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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智“巧取”
心仪已久之物
钟叔河，1931年生，湖南平江人，编辑、学者、散文作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949年参加工作，曾任《新湖南报》编辑、记者，1957年被划为右派，1970年又因“污蔑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被判刑10年，1979年平反出狱，以《走向世界丛书》闻名出版界及史学界。1957年被错化成“右派”失去工作后，只有自谋生路，靠四处打工糊口。钟叔河倒觉得有了更多的闲工夫，可以自由自在地去逛旧书店。解放以后旧书店经过改造都成了新华书店的下属单位，但是旧书买卖还是照样做的，不过线装书少了些。“民国时期以至晚清的石印、铅印本还相当多，”钟叔河回忆说，他看的胡适、周作人的老版书，差不多都是在这个时期淘换来的。那时候他在街道给人家拉板车，一天不落，一个月下来28块钱，也就够一个月吃饭的，仅仅剩下几毛钱。你别小看这几毛钱，积累起来还真能成大事。他当时就买过《四部丛刊》白纸本《高太史大全集》，十本书您猜多少钱？2.4元，搁现在连一页也买不下来。
淘换好东西，有时候是需要机智的。1961年的一天，钟叔河闲逛旧书店，突然望见身旁一位读者正要伸手去拿一册他心仪已久之书——饶述一译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民国二十五年八月初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是英国作家劳伦斯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于1928年问世，为世界文学名著。此书曾遭到起诉，理由是诲淫诲盗，经过几天的法庭激烈争论，最后出版社方胜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上海已有原版出售。此书初版8年之后，中国有了第一个中译本。其初版自然十分珍贵，钟叔河一眼看到它，那种冲动那种兴奋，什么也顾不上了，说时急那时快，上前一把就从那人手里抢了过来。那人一头雾水，继而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眉毛一竖眼睛一瞪。钟叔河一看这情形，先避其锋芒，转移阵地去跟书店的服务员交涉。
那时候旧书店收购旧书要看证件，成人要工作证，居民要户口簿，学生要拿学生证。除此之外你就是送去再好的旧书，人家也不敢收。钟叔河就利用了这个规则，他问服务员：“你们收书为什么不看证件？”一下把服务员问愣了，他接着说：“小孩子卖书还不都是偷了家里的，这书就是我儿子偷了我的，再卖给你们的，这得还给我。”服务员这才明白过来，摇头说：“您有意见自管提。书不能给您。”钟叔河说：“我不是要白收回这书，我照价付款，不就是一块钱吗，我买回去教育儿子行不行？”服务员一琢磨，有道理。而最先拿到这书的那位，站在一旁看着，一声没言语。钟叔河就用机智买到了这本珍版书。
与姚文元争书不含糊
“文革”时期琉璃厂有个内部书店，在当时所有书店只卖几种书的大环境下，那是很值得向往的地方，但进这地方是要介绍信的。我那时想了很多办法，还是弄不到单位的介绍信，那里面到底有什么好东西，一无所知。
后来读王学泰的《“文革”中的琉璃厂》才知道那个内部书店里面还真有好东西，不仅如此，那时各方名人要人常聚于此。
王学泰，1942年12月生于北京，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退休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著作算是等身了，举出几部，可见王先生并不是书呆子式的文人，《中国流民》《人世百态》《中国人的幽默》《水浒与江湖》《重读江湖》等。文如其人，很有个性，要不然他淘换藏书的时候，怎么敢和当时鼎鼎大名的要人争锋呢？
