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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新四军第五师，大多数人会很自然地想到李先念、郑位三、陈少敏等老一辈革命家。而刘少卿，这位当时被称为新四军第五师“总长”的新四军第五师参谋长却鲜为人知。那么，刘少卿到底何许人也?
刘少卿，1910年9月30日生于湖北省黄冈市团风镇刘家屋基。少时家贫，7岁时，其父做小生意被骗，讨债的人一度甚至把家里的锅扛走。为分担家庭的重荷，年幼的他被迫外出帮工和当放牛娃。正是这贫困的生活，给他上了人生的第一课，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造反”的种子。
1926年，当北伐的洪流席卷两湖区域的时候，黄冈团风镇的革命形势也如火如荼。未满16岁的刘少卿担任了团风二区的工人纠察队的分队长和儿童团长，率领着一群小伙伴四处破除迷信，还协助妇女协会宣传妇女解放、剪发和放足。大革命失败后，团风被白色恐怖笼罩，刘在亲友的帮助下逃到武昌，投入由叶剑英任团长的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的教导团当兵。其时，教导团的共产党组织正准备把这支队伍带向南昌，去参加起义。但到九江后，被张发奎包围缴械。随后，几经曲折，他被调到广州的第二方面军警卫团第三营参加了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被俘，因年幼冒充勤务兵幸免于难，被留在第四军第十二师继续当兵。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在部队秘密转移中，他借机开小差逃离。在回家途中经过长沙时，适逢红三军团进攻长沙，他正式加入红军，如一个久别家乡的游子终于回到母亲的怀抱。由于他认识几个字，在当时文盲扎堆的红军队伍里属于“知识分子”，仅过两天就被任命为机关枪连班长。
当红军不到一个星期，刘少卿就在一天内连立两功。长沙被红三军团攻克后，国民党调集重兵向长沙反扑，红三军团被迫撤出长沙。在撤退中，他带领全班14人负责押运全团在长沙的筹款。这笔款子不是如今通用的纸票子，而是白花花、硬梆梆的大洋，一块就有七钱五毫重，450块一包用黑布包着，一个人只能挑两包。红军不许拉夫，担子由雇来的老百姓挑着，到了目的地再按路程远近付款。此时，国民党军队不断堵截，子弹乱飞，炮弹爆炸，挑银圆的老百姓哪见过这阵势，一害怕扔下担子就跑，任凭刘少卿如何呼喊，都一去不回头。就在这一片乱哄哄中，前面敌人的机关枪又如炒豆子般响了起来，阻挡着队伍的撤退。连长见此情形，忙命令刘少卿：“先把挑子放下，把敌人机关枪火力点消灭掉再走!”
当时，红军的装备低劣，刘少卿所在的连虽号称机关枪连，但只有两挺机关枪，而刘少卿所在的班一共才只有3枝步枪，每枝枪仅20发子弹，其他的都是梭镖。这点可怜的家伙实在没法和敌人的炮火比。因此，要打掉敌人的机关枪火力点谈何容易。他冷静地思考了一下，让班里的3个好手拿枪分3个方向、3个地点散开，彼此相隔200米左右。他自己举着一面红绿信号旗指挥，约定举一下旗第一个人放一枪，举两下第二个人放二枪，举三下第三个人放三枪。这么一来，3枝枪竟然引得敌人机枪左左右右忙不过来。这时，他把信号旗交给一名战士拿着，继续吸引敌人注意力，自己则操起梭镖带着剩下的人喊着“缴枪不杀”，直冲到敌人机枪阵地前。敌人一下就慌了神，赶紧分解机枪扛上就跑。那时的重机枪非常笨重，一挺机枪分开要6个人扛才能搬动，3个人搬枪身，1个人扛驮鞍，2个人扛三脚架。