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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永定河是北京的母亲河。在当前国家积极推进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背景下，挖掘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自然和文化属性，扩展西山永定河的空间尺度，发挥其社会和经济两大效益，将其功能逐渐转移到满足首都人民日益增加的美好生活需求上来显得刻不容缓。本文从历史地理的视角对北京永定河的文化进行梳理，结合“文化廊道”概念，说明“文化廊道”对永定河的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方面的意义。
关键词：永定河;文化廊道;文化遗产保护规划
笛卡尔哲学把文化和自然视为一个分水岭。“文化”和“自然”环境被当作两个完全不同的实体来对待和研究，脱离了他们相互依赖的现实。郑云顺强调了两种更广泛的思想流派，探讨了文化和自然环境规划的整体方法，并使用韩国首尔作为案例，对城市处理文化和自然资源丰富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进行研究。[1]“文化廊道”一词，是在我国线性遗产区域整体性开发保护的大背景下提出的，它被认为是线性文化遗产研究的一个新视角。把新的思路应用于线性文化遗产研究，既创新了新时代下遗产区域保护的发展模式，又促进文化价值的深度发掘，还可以作为一种新型表达方式促进线性旅游产品落地。[2]本文通过对永定河的文化地理定位和文化资源的梳理，结合“文化廊道”概念，说明“文化廊道”对永定河的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的意义。
一、北京永定河的文化地理定位
永定河成为北京的母亲河，因为它不仅哺育着北京城市的发展，也孕育着北京文化。
（一）永定河与北京城的发展
永定河与北京城，一个是常于多变的生命源头，一个是文化深厚的历史名城。尹钧科曾从五方面论证永定河是北京的母亲河。首先，其地理区位为北京城提供具有优势的地理环境。其次，古渡口是北京城出现并扩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第三，河流为北京城市的发展提供丰富的水源。第四，中上游流域是古代北京城市建设的主要木柴源地。第五，河水分流进入北运河，对漕运的蓬勃发展也起到促进作用。
（二）永定河与北京文化
任何时期，人类的生存都依赖于适宜的自然环境作为条件，随着考古成果的不断出现，永定河流域发掘出的众多古人类遗址表明，该流域十分适合古人类的繁衍和生产生活。北京目前发掘到的遗址可以证明，永定河拥有距今时间最长、发掘最完整的古人类遗址，通过这些历史最悠久、保存最完整的发掘遗址可以证明：自从古人类活动在北京出现以来，古人类的发展几乎从未中断过。古聚落的出现，一方面可以促使古人类逐步开始向原始部落社会演进，另一方面，原始文化也随着社会进步而逐渐沉淀。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原始文化的发展也未曾停下脚步。
二、永定河的文化资源
永定河的文化资源之所以可以成为北京文化资源的核心内容，主要是两方面原因。第一，因为门头沟流域通过时间和文化上的沉淀，开始慢慢成为北方地区民俗的集聚与发散地，第二，北京作为五朝帝都，其特殊的政治属性促进北京永定河在全国的文化影响力不断扩张，成为整个流域的文化中心。
（一）门头沟流域是北方民俗的集聚和发散地
门头沟流域之所以是北方民俗的集聚与发散地，主要从三方面论述：第一个是妙峰山娘娘庙会规模空前，影响范围颇广，许多朝圣者来自京外的地方，其影响力覆盖整个北方大地。第二，庙会举办空前成功，吸引着全国各地的学者分析和研究，民俗学开始作为单独的一门学科出现;第三，该地区的民俗故事，民俗活动在民间保留较为完整，大多数民俗故事至今可以听到，部分民俗活动每年都有举办，对研究当代民俗学提供了最好的物证。
（二）北京永定河是全流域的文化核心
北京永定河文化是整个流域的文化核心。第一，北京作为五朝帝都，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性质决定了北京永定河文化的核心地位;二是从人类文明的世界发展史得到的规律，位于中下游地区的人类往往活动较为频繁，商业贸易较为活跃，是全流域的文化中心;最后，从文化的迁移运动看，文化中心区域通常在文化迁移的目的地。从元朝至今，北京一直都是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因地理优势明显，吸引了全国的不同种类的文化迁移到首都，所以北京也逐渐变为全国的文化中心。
