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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已到耄耋之年，84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农业大学教授、大豆遗传育种专家盖钧镒仍如年轻人一般，保持着清晨到办公室、工作到深夜的作息习惯。
在60余年的研究生涯中，他和同事的脚步走遍全国每一寸生长大豆的土地：收集、整理大豆种质资源1.5万余份，创新大豆群体和特异种质2万余份，主持参与了20多个大豆新品种的选育工作，长江中下游的3000多万亩豆田，也在他们的指导下实现了产业化生产。时间追溯到1957年，苏北涟水农村。
那一年，盖钧镒刚从南京农学院（南京农业大学的前身）毕业，留校任教的他主动提出前往农村锻炼。当地的农民可能想也想不到，那个和他们同吃同住，一起挖河、推泥、种地的年轻人，竟然是个连农活都没干过的城里人。在我国著名的大豆遗传和试验统计学家马育华教授的指引下，盖钧镒对大豆遗传育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80年，44岁的盖钧镒迎来职业生涯的第二个转折点——他成功考取了首批国家公派出国访问学者，赴美国艾奥瓦州立大学担任客座助教。
进修期间，盖钧镒了解到，美国20世纪50年代大豆生产因胞囊线虫病几乎遇到灭顶之灾，是我国北京小黑豆的抗病基因，挽救了其大豆生产的命运。
在美国的两年半时间里，盖钧镒考察了美国大豆产区12个州的大学。访学的经历让他意识到，野生大豆是中国宝贵的财富，其中蕴藏的丰富的大豆遗传资源亟待人们保护和研究，作为中国的大豆科研工作者，要担起这个义不容辞的责任。
1982年，盖钧镒回国。因为工作的缘故，他和在上海当高级工程师的夫人长期分居两地，此次归国，夫人希望他能到上海来一家三口团聚。还没在家待几天，他就收到了恩师马育华先生的电报。盖钧镒决定独自一人回南京，全身心投入他钟爱的大豆研究事业。他深知，优良的基因分散在不同的种质资源中，只有把所有优良的基因集中起来，放到需要的品种里面，才能培育出高产、抗病、优质的品种。他以大豆资源研究为切入点，在国际植物遗传资源委员会的资助下，在国内相关农业科研单位协助征集下，依靠自身力量，在广大中国南方偏远地区广泛征集大豆地方品种。
在20多年的时间里，盖钧镒一共收集到1.5万余份大豆地方品种。在1998年，盖钧镒的研究团队建成世界第三大大豆种质综合性状数据库，其规模仅次于中国国家种质资源库和美国农业部的大豆种质资源库，为中国第二，世界第三。
“中国所有的大豆产区我都去过。”盖钧镒自豪地说。
纵是如此，他的科研团队收集大豆种质资源的脚步仍未停歇。他常勉励大家，在很远的西南山区，还有大批的传承几千年的大豆种质资源等待收集，收集中国原产地的大豆种质资源，就是在积累国家财富。就在盖钧镒潜心研究育种时，国内的大豆种植因受到进口大豆的影响，不断萎缩。
从1995年开始，我国大豆种植面积和单产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从原本的大豆净出口国成为最大的进口国。盖钧镒说，优质大豆的培育之所以势在必行，不仅因为大豆是原产我国的农作物，还因为大豆是最具全面营养价值的农作物，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和各种生物活性物质，是国人食用油脂和蛋白质的主要来源之一。然而，与我国1亿多吨大豆需求量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国内年仅1800多万吨的供给量，80%以上的需求需要进口。
由于国外地广人稀，机械化程度高，中国生产一吨大豆的成本是3000元，美国的成本仅为2500元，而且我国进口农产品关税低，利用关税提升国产大豆竞争力，收效甚微。“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大豆基础科研还存在较大差距。”盖钧镒坦言，从美国进口的大豆血缘多来自中国东北，但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东北大豆就被远远甩在后头——这无异于被掌握了筹码，若有朝一日出口国通过抬高价格控制大豆贸易，中国将毫无反抗之力，粮食安全将成为一纸空谈。