结果前面4个敌人刚扛上枪身和驮鞍逃走，刘少卿带领战士就已经冲上来了，最后2个扛三脚架的敌人行动稍微迟缓，刚把三脚架扛上肩，刘少卿就扑了上去，一把抓住三脚架用力一拉，敌兵已经胆寒，立即放手逃走，三脚架就归刘少卿了。消灭了敌人的机枪火力点，缴获了一个三脚架，这对红军来说是难得的重武器部件了，刘少卿立了当红军后的第一功。随后，在纷繁复杂的战场上又冒着生命危险，带领全班战士经过千辛万苦把银圆担子挑了回去，解决了全团很长一段时间的给养问题，全团上下皆大欢喜，自然又是功劳一件。
由于刘少卿英勇善战，颇有谋略，在第四次反“围剿”接近尾声时就担任了前身是叶挺独立团的红二十八团团长。在长征途中，他一度成为先锋官——担任红一军团先遣支队支队长。红军到达延安后，他曾担任陇东游击支队的司令员、“抗大”游击战术主任教员等。
1938年11月，他被调到军委一局担任作战科长。也就在这一年的春节，一局科以上干部一起去给毛泽东拜年，毛泽东很高兴，一一跟他们握手，握到刘少卿时听出了他是湖北口音：“你是个‘九头鸟’呀，小伙子，今年多大了?”“28岁了。”这是刘少卿第一次和毛泽东面对面讲话。就这么见了一次面，毛泽东竟然记住了这只“九头鸟”，7年后，刘少卿从北平军调部回到延安，在机场又见到了毛泽东，还没等刘少奇、彭德怀等介绍，毛泽东就跟他打招呼：“我知道你，我们又见面了，你这只‘九头鸟’!只是你叫什么名字呢?”这当然是后话了。
1939年，急切希望早日走上抗日战场的刘少卿的革命战争生涯出现了一个重大转折。4月上旬，时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的刘少奇到军委点名要找刘少卿。原来，当时设在河南确山竹沟的中原局急需军事干部，由于刘少卿有丰富的斗争经验，而且老家离竹沟较近，可谓人地两熟，便于开展工作，于是中组部就向刘少奇推荐他为中原局军事部参谋长。在刘少奇的动员下，刘少卿愉快地接受了党赋予的重任，于7月23日，到达竹沟。到竹沟后，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决定派他担任即将成立的由李先念为司令员、陈少敏为政委的“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的参谋长。1940年1月，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召开了正式成立大会，刘少卿正式走马上任，成为了李先念主要的军事助手。他的军事生涯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在这里，他真正成为了一位叱咤风云的名将。
刘少卿上任不久，就带领队伍和鬼子进行了第一次交手。1940年1月中旬，他带着电台和特务营两个连启程前往当时豫鄂边区党委所在地京山八字门。在途中，“抗日十人团”的秘密情报员送来情报，称不到半小时前，日本鬼子有200多人由少数伪军和穿便衣的汉奸带路，正向八字门方向去了，可能要袭击那里。刘少卿一听就着了急，八字门是边区党委所在地，朱理治、陈少敏等边区领导人身边没有多少武装，要是受到鬼子的袭击将十分危险。当时天还未亮，刘少卿就迅速做出部署：一方面派人火速抄小路赶往八字门，向边区党委报告敌情；另一方面命特务营副营长带一个排和轻机枪，立即轻装出发，追上敌人，不惜任何代价和牺牲，一定要把敌人拖住，他自己率营主力紧随先头排疾进。经过急行军，天刚破晓，终于在丁家冲追上鬼子。当下便令司号员吹响冲锋号，特务营主力从先头排两翼展开，把鬼子们装进兜里。也就在这时，他从望远镜里看见丁家冲背后山上有许多穿军装和不穿军装的男男女女，中间还有一个很显眼的西方女人，他们有的向山上转移，有的向鬼子射击。刘少卿这边枪一响，冲锋号一吹，鬼子们听到四周枪声四起，以为中了埋伏，立马阵脚大乱，如同被猎人的枪声惊吓的野兔一样，左冲右突夺路逃命，哪里还顾得上找便宜。