1974年，我正上高中，正在琉璃厂内部书店外面转腰子的时候，王先生已经凭着介绍信进去淘宝了。这天王先生不知道是运气使然，还是天意安排，他在狭长的中国书店西廊里转悠了很长时间。当时的西廊面对马路一侧没门，门在中国书店院内。大约上午十点多钟，有服务员“从库中抱出来一摞书”正往书架上码。王先生拿眼睛一扫，眼前就是一亮。《景德传灯录》是一部清代末年的刻本，纸香墨香飘飘然而来。木刻本和今天的印本不同，今天的书拿出来首先闻到的就是印油味道，环保的不呛人，不环保的呛人。而木刻本则不仅有墨香，更重要的是它和竹纸发出的香味混合在一起，优雅而沁人肺腑。这部书就是放在今天，仍不失为一部珍贵之本。更何况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期间，这类书出得很少。王先生喜出望外，再一看标价5元，真宰人，但遇上好东西不能犹豫。他立马拿着书去交钱开票。钱交了，票还没开完，事情就来了。
这时候从里面出来一位老服务员，上来就问：“您买的那书，是不是叫《景德传灯录》？”他点头说是。那人说：“没别的意思，就是想请您让一让。”“让一让”就是说你淘换的东西留下来匀给别人。喜欢收藏的人都有一个潜规则，“藏品与老婆不让别人。”王先生说那不行呀，都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啦。来人不紧不慢地跟王先生说：“这个不打紧，钱可以还给您。这书原本不能拿出来，服务员不知道。”王先生也是性情中人，很较真，“不能拿出来你们不还是拿出来了？”那人小声地跟他嘀咕了几句，说姚文元也正四处踅摸这书呢，说不定这时候正在楼里面找呢。王先生一听，心说，谁让咱哥们儿先逮着了，拜拜了您哪。走为上策了。
巧护藏品回家偷着乐
倪墨炎是藏书爱书编书评书界中的名人，自1960年从留校编辑上海师院中文系校刊起，后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辑，继为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20世纪70年代到北京参加《鲁迅全集》编辑注释工作，90年代任上海韬奋纪念馆馆长等，其所编《鲁迅散文选集》获国家优秀图书奖。这一代人经历过一个特殊的岁月，读书藏书甘苦自知，其中颇多奇遇之事。倪墨炎自己写过一篇《访书奇遇》，可为这种奇遇的见证之一。
1976年倪墨炎来北京参加《鲁迅全集》编辑注释工作，需要翻阅大量解放前的旧书，自然这也是他兴趣所在。一日走在大街上，在一个十字路口处，见到一张小广告，上面写着“欲求旧书者，可来一观”。小广告上面有地址，倪先生将信将疑记下来。那时虽然“文革”已经到了尾声，但也没人敢大着胆子，广而告之说自己家里有解放前的旧书要卖。那时候处理旧书就两条路，一是卖给旧书店收购处，二是当废纸卖给收废品的。
倪先生按着记下来的地址，真找了去。不管是真是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找到，上前，敲门，门开，进屋，眼前就是一道风景墙，没别的全是解放前的旧书刊。很多都是被打成“反动书”“汉奸书”的那种，再加上那些线装的“四旧”，倪先生纳闷了，这么多东西怎么躲过“文革”的？
原来藏书的主人是位退休教师，“文革”开始的时候就已经退休在家了，很少有人想到他。这老先生还真有绝活，为了保护自己的藏书，还真是动了脑筋。老先生买了大量的纸张，把沿墙的书柜整个给糊上了一层纸壳，像是一道纸墙。纸墙能挡住红卫兵吗？不能。老人知道红卫兵也有怕的，于是又买了8张毛泽东不同时期的照片宣传画，一一贴在纸墙上，看上去整个就是一红色革命墙。用老先生的话说，那些人再厉害“也不敢撕毁伟大领袖的像啊！”就这样，这批珍贵的藏品才得以保留下来。其珍贵程度，倪先生举了几个例子“《论语丛书》《人间世丛书》、林语堂的集子、邵洵美的集子，”这些书中如“虞琰的诗集《湖风》”连倪先生这样的新文学行家都“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批被老先生绞尽脑汁保护下来的珍贵图书，在老先生离世后被其后人以500元钱卖给了旧书店，最后落得个七零八落，天各一方。
淘换藏书并非总能遇上前述的巧事。倪墨炎的《买旧书的又惊又喜》，其中就说到有一回，他和藏家大佬黄裳、姜德明一起去淘书。倪先生在旧书店里先发现了“一本小开本的湖畔诗社编印的《春的歌集》初版本，上面有应修人给旦如的题赠。”旦如绝非泛泛之辈，当年瞿秋白、冯雪峰就总去他那儿串门。而且这人还是“上海鲁迅纪念馆的第一任副馆长”，别看是副馆长，那已经是一把手了，因为没有正馆长。此书的珍贵程度可想而知。遇上这样珍贵的好东西，你就偷着乐吧！倪先生不，他拿着书给姜德明看。姜先生是著名新文学书藏家，国际上都有一号的。老姜接过去一翻，连声称好书好书。几个人各自挑好了书，抱着去交款，偏偏到了这本《春的歌集》，营业员抽出来，说这书不卖。好说歹说都没用，钱没交，书还不是自己的。谁让他和老姜议论让人家听到了呢。此后倪墨炎得出一个教训，遇上好东西要保持沉默，要乐回家偷着乐去。
