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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童年第一个好朋友叫红香，是同住一个院子的邻居。我们都是女孩子，年岁相当，她六岁，我七岁；命运也有些相似，家中都缺少一根顶梁柱——没有爸爸。不过红香并不认同这一点。因为我的父亲在抗日战场上牺牲了；她的父亲是早几年出门到上海去做工的。虽然一去就无音信，她还是说自己是有爸爸的。红香是家中的独苗，得到阿爸(祖父)、阿妈(祖母)和阿姐(我的家乡土话称母亲为阿姐)格外的宠爱，五六岁的人了，不是背，就是抱。大部分时间都粘在母亲身上。红香妈阿闺常说“金堂(红香爸)就只留这一根苗，怎么不值钱呢”。家乡土话有时十分直白，“值钱”是珍爱、宝贝的意思。阿闺好几次起意，想学孟姜女到上海寻夫，景瑶公(红香的祖父)不许，说是“乱世荒年，万一路上出点事情，怎样向金堂交待”。
阿闺眉清目秀，伶牙俐齿，还做得一手好针线。一块平平常常的花布，经过她七裁八剪，拼拼凑凑，就会变成红香身上一件时兴而好看的花衣服。看看她。比比我，我身上永古生世只穿男生的衣裳。因为下面有两个弟弟，我穿过的衣服还要给弟弟穿，所以我永远穿不上花衣裳。同班女生私下里常笑我是“半雌雄”。红香不但好看的衣裳多。每年端午节挂在胸前的香包也最新奇，最好看。有一年阿闺在裁缝店里讨得一块蓝色金丝绒的边角料，用它来做成小老鼠、小牛、小猪，用绿豆或芝麻做眼睛，鼠、牛、猪们都在红香的胸前跳来蹦去，一个个就像活的。看得我目不转睛，眼红极了。
红香让我羡慕到了妒忌的程度，我决定要作弄她一番。叫她难过难过。不知道是从哪儿得来的“灵感”，居然想出效仿算命拆字的办法，找来纸，又是绘画，又是写字，涂抹了十几张，一张张折起来叠好。成扇面样摊开。红香听说有新游戏好玩，高高兴兴地跑了来，抽了一张打开来看，只见上面画着一个女孩子胸前挂着只大老鼠，旁边还有几个字：“端午挂香包，”真骄傲!”她愣了一下，还没反应过来，我叫她再抽一张，这一张画着一个孩子趴在大人背上，边上有宇：“六岁勿生脚，要娘背来要娘抱!”她终于明白我是在挖苦她，连忙丢下手中的纸片，转身逃走了。
我和红香有时吵，有时好，好的时候常常挤坐在一起说悄悄话，话题经常围绕“父亲”展开。红香说她没有父亲和我没有父亲不一样。她的父亲是在上海赚大铜钱的，要赚许多许多铜钱再回来买田竖屋，“那时我们就不能够做邻舍家了”。
我问：“为什么就不能做邻舍家了呢?”
她说：“我家要搬出去住新屋了啊!”
我也不甘示弱，低声说出深藏在心头的幻想：“作兴(或许)我的爸爸也没有死，他被仙女摄去了，住在神仙洞府——过几年就会回来的。”
红香把嘴一撇：“你是在讲‘大头天话’吗?死了的人是不会活转来的!”