盖钧镒将高产作为我国大豆产业的突破口，除通过常规育种方法选育品种外，还探索通过选育高产理想株型來达到高产突破的目标。他主持和参加育成南农88-31等20多个大豆新品种，在长江中下游和黄淮部分地区推广5000多万亩，大豆亩产提高10%，达到近200公斤一亩。在他的团队努力下，南京农业大学获批建立“国家大豆改良中心”。他还按照人体健康的需求，培育氨基酸组成均衡的新品种大豆，营养价值甚至高于牛奶。“依靠科技提高产量、降低成本，朝着发展绿色大豆经济前进，前途还是很光明的。”盖钧镒说，当务之急是要从政策上加强引导，立足国内解决大豆供应问题;其次要把大豆列入粮食安全体系，加大大豆生产和出口的支持力度，通过大豆加工业和食品工业拉动对国产优质大豆的需求，捧紧国人喝豆浆的碗，把中国大豆昔日的“骄傲”找回来。
田里生长的成熟大豆植物。
2016年，好消息传来。当时的农业部发文，要逐步扩大大豆的种植面积，2020年，大豆种植的面积要比2016年增加三分之一，产量的提升也上升为国家战略，而盖钧镒团队的育种技术，将成为这项战略最坚实的支撑。
2019年10月23日，由南京农业大学、国际植物表型组织（IPPN）主办的第六届国际植物表型大会在南京开幕，“植物表型研究”是盖钧镒为大豆改良和培育找到的一件新“武器”。在会上，他表示，农作物表型和基因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直接影响到种质资源利用效率和现代种业的可持续发展。找基因型首先要找优良的表型，有了表型才知道这是不是优良的基因型。但表型同时也是不易被看见的，作物的产量，要等“长出来”才看见;作物的抗病性，要发了病才知道;抗虫性，也要放在田间才能验证。但人工统计效率低，准确性得不到保证，仅靠技术人员到田里一个个统计，1万个小块田，可能两三天都走不完。
如何快速地测定多种作物的表型？在盖钧镒看来，当农业遇上大数据，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目前研究结果表明，作物接受的光和作物的产量、抗病性、抗虫性、耐逆性等表型有关，如果利用无人机拍摄，便可根据作物反射光谱，对作物各项表型制表进行测算，找到所需要品种。如此一来，便可大大缩短育种时间。
要绘就全球作物表型研究的“中国方案”并非一日之功，这是盖钧镒一个甲子研究生涯中的新挑战，同时也是新机遇。
在60余年的研究生涯中，他和同事的脚步走遍全国每一寸生长大豆的土地：收集、整理大豆种质资源1.5万余份，创新大豆群体和特异种质2万余份，主持参与了20多个大豆新品种的选育工作，长江中下游的3000多万亩豆田，也在他们的指导下实现了产业化生产。时间追溯到1957年，苏北涟水农村。
那一年，盖钧镒刚从南京农学院（南京农业大学的前身）毕业，留校任教的他主动提出前往农村锻炼。当地的农民可能想也想不到，那个和他们同吃同住，一起挖河、推泥、种地的年轻人，竟然是个连农活都没干过的城里人。在我国著名的大豆遗传和试验统计学家马育华教授的指引下，盖钧镒对大豆遗传育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80年，44岁的盖钧镒迎来职业生涯的第二个转折点——他成功考取了首批国家公派出国访问学者，赴美国艾奥瓦州立大学担任客座助教。
进修期间，盖钧镒了解到，美国20世纪50年代大豆生产因胞囊线虫病几乎遇到灭顶之灾，是我国北京小黑豆的抗病基因，挽救了其大豆生产的命运。
在美国的两年半时间里，盖钧镒考察了美国大豆产区12个州的大学。访学的经历让他意识到，野生大豆是中国宝贵的财富，其中蕴藏的丰富的大豆遗传资源亟待人们保护和研究，作为中国的大豆科研工作者，要担起这个义不容辞的责任。
1982年，盖钧镒回国。因为工作的缘故，他和在上海当高级工程师的夫人长期分居两地，此次归国，夫人希望他能到上海来一家三口团聚。还没在家待几天，他就收到了恩师马育华先生的电报。盖钧镒决定独自一人回南京，全身心投入他钟爱的大豆研究事业。他深知，优良的基因分散在不同的种质资源中，只有把所有优良的基因集中起来，放到需要的品种里面，才能培育出高产、抗病、优质的品种。他以大豆资源研究为切入点，在国际植物遗传资源委员会的资助下，在国内相关农业科研单位协助征集下，依靠自身力量，在广大中国南方偏远地区广泛征集大豆地方品种。