部队开进了丁家冲，老百姓兴高采烈地都来欢迎。刘少卿急问刚才后山上打枪的是什么队伍。老百姓笑嘻嘻地大声说：“那是我们京山有名的新四军陈政委陈大脚(陈少敏)。”不一会，弄清了情况的陈少敏等下了山，刘少卿赶紧去迎接。在陈少敏的介绍下，刘少卿才知道那个西方女人是史沫特莱，她来根据地考察、采访。陈少敏为保证安全以防万一，特意带着十几个干部和一个警卫排陪同她。这次鬼子偷袭，一方面由于陈少敏名气太大，另一方面就是因为她是一个外国女人，太引人注目，以致走漏风声。这时，史沫特莱一边和刘少卿握手一边笑着问翻译这位刘少卿和刘少奇是不是同胞兄弟?陈少敏笑言：“哪里哪里，少奇同志是个‘湖南骡子’，这位却是个‘九头鸟’。”
当天下午，刘少卿率领队伍，护送陈、史两位回到八字门。史沫特莱激动地对朱理治等边区领导说：“在大后方常常听到这样那样的歪曲、污蔑新四军不打日本的消息。今天一早随陈大姐一起，亲眼看到她和这位刘参谋长亲自指挥夹击日军，打得非常漂亮。我亲眼看到新四军指战员是那么勇敢冲锋，真是锐不可挡，使我终生难忘。我要向美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报道我在敌后的见闻。”
从此，刘少卿就驰骋在豫鄂边区的抗日战场上，屡立战功。1941年4月，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五师。刘少卿仍任参谋长。4月30日，中央军委公布了新四军各师军政委员会名单，刘少卿为第五师的4个委员(李先念、任质斌、刘少卿、陈少敏)之一。刘少卿出色的指挥才能使李先念对他很满意，他对刘少卿说，你战术娴熟，以后军事上的事情你多费心，我则多做政治工作。那时部队番号变化频繁，各地独立团队和军分区等地方部队纷纷成立，到处都有“参谋长”这个职务，大家呼来唤去常常弄混，于是李先念说干脆就叫刘少卿“总长”。于是，刘少卿这个豫鄂边区级别最高的参谋长，逐渐就被大家呼为“总长”。以致解放很多年后，当年的老部下见到他还是“总长”“总长”的叫。
1945年初，由于种种原因，刘少卿从新四军第五师参谋长的职务调离，正式结束了“总长”生涯。1946年初，刘少卿接到新的使命：到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工作，担任了中共代表团的情报科长。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了山东军区滨海独立军分区司令员、华野东线兵团参谋长、三野南下干部纵队司令员、华东局铁路公安局长兼警备司令员等职；解放后，他又先后担任华东局副秘书长、军委训练总监部下属的陆军战斗训练部副部长等，1955年授少将军衔。那时，不少人为自己的军衔高低多方计较。毛主席就曾说过：“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授衔时。”按刘少卿的资历、功劳与名气，他的少将军衔在很多人眼里是明显偏低了。于是有人来鼓动他一同向上级发牢骚，但他对此一概回绝，从不参与此类讨论。有时个别首长也向他提到此事，他也都保持沉默的态度。
授衔后，一次在怀仁堂开会，刘少卿见到了早在中央苏区时期就已熟悉的邓颖超大姐。他非常高兴，跟邓大姐开起了玩笑：“当初在瑞金，总理留着大胡子，就像一个牧师。”邓大姐听了大笑：“你那时还是个小孩子呢，乱讲一通!”