我还不服输，强辩说“戏里就有(忘记是哪一出戏了)。仙女喜欢上了一个读书人。就把他摄到洞府里去享福了”。
“那是做做戏啊。又不是真的。”
我无话可说。只好沉默。虽然被红香讥笑了一番，但有朝一日我爸爸会突然回家的幻想，却一直埋藏在心底深处，直到长大成人还未曾彻底打消：会不会像刘连仁那样突然从深山老林里跑出来呢?会不会像某个老华侨一样突然从海外归来呢?我的幻想没有实现。可红香的愿望也很快幻灭了。她从一个娇娇女径直变成灰姑娘。引起她变化的就是她一直寄托热望的父亲。
一天深夜，明堂(院子)里的人都睡静了。忽然有人敲大门，越敲越响：“我是金堂，金堂转来了，快快开门!开门!”那一年冬天。邻居应水云被镇公所雇用为打更巡夜的更夫。他刚刚打过三更回得家来，听到金堂敲门，连忙大声叫醒红香妈。阿闺连滚带爬跑去开门，果然是她日夜盼望的丈夫站在面前。不由得一把抱住，放声大哭：“金堂，金堂，你是天上脱落来的吗?”明堂里的大人个个都披衣起床，点起蜡烛来看金堂。那金堂灰头土脸，神色凄惶，他说：“日本人打进上海租界了，日本人和美国、英国都开打了。我做工的厂也关掉了，百姓四散逃命。又不通车，我是有车坐一段车，无车就走路，足足走了五六天才算到家。”大家异口同声地安慰：“平安归来就是喜；一家团圆就是福。”不一会儿，金瑶婆婆端来点心。家乡风俗，一碗面条边上卧两个白煮鸡蛋。邻居们这才陆续散去，为阿闺高兴之余，心里都添了几分沉重——日本人越来越近了。
第二天，红香兴高采烈地挨家挨户送糖果：“爸爸带回来的上海货!”包着花纸的糖果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爱不释手。在口袋里摸进摸出了几天舍不得吃掉。尤其令我惊讶的是用来盛糖果的小搪瓷盆：“哎呀，脸盆做得这么小，怎么洗脸呢?”母亲白了我一眼：“你呀真是乡下人。这不是脸盆。这是上海人吃饭的碗。”邻居们惊叹：“上海到底是大地方。连饭碗都要做成盆的样子。”
红香爸归家，我们明堂里着实热闹了一阵，每天吃了晚饭就有许多人聚在他家听他讲上海新闻：日本人在金山卫登陆。见人就杀，见屋就烧，上海乡下死人无数；日本飞机在上海最热闹的地方丢炸弹，炸得东一只大腿，西一只手臂……金堂也讲上海风光，国际饭店有廿几层高，朝屋顶望一眼，头上的帽子会落到地上，好像被落帽风吹脱一样。金堂讲话生动幽默，很吸引人，邻近几个明堂都有人来听，讲到深更半夜，听客们才各怀一腔心事叹息着散去。老年人往往心情沉重：但愿日本人不要到我们这里来。年轻人另有所思：但愿今生今世能到上海游一游。我也是一个忠实听众，回家睡觉时总是心怀惆怅：红香家就要买田竖屋住新房了，以后红香再不会和我做邻居了。而我那个和仙女一起住在神仙洞府里的爸爸何时才能回来呢?
头几日金堂讲“新闻”的时候，红香总是坐在她爸爸怀里撒娇嬉闹，后来看不到她坐怀撒娇了。几个月之后偶尔在半夜里听到红香的哭声。第二天又看到她畏畏缩缩在明堂里晾晒被子。原来她自小就有尿床的毛病，从前阿闺总是尽力瞒着大家，晒被子的时候，不是说打翻菜盅，就是说有跳蚤咬人，从不讲是女儿尿床。金堂归来不久，红香就受到嫌弃，不仅被逐出母亲的怀抱，还被赶下了母亲的雕花大床。不久，阿闺怀孕了。生下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红香就更不“值钱”了，无论冬夏都只能睡在床前的踏脚板上。她脸上的神色越来越凄楚。晾晒的被褥也越来越旧，最后变成一堆七零八落的破棉絮。我后悔当初不该欺侮红香，很想多和她玩玩，可惜她又要抱弟弟，又要洗尿布，还要做许多家务事，根本没有工夫(时间)，和小伙伴们都渐渐地疏远了。
有一天她在池塘石埠头上洗尿布。我坐在塘沿钓虾。她忽然对我说：“还是像你一样死了爸爸好!”我愣了一下，没有明白她的意思。她又冷冷地补了几句：“从前我和你天天想阿爸回家，现在我不晓得阿爸到底有什么好，有什么用。还是像你没有阿爸好。”红香端着一盆尿布走了，我坐在塘边胡思乱想：如果我阿爸回来了。难道也会像金堂那样凶吗?不会的，我可不尿床!
