对我讲起彭老总。他说：彭老总是我在太行山根据地的老领导之一，在他调离太行去延安前的1937年初至1942年“百团大战”时，一直在一起工作。他是八路军副总指挥，主持全面工作，我负责太行区的地方工作。八路军总部、一二九师师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都与我领导的冀豫晋省委（后改成太行区党委）住在一起，我们朝夕相处。人们都有些“怕”彭老总，其原因在于他作风严肃，批评错误十分严厉，亳不留情面。在我与彭总接触中，他对我们地方干部一向尊重，我是深有体会的。我们在一起开会研究问题，他总是很重视我们地方干部的意见和建议，往往受到肯定和采纳，我们没有“怕”他的感觉。李老给我讲了一件他印象十分深刻的事例：一次我们和彭老总开完会到餐厅吃饭，本来管理员只给我们军队和地方的领导同志准备了一桌饭，这时又来了几个地方干部和记者，临时又加了一桌饭。开饭后，彭老总见我们这桌的菜比加桌的菜多几样，脸一下子沉下来，站起身很生气地喊来管理员，厉声责问这是为什么。管理员解释说：原来准备的一桌饭变成了两桌，为照顾首长们就多加几个菜。彭总听后大声斥责说，这是国民党副官作风！命令立即把我们那桌多的菜端到加桌上去。这件事虽小，却反映出他的一贯作风。尊重地方党、尊重地方同志的工作作风使太行根据地军队和地方紧密团结，成绩突出。这与朱老总、彭老总、刘（伯承）、邓（小平）等领导的表率作用是分不开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彭老总有次路过武汉，特意到我家来看我。正巧我有会不在，他就坐下与翟英同志拉起家常，一直等到我回来。我们自太行山分别后有多年没见面了，他的到来使我很高兴也很感动。这表明他重革命友情，尊重知识分子（我是大学毕业）。李老深情地说：“彭老总立了那么大的功，受了那么大的冤屈，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他始终对党忠贞不渝，实在应当大书特书。当然，党内像彭老总一样受冤屈的领导同志不在少数，像少奇同志、小平同志和陶铸同志，包括毛主席、周总理在内，只不过他们的情况有所不同罢了。那些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事情，原因复杂，不是一两句话就能概括了的，尤其是‘无法无天’的十年动乱，我们党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巨大了。”
李老谈起刘少奇同志时说：“少奇同志是我的老领导。早在1935年底我受当时中共北方局的派遣从山西转移到北平做白区工作，不久我被任命为北平市委书记。少奇同志当时是中央代表、中共北方局书记，那时我们虽然没有见过面，但是我已经十分熟悉他了。我在北平时期正值改组北平市委，我们不断接到署名‘胡服’、‘ＫＶ’的指示，从北方局的机密刊物《火线》上读到‘胡服’、‘ＫＶ’写的‘北平问题专号’。‘ＫＶ’和‘胡服’就是少奇同志当时用的化名。《火线》上刊登了不少少奇同志撰写的文章，特别是对白区斗争中‘立三冒险主义路线’给予了猛烈的批判。少奇同志尖锐地指出：在白区我们处在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第一位的任务是保证生存，任何暴露的行动都是极端错误的。当时我们比较幼稚，缺少白区工作斗争的经验，在白区工作的认识上有不同看法，少奇同志的一系列指示给了我们很大帮助和教益。1937年5月，我作为白区代表参加了在延安召开的全国苏区党代表大会和白区党代表大会，在这次会上第一次见到少奇同志。抗战期间少奇同志从山东前往延安开党的七大路过太行，我向他汇报了太行根据地的减租减息和土改工作。由于我要赶着去参加根据地的‘临参会’，因此没能与少奇同志多谈。1947年我参加在河北平山召开的全国土改工作会议，这次又见到少奇同志。会议我只开了一半，因为刘邓大军已先行渡黄河南下大别山，他们从前线急电催我速带队跟进南下。临行前，我向朱老总和少奇同志告别。少奇同志叮嘱我南下后要迅速在新区展开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广泛发动起农民群众，支援前线，迎接全国解放的到来，并强调要快。朱老总插话说：就像过去苏区土改那样，搞它个轰轰烈烈。我当时想，根据抗战时根据地的土改经验看，开辟新区的工作不那么简单。因为时间很紧急，我们没有再深入谈下去。我受命带领20０0多名成建制的干部随十纵南下大别山，到达新区后按照中央指示迅速展开工作。这一时期，我定期向少奇同志汇报新区工作情况，同时收到他的指示，我们来往的电报和信件在中央档案馆能够看到。建国后的1954年，‘高饶事件’发生后中央局撤销，我调中央工作，与少奇同志一起开会、谈话就很经常了。有时还到他的家里谈工作，共同研究讨论问题，可以争论。少奇同志对人诚恳热情，在他那里有什么话都可以讲，很随便，不用拘束。也有人‘怕’他，这是因为他提问题、批评错误十分尖锐，不留情面。”