编辑/王文娜
wangwenna@yeah.net
心仪已久之物
钟叔河，1931年生，湖南平江人，编辑、学者、散文作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949年参加工作，曾任《新湖南报》编辑、记者，1957年被划为右派，1970年又因“污蔑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被判刑10年，1979年平反出狱，以《走向世界丛书》闻名出版界及史学界。1957年被错化成“右派”失去工作后，只有自谋生路，靠四处打工糊口。钟叔河倒觉得有了更多的闲工夫，可以自由自在地去逛旧书店。解放以后旧书店经过改造都成了新华书店的下属单位，但是旧书买卖还是照样做的，不过线装书少了些。“民国时期以至晚清的石印、铅印本还相当多，”钟叔河回忆说，他看的胡适、周作人的老版书，差不多都是在这个时期淘换来的。那时候他在街道给人家拉板车，一天不落，一个月下来28块钱，也就够一个月吃饭的，仅仅剩下几毛钱。你别小看这几毛钱，积累起来还真能成大事。他当时就买过《四部丛刊》白纸本《高太史大全集》，十本书您猜多少钱？2.4元，搁现在连一页也买不下来。
淘换好东西，有时候是需要机智的。1961年的一天，钟叔河闲逛旧书店，突然望见身旁一位读者正要伸手去拿一册他心仪已久之书——饶述一译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民国二十五年八月初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是英国作家劳伦斯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于1928年问世，为世界文学名著。此书曾遭到起诉，理由是诲淫诲盗，经过几天的法庭激烈争论，最后出版社方胜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上海已有原版出售。此书初版8年之后，中国有了第一个中译本。其初版自然十分珍贵，钟叔河一眼看到它，那种冲动那种兴奋，什么也顾不上了，说时急那时快，上前一把就从那人手里抢了过来。那人一头雾水，继而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眉毛一竖眼睛一瞪。钟叔河一看这情形，先避其锋芒，转移阵地去跟书店的服务员交涉。
那时候旧书店收购旧书要看证件，成人要工作证，居民要户口簿，学生要拿学生证。除此之外你就是送去再好的旧书，人家也不敢收。钟叔河就利用了这个规则，他问服务员：“你们收书为什么不看证件？”一下把服务员问愣了，他接着说：“小孩子卖书还不都是偷了家里的，这书就是我儿子偷了我的，再卖给你们的，这得还给我。”服务员这才明白过来，摇头说：“您有意见自管提。书不能给您。”钟叔河说：“我不是要白收回这书，我照价付款，不就是一块钱吗，我买回去教育儿子行不行？”服务员一琢磨，有道理。而最先拿到这书的那位，站在一旁看着，一声没言语。钟叔河就用机智买到了这本珍版书。
与姚文元争书不含糊
“文革”时期琉璃厂有个内部书店，在当时所有书店只卖几种书的大环境下，那是很值得向往的地方，但进这地方是要介绍信的。我那时想了很多办法，还是弄不到单位的介绍信，那里面到底有什么好东西，一无所知。
后来读王学泰的《“文革”中的琉璃厂》才知道那个内部书店里面还真有好东西，不仅如此，那时各方名人要人常聚于此。
王学泰，1942年12月生于北京，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退休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著作算是等身了，举出几部，可见王先生并不是书呆子式的文人，《中国流民》《人世百态》《中国人的幽默》《水浒与江湖》《重读江湖》等。文如其人，很有个性，要不然他淘换藏书的时候，怎么敢和当时鼎鼎大名的要人争锋呢？
1974年，我正上高中，正在琉璃厂内部书店外面转腰子的时候，王先生已经凭着介绍信进去淘宝了。这天王先生不知道是运气使然，还是天意安排，他在狭长的中国书店西廊里转悠了很长时间。当时的西廊面对马路一侧没门，门在中国书店院内。大约上午十点多钟，有服务员“从库中抱出来一摞书”正往书架上码。王先生拿眼睛一扫，眼前就是一亮。《景德传灯录》是一部清代末年的刻本，纸香墨香飘飘然而来。木刻本和今天的印本不同，今天的书拿出来首先闻到的就是印油味道，环保的不呛人，不环保的呛人。而木刻本则不仅有墨香，更重要的是它和竹纸发出的香味混合在一起，优雅而沁人肺腑。这部书就是放在今天，仍不失为一部珍贵之本。更何况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期间，这类书出得很少。王先生喜出望外，再一看标价5元，真宰人，但遇上好东西不能犹豫。他立马拿着书去交钱开票。钱交了，票还没开完，事情就来了。