一天下午，阿闺神秘兮兮地闪进我家，从怀里拿出一封信，轻声轻气地对我母亲说： “我上街买东西，剃头店小章给我这封信(那时镇上的邮局由剃头店代办)，说是，金堂的信。他不在家，我又是亮眼瞎子，你先望望，信是哪里寄来的?会勿会是女人写来的?”
我母亲看了一眼，说“上海寄来的”。随后抽出信纸读起来。当读到“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这一句时，我禁不住插嘴问：“什么是‘三秋’啊?”母亲叫我不要搅扰，阿闺说：“什么意思?我也听不懂哩。”“意思就是一天勿见面，就像三年见勿着一样想念。‘三秋’就是三个秋天，也就是三年的意思。”
“我早料到他被上海狐狸精迷住了。六年呀，我和红香等了六年，想勿到回得家来又嫌我绕过小脚难看，又嫌红香有尿臊臭难闻。随便我们怎样待他好，他都勿中意，勿称心。红香这样罪过(可怜)，我也心痛呀，可除了顺着他又有什么法子呢!、他动辄就要去上海，去上海。阿莲(我母亲的名字)你说我怨心不怨心!”阿闺边哭边诉，恨得咬牙切齿。
“他要走?现在城里人都逃到乡下来。他走到哪里去?真有心走，当初不会逃转来了。吓吓人的，不要相信。”听了一番劝解，阿闺好像宽心了一点，擦干眼泪到灶间把信烧掉，嘱咐我“不要和金堂讲，也不要和红香讲，随便哪个都不能讲”。我重重地点了点头，表示定会守住这天大的秘密。从此我记住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这句俗语。
过了几年，我母亲参加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一家人都离开家乡，从此与红香断了联系。
时光流逝，又过了四十年。1980年外婆逝世，我回家乡奔丧，又见到阿闺，问起金堂和红香，阿闺说，金堂已经死去好几年了。日本人投降之后，他又吵着要回上海去。赌咒发誓一定会挣钱养家。谁知这一去又如龙归大海，没了音信。解放初，何闺真的到上海寻夫，也真的找到了。可是他早就另讨老婆成了家(是那个‘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根本不理睬她，连家门都不让她踏进一步，说急了还动手打人，就像当年打红香一样绝情。阿闺哭着到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政府找我母亲“做主”。可惜我母亲不是“包龙图”，她只是区政府的一个普通工作人员。无法帮她撑腰，只能把阿闺领到区政科找科长，问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这个“新社会的秦香莲”。科长说，大小老婆是旧社会遗留的问题，在上海这样的事情很多，也很复杂，一下子解决不了。科长出了个主意：可以到法院去告他，叫他出儿女抚养费，不出，就让他坐班房。阿闺说，假使金堂坐了班房，那和死不归家有什么两样?只会更恨我。她擦干眼泪回家乡，独力承担起抚育儿女的责任。千辛万苦把红香姐弟俩拉扯大。
