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上半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是7%，差不多相当于这项指标最高水平的一半。经济增速趋缓的首要原因，是全球需求的相对萎缩。我们的人工更贵了、土地更贵了，方方面面的要素都更贵了，这也是经济增长的结果。通过创新对冲经济下行，可以从多个方面来理解。
　　在成本上升的情况下，需要通过创新来提高生产率。今天我们的人均收入只是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左右，如果现在我们就丧失了出口优势，以后还怎么发展？解决的办法就是提高生产率。如果生产率上升的速度比工资慢，市场竞争力就处于劣势，反之就能处于优势。
　　创新也可以体现为组织形态的改变。海尔是一个大型的、传统的家电企业，以前层级很多，一线的想法经常到不了总部。近期，海尔实现了组织形态上的扁平化，成为一个创业平台。年轻员工如果有想法，不需要层层上报，而是可以自己出一部分钱，海尔配一部分钱，很快就把想法付诸实施。这个改变是很有意义的。
　　营销渠道也可以创新。中国的市场很大，营销需要很多投资，管理也很困难。但小米营销成本就很低，小米在技术上跟苹果、华为还有差距，但是它的长处就是提高产品的性价比，再通过顾客口口相传形成粉丝经济，比广告的效果更好。
　　再比如，我们很多税费偏高，服务质量偏低，也需要通过创新来解决。台州一家民营小企业的举动引人深思，他们把纸杯的生产放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在逻辑上不容易理解。
　　实际上他们算得很清楚：那里的土地比中国便宜，电价比中国便宜，美国招商引资的力度跟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一样，有很多优惠政策。工厂开业时，连副州长都去出席，让企业主很自豪。唯一比中国贵的是人工，但是他们的劳动生产率高，而且纸杯生产成本中人工所占比重小。纸杯的主要市场是美国，在当地生产还可省下运费。
　　还有好多制度上的变化不是自上而下推动的，而是自下而上拱出来的，IP电话就是一例。
　　福州马尾区一个民营企业最早把IP电话作为促销手段，发现很受欢迎，就开始经营IP电话。当时国际长途每分钟28至35元，IP电话每分钟4.8元。当地电信局控告他们扰乱市场、牟取暴利。初级法院判他们败诉，福州中院最后判非法经营证据不足，发回重审，因为立法的时候还没有IP电话。
　　电信部门的第一反应就是在电信条例中，写明IP电话国家专营，第二个反应就是推出了国家电讯公司，提供IP电话，价格每分钟4.8元。这就是一个技术进步和制度改革引发成本下降的案例。
　　金融制度的创新空间也很大。中国的金融仍然以间接融资为主。如果经济好，回报率就高，贷款需求也非常旺盛。等到经济不好了，原来觉得很低的贷款利息就变得很高，这样的间接金融会加剧经济波动。对冲办法就是发展直接融资、股权融资。
　　股权融资在经济好时回报高，在经济差时回报低，能够起到稳定器的作用。如何通过创新把好的想法变成产业和竞争力，是比对冲经济下行更长远的问题。（支点杂志2015年10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