三、“文化廊道”对永定河北京流域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的意义
（一）“遗产廊道”和“文化廊道”
“文化廊道”概念起源于美国的“遗产廊道”理论，并与近年来在世界遗产保护领域中出现的“文化线路”概念一直联系紧密。但是，在实际应用上，不同的学科体系具有不同的应用领域。“遗产廊道”是一种源自美国区域化的遗产保护战略方法，是一种线性“遗产区域”。[3]遗产廊道保护方式更具机动性、灵活性，它不仅泛指大范围区域性保护，也同样适应用于个体或某一特定区域的线性遗产保护。遗产廊道主要由四部分构成：历史遗产、绿色廊道、旅游步道、解说系统。[4]
（二）“文化廊道”的提出与探讨
进入新世纪，随着“文化廊道”的理念从国外引入国内，中国学者也在探讨如何将线性遗产在国内实际落地。其中陶犁教授谈到：在中国，线性遗产的保护规划在基础思想上与上述两种概念大致相同，但在国内的实际运用，网络设计在操作层级的问题，可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对其具体框架进行深入探讨。
（三）“文化廊道”对北京永定河的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的意义
“文化廊道”对北京永定河的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具有重要意义。主要依据如下：
第一，创新北京永定河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的必然趋势。北京永定河不管是文化环境，还是自然环境都以线性形式为载体，具有着丰富且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永定河的保护规划具有特殊性，因其时空跨度大、不同流域具有不同特征的原因，要求我们必须因地制宜，实地调研，创新和创造符合实际的保护规划方式。因此，基于线性遗产的角度，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北京永定河的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是十分必要的。
第二，挖掘北京永定河的多元文化价值。通过“文化廊道”概念将永定河作为整体保护规划，将其线路与环境、社区关系放在首位，研究其文化内涵，对永定河的原真性、完整性、以及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文化廊道”同时具有文化与自然两种属性，是一种合理的挖掘永定河多元文化价值的有效途径。
第三，可以形成一种新的永定河印象，成为永定河一种深刻的表达方式。“文化廊道”可以成为文化遗产保护的新的良方，通过跨越时空的故事将沿途风景、基础设施、乡村民俗、生态环境有机联系起来，以点、线、面不同形式的沉淀为新的文化旅游印象，给人们带来一种对文化与自然的全新体验。
第四，创新永定河旅游保护规划的思路和模式。“文化廊道”视角下的新思路，对北京永定河特色旅游线路设计、遗产保护方式升级、文化价值多层次挖掘等方面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四、结语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国拥有五千多年的华夏文明，并且区域差异较为明显，线性遗产具有空间差异大，时间跨度广，区域特性较为明显的特点，做好保护规划十分困难。保护规划好线性文化遗产，既有利于提升北京的城市文化品位、保持城市的历史风貌，也有利于为建设国际都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有形支撑。“文化廊道”视野下的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提供了一种研究线性遗产文化保護规划的新模式，笔者仅是对“文化廊道”概念与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在永定河这一案例的初次尝试，希望以后能更多参与其中。
参考文献：
[1]郑云顺.韩国首尔：遗产规划中的文化与自然概念.国际遗产研究杂志，2005，11：2，95-111.
[2]陶犁.“文化廊道”及旅游开发：一种新的线性遗产区域旅游开发思路[J].思想战线，2012，38（02）：99-103.
[3]李伟，俞孔坚，李迪华.遗产廊道与大运河整体保护的理论框架[J].城市问题，2004（01）：28-31+54.