李老说：“我认为少奇同志很突出的品质表现在政治上毫不含糊，原则性极强，敢讲话，宁可被打倒也要讲，坚持立场不动摇。‘文革’初期少奇同志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在1966年6月中央工作会上为我承担北京新市委派工作组问题的责任。在这次会上，两位党的领袖为派工作组的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我们在场的人谁都不敢吭声，感到惊心动魄，同时也为少奇同志担心。可是他完全不顾自己，以‘一个共产党员能上能下’的大无畏勇气和忠于人民、忠于党的赤诚的高尚品质为党和人民‘呐喊’。这一年的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我站在少奇同志身边，我们此时的心情不言而喻。此后不久，我奉中央之命陪他到北京建工学院看大字报，并参加造反派的批判会，回答他们的质问。至此成了我与少奇同志的最后永别！痛哉！悲哉！”
李老曾经感慨地说：“我们党的主要负责同志，包括各中央局第一书记都曾经是毛主席的紧密追随者，在他的领导下，无论我们执行的路线正确还是错误，对党所犯的错误我们这些负责同志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文革’中为什么要把党的领导干部统统打倒？我至今想不通（我是1971年被打倒的，党的十大被‘永远开除出党’）。少奇同志诞辰1０0周年时，中央文献研究室等单位来访，我向他们谈了一些了解的事情。在怀念少奇同志的同时，我倍感拨乱反正的必要，要让我们党和国家这段沉重的历史永远警示后人，永不再现！”
李老还经常充满感情地回忆起周总理。他说：“建国之前我们不在一起工作，那时我们见面的机会不多。建国后，特别是1954年‘高饶事件’发生后第一次大区撤销，我调中央任副秘书长，接触周总理的机会很多了。在党的八大上我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书记处几乎天天有会，总理也参加，但他责权分明，主要抓国务院的工作，中央书记处主要是小平同志负总责。1959年11月，由总理作为团长，我为副团长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前往苏联参加苏共二十一大。‘文革’时期可以说总理是我的直接领导，工作来往更加频繁，很多问题要向他请示汇报，有的问题他还要亲自去处理。我的回忆录下卷《“文革”十年》中记述了不少。周总理的伟大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忠诚地为我们党的解放事业和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为人民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李老谈到刘伯承元帅时说：“刘伯承同志在太行山的领导人里是年龄较大的，为人厚道，处事稳重。我们都把他当作师长，大家有问题愿意找他商议，听取他的意见。刘伯承同志负责作战指挥；下达作战命令，作战方案实施与否的最后决心是小平同志下，李达参谋长具体部署。从太行山到大别山我们的关系非常好。记得在转战大别山时，为吸引国民党重兵的战略意图，在大别山这块新区站住脚，刘、邓各带一部实行暂时的战略转移。小平同志带大部分主力部队，刘伯承同志带领司、政、后、中原局机关和一小部分部队与敌人周旋于大别山区。一次我们被敌人包围，刘伯承同志率领我们突围，由于事发紧急，人员杂乱，加上天黑大雾，很容易出问题，给行动造成不小的困难。果然我们中原局机关在天亮前和刘伯承同志的部队跑散了，当他发现后速令部队寻找。当时敌人就在周围，情况很危险，但他坚决与其他人员冒着极大风险原地不动，直至部队把我们找到会合后他才放下心来。我们见面时都很激动，据说刘伯承同志当时都掉了泪。刘伯承同志说：丢了中原局机关，丢了李雪峰（中原局副书记、组织部长）、张际春同志（二野政治部主任、中原局常委），我怎么向中央交代！所以说我们的友谊是经历过生死考验的。”
最后的嘱托
李老晚年时，特别是最后住院的几年里，常对我说：“我常常睡不着觉，想起很多事。想起故去的老领导、老战友和老同事们，惦念着他们的遗属。”大约是在1998年底的一天，他向我交代：你代表我和翟英同志去看望一下老同志们遗属，有刘伯承元帅的夫人汪荣华同志、李达将军的夫人张乃一同志、黄镇将军的夫人朱霖同志。李老嘱咐我向她们转达问候，告诉她们我已91岁，年老多病行动困难，翟英同志患癌症住进医院治疗，我们都不能亲往了，只好派秘书带去我的回忆录《太行十年》，以此来表达我们和已故老战友们的亲密友情以及对他们深深的思念。我遵嘱一一看望了她们，她们十分感谢李老和翟英同志的心意，都说很惦记雪峰同志和翟英同志，特别提到雪峰同志在太行山是有很大贡献的，小平同志曾多次讲过他是有功的。她们对雪峰同志晚年的境遇感到有所不平，对他能为党顾全大局的心胸表示敬佩。李老还特意派我代表他们看望已重病住院的老同志刘子厚、杨绍增。他们的神志都不清了，只有把李老的心意转达给他们的家属。我办完这些事后都一一报告给李老。他听后说，这算是了去了一档子心事。同时，他再次感叹自己不能亲自去见一见这些老人了！此外，李老让我与本地、外地的一些老同志联系，向他们要夫妇两人的照片。照片陆陆续续地寄来，我将它们装入小像册供他随时翻看。李老自己心里十分清楚，他与有些老同志很难再见上一面了。他说：“我们都老了，年轻一点的也有80多岁，我走不动，他们也不那么方便。他们寄来的像片我还可以常常看一看，就如同见面了。”
