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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沉沦》自发表始，便有研究者从性、国家、传统等角度进行切入，研究其作为时代病的代表作所具有的典型意义。但是细读《沉沦》会发现，同胞和长兄都被沉沦者纳入了仇敌之列，这已超脱出宏大的国家意识。本文意图以此为出发点，探讨沉沦者对待“他者”的悖论，展现出在人格病掩盖下现代自我的特性，并在此基础上讨论沉沦者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复杂同构关系。
【关键词】：《沉沦》；他者；现代性自我；现代民族国家
一、泛化的仇敌：“中国同学”与“长兄”的他者化
“复仇”是贯穿《沉沦》的一个词语，每当这“卑怯者”受了辱，第一想到的便是自言自语式的“复仇”话语。例如，当他的日本同学“个个都同春来的燕雀似的，在那里作乐”时，他却坐在座位上“锁了愁眉”一言不发，起了复仇的心：
“他们都是日本人，他们都是我的仇敌，我总有一天来复仇，我总要复他们的仇。”[1]
这时，可以说个人怨恨（希望他的同学来对他讲些话，他们却自管自家去寻欢乐去）因无处可发而上升到了国家仇恨（他们都是日本人，我总要复他们的仇），并以此获得了存在的合理性。自此，个人性的自卑感以民族性的自卑感被感知，宏大的国家主体依靠个人的受辱而得以表现。
然而，仇敌并非止于作为民族对立面的日本人，而是延伸到了作为同胞的”中国同学“，乃至于作为至亲的“长兄”：
他的几个中国同学，怎么也不能理解他的心理。……因此都说他是染了神经病了。他听了这话之后，对了那几个中国学生一样，起了一种复仇的心。[2]
他同他的长兄，为了一些儿细事，竟生起龃龉来。他发了一封长长的信，寄到北京，同他的兄长绝了交。……他因为想复他兄长的仇，所以就把所学的医科丢弃了……[3]
国家意义的提升在这里无处安放，事实上，“中国同学”与“长兄”此时并非作为民族的对立面，而是作为主人公“自我”的对立面而被他者化了。正如兀自坐在课桌却很希望获得些日本同学的关注一般，寻访中国同学并非探讨国家民族要义而不过是想要“得些同情”，而当中国同学“都说他是染了神经病了”时，他便将其与那些看到他的愁容便“抱头奔散”的日本同学并列了。可以说，没有获得同情/关注/肯定是主人公之所以怨恨他者的原因，即当自我/主体遭遇否定的时候，便“起了复仇的心”。
这一点在他与长兄的绝交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他的长兄本来 “为人正直得很，在部里办事，铁面无私，并且比一般部内的人物又多了一些学识”，是一位品德学识双修的“善人”，但是这场“发始于他的”绝交，经过主体的过滤，反而得出“长兄是一个恶人，他自家是一个善人”的结论。
当我们把视角从外部民族性转而投向内部的个体时，悖论便产生了：沉沦者对于同为弱国同胞的同学与长兄，也将其并入了仇敌之列。由此看来，处于中心性地位的主體不容侵犯，并非仅仅源于因弱小国民而产生的卑怯心理，同时也是与看似病态的现代性自我相关。因为现代性个体与传统相比最具标出性的一点便在于个性主义的张扬，即对自我的绝对性肯定。正是由于对自我的过度关注，才会产生过度“卑怯”的敏感心理，从这个意义上说，“沉沦者”与“狂人”在对他者“看”的敏感性方面有了某种同质性：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4]
……
远远有一个农夫，拖了一车野菜慢慢的走来。那农夫同他擦过的时候，突然对他说：
“你早啊！”
他倒惊了一跳，那清瘦的脸上，又起了一层红潮，胸前又乱跳起来，他心里想：难道这农夫也知道了么？“[5]
……
他们所送的秋波，不是单送给那三个日本人的么？唉！唉！她们已经知道了，已经知道我是支那人了，否则她们何以不来看我一眼呢！[6]
“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而现在“精神分外爽快”的状态，事实上是经过了“启蒙”之后的现代性自我，于是“我”才开始关注异己的外界，并发现了质疑自我的“吃人”。同样地，零余者对那农夫与女学生的敏感，实际上也是现代性自我关注本体的要求所致。
返归到文章开头，在定义这个“孤冷得可怜”的沉沦者时，作者用了“早熟的性情”加以解释他零余于众人的原因：
他的早熟的性情，竟把他挤到与世人绝不相容的境地去，世人与他的中间介在的那一道屏障，愈筑愈高了。[7]
此处“早熟”，指的便是处于异国的沉沦者在接受了西方文明的冲击后所产生了现代性主体，成熟=现代，在进化论意义上两者都表明跨入更高阶段的状态，而沉沦者的个体觉醒相比于周围人更早，便造成了他“与世人不相容的境地”。