这时候从里面出来一位老服务员，上来就问：“您买的那书，是不是叫《景德传灯录》？”他点头说是。那人说：“没别的意思，就是想请您让一让。”“让一让”就是说你淘换的东西留下来匀给别人。喜欢收藏的人都有一个潜规则，“藏品与老婆不让别人。”王先生说那不行呀，都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啦。来人不紧不慢地跟王先生说：“这个不打紧，钱可以还给您。这书原本不能拿出来，服务员不知道。”王先生也是性情中人，很较真，“不能拿出来你们不还是拿出来了？”那人小声地跟他嘀咕了几句，说姚文元也正四处踅摸这书呢，说不定这时候正在楼里面找呢。王先生一听，心说，谁让咱哥们儿先逮着了，拜拜了您哪。走为上策了。
巧护藏品回家偷着乐
倪墨炎是藏书爱书编书评书界中的名人，自1960年从留校编辑上海师院中文系校刊起，后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辑，继为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20世纪70年代到北京参加《鲁迅全集》编辑注释工作，90年代任上海韬奋纪念馆馆长等，其所编《鲁迅散文选集》获国家优秀图书奖。这一代人经历过一个特殊的岁月，读书藏书甘苦自知，其中颇多奇遇之事。倪墨炎自己写过一篇《访书奇遇》，可为这种奇遇的见证之一。
1976年倪墨炎来北京参加《鲁迅全集》编辑注释工作，需要翻阅大量解放前的旧书，自然这也是他兴趣所在。一日走在大街上，在一个十字路口处，见到一张小广告，上面写着“欲求旧书者，可来一观”。小广告上面有地址，倪先生将信将疑记下来。那时虽然“文革”已经到了尾声，但也没人敢大着胆子，广而告之说自己家里有解放前的旧书要卖。那时候处理旧书就两条路，一是卖给旧书店收购处，二是当废纸卖给收废品的。
倪先生按着记下来的地址，真找了去。不管是真是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找到，上前，敲门，门开，进屋，眼前就是一道风景墙，没别的全是解放前的旧书刊。很多都是被打成“反动书”“汉奸书”的那种，再加上那些线装的“四旧”，倪先生纳闷了，这么多东西怎么躲过“文革”的？
原来藏书的主人是位退休教师，“文革”开始的时候就已经退休在家了，很少有人想到他。这老先生还真有绝活，为了保护自己的藏书，还真是动了脑筋。老先生买了大量的纸张，把沿墙的书柜整个给糊上了一层纸壳，像是一道纸墙。纸墙能挡住红卫兵吗？不能。老人知道红卫兵也有怕的，于是又买了8张毛泽东不同时期的照片宣传画，一一贴在纸墙上，看上去整个就是一红色革命墙。用老先生的话说，那些人再厉害“也不敢撕毁伟大领袖的像啊！”就这样，这批珍贵的藏品才得以保留下来。其珍贵程度，倪先生举了几个例子“《论语丛书》《人间世丛书》、林语堂的集子、邵洵美的集子，”这些书中如“虞琰的诗集《湖风》”连倪先生这样的新文学行家都“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批被老先生绞尽脑汁保护下来的珍贵图书，在老先生离世后被其后人以500元钱卖给了旧书店，最后落得个七零八落，天各一方。
淘换藏书并非总能遇上前述的巧事。倪墨炎的《买旧书的又惊又喜》，其中就说到有一回，他和藏家大佬黄裳、姜德明一起去淘书。倪先生在旧书店里先发现了“一本小开本的湖畔诗社编印的《春的歌集》初版本，上面有应修人给旦如的题赠。”旦如绝非泛泛之辈，当年瞿秋白、冯雪峰就总去他那儿串门。而且这人还是“上海鲁迅纪念馆的第一任副馆长”，别看是副馆长，那已经是一把手了，因为没有正馆长。此书的珍贵程度可想而知。遇上这样珍贵的好东西，你就偷着乐吧！倪先生不，他拿着书给姜德明看。姜先生是著名新文学书藏家，国际上都有一号的。老姜接过去一翻，连声称好书好书。几个人各自挑好了书，抱着去交款，偏偏到了这本《春的歌集》，营业员抽出来，说这书不卖。好说歹说都没用，钱没交，书还不是自己的。谁让他和老姜议论让人家听到了呢。此后倪墨炎得出一个教训，遇上好东西要保持沉默，要乐回家偷着乐去。
编辑/王文娜
wangwenna@yeah.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