1963年，刘少卿就开始“赋闲”。这一“赋闲”，对他来说，其实也是一种幸运。“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很少有人贴他这个“逍遥派”的大字报，基本上平安无事，没有受到什么冲击。但他的个人政治品格决定了他一不攀附权贵、二不落井下石，直到1975年，他才被任命为总参军训部“顾问”。
“文革”结束后，原中原地区因为平反问题到北京上访的人员激增，进不了师长的门，就往刘少卿这个“总长”家里闯。高潮的时候，他家里所有房子都住得满满的，不但地上和桌子上睡了人，连早上一开门，门口都睡着人。刘少卿对那些境遇不佳的老同志，总是尽可能予以帮助。
1982年，他挂靠在已经缩编为军级单位的军训部按正兵团级离休。离休后，他一直住在北京王府井菜厂胡同的一个四合院。2003年3月13日16时33分，刘少卿将军安详地走完了他的人生旅途。
刘少卿，1910年9月30日生于湖北省黄冈市团风镇刘家屋基。少时家贫，7岁时，其父做小生意被骗，讨债的人一度甚至把家里的锅扛走。为分担家庭的重荷，年幼的他被迫外出帮工和当放牛娃。正是这贫困的生活，给他上了人生的第一课，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造反”的种子。
1926年，当北伐的洪流席卷两湖区域的时候，黄冈团风镇的革命形势也如火如荼。未满16岁的刘少卿担任了团风二区的工人纠察队的分队长和儿童团长，率领着一群小伙伴四处破除迷信，还协助妇女协会宣传妇女解放、剪发和放足。大革命失败后，团风被白色恐怖笼罩，刘在亲友的帮助下逃到武昌，投入由叶剑英任团长的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的教导团当兵。其时，教导团的共产党组织正准备把这支队伍带向南昌，去参加起义。但到九江后，被张发奎包围缴械。随后，几经曲折，他被调到广州的第二方面军警卫团第三营参加了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被俘，因年幼冒充勤务兵幸免于难，被留在第四军第十二师继续当兵。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在部队秘密转移中，他借机开小差逃离。在回家途中经过长沙时，适逢红三军团进攻长沙，他正式加入红军，如一个久别家乡的游子终于回到母亲的怀抱。由于他认识几个字，在当时文盲扎堆的红军队伍里属于“知识分子”，仅过两天就被任命为机关枪连班长。
当红军不到一个星期，刘少卿就在一天内连立两功。长沙被红三军团攻克后，国民党调集重兵向长沙反扑，红三军团被迫撤出长沙。在撤退中，他带领全班14人负责押运全团在长沙的筹款。这笔款子不是如今通用的纸票子，而是白花花、硬梆梆的大洋，一块就有七钱五毫重，450块一包用黑布包着，一个人只能挑两包。红军不许拉夫，担子由雇来的老百姓挑着，到了目的地再按路程远近付款。此时，国民党军队不断堵截，子弹乱飞，炮弹爆炸，挑银圆的老百姓哪见过这阵势，一害怕扔下担子就跑，任凭刘少卿如何呼喊，都一去不回头。就在这一片乱哄哄中，前面敌人的机关枪又如炒豆子般响了起来，阻挡着队伍的撤退。连长见此情形，忙命令刘少卿：“先把挑子放下，把敌人机关枪火力点消灭掉再走!”
当时，红军的装备低劣，刘少卿所在的连虽号称机关枪连，但只有两挺机关枪，而刘少卿所在的班一共才只有3枝步枪，每枝枪仅20发子弹，其他的都是梭镖。这点可怜的家伙实在没法和敌人的炮火比。因此，要打掉敌人的机关枪火力点谈何容易。他冷静地思考了一下，让班里的3个好手拿枪分3个方向、3个地点散开，彼此相隔200米左右。他自己举着一面红绿信号旗指挥，约定举一下旗第一个人放一枪，举两下第二个人放二枪，举三下第三个人放三枪。这么一来，3枝枪竟然引得敌人机枪左左右右忙不过来。这时，他把信号旗交给一名战士拿着，继续吸引敌人注意力，自己则操起梭镖带着剩下的人喊着“缴枪不杀”，直冲到敌人机枪阵地前。敌人一下就慌了神，赶紧分解机枪扛上就跑。那时的重机枪非常笨重，一挺机枪分开要6个人扛才能搬动，3个人搬枪身，1个人扛驮鞍，2个人扛三脚架。结果前面4个敌人刚扛上枪身和驮鞍逃走，刘少卿带领战士就已经冲上来了，最后2个扛三脚架的敌人行动稍微迟缓，刚把三脚架扛上肩，刘少卿就扑了上去，一把抓住三脚架用力一拉，敌兵已经胆寒，立即放手逃走，三脚架就归刘少卿了。消灭了敌人的机枪火力点，缴获了一个三脚架，这对红军来说是难得的重武器部件了，刘少卿立了当红军后的第一功。随后，在纷繁复杂的战场上又冒着生命危险，带领全班战士经过千辛万苦把银圆担子挑了回去，解决了全团很长一段时间的给养问题，全团上下皆大欢喜，自然又是功劳一件。