事实上，沉沦者的早熟，并非开始于日本时期。其自我的觉醒，在”富春江上的一个小市“的故乡，便开始萌生发展，这说明留日受到的屈辱，只是这一现代性自我在特定环境下与国家自我相契合而产生的感受。
例如，在回述早年在故国的经历时，笔墨几乎全部集中于沉沦者在学校间辗转不定的经历。早在从县立小学堂卒业后，他就“换来换去的换中学堂”，因为“依他自己讲来，他以为他一个人同别的同学不同，不能按部就班的同他们在一处求学的”[8]；在杭州教会大学上预科时，也“总有些反抗的意思”，“因为他是一个爱自由的人，对那些迷信的管束，怎么也不甘心服从”[9]。
自觉意识到主体的异质性，并对管束力产生对抗与质疑，这本身便是主体之独立性的展现。觉醒了的个体接受到异国的冲击后，对个体的强烈关注从“对抗”转向了“卑怯”，但其卑怯发生的根源在国家宏大命题之下却遭遇了遗忘。
二、国家与个人的现代同构：个的觉醒与他者映射自我
通过上述论证，沉沦者的形象不再是忧国忧民的时代病代表，而成为了现代自我的代表。那么，此时应当如何理解他对于日本同学的复仇？《沉沦》中时不时出现的“祖国啊，我的死是你害我的”等国家意义的话语又该如何解释？ 事实上，在现代之初出现的个体与国家具有某种同构性，但这种同构性并非源于希望祖国早日富强的国家意识，而是源于注重个体主体性的现代意识。总的说来，这一同构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两者都面临着“个的觉醒”，即面临对“主体把控地位”的认知。
众所周知，传统中国认同“天下”观，并将其作为终极性理想予以维护。相对于作为人之根本的“天下”，“国”仅仅指的是王朝，政治性实体与天下大同的理想相比，显得可有可无，古人所谓“自古无不亡之国”便是力证。在“天下观”的主导下，作为“国家”的主体便显得无所适从。进入近代以来，梁启超、孙中山等人首先意识到现代民族国家是发展的前提，而开始了从天下观到国家观的转变，致力于构建现代民族国家个体。
在国家概念建成之后，便需要对它的绝对性认同，维护国家利益便成为现代国民应尽的责任。正如上文所论述的沉沦者对自我/个体的关注代表着其现代性自我个的觉醒一样，国家对本体意义的关注，对主权、领土、人民、政府（梁启超对“未来之国”的四个特征的定义）的维护，便代表着现代性民族国家的个的觉醒。这种个的觉醒往往意味着权力/专制的诞生，即强调个体的把控力量。正如柄谷行人所言，
把自我、内面的诚实对立于国家、政治的权力这种思考，则忽视了“内面”也是政治、亦为专制权力的一面。追随国家者与追随“内面”者只是相互补充的两个方面而已。[10]
追随国家与追随内面者，都对主体把控权力产生认同感，因此两者在本质上是“相互补充的两个方面”。正如上文所分析的那样，沉沦者主体在遭遇到否定时，便会产生“复仇”的心，甚至对于长兄和中国同胞也不例外。国家主体在遭遇否定时，必然也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保证主体的合法性地位而有所行动，这便是爱国主义之要义所在。
而针对《沉沦》文本来说，自我=国家遭遇到的双重侵犯，便具有了互通性。沉沦者一方面要维护产生了“自我意识”的个体主体地位，一方面又要维护产生了“国家意识”的国家主体地位，而现代性的主体最不能忍受的便是对自身的否定和把控地位的消失，因此对国家和个体的双重否定只能导致沉沦者的死亡。以往研究往往偏重于《沉沦》中的国家意识，认为沉沦者的苦闷和自卑是由于国家的积贫积弱造成的，却忽视了国家意识的感知源于两个现代主体的同构关系。此时，“现代主体”才是关键所在，“个的觉醒”以及由此带来的“把控意识”，是国家=个人的原因所在。
其二，两者的主体性都是通过以“他者”作为映射性对象而得以建立，从这个意义上讲，正是对他者对强烈在意，反映出了两者的自我意识。中国历来并不在意外部世界的“夷狄”怎么称呼自己， 早期中西交往的传教士对此深有体会。中国几千年来都是透过朝贡体系的同心圆结构以四周的“夷狄”来映射自我，自然不会在意处于低下者地位的周围国家。然而，当中国从同心圆结构掉落到民族国家体系时，连一个与列强平等对话的地位都难以维系。此时，作为“他者”的其他国家便进入了中国的视野，可以说，正是通过“国与国相峙而有我国”的逻辑，民族国家的自我意识才得以突显。
返归到沉沦者自身，他正是通过与日本人（妓女/农夫）/日本同学/中国同学/长兄/中学堂同学等他者的关注、甚至近乎病态的敏感中，其个体的自我意识才确立起来。发现我与他者的不同，正是现代性自我个性主义张扬的前提，是其区别于传统集体主义意识的标出性特征。而对前两者（日本人与日本同学）的在意，则可以看作个人意识与国家意识共谋的结果。