令人遗憾的是，李老所交代的事情不是件件都办成了。他能够理解，因为条件所限有一定困难，所以从来没有为难过我，这使我很感动。对于那些没有办完的事，李老是这样嘱咐我的：你如有机会联系到彭老总的亲属请转达我的问候，告诉她，我与彭总共事时关系很好，他尊重地方干部和知识分子，我很受感动，他死得冤枉。
李老说：杨勇同志去世前可能对我有误解，有机会要转告他夫人，“文革”期间杨勇同志在河北石家庄白求恩医院住院治病，他要出院时打电话来要见我，我带着秘书赶到医院，正巧在上楼时遇见了一个熟人，顺便在那里坐了一会儿，待我再到杨勇同志病房时，他已出院了。杨勇同志那时可能有话要对我讲，没有见到我，对我有了意见。“文革”前他是北京军区司令员，我是第一政委，我们搭档了好几年，关系一直是好的，在他生前我没有机会当面向他解释，是个遗憾！
陈毅是李老经常提到的，他说：有机会应该告诉陈老总的子女们，我和陈毅同志有很好的友谊关系，我们在中原时就很熟悉。“文革”时我们接触得更多，我常常想起那时的情景，佩服他的勇气。我喜欢他的那首“大雪压青松”的诗，他的性格就是那样。诸如此类的事情还有一些，遗憾的是我没能联系到这些已故老同志的亲属，因此也就没有把李老的心愿传达到，实属无奈，只有等机会了。
寄托哀思的话
李老是在1999年7月27日老伴去世当天住进协和医院的，没想到这一住就是3年零8个月。除去2０01年秋回过一次家外，他老人家再也没有离开过医院。李老那次回家是带着鼻饲管走的，那时他还能说话，向我交代他要找一些东西带回医院，主要是老像册和书。他到家后走遍每一个房间，环顾每一件东西。他走到自己的房间里，像往常一样坐在熟悉的书桌前，坐在他熟悉的沙发上，直到坐累了躺到自己的床上休息。那天从早上到下午，他就是迟迟不愿离去，谁要是催他回医院，他就发火。此刻他心里清楚，这是最后一次回家了，他多么想再停一会儿呀！回到医院后，他经常提起回家的事，看得出这是他最大的心愿。我们大家都承诺等他的病好一些一定再回家，我们也做了一些准备。但他的病反反复复，越来越重，大家再也没有机会履行这个“承诺”了。
自从李老住院后，我几乎每天去医院陪他。在他能讲话时我陪他聊天，题目不定，内容广泛；在他不能讲话时（气管切开后），我坐在他身旁用心来理解他的“话”。那时李老见到我都会有话要“说”。他眼睛望着我，嘴在不停地动着，肯定是在“说着”什么，或者像以往一样向我交代着什么，但我已永远听不到他熟悉的声音了，明白不了是什么意思。为了不使李老着急难过，我不时地点点头。他“说”一会儿，似乎明白了我听不到他的话，无奈地闭上眼睛。每当这时我都在他的耳边大声说：“我明白了，知道了。您别想太多的事，安心养病，病会慢慢地好起来的……”李老听后，有时点点头，有时摇摇头。我理解，点头是同意我说的前一句话，摇头是不同意我说的后一句自欺欺人的话。李老到了他生命的最后阶段，无论我说什么，老人家都是摇头了。
李老一生的革命经历是很丰富的。他亲身经历了共和国许多重大事件，参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党很多方针、政策的制定过程。他自参加革命以来一直在我党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从20世纪30年代初做白区党的工作，曾任山西互济会负责人，中共山西工委宣传部部长；1936年初担任北平市委书记、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抗战前夕任直中特委书记、平汉线省委宣传部长；抗战期间任冀豫晋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书记，太行区党委书记、太行军区政委，晋冀鲁豫中央局组织部部长；解放战争期间任二野十纵政委，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三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华中局常委、组织部部长；解放初期任中南局第二副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调中央工作，历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部长、中共中央工业工作部部长；1956年在党的八大和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1960年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在共和国厚重的历史篇章中，李老作为党的老一辈革命家，经历了我党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经历了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经历了“文革”动乱时期，经历了改革开放20年的巨变。李老有太多的话想说，但有些又不便说，我作为多年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员也不便多问，就这样直到他不能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