[4]徐淑升.京杭大运河遗产廊道生态文化旅游开发探讨——以山东南段为例[J].旅游纵览（下半月），2017（02）：116-117.
作者简介：齐震宇（1995-），男，安徽阜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化遗产区域保护规划。
关键词：永定河;文化廊道;文化遗产保护规划
笛卡尔哲学把文化和自然视为一个分水岭。“文化”和“自然”环境被当作两个完全不同的实体来对待和研究，脱离了他们相互依赖的现实。郑云顺强调了两种更广泛的思想流派，探讨了文化和自然环境规划的整体方法，并使用韩国首尔作为案例，对城市处理文化和自然资源丰富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进行研究。[1]“文化廊道”一词，是在我国线性遗产区域整体性开发保护的大背景下提出的，它被认为是线性文化遗产研究的一个新视角。把新的思路应用于线性文化遗产研究，既创新了新时代下遗产区域保护的发展模式，又促进文化价值的深度发掘，还可以作为一种新型表达方式促进线性旅游产品落地。[2]本文通过对永定河的文化地理定位和文化资源的梳理，结合“文化廊道”概念，说明“文化廊道”对永定河的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的意义。
一、北京永定河的文化地理定位
永定河成为北京的母亲河，因为它不仅哺育着北京城市的发展，也孕育着北京文化。
（一）永定河与北京城的发展
永定河与北京城，一个是常于多变的生命源头，一个是文化深厚的历史名城。尹钧科曾从五方面论证永定河是北京的母亲河。首先，其地理区位为北京城提供具有优势的地理环境。其次，古渡口是北京城出现并扩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第三，河流为北京城市的发展提供丰富的水源。第四，中上游流域是古代北京城市建设的主要木柴源地。第五，河水分流进入北运河，对漕运的蓬勃发展也起到促进作用。
（二）永定河与北京文化
任何时期，人类的生存都依赖于适宜的自然环境作为条件，随着考古成果的不断出现，永定河流域发掘出的众多古人类遗址表明，该流域十分适合古人类的繁衍和生产生活。北京目前发掘到的遗址可以证明，永定河拥有距今时间最长、发掘最完整的古人类遗址，通过这些历史最悠久、保存最完整的发掘遗址可以证明：自从古人类活动在北京出现以来，古人类的发展几乎从未中断过。古聚落的出现，一方面可以促使古人类逐步开始向原始部落社会演进，另一方面，原始文化也随着社会进步而逐渐沉淀。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原始文化的发展也未曾停下脚步。
二、永定河的文化资源
永定河的文化资源之所以可以成为北京文化资源的核心内容，主要是两方面原因。第一，因为门头沟流域通过时间和文化上的沉淀，开始慢慢成为北方地区民俗的集聚与发散地，第二，北京作为五朝帝都，其特殊的政治属性促进北京永定河在全国的文化影响力不断扩张，成为整个流域的文化中心。
（一）门头沟流域是北方民俗的集聚和发散地
门头沟流域之所以是北方民俗的集聚与发散地，主要从三方面论述：第一个是妙峰山娘娘庙会规模空前，影响范围颇广，许多朝圣者来自京外的地方，其影响力覆盖整个北方大地。第二，庙会举办空前成功，吸引着全国各地的学者分析和研究，民俗学开始作为单独的一门学科出现;第三，该地区的民俗故事，民俗活动在民间保留较为完整，大多数民俗故事至今可以听到，部分民俗活动每年都有举办，对研究当代民俗学提供了最好的物证。
（二）北京永定河是全流域的文化核心
北京永定河文化是整个流域的文化核心。第一，北京作为五朝帝都，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性质决定了北京永定河文化的核心地位;二是从人类文明的世界发展史得到的规律，位于中下游地区的人类往往活动较为频繁，商业贸易较为活跃，是全流域的文化中心;最后，从文化的迁移运动看，文化中心区域通常在文化迁移的目的地。从元朝至今，北京一直都是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因地理优势明显，吸引了全国的不同种类的文化迁移到首都，所以北京也逐渐变为全国的文化中心。
三、“文化廊道”对永定河北京流域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的意义
（一）“遗产廊道”和“文化廊道”