综上所述，沉沦者与其“故国”之间实质上为刚刚建立起的现代性个体在个人和国家上的体现。因此，两者都有“个的觉醒”和他者映射出的自我意识，而在共同对立项日本面前，便有了共通的同构性。因此，国家呼唤和私性体验才常常会并列出现，看似突兀，实则有着其内在逻辑。
注释：
[1]郁达夫著，李今编：《沉沦》，《郁达夫作品新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22页。
[2]郁达夫著，李今编：《沉沦》，《郁达夫作品新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34页。
[3]郁达夫著，李今编：《沉沦》，《郁达夫作品新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40页。
[4]鲁迅：《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编年版 第1卷（1898-1919）》，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1月版，第547页。
[5]郁达夫著，李今编：《沉沦》，《郁达夫作品新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37页。
[6]郁达夫著，李今编：《沉沦》，《郁达夫作品新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23页。
[7]郁达夫著，李今编：《沉沦》，《郁达夫作品新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16页。
[8]郁达夫著，李今编：《沉沦》，《郁达夫作品新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25页。
[9]郁达夫著，李今编：《沉沦》，《郁达夫作品新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26頁。
[10][日]柄谷行人著，赵京华译：《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7月版，第74页。
作者简介：丰景，出生年：1994，性别：女、民族：汉、籍贯：山东省曲阜市、现供职单位全称：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职称：无、学位：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单位所在城市：北京。
【关键词】：《沉沦》；他者；现代性自我；现代民族国家
一、泛化的仇敌：“中国同学”与“长兄”的他者化
“复仇”是贯穿《沉沦》的一个词语，每当这“卑怯者”受了辱，第一想到的便是自言自语式的“复仇”话语。例如，当他的日本同学“个个都同春来的燕雀似的，在那里作乐”时，他却坐在座位上“锁了愁眉”一言不发，起了复仇的心：
“他们都是日本人，他们都是我的仇敌，我总有一天来复仇，我总要复他们的仇。”[1]
这时，可以说个人怨恨（希望他的同学来对他讲些话，他们却自管自家去寻欢乐去）因无处可发而上升到了国家仇恨（他们都是日本人，我总要复他们的仇），并以此获得了存在的合理性。自此，个人性的自卑感以民族性的自卑感被感知，宏大的国家主体依靠个人的受辱而得以表现。
然而，仇敌并非止于作为民族对立面的日本人，而是延伸到了作为同胞的”中国同学“，乃至于作为至亲的“长兄”：
他的几个中国同学，怎么也不能理解他的心理。……因此都说他是染了神经病了。他听了这话之后，对了那几个中国学生一样，起了一种复仇的心。[2]
他同他的长兄，为了一些儿细事，竟生起龃龉来。他发了一封长长的信，寄到北京，同他的兄长绝了交。……他因为想复他兄长的仇，所以就把所学的医科丢弃了……[3]
国家意义的提升在这里无处安放，事实上，“中国同学”与“长兄”此时并非作为民族的对立面，而是作为主人公“自我”的对立面而被他者化了。正如兀自坐在课桌却很希望获得些日本同学的关注一般，寻访中国同学并非探讨国家民族要义而不过是想要“得些同情”，而当中国同学“都说他是染了神经病了”时，他便将其与那些看到他的愁容便“抱头奔散”的日本同学并列了。可以说，没有获得同情/关注/肯定是主人公之所以怨恨他者的原因，即当自我/主体遭遇否定的时候，便“起了复仇的心”。
这一点在他与长兄的绝交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他的长兄本来 “为人正直得很，在部里办事，铁面无私，并且比一般部内的人物又多了一些学识”，是一位品德学识双修的“善人”，但是这场“发始于他的”绝交，经过主体的过滤，反而得出“长兄是一个恶人，他自家是一个善人”的结论。
