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使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彻底改变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它不仅支持了解放战争及新生政权的建立与巩固,推动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而且解放了生产力,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准备了条件.
【机 构】
: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使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彻底改变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它不仅支持了解放战争及新生政权的建立与巩固,推动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而且解放了生产力,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准备了条件.
其他文献
“人民”是毛泽东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以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历史为线索,梳理毛泽东“人民”概念在其经典文献中的运用,并在时间、主体、功能三个维度上对“人民”概念与“无产阶级”概念进行对比,既有助于我们把握“人民”概念发展的历史脉络,也有利于加深对毛泽东思想以及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中“人民”概念的认识与理解。
司法实践对“政府信息不存在”一类案件的审查处理存在一定程度的混乱,认定标准和审查规则也缺乏体系性.“信息不存在”并非是纯粹的描述性事实判断,也具有规范属性,解决司法审查的前提是确定“信息不存在”的规范内涵,进而理清司法审查的具体步骤,将审查规则予以层次化.在具体个案中可先回避实质性审查,通过判断行政机关是否依法履行“告知义务”,从形式合法性角度审查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后再转为对信息存在状态的实质性判断,通过直接证明的方式予以认定.如此路径存在困难,则借助法律推定的方式转化司法认定的对象,依据层次性的证据
“共和”不仅是一种政治思想文化,也是一种政治制度实践,是政治学话语体系中的基本内容。在“共和”话语语境中探析协商民主问题将会是深入研究现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逻辑进路。在百年共和历程中,协商民主被诠释为全国各党派共同参与的政治协商会议,其政治制度形式的形成具有浓厚的国情历史因素,本质上是一种阶级共和取向的混合政体,但在不同的中西共和文化差异中有不同的语义理解。协商民主在政治实践中强调制向共和的转变,具有自己独特的政治价值,其灵魂取决于何以实现混合政体。协商民主在我国社会主义国情下最终体现为全社会共同富裕、实
历史经验表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对于国家现代化的实现有着基础性的支撑作用。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个系统工程,参政党在这一过程中通过丰富治理主体、把脉治理客体、完善治理过程、创新治理方式,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提升国家治理的民主化、科学化、协同化、高效化等,有着重要意义。
南京国民政府在继承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与借鉴西方监察制度的基础上,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较为严密的监察网络体系。五权宪法明确监察权的职能定位,并在实践中不断地进行调试。在监察权力运行中,运行机构、运行方式和运行关系形成监察权的运行基础。在监察人员管理机制、权力运行保障机制和监察回避机制的保障下,监察权运行富有一定的特点,但监察权运行的成效难以令人满意,究其深层原因在于其制度设计与实际运行存在脱节,未达到监察立法的初衷。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是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样本.它统筹协调处理行政决策所涉及的多种关系,以形成良法善治的制度合力.理论上,它对行政决策范围的界定、重大行政决策的判断标准、公众参与的模式、合法性审查的模式、行政决策的终身责任追究等方面进行了回应或取舍.制度上,它对适用主体、重大决策事项划定方式、创新和拓展公众参与渠道、专家库和专家信用体系建设等问题进行了回应与设计.
陆地边境是国家疆域的边缘性部分。为巩固边防,改善边境地区民生,国家先后出台了许多专项政策加强陆地边境治理,推进边境治理现代化。边民补助作为其中一种陆地边境治理的政策机制,是边境地区边民的一项政策性收益,也是国家联结边民的政策纽带。边民补助政策机制蕴含着陆地边境治理的多种功能,但在实际的发放中不能简单地完成补助发放任务,更需要考虑如何利用好这一政策,有效发挥其治理功能,培养和塑造边民的国家意识、国土意识、国防意识、国门意识和国民意识,从而引导边民守土固边,维护边境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和魂,也是一个民族团结奋进、生生不息的源泉和动力。保山市是全国重点侨乡,也是云南省第一大侨乡。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度发展,保山市老一辈华侨华人的淡出和新生代华侨华人的崛起,新生代华侨华人群体迅速壮大,专业人士数量持续增长。保山市华侨华人文化是一种融合了中华文化和住在国文化的复合性共生共融共存文化,是东南亚文化圈中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在新时代,我们要充分发挥保山市华侨华人文化中的积极作用,以侨为桥,以文化人,抓住“一带一路”建设机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凝心聚力,
费孝通先生的“田野调查”在国内、国际都产生广泛影响,各有关高校开设的社会学专业、研究机构开展的社会学研究,无论是聚焦解决问题困难的调研导向,还是深入基层、深入一线的调研立场都与费孝通先生奠定的开拓性学术之风具有一些或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费孝通先生担负历史责任,克服各种困难,反复深入农村开展“田野调查”,成就《云南三村》著作典范。费孝通先生在“云南三村”调查中展现出来的执着精神、务实作风和科学方法,为后来者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撰写调研报告等提供有益参考和启示。
某调研组的“‘鸡鸣三省’会议会址考究”采用其所认为的先进方法研究地形、天气有科学依据,但是却抛弃了时代背景、抛弃了二十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威信县文化工作者对长征期间老红军的座谈访谈得到的珍贵资料。这样的研究结论仅强调技术手段而恰恰忽略了党史、忽略了历史事实,失去了基本的支撑和依据。调研组对红军的行军路线的认知也较为片面和模糊,并且误把游击纵队队员墓当成了红军墓。调研组靠“换言之”和“推测”来认定中央红军重大会议召开地点是不严谨的,这样的研究成果没有可信度。威信县对“扎西会议”的调研前