没想到金堂老了之后。却又厚着脸皮回家乡找阿闺了。据说他在上海的几个儿女先后结婚成家，那个“如隔三秋”大概也过世了，儿女们都嫌他多余，对他没有一点好脸色，老金堂无可奈何只好又回到老家。阿闺说：“他无情，我不能无义，我收留他。他真的是回家来养老的，来享福的，一日三餐，饭碗一放就到街上东坐坐，西靠靠。讲来讲去还是上海‘国际饭店’的落帽风、‘大世界’的什么什么，别人都听厌了，他还是那几句。，我没有难为他，一直服侍到他老死。今生今世只有他欠我，我总是对得住他的。”
我问起红香的情况，阿闺说她很好，结婚之后在外地安家，多年没有转来了。我问红香的通信地址，她说：“我哪里记得牢，只有红香的阿弟才晓得，他上班去了，等他下班你再来吧。”第二天我再去问。连阿闺一时也找不到了。就这样我和红香完全断了联系。不过我经常想起她，想念我童年同病相怜的小伙伴。我想告诉红香，我那天天盼望被仙女摄到神仙洞府里去的会突然归来的父亲，终于没有再出现，一张烈士证让我彻底打消“魂兮归来”的梦幻。“文革”后父亲被政府追认为烈士，我是烈属。
阿闺眉清目秀，伶牙俐齿，还做得一手好针线。一块平平常常的花布，经过她七裁八剪，拼拼凑凑，就会变成红香身上一件时兴而好看的花衣服。看看她。比比我，我身上永古生世只穿男生的衣裳。因为下面有两个弟弟，我穿过的衣服还要给弟弟穿，所以我永远穿不上花衣裳。同班女生私下里常笑我是“半雌雄”。红香不但好看的衣裳多。每年端午节挂在胸前的香包也最新奇，最好看。有一年阿闺在裁缝店里讨得一块蓝色金丝绒的边角料，用它来做成小老鼠、小牛、小猪，用绿豆或芝麻做眼睛，鼠、牛、猪们都在红香的胸前跳来蹦去，一个个就像活的。看得我目不转睛，眼红极了。
红香让我羡慕到了妒忌的程度，我决定要作弄她一番。叫她难过难过。不知道是从哪儿得来的“灵感”，居然想出效仿算命拆字的办法，找来纸，又是绘画，又是写字，涂抹了十几张，一张张折起来叠好。成扇面样摊开。红香听说有新游戏好玩，高高兴兴地跑了来，抽了一张打开来看，只见上面画着一个女孩子胸前挂着只大老鼠，旁边还有几个字：“端午挂香包，”真骄傲!”她愣了一下，还没反应过来，我叫她再抽一张，这一张画着一个孩子趴在大人背上，边上有宇：“六岁勿生脚，要娘背来要娘抱!”她终于明白我是在挖苦她，连忙丢下手中的纸片，转身逃走了。
我和红香有时吵，有时好，好的时候常常挤坐在一起说悄悄话，话题经常围绕“父亲”展开。红香说她没有父亲和我没有父亲不一样。她的父亲是在上海赚大铜钱的，要赚许多许多铜钱再回来买田竖屋，“那时我们就不能够做邻舍家了”。
我问：“为什么就不能做邻舍家了呢?”
她说：“我家要搬出去住新屋了啊!”
我也不甘示弱，低声说出深藏在心头的幻想：“作兴(或许)我的爸爸也没有死，他被仙女摄去了，住在神仙洞府——过几年就会回来的。”
红香把嘴一撇：“你是在讲‘大头天话’吗?死了的人是不会活转来的!”