当我们把视角从外部民族性转而投向内部的个体时，悖论便产生了：沉沦者对于同为弱国同胞的同学与长兄，也将其并入了仇敌之列。由此看来，处于中心性地位的主體不容侵犯，并非仅仅源于因弱小国民而产生的卑怯心理，同时也是与看似病态的现代性自我相关。因为现代性个体与传统相比最具标出性的一点便在于个性主义的张扬，即对自我的绝对性肯定。正是由于对自我的过度关注，才会产生过度“卑怯”的敏感心理，从这个意义上说，“沉沦者”与“狂人”在对他者“看”的敏感性方面有了某种同质性：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4]
……
远远有一个农夫，拖了一车野菜慢慢的走来。那农夫同他擦过的时候，突然对他说：
“你早啊！”
他倒惊了一跳，那清瘦的脸上，又起了一层红潮，胸前又乱跳起来，他心里想：难道这农夫也知道了么？“[5]
……
他们所送的秋波，不是单送给那三个日本人的么？唉！唉！她们已经知道了，已经知道我是支那人了，否则她们何以不来看我一眼呢！[6]
“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而现在“精神分外爽快”的状态，事实上是经过了“启蒙”之后的现代性自我，于是“我”才开始关注异己的外界，并发现了质疑自我的“吃人”。同样地，零余者对那农夫与女学生的敏感，实际上也是现代性自我关注本体的要求所致。
返归到文章开头，在定义这个“孤冷得可怜”的沉沦者时，作者用了“早熟的性情”加以解释他零余于众人的原因：
他的早熟的性情，竟把他挤到与世人绝不相容的境地去，世人与他的中间介在的那一道屏障，愈筑愈高了。[7]
此处“早熟”，指的便是处于异国的沉沦者在接受了西方文明的冲击后所产生了现代性主体，成熟=现代，在进化论意义上两者都表明跨入更高阶段的状态，而沉沦者的个体觉醒相比于周围人更早，便造成了他“与世人不相容的境地”。
事实上，沉沦者的早熟，并非开始于日本时期。其自我的觉醒，在”富春江上的一个小市“的故乡，便开始萌生发展，这说明留日受到的屈辱，只是这一现代性自我在特定环境下与国家自我相契合而产生的感受。
例如，在回述早年在故国的经历时，笔墨几乎全部集中于沉沦者在学校间辗转不定的经历。早在从县立小学堂卒业后，他就“换来换去的换中学堂”，因为“依他自己讲来，他以为他一个人同别的同学不同，不能按部就班的同他们在一处求学的”[8]；在杭州教会大学上预科时，也“总有些反抗的意思”，“因为他是一个爱自由的人，对那些迷信的管束，怎么也不甘心服从”[9]。
自觉意识到主体的异质性，并对管束力产生对抗与质疑，这本身便是主体之独立性的展现。觉醒了的个体接受到异国的冲击后，对个体的强烈关注从“对抗”转向了“卑怯”，但其卑怯发生的根源在国家宏大命题之下却遭遇了遗忘。
二、国家与个人的现代同构：个的觉醒与他者映射自我
通过上述论证，沉沦者的形象不再是忧国忧民的时代病代表，而成为了现代自我的代表。那么，此时应当如何理解他对于日本同学的复仇？《沉沦》中时不时出现的“祖国啊，我的死是你害我的”等国家意义的话语又该如何解释？ 事实上，在现代之初出现的个体与国家具有某种同构性，但这种同构性并非源于希望祖国早日富强的国家意识，而是源于注重个体主体性的现代意识。总的说来，这一同构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两者都面临着“个的觉醒”，即面临对“主体把控地位”的认知。
众所周知，传统中国认同“天下”观，并将其作为终极性理想予以维护。相对于作为人之根本的“天下”，“国”仅仅指的是王朝，政治性实体与天下大同的理想相比，显得可有可无，古人所谓“自古无不亡之国”便是力证。在“天下观”的主导下，作为“国家”的主体便显得无所适从。进入近代以来，梁启超、孙中山等人首先意识到现代民族国家是发展的前提，而开始了从天下观到国家观的转变，致力于构建现代民族国家个体。
在国家概念建成之后，便需要对它的绝对性认同，维护国家利益便成为现代国民应尽的责任。正如上文所论述的沉沦者对自我/个体的关注代表着其现代性自我个的觉醒一样，国家对本体意义的关注，对主权、领土、人民、政府（梁启超对“未来之国”的四个特征的定义）的维护，便代表着现代性民族国家的个的觉醒。这种个的觉醒往往意味着权力/专制的诞生，即强调个体的把控力量。正如柄谷行人所言，
把自我、内面的诚实对立于国家、政治的权力这种思考，则忽视了“内面”也是政治、亦为专制权力的一面。追随国家者与追随“内面”者只是相互补充的两个方面而已。[10]
