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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中顾委常委、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河南省委第一书记、铁道部部长等职的段君毅，于2004年逝世。而1945年就入党的段君毅长子段存让，一直工作生活在河南范县老家。让人想不到的是，这位前中共元老的儿子离休前仅是个副科级干部，段存让的儿子仅是个村干部。现在，年逾八旬的他像一个普通村民一样，住在农村，屋内设施简单。同样是“官二代”，段存让一家的清白干净震撼了很多人。2011年1月4日，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造访了段存让家，段家的朴素生活和不搞特殊化的品质，让他感叹不已。
出生后很少见到父亲
1929年夏，段存让出生在山东省濮县（今河南范县）白衣阁村。他的母亲是当地一位士绅家的闺秀，知书达理。从幼时到长大，段存让很少看到父亲的身影。
抗日战争中，段存让作为随军家属和母亲一起四处辗转。抗战结束后，颠沛流离的段存让随母亲回到了老家。
受父亲的影响，1945年，年仅16岁的段存让由白衣阁村完小老师朱士聪介绍入党，宣誓时墙上贴的“中国共产党党旗”是用纸剪成的。
父亲家书展现的坦荡胸怀
1952年，从冀鲁豫建国学院学习五年归来的段存让，在家乡的一个学校参加了工作，他的妻子杨素月也是一名普通教师。
这一年，先后担任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等职的段君毅调到了北京工作，担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他亲自领导和指挥建设了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洛阳拖拉机制造厂等大型企业。
1947年土地改革时，段存让家因有田地200多亩，有雇工，还有骡子、马等生产工具，故被划为地主成分。“地主的儿子”段存让在“文革”时也未逃脱被冲击和批斗的命运。
段存让在教师岗位上一直干到“文革”后期，才调到了范县农业局工作。1978年10月，段君毅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
段存让说，父亲对他们要求非常严格，从来不让亲人找他办事。父亲不但自己不照顾我们，也不让他的下属照顾我们。因此虽然单位领导知道我的父亲是谁，但工作上对我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不搞特殊化。
段存让的三儿媳在县城上班，时任中顾委常委的父亲到濮阳视察，她想让爷爷说句话给换个工作。段君毅说，濮阳的领导，他一个也不认识，给顶了回来。
1979年，段存让被调到了县委统战部，主要负责“文革”期间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1991年，他从统战部离休。
段存让家中珍藏着一个“父亲教子集”，里边有父亲写给他的几封信。
1978年10月，段君毅在给段存让的信中说：“我已调河南省工作”，“你们都不要来，我现在还住招待所，而且工作很忙，你要告诉亲友都不要来，来了我也不便见你们，你应当懂得这个道理。告诉你姑姑，想我时可到北京去，最近我回北京和她见面。此事必须这样做，不多嘱。我将来要到范县去一次。”
1979年1月1日，段君毅在信中对段存让说：我从北京回来忙得很，一时不能回家，但旧历年前或年后总要回去看一下。范县过去工作很不好，乡亲们生活很困难，我心里很不安。
“你们家生活总比别人家还好一点，你要争气，不要沾公家的便宜，否则不会有好处，你们都知道我是按党的原则办事的，对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我是不会同情的”。“告诉乡亲们都不要到郑州来，你更不要来，我刚到河南诸事都不方便，来此不利，反而有影响，期望你懂得，反正旧历年前后我是要回家的，到范县去一次，到时再详细谈一下。”
1979年1月19日，段君毅接到段存让计划为祖母去世10周年举行纪念活动的信，马上回了下面一封信：“信收到，你谈到为你祖母去世10周年举行纪念活动的问题，这是封建习惯，也是你们封建思想作怪。要告诉亲友一概不能办，你们要办了，一定会影响我的工作和名誉，我不但不给一分钱，反而要批评你们。我到范县时还要向全县声明，是你们办的错事。此事证明你们思想太落后了，我实在不高兴。”
父亲坚决不让亲属“走后门”
1979年正月初六，到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的段君毅回到了他阔别30多年的故乡范县。
但是，段君毅没有前呼后拥，而是悄悄地回来了。他先到了自己的村庄白衣阁，在家仅逗留了几个小时，应接不暇地接待着一群群前来看望的父老乡亲，他和大家亲切交谈、问寒问暖。