“文化廊道”概念起源于美国的“遗产廊道”理论，并与近年来在世界遗产保护领域中出现的“文化线路”概念一直联系紧密。但是，在实际应用上，不同的学科体系具有不同的应用领域。“遗产廊道”是一种源自美国区域化的遗产保护战略方法，是一种线性“遗产区域”。[3]遗产廊道保护方式更具机动性、灵活性，它不仅泛指大范围区域性保护，也同样适应用于个体或某一特定区域的线性遗产保护。遗产廊道主要由四部分构成：历史遗产、绿色廊道、旅游步道、解说系统。[4]
（二）“文化廊道”的提出与探讨
进入新世纪，随着“文化廊道”的理念从国外引入国内，中国学者也在探讨如何将线性遗产在国内实际落地。其中陶犁教授谈到：在中国，线性遗产的保护规划在基础思想上与上述两种概念大致相同，但在国内的实际运用，网络设计在操作层级的问题，可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对其具体框架进行深入探讨。
（三）“文化廊道”对北京永定河的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的意义
“文化廊道”对北京永定河的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具有重要意义。主要依据如下：
第一，创新北京永定河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的必然趋势。北京永定河不管是文化环境，还是自然环境都以线性形式为载体，具有着丰富且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永定河的保护规划具有特殊性，因其时空跨度大、不同流域具有不同特征的原因，要求我们必须因地制宜，实地调研，创新和创造符合实际的保护规划方式。因此，基于线性遗产的角度，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北京永定河的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是十分必要的。
第二，挖掘北京永定河的多元文化价值。通过“文化廊道”概念将永定河作为整体保护规划，将其线路与环境、社区关系放在首位，研究其文化内涵，对永定河的原真性、完整性、以及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文化廊道”同时具有文化与自然两种属性，是一种合理的挖掘永定河多元文化价值的有效途径。
第三，可以形成一种新的永定河印象，成为永定河一种深刻的表达方式。“文化廊道”可以成为文化遗产保护的新的良方，通过跨越时空的故事将沿途风景、基础设施、乡村民俗、生态环境有机联系起来，以点、线、面不同形式的沉淀为新的文化旅游印象，给人们带来一种对文化与自然的全新体验。
第四，创新永定河旅游保护规划的思路和模式。“文化廊道”视角下的新思路，对北京永定河特色旅游线路设计、遗产保护方式升级、文化价值多层次挖掘等方面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四、结语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国拥有五千多年的华夏文明，并且区域差异较为明显，线性遗产具有空间差异大，时间跨度广，区域特性较为明显的特点，做好保护规划十分困难。保护规划好线性文化遗产，既有利于提升北京的城市文化品位、保持城市的历史风貌，也有利于为建设国际都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有形支撑。“文化廊道”视野下的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提供了一种研究线性遗产文化保護规划的新模式，笔者仅是对“文化廊道”概念与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在永定河这一案例的初次尝试，希望以后能更多参与其中。
参考文献：
[1]郑云顺.韩国首尔：遗产规划中的文化与自然概念.国际遗产研究杂志，2005，11：2，95-111.
[2]陶犁.“文化廊道”及旅游开发：一种新的线性遗产区域旅游开发思路[J].思想战线，2012，38（02）：99-103.
[3]李伟，俞孔坚，李迪华.遗产廊道与大运河整体保护的理论框架[J].城市问题，2004（01）：28-31+54.
[4]徐淑升.京杭大运河遗产廊道生态文化旅游开发探讨——以山东南段为例[J].旅游纵览（下半月），2017（02）：116-117.
作者简介：齐震宇（1995-），男，安徽阜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化遗产区域保护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