由于刘少卿英勇善战，颇有谋略，在第四次反“围剿”接近尾声时就担任了前身是叶挺独立团的红二十八团团长。在长征途中，他一度成为先锋官——担任红一军团先遣支队支队长。红军到达延安后，他曾担任陇东游击支队的司令员、“抗大”游击战术主任教员等。
1938年11月，他被调到军委一局担任作战科长。也就在这一年的春节，一局科以上干部一起去给毛泽东拜年，毛泽东很高兴，一一跟他们握手，握到刘少卿时听出了他是湖北口音：“你是个‘九头鸟’呀，小伙子，今年多大了?”“28岁了。”这是刘少卿第一次和毛泽东面对面讲话。就这么见了一次面，毛泽东竟然记住了这只“九头鸟”，7年后，刘少卿从北平军调部回到延安，在机场又见到了毛泽东，还没等刘少奇、彭德怀等介绍，毛泽东就跟他打招呼：“我知道你，我们又见面了，你这只‘九头鸟’!只是你叫什么名字呢?”这当然是后话了。
1939年，急切希望早日走上抗日战场的刘少卿的革命战争生涯出现了一个重大转折。4月上旬，时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的刘少奇到军委点名要找刘少卿。原来，当时设在河南确山竹沟的中原局急需军事干部，由于刘少卿有丰富的斗争经验，而且老家离竹沟较近，可谓人地两熟，便于开展工作，于是中组部就向刘少奇推荐他为中原局军事部参谋长。在刘少奇的动员下，刘少卿愉快地接受了党赋予的重任，于7月23日，到达竹沟。到竹沟后，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决定派他担任即将成立的由李先念为司令员、陈少敏为政委的“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的参谋长。1940年1月，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召开了正式成立大会，刘少卿正式走马上任，成为了李先念主要的军事助手。他的军事生涯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在这里，他真正成为了一位叱咤风云的名将。
刘少卿上任不久，就带领队伍和鬼子进行了第一次交手。1940年1月中旬，他带着电台和特务营两个连启程前往当时豫鄂边区党委所在地京山八字门。在途中，“抗日十人团”的秘密情报员送来情报，称不到半小时前，日本鬼子有200多人由少数伪军和穿便衣的汉奸带路，正向八字门方向去了，可能要袭击那里。刘少卿一听就着了急，八字门是边区党委所在地，朱理治、陈少敏等边区领导人身边没有多少武装，要是受到鬼子的袭击将十分危险。当时天还未亮，刘少卿就迅速做出部署：一方面派人火速抄小路赶往八字门，向边区党委报告敌情；另一方面命特务营副营长带一个排和轻机枪，立即轻装出发，追上敌人，不惜任何代价和牺牲，一定要把敌人拖住，他自己率营主力紧随先头排疾进。经过急行军，天刚破晓，终于在丁家冲追上鬼子。当下便令司号员吹响冲锋号，特务营主力从先头排两翼展开，把鬼子们装进兜里。也就在这时，他从望远镜里看见丁家冲背后山上有许多穿军装和不穿军装的男男女女，中间还有一个很显眼的西方女人，他们有的向山上转移，有的向鬼子射击。刘少卿这边枪一响，冲锋号一吹，鬼子们听到四周枪声四起，以为中了埋伏，立马阵脚大乱，如同被猎人的枪声惊吓的野兔一样，左冲右突夺路逃命，哪里还顾得上找便宜。