我还不服输，强辩说“戏里就有(忘记是哪一出戏了)。仙女喜欢上了一个读书人。就把他摄到洞府里去享福了”。
“那是做做戏啊。又不是真的。”
我无话可说。只好沉默。虽然被红香讥笑了一番，但有朝一日我爸爸会突然回家的幻想，却一直埋藏在心底深处，直到长大成人还未曾彻底打消：会不会像刘连仁那样突然从深山老林里跑出来呢?会不会像某个老华侨一样突然从海外归来呢?我的幻想没有实现。可红香的愿望也很快幻灭了。她从一个娇娇女径直变成灰姑娘。引起她变化的就是她一直寄托热望的父亲。
一天深夜，明堂(院子)里的人都睡静了。忽然有人敲大门，越敲越响：“我是金堂，金堂转来了，快快开门!开门!”那一年冬天。邻居应水云被镇公所雇用为打更巡夜的更夫。他刚刚打过三更回得家来，听到金堂敲门，连忙大声叫醒红香妈。阿闺连滚带爬跑去开门，果然是她日夜盼望的丈夫站在面前。不由得一把抱住，放声大哭：“金堂，金堂，你是天上脱落来的吗?”明堂里的大人个个都披衣起床，点起蜡烛来看金堂。那金堂灰头土脸，神色凄惶，他说：“日本人打进上海租界了，日本人和美国、英国都开打了。我做工的厂也关掉了，百姓四散逃命。又不通车，我是有车坐一段车，无车就走路，足足走了五六天才算到家。”大家异口同声地安慰：“平安归来就是喜；一家团圆就是福。”不一会儿，金瑶婆婆端来点心。家乡风俗，一碗面条边上卧两个白煮鸡蛋。邻居们这才陆续散去，为阿闺高兴之余，心里都添了几分沉重——日本人越来越近了。
第二天，红香兴高采烈地挨家挨户送糖果：“爸爸带回来的上海货!”包着花纸的糖果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爱不释手。在口袋里摸进摸出了几天舍不得吃掉。尤其令我惊讶的是用来盛糖果的小搪瓷盆：“哎呀，脸盆做得这么小，怎么洗脸呢?”母亲白了我一眼：“你呀真是乡下人。这不是脸盆。这是上海人吃饭的碗。”邻居们惊叹：“上海到底是大地方。连饭碗都要做成盆的样子。”
红香爸归家，我们明堂里着实热闹了一阵，每天吃了晚饭就有许多人聚在他家听他讲上海新闻：日本人在金山卫登陆。见人就杀，见屋就烧，上海乡下死人无数；日本飞机在上海最热闹的地方丢炸弹，炸得东一只大腿，西一只手臂……金堂也讲上海风光，国际饭店有廿几层高，朝屋顶望一眼，头上的帽子会落到地上，好像被落帽风吹脱一样。金堂讲话生动幽默，很吸引人，邻近几个明堂都有人来听，讲到深更半夜，听客们才各怀一腔心事叹息着散去。老年人往往心情沉重：但愿日本人不要到我们这里来。年轻人另有所思：但愿今生今世能到上海游一游。我也是一个忠实听众，回家睡觉时总是心怀惆怅：红香家就要买田竖屋住新房了，以后红香再不会和我做邻居了。而我那个和仙女一起住在神仙洞府里的爸爸何时才能回来呢?
头几日金堂讲“新闻”的时候，红香总是坐在她爸爸怀里撒娇嬉闹，后来看不到她坐怀撒娇了。几个月之后偶尔在半夜里听到红香的哭声。第二天又看到她畏畏缩缩在明堂里晾晒被子。原来她自小就有尿床的毛病，从前阿闺总是尽力瞒着大家，晒被子的时候，不是说打翻菜盅，就是说有跳蚤咬人，从不讲是女儿尿床。金堂归来不久，红香就受到嫌弃，不仅被逐出母亲的怀抱，还被赶下了母亲的雕花大床。不久，阿闺怀孕了。生下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红香就更不“值钱”了，无论冬夏都只能睡在床前的踏脚板上。她脸上的神色越来越凄楚。晾晒的被褥也越来越旧，最后变成一堆七零八落的破棉絮。我后悔当初不该欺侮红香，很想多和她玩玩，可惜她又要抱弟弟，又要洗尿布，还要做许多家务事，根本没有工夫(时间)，和小伙伴们都渐渐地疏远了。
有一天她在池塘石埠头上洗尿布。我坐在塘沿钓虾。她忽然对我说：“还是像你一样死了爸爸好!”我愣了一下，没有明白她的意思。她又冷冷地补了几句：“从前我和你天天想阿爸回家，现在我不晓得阿爸到底有什么好，有什么用。还是像你没有阿爸好。”红香端着一盆尿布走了，我坐在塘边胡思乱想：如果我阿爸回来了。难道也会像金堂那样凶吗?不会的，我可不尿床!
一天下午，阿闺神秘兮兮地闪进我家，从怀里拿出一封信，轻声轻气地对我母亲说： “我上街买东西，剃头店小章给我这封信(那时镇上的邮局由剃头店代办)，说是，金堂的信。他不在家，我又是亮眼瞎子，你先望望，信是哪里寄来的?会勿会是女人写来的?”
我母亲看了一眼，说“上海寄来的”。随后抽出信纸读起来。当读到“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这一句时，我禁不住插嘴问：“什么是‘三秋’啊?”母亲叫我不要搅扰，阿闺说：“什么意思?我也听不懂哩。”“意思就是一天勿见面，就像三年见勿着一样想念。‘三秋’就是三个秋天，也就是三年的意思。”
“我早料到他被上海狐狸精迷住了。六年呀，我和红香等了六年，想勿到回得家来又嫌我绕过小脚难看，又嫌红香有尿臊臭难闻。随便我们怎样待他好，他都勿中意，勿称心。红香这样罪过(可怜)，我也心痛呀，可除了顺着他又有什么法子呢!、他动辄就要去上海，去上海。阿莲(我母亲的名字)你说我怨心不怨心!”阿闺边哭边诉，恨得咬牙切齿。
“他要走?现在城里人都逃到乡下来。他走到哪里去?真有心走，当初不会逃转来了。吓吓人的，不要相信。”听了一番劝解，阿闺好像宽心了一点，擦干眼泪到灶间把信烧掉，嘱咐我“不要和金堂讲，也不要和红香讲，随便哪个都不能讲”。我重重地点了点头，表示定会守住这天大的秘密。从此我记住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这句俗语。
过了几年，我母亲参加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一家人都离开家乡，从此与红香断了联系。
时光流逝，又过了四十年。1980年外婆逝世，我回家乡奔丧，又见到阿闺，问起金堂和红香，阿闺说，金堂已经死去好几年了。日本人投降之后，他又吵着要回上海去。赌咒发誓一定会挣钱养家。谁知这一去又如龙归大海，没了音信。解放初，何闺真的到上海寻夫，也真的找到了。可是他早就另讨老婆成了家(是那个‘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根本不理睬她，连家门都不让她踏进一步，说急了还动手打人，就像当年打红香一样绝情。阿闺哭着到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政府找我母亲“做主”。可惜我母亲不是“包龙图”，她只是区政府的一个普通工作人员。无法帮她撑腰，只能把阿闺领到区政科找科长，问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这个“新社会的秦香莲”。科长说，大小老婆是旧社会遗留的问题，在上海这样的事情很多，也很复杂，一下子解决不了。科长出了个主意：可以到法院去告他，叫他出儿女抚养费，不出，就让他坐班房。阿闺说，假使金堂坐了班房，那和死不归家有什么两样?只会更恨我。她擦干眼泪回家乡，独力承担起抚育儿女的责任。千辛万苦把红香姐弟俩拉扯大。
没想到金堂老了之后。却又厚着脸皮回家乡找阿闺了。据说他在上海的几个儿女先后结婚成家，那个“如隔三秋”大概也过世了，儿女们都嫌他多余，对他没有一点好脸色，老金堂无可奈何只好又回到老家。阿闺说：“他无情，我不能无义，我收留他。他真的是回家来养老的，来享福的，一日三餐，饭碗一放就到街上东坐坐，西靠靠。讲来讲去还是上海‘国际饭店’的落帽风、‘大世界’的什么什么，别人都听厌了，他还是那几句。，我没有难为他，一直服侍到他老死。今生今世只有他欠我，我总是对得住他的。”
我问起红香的情况，阿闺说她很好，结婚之后在外地安家，多年没有转来了。我问红香的通信地址，她说：“我哪里记得牢，只有红香的阿弟才晓得，他上班去了，等他下班你再来吧。”第二天我再去问。连阿闺一时也找不到了。就这样我和红香完全断了联系。不过我经常想起她，想念我童年同病相怜的小伙伴。我想告诉红香，我那天天盼望被仙女摄到神仙洞府里去的会突然归来的父亲，终于没有再出现，一张烈士证让我彻底打消“魂兮归来”的梦幻。“文革”后父亲被政府追认为烈士，我是烈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