临走时，他从身上掏出600元钱，对段存让和一个侄子说：“我在外边的时间久了，不很了解家乡情况，你和村干部商议，把这点钱分给生活困难的军烈属和五保户。这是我的工资，乡亲们不要嫌少。”
段君毅回到县城后，闻讯赶到白衣阁的亲友知他去了县城，就又追到县城，想见见他。县委、县政府的领导考虑到段君毅的身体健康，认为一位69岁的老人长途坐车，在家又没顾上休息，想让他养养神再说，就让大家第二天再来。
颠簸了一天的段君毅静下来，想起好久没有给北京的家里写信了，就让随行的工作人员去街上买信纸信封。范县负责接待的同志听说后，就到管理员那儿去拿信纸信封，当时的县委财务管理员想借机见一见段君毅，他拿着信纸信封跟他们一块送去。段君毅接过带有中共范县县委字样的信纸和信封说：“我是要给家里写信，怎么能用公用信笺呢？谢谢！请您拿回去吧！”
段存让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这次回范县，父亲参加了中共范县县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在会上，父亲动情地说，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范县的老百姓作出了很大的牺牲。当时，濮阳、范县两县的青年踊跃参军。他们在部队英勇作战，跨越大别山，挺进大西南，为解放全中国立下了战功。然而，现在咱们范县农村的生产情况怎么样呢？我们要把“文革”时期所造成的损失补回来。大会之后，父亲参加了分组讨论，认真听取大家的意见和建议，了解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他还特意会见了自己在抗战时期的老房东——范县颜村铺村的老支书刘福至。
最为父亲牵挂的亲人
段君毅最挂念的就是段存让，总认为他子女多，负担重，所以他资助在外上学的段存让的女儿段淑岩。有一次他给她寄去绒衣绒裤各一件；另有一次则寄去50元，让她寒假回家做路费。
段存让虽然是段君毅的长子，但是他没受到高干家庭生活环境的熏陶，有的却是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实诚劲。在范县，人们称段存让为“段老大”，有关他的一个故事在范县几乎是家喻户晓。
“文革”期间，段君毅生病在京住院，段存让从老家到北京陪护父亲。一天，周恩来总理去医院看望他父亲。大家照了面，段君毅对周恩来介绍：“这是我在老家的大儿子。”对段存让说：“这是你周伯伯。”简单的寒暄过后，周总理关心地问段存让：“下面形势还好吗？”段存让说话比较实在，说：“好啥！胡搞！”段存让说的是实话、实情，但是他直来直去的话语还是让周围的人感到尴尬。
段君毅最牵挂的另一个人就是他的姐姐段士成。她有五个孩子，两个儿子早已大学毕业，是国家工作人员。她跟大儿子在河北省通县居住，大儿子夫妇对老人十分孝顺。既然这样，段君毅为什么对她的事还一直牵肠挂肚呢？
原来，段士成的丈夫毛宜轩也是一个老革命，1939他参加八路军后转战南北，留给家人的是恐惧和担心。建国后，他被分配到山东省单县工作。1954年，年仅46岁的毛宜轩，因戎马生活落下的疾病，医治无效而去世。
看着悲痛欲绝的姐姐和五个尚未成年的子女，段君毅劝道：“姐，别哭了。好好照顾孩子和老人，你的事我管一辈子！”
几十年来，段君毅说到做到。那时，段士成的大儿子毛训军刚考上初中，段君毅怕他失学，也不管自己经济有多困难、政治上遇到什么坎坷，每年总是给毛训军寄100多元钱。当时毛训军在学校一个月的伙食费才6元，一年寄这么多，毛训军的吃、穿、用全有了。初、高中六年和大学五年，他给毛训军寄钱从不间断。后来，毛训军的二弟上学，段君毅又供给六年。
清白干净的家风打动人心
段存让离休后就回到白衣西街村（原白衣阁村），在老家的宅基地上盖起了一座普通的院落。
2011年1月4日上午，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造访了段存让。两张旧式沙发，一张木头矮桌，这就是段家堂屋最显眼的摆设。与这摆设形成对比的，是条几上摆放着的一张段君毅的大尺寸遗像。四周墙壁上，挂着段君毅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领导人的合影。
卢展工关切地询问他的健康状况、生活情况和工作经历。卢展工环顾段家四壁，望着他与国家领导人的合影，深有感触地说：“段君毅同志是我们党的优秀党员，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我党高级干部，他一生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顽强奋斗、鞠躬尽瘁，做出了重大贡献。他这么赫赫有名，你们却一点也不搞特殊。”
说到此，卢展工有点动情地对段存让说：“老段你干了一辈子也就是一个副科级干部，儿子也就是个村干部，与普通村民一样，住着这么简单的房子，用着这么旧的家具，难能可贵啊！”