部队开进了丁家冲，老百姓兴高采烈地都来欢迎。刘少卿急问刚才后山上打枪的是什么队伍。老百姓笑嘻嘻地大声说：“那是我们京山有名的新四军陈政委陈大脚(陈少敏)。”不一会，弄清了情况的陈少敏等下了山，刘少卿赶紧去迎接。在陈少敏的介绍下，刘少卿才知道那个西方女人是史沫特莱，她来根据地考察、采访。陈少敏为保证安全以防万一，特意带着十几个干部和一个警卫排陪同她。这次鬼子偷袭，一方面由于陈少敏名气太大，另一方面就是因为她是一个外国女人，太引人注目，以致走漏风声。这时，史沫特莱一边和刘少卿握手一边笑着问翻译这位刘少卿和刘少奇是不是同胞兄弟?陈少敏笑言：“哪里哪里，少奇同志是个‘湖南骡子’，这位却是个‘九头鸟’。”
当天下午，刘少卿率领队伍，护送陈、史两位回到八字门。史沫特莱激动地对朱理治等边区领导说：“在大后方常常听到这样那样的歪曲、污蔑新四军不打日本的消息。今天一早随陈大姐一起，亲眼看到她和这位刘参谋长亲自指挥夹击日军，打得非常漂亮。我亲眼看到新四军指战员是那么勇敢冲锋，真是锐不可挡，使我终生难忘。我要向美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报道我在敌后的见闻。”
从此，刘少卿就驰骋在豫鄂边区的抗日战场上，屡立战功。1941年4月，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五师。刘少卿仍任参谋长。4月30日，中央军委公布了新四军各师军政委员会名单，刘少卿为第五师的4个委员(李先念、任质斌、刘少卿、陈少敏)之一。刘少卿出色的指挥才能使李先念对他很满意，他对刘少卿说，你战术娴熟，以后军事上的事情你多费心，我则多做政治工作。那时部队番号变化频繁，各地独立团队和军分区等地方部队纷纷成立，到处都有“参谋长”这个职务，大家呼来唤去常常弄混，于是李先念说干脆就叫刘少卿“总长”。于是，刘少卿这个豫鄂边区级别最高的参谋长，逐渐就被大家呼为“总长”。以致解放很多年后，当年的老部下见到他还是“总长”“总长”的叫。
1945年初，由于种种原因，刘少卿从新四军第五师参谋长的职务调离，正式结束了“总长”生涯。1946年初，刘少卿接到新的使命：到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工作，担任了中共代表团的情报科长。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了山东军区滨海独立军分区司令员、华野东线兵团参谋长、三野南下干部纵队司令员、华东局铁路公安局长兼警备司令员等职；解放后，他又先后担任华东局副秘书长、军委训练总监部下属的陆军战斗训练部副部长等，1955年授少将军衔。那时，不少人为自己的军衔高低多方计较。毛主席就曾说过：“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授衔时。”按刘少卿的资历、功劳与名气，他的少将军衔在很多人眼里是明显偏低了。于是有人来鼓动他一同向上级发牢骚，但他对此一概回绝，从不参与此类讨论。有时个别首长也向他提到此事，他也都保持沉默的态度。
授衔后，一次在怀仁堂开会，刘少卿见到了早在中央苏区时期就已熟悉的邓颖超大姐。他非常高兴，跟邓大姐开起了玩笑：“当初在瑞金，总理留着大胡子，就像一个牧师。”邓大姐听了大笑：“你那时还是个小孩子呢，乱讲一通!”
1963年，刘少卿就开始“赋闲”。这一“赋闲”，对他来说，其实也是一种幸运。“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很少有人贴他这个“逍遥派”的大字报，基本上平安无事，没有受到什么冲击。但他的个人政治品格决定了他一不攀附权贵、二不落井下石，直到1975年，他才被任命为总参军训部“顾问”。
“文革”结束后，原中原地区因为平反问题到北京上访的人员激增，进不了师长的门，就往刘少卿这个“总长”家里闯。高潮的时候，他家里所有房子都住得满满的，不但地上和桌子上睡了人，连早上一开门，门口都睡着人。刘少卿对那些境遇不佳的老同志，总是尽可能予以帮助。
1982年，他挂靠在已经缩编为军级单位的军训部按正兵团级离休。离休后，他一直住在北京王府井菜厂胡同的一个四合院。2003年3月13日16时33分，刘少卿将军安详地走完了他的人生旅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