追随国家与追随内面者，都对主体把控权力产生认同感，因此两者在本质上是“相互补充的两个方面”。正如上文所分析的那样，沉沦者主体在遭遇到否定时，便会产生“复仇”的心，甚至对于长兄和中国同胞也不例外。国家主体在遭遇否定时，必然也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保证主体的合法性地位而有所行动，这便是爱国主义之要义所在。
而针对《沉沦》文本来说，自我=国家遭遇到的双重侵犯，便具有了互通性。沉沦者一方面要维护产生了“自我意识”的个体主体地位，一方面又要维护产生了“国家意识”的国家主体地位，而现代性的主体最不能忍受的便是对自身的否定和把控地位的消失，因此对国家和个体的双重否定只能导致沉沦者的死亡。以往研究往往偏重于《沉沦》中的国家意识，认为沉沦者的苦闷和自卑是由于国家的积贫积弱造成的，却忽视了国家意识的感知源于两个现代主体的同构关系。此时，“现代主体”才是关键所在，“个的觉醒”以及由此带来的“把控意识”，是国家=个人的原因所在。
其二，两者的主体性都是通过以“他者”作为映射性对象而得以建立，从这个意义上讲，正是对他者对强烈在意，反映出了两者的自我意识。中国历来并不在意外部世界的“夷狄”怎么称呼自己， 早期中西交往的传教士对此深有体会。中国几千年来都是透过朝贡体系的同心圆结构以四周的“夷狄”来映射自我，自然不会在意处于低下者地位的周围国家。然而，当中国从同心圆结构掉落到民族国家体系时，连一个与列强平等对话的地位都难以维系。此时，作为“他者”的其他国家便进入了中国的视野，可以说，正是通过“国与国相峙而有我国”的逻辑，民族国家的自我意识才得以突显。
返归到沉沦者自身，他正是通过与日本人（妓女/农夫）/日本同学/中国同学/长兄/中学堂同学等他者的关注、甚至近乎病态的敏感中，其个体的自我意识才确立起来。发现我与他者的不同，正是现代性自我个性主义张扬的前提，是其区别于传统集体主义意识的标出性特征。而对前两者（日本人与日本同学）的在意，则可以看作个人意识与国家意识共谋的结果。
综上所述，沉沦者与其“故国”之间实质上为刚刚建立起的现代性个体在个人和国家上的体现。因此，两者都有“个的觉醒”和他者映射出的自我意识，而在共同对立项日本面前，便有了共通的同构性。因此，国家呼唤和私性体验才常常会并列出现，看似突兀，实则有着其内在逻辑。
注释：
[1]郁达夫著，李今编：《沉沦》，《郁达夫作品新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22页。
[2]郁达夫著，李今编：《沉沦》，《郁达夫作品新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34页。
[3]郁达夫著，李今编：《沉沦》，《郁达夫作品新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40页。
[4]鲁迅：《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编年版 第1卷（1898-1919）》，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1月版，第547页。
[5]郁达夫著，李今编：《沉沦》，《郁达夫作品新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37页。
[6]郁达夫著，李今编：《沉沦》，《郁达夫作品新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23页。
[7]郁达夫著，李今编：《沉沦》，《郁达夫作品新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16页。
[8]郁达夫著，李今编：《沉沦》，《郁达夫作品新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25页。
[9]郁达夫著，李今编：《沉沦》，《郁达夫作品新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26頁。
[10][日]柄谷行人著，赵京华译：《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7月版，第74页。
作者简介：丰景，出生年：1994，性别：女、民族：汉、籍贯：山东省曲阜市、现供职单位全称：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职称：无、学位：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单位所在城市：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