在20多年的时间里，盖钧镒一共收集到1.5万余份大豆地方品种。在1998年，盖钧镒的研究团队建成世界第三大大豆种质综合性状数据库，其规模仅次于中国国家种质资源库和美国农业部的大豆种质资源库，为中国第二，世界第三。
“中国所有的大豆产区我都去过。”盖钧镒自豪地说。
纵是如此，他的科研团队收集大豆种质资源的脚步仍未停歇。他常勉励大家，在很远的西南山区，还有大批的传承几千年的大豆种质资源等待收集，收集中国原产地的大豆种质资源，就是在积累国家财富。就在盖钧镒潜心研究育种时，国内的大豆种植因受到进口大豆的影响，不断萎缩。
从1995年开始，我国大豆种植面积和单产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从原本的大豆净出口国成为最大的进口国。盖钧镒说，优质大豆的培育之所以势在必行，不仅因为大豆是原产我国的农作物，还因为大豆是最具全面营养价值的农作物，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和各种生物活性物质，是国人食用油脂和蛋白质的主要来源之一。然而，与我国1亿多吨大豆需求量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国内年仅1800多万吨的供给量，80%以上的需求需要进口。
由于国外地广人稀，机械化程度高，中国生产一吨大豆的成本是3000元，美国的成本仅为2500元，而且我国进口农产品关税低，利用关税提升国产大豆竞争力，收效甚微。“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大豆基础科研还存在较大差距。”盖钧镒坦言，从美国进口的大豆血缘多来自中国东北，但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东北大豆就被远远甩在后头——这无异于被掌握了筹码，若有朝一日出口国通过抬高价格控制大豆贸易，中国将毫无反抗之力，粮食安全将成为一纸空谈。
盖钧镒将高产作为我国大豆产业的突破口，除通过常规育种方法选育品种外，还探索通过选育高产理想株型來达到高产突破的目标。他主持和参加育成南农88-31等20多个大豆新品种，在长江中下游和黄淮部分地区推广5000多万亩，大豆亩产提高10%，达到近200公斤一亩。在他的团队努力下，南京农业大学获批建立“国家大豆改良中心”。他还按照人体健康的需求，培育氨基酸组成均衡的新品种大豆，营养价值甚至高于牛奶。“依靠科技提高产量、降低成本，朝着发展绿色大豆经济前进，前途还是很光明的。”盖钧镒说，当务之急是要从政策上加强引导，立足国内解决大豆供应问题;其次要把大豆列入粮食安全体系，加大大豆生产和出口的支持力度，通过大豆加工业和食品工业拉动对国产优质大豆的需求，捧紧国人喝豆浆的碗，把中国大豆昔日的“骄傲”找回来。
2016年，好消息传来。当时的农业部发文，要逐步扩大大豆的种植面积，2020年，大豆种植的面积要比2016年增加三分之一，产量的提升也上升为国家战略，而盖钧镒团队的育种技术，将成为这项战略最坚实的支撑。
2019年10月23日，由南京农业大学、国际植物表型组织（IPPN）主办的第六届国际植物表型大会在南京开幕，“植物表型研究”是盖钧镒为大豆改良和培育找到的一件新“武器”。在会上，他表示，农作物表型和基因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直接影响到种质资源利用效率和现代种业的可持续发展。找基因型首先要找优良的表型，有了表型才知道这是不是优良的基因型。但表型同时也是不易被看见的，作物的产量，要等“长出来”才看见;作物的抗病性，要发了病才知道;抗虫性，也要放在田间才能验证。但人工统计效率低，准确性得不到保证，仅靠技术人员到田里一个个统计，1万个小块田，可能两三天都走不完。
如何快速地测定多种作物的表型？在盖钧镒看来，当农业遇上大数据，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目前研究结果表明，作物接受的光和作物的产量、抗病性、抗虫性、耐逆性等表型有关，如果利用无人机拍摄，便可根据作物反射光谱，对作物各项表型制表进行测算，找到所需要品种。如此一来，便可大大缩短育种时间。
要绘就全球作物表型研究的“中国方案”并非一日之功，这是盖钧镒一个甲子研究生涯中的新挑战，同时也是新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