但是，段存让也私下里利用父亲的关系办了一件事，但那是为集体办的。20世纪50年代，就在父亲调到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后，因为地方购买不到稀缺的拖拉机，公社领导托他到北京找他父亲帮忙。考虑到父亲不让“走后门”，段存让没敢找他，而是通过父亲的秘书购买了两台拖拉机，也没有让父亲知道。
（责编雷蕾）
出生后很少见到父亲
1929年夏，段存让出生在山东省濮县（今河南范县）白衣阁村。他的母亲是当地一位士绅家的闺秀，知书达理。从幼时到长大，段存让很少看到父亲的身影。
抗日战争中，段存让作为随军家属和母亲一起四处辗转。抗战结束后，颠沛流离的段存让随母亲回到了老家。
受父亲的影响，1945年，年仅16岁的段存让由白衣阁村完小老师朱士聪介绍入党，宣誓时墙上贴的“中国共产党党旗”是用纸剪成的。
父亲家书展现的坦荡胸怀
1952年，从冀鲁豫建国学院学习五年归来的段存让，在家乡的一个学校参加了工作，他的妻子杨素月也是一名普通教师。
这一年，先后担任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等职的段君毅调到了北京工作，担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他亲自领导和指挥建设了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洛阳拖拉机制造厂等大型企业。
1947年土地改革时，段存让家因有田地200多亩，有雇工，还有骡子、马等生产工具，故被划为地主成分。“地主的儿子”段存让在“文革”时也未逃脱被冲击和批斗的命运。
段存让在教师岗位上一直干到“文革”后期，才调到了范县农业局工作。1978年10月，段君毅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
段存让说，父亲对他们要求非常严格，从来不让亲人找他办事。父亲不但自己不照顾我们，也不让他的下属照顾我们。因此虽然单位领导知道我的父亲是谁，但工作上对我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不搞特殊化。
段存让的三儿媳在县城上班，时任中顾委常委的父亲到濮阳视察，她想让爷爷说句话给换个工作。段君毅说，濮阳的领导，他一个也不认识，给顶了回来。
1979年，段存让被调到了县委统战部，主要负责“文革”期间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1991年，他从统战部离休。
段存让家中珍藏着一个“父亲教子集”，里边有父亲写给他的几封信。
1978年10月，段君毅在给段存让的信中说：“我已调河南省工作”，“你们都不要来，我现在还住招待所，而且工作很忙，你要告诉亲友都不要来，来了我也不便见你们，你应当懂得这个道理。告诉你姑姑，想我时可到北京去，最近我回北京和她见面。此事必须这样做，不多嘱。我将来要到范县去一次。”
1979年1月1日，段君毅在信中对段存让说：我从北京回来忙得很，一时不能回家，但旧历年前或年后总要回去看一下。范县过去工作很不好，乡亲们生活很困难，我心里很不安。
“你们家生活总比别人家还好一点，你要争气，不要沾公家的便宜，否则不会有好处，你们都知道我是按党的原则办事的，对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我是不会同情的”。“告诉乡亲们都不要到郑州来，你更不要来，我刚到河南诸事都不方便，来此不利，反而有影响，期望你懂得，反正旧历年前后我是要回家的，到范县去一次，到时再详细谈一下。”
1979年1月19日，段君毅接到段存让计划为祖母去世10周年举行纪念活动的信，马上回了下面一封信：“信收到，你谈到为你祖母去世10周年举行纪念活动的问题，这是封建习惯，也是你们封建思想作怪。要告诉亲友一概不能办，你们要办了，一定会影响我的工作和名誉，我不但不给一分钱，反而要批评你们。我到范县时还要向全县声明，是你们办的错事。此事证明你们思想太落后了，我实在不高兴。”
父亲坚决不让亲属“走后门”
1979年正月初六，到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的段君毅回到了他阔别30多年的故乡范县。
但是，段君毅没有前呼后拥，而是悄悄地回来了。他先到了自己的村庄白衣阁，在家仅逗留了几个小时，应接不暇地接待着一群群前来看望的父老乡亲，他和大家亲切交谈、问寒问暖。
临走时，他从身上掏出600元钱，对段存让和一个侄子说：“我在外边的时间久了，不很了解家乡情况，你和村干部商议，把这点钱分给生活困难的军烈属和五保户。这是我的工资，乡亲们不要嫌少。”
段君毅回到县城后，闻讯赶到白衣阁的亲友知他去了县城，就又追到县城，想见见他。县委、县政府的领导考虑到段君毅的身体健康，认为一位69岁的老人长途坐车，在家又没顾上休息，想让他养养神再说，就让大家第二天再来。
颠簸了一天的段君毅静下来，想起好久没有给北京的家里写信了，就让随行的工作人员去街上买信纸信封。范县负责接待的同志听说后，就到管理员那儿去拿信纸信封，当时的县委财务管理员想借机见一见段君毅，他拿着信纸信封跟他们一块送去。段君毅接过带有中共范县县委字样的信纸和信封说：“我是要给家里写信，怎么能用公用信笺呢？谢谢！请您拿回去吧！”
段存让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这次回范县，父亲参加了中共范县县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在会上，父亲动情地说，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范县的老百姓作出了很大的牺牲。当时，濮阳、范县两县的青年踊跃参军。他们在部队英勇作战，跨越大别山，挺进大西南，为解放全中国立下了战功。然而，现在咱们范县农村的生产情况怎么样呢？我们要把“文革”时期所造成的损失补回来。大会之后，父亲参加了分组讨论，认真听取大家的意见和建议，了解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他还特意会见了自己在抗战时期的老房东——范县颜村铺村的老支书刘福至。
最为父亲牵挂的亲人
段君毅最挂念的就是段存让，总认为他子女多，负担重，所以他资助在外上学的段存让的女儿段淑岩。有一次他给她寄去绒衣绒裤各一件；另有一次则寄去50元，让她寒假回家做路费。
段存让虽然是段君毅的长子，但是他没受到高干家庭生活环境的熏陶，有的却是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实诚劲。在范县，人们称段存让为“段老大”，有关他的一个故事在范县几乎是家喻户晓。
“文革”期间，段君毅生病在京住院，段存让从老家到北京陪护父亲。一天，周恩来总理去医院看望他父亲。大家照了面，段君毅对周恩来介绍：“这是我在老家的大儿子。”对段存让说：“这是你周伯伯。”简单的寒暄过后，周总理关心地问段存让：“下面形势还好吗？”段存让说话比较实在，说：“好啥！胡搞！”段存让说的是实话、实情，但是他直来直去的话语还是让周围的人感到尴尬。
段君毅最牵挂的另一个人就是他的姐姐段士成。她有五个孩子，两个儿子早已大学毕业，是国家工作人员。她跟大儿子在河北省通县居住，大儿子夫妇对老人十分孝顺。既然这样，段君毅为什么对她的事还一直牵肠挂肚呢？
原来，段士成的丈夫毛宜轩也是一个老革命，1939他参加八路军后转战南北，留给家人的是恐惧和担心。建国后，他被分配到山东省单县工作。1954年，年仅46岁的毛宜轩，因戎马生活落下的疾病，医治无效而去世。
看着悲痛欲绝的姐姐和五个尚未成年的子女，段君毅劝道：“姐，别哭了。好好照顾孩子和老人，你的事我管一辈子！”
几十年来，段君毅说到做到。那时，段士成的大儿子毛训军刚考上初中，段君毅怕他失学，也不管自己经济有多困难、政治上遇到什么坎坷，每年总是给毛训军寄100多元钱。当时毛训军在学校一个月的伙食费才6元，一年寄这么多，毛训军的吃、穿、用全有了。初、高中六年和大学五年，他给毛训军寄钱从不间断。后来，毛训军的二弟上学，段君毅又供给六年。
清白干净的家风打动人心
段存让离休后就回到白衣西街村（原白衣阁村），在老家的宅基地上盖起了一座普通的院落。
2011年1月4日上午，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造访了段存让。两张旧式沙发，一张木头矮桌，这就是段家堂屋最显眼的摆设。与这摆设形成对比的，是条几上摆放着的一张段君毅的大尺寸遗像。四周墙壁上，挂着段君毅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领导人的合影。
卢展工关切地询问他的健康状况、生活情况和工作经历。卢展工环顾段家四壁，望着他与国家领导人的合影，深有感触地说：“段君毅同志是我们党的优秀党员，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我党高级干部，他一生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顽强奋斗、鞠躬尽瘁，做出了重大贡献。他这么赫赫有名，你们却一点也不搞特殊。”
说到此，卢展工有点动情地对段存让说：“老段你干了一辈子也就是一个副科级干部，儿子也就是个村干部，与普通村民一样，住着这么简单的房子，用着这么旧的家具，难能可贵啊！”
但是，段存让也私下里利用父亲的关系办了一件事，但那是为集体办的。20世纪50年代，就在父亲调到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后，因为地方购买不到稀缺的拖拉机，公社领导托他到北京找他父亲帮忙。考虑到父亲不让“走后门”，段存让没敢找他，而是通过父亲的秘书购买了两台拖拉机，也没有让父亲知